在阿里波监狱里，他可以看到《曼彻斯特导报》。这是他最得力的精神食粮。凭着这份自由主义的刊物，他多少可以了解欧洲及国际的大势。
那时，欧洲刚好发生一件大事。奥国总理陶尔斐斯（Dolfuss）枪毙工人，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堡垒。接着，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开始抬头。针对这些情形，自由主义分子曾从事口诛笔伐。可惜这些人多是“无事袖手谈心性”，要他们积极地起来对付纳粹和法西斯，简直没有希望。
不错，《曼彻斯特导报》一向打着自由主义的招牌，可是，它对于印度人民肉体上、精神上所受的虐待，却熟视无睹，充耳不闻。
照英国的一般绅士看来，印度人民根本不配谈民主自由。民主自由这些好听的名词并不是铸造出来给他们用的。甚至英国一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家摩勒（John Morley）也很坦白地宣称，他认为在遥远的将来，印度也不会树立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像轻柔温暖的加拿大的皮袍一样，不适宜于印度的气候。
照这逻辑推论下去，执行英国命令的印度殖民地政府，才算是代表民意的政府，而印度国大党不但不能代表全民，而且也不能代表一个小帮派。换句话说，印度要争取独立，须期待辽远的将来。政治偏见这浓厚，当地情形这么隔膜，无怪有人说，一过苏伊士运河，许多名词都要走样。
在四月间，谣言满天飞，监狱的看守长也告诉他说，甘地已经停止反抗运动了。这种不幸的消息使他不大好受，但又爱莫能助。他知道反抗运动迟早会停止，因为个人可以不顾一切，抵抗到底，全国性的组织却不易做到。他相信甘地对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形有深切的了解，所以经过仔细考虑后，他也心安理得，不大焦急了。
原来那次甘地停止反抗运动的动机，是有人造尼赫鲁的谣，说他在监狱里只是专心读书研究，没有严格进行他的任务。这的确是个误会。其实，尼赫鲁在狱中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关于反抗运动的许多仪式，他仍尽力遵守，所不同的是甘地比较重感情，尼赫鲁比较重理智。虽然原则上，甘地停止反抗运动是对的，不过他提出的理由还须再加考虑。
照甘地的意见，所有国大党党员，应该培养克己安贫的美德。他们应该参加建国活动，由个人亲自纺织来传播“手工织品”（Khaddar）的优点，由个人在各方面无可指摘的行动来传播团体上的一心一德，由个人的一切行为来消灭“贱民阶级”的观念，由个人跟瘾君子时常接触，以及普遍地养成个人的清心寡欲来传播完全禁止饮吹。这些工作都可以帮忙贫苦的党员遵守戒条。
在政见上，尼赫鲁和甘地还有一点距离，但他仍想尽办法对甘地效忠。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忠于领袖，忠于同志，算是最崇高的美德。当他一发觉自己和领袖或同志有些歧见的时候，他马上要控制自己，想法妥协。这样一来，他就能够解决困难，并且使同志们的政见和他更接近。
在阿里波监狱里，他忽然觉得寂寞万分，生活毫无趣味，好像逃避在旷野中那么无聊。那时他很深刻地觉得，任何重大的事情绝对不能依赖他人。一个人应该自己想办法；依靠人家，简直是自寻烦恼。
在自我检讨的过程中，他觉得甘地实在太伟大了。甘地的著作和言论，还不能表现他这个人；他的人格比较任何人所想象的更崇高。至于他对于印度的功劳，真是没法子衡量。他使人变成至仁大勇，刻苦耐劳；他使人能够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他使人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确，“勇敢”这个名词是一切人格的基础，没有勇敢，就没有道德，没有宗教，没有仁爱。他曾说：“只要一个人屈服于恐惧，他便没法子遵从真理或仁爱。”他本人虽深恶痛恨暴力，但他却说：“懦弱比较暴力更可痛恨”，而“规律才是认真办事的人的保证”。没有牺牲，没有规律，没有克己，根本没得救，并且也没有希望。但是，单纯牺牲而没有遵守严格的规律，也是无济于事。他仅用口述，不过他每句话的背后都富有力量，整个印度都知道他是真心救国救民。
甘地成为印度的灵魂，甘地等于印度的化身。他个人的成功或失败，等于印度的成功或失败。谁对他表示不客气，这不但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无异侮辱整个国家。那些傲慢成性的殖民地官员所加于甘地的无礼的行动，完全不知道他们曾播下坏种子。
记得1931年12月，甘地从伦敦开圆桌会议回来，途经意大利，罗马教皇不愿接见他。当尼赫鲁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他认为教皇拒绝接见甘地，是给印度以莫大的侮辱，但罗马方面还没有体会到。
普通革命家，多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甘地刚好是两样。他不但注重手段，而且非常重视个人的私生活，只要私生活无懈可击，什么事情都行。他十分注意人格的培养，对于知识的训练，反而看做无足轻重。有知识而没有人格固然很危险，有人格而没有知识又应该怎样？老实说，甘地的言行，酷似中古时代苦行修道的僧侣，不过和现代社会的心理经验和方法不大适合。
尼赫鲁认为空空洞洞的虚无缥缈的目的是可悲的。要行动发生效力，这种行动应该朝着明明白白的目标进军。生命不能完全合于逻辑。因此，目的也应该随时变动，以便和时代配合，无论如何，我们总该有个明明白白的目标。
甘地最看重简朴的生活，因为他觉得简朴的生活能够给人以真正的幸福。此外，他像耶稣一样，歌颂贫穷、吃苦。他认为清心寡欲，才能够促进真正的快乐，增加服务的能力。假如你能够了解这个大前提，那么甘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不难得到彻底的了解。
尼赫鲁不喜欢歌颂贫穷和吃苦。他以为贫穷和吃苦不应该受欢迎。相反的，这些状况应该消除的。再进一步说，他并不觉得禁欲的苦行修道的生活是社会的理想，虽然对于个人，这也许很适合。他明白而且赏识简朴、平等、克己等美德，但却不赞成太糟蹋肉体。像运动家需要锻炼身体一样，他相信思想和习惯也应该加以控制。假如你希望一个纵欲的人能够吃苦，或者在危难时期表现英勇的行为，这简直是不可能。良好的精神状态，像良好的身体那样，是需要训练的。但这并不是说要制欲。
平心而论，现代文明虽然充满着罪恶，但它也有它的好处；同时，它还有消灭那些罪恶的能力。假如我们把现代文明连根带蒂地毁掉，这将把那种能力也除掉，而人类将回到暗无天日的悲惨的日子。但是，姑定我们想这么做，事实上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不能停止变动，或者使自己置身度外。在心理上，自人类的祖先尝过伊甸乐园的苹果后，再也不想恢复原始的生活了。
伟大的甘地，他的行动多少带着宗教家的精神。他并不想改变社会组织，他只想改变个人，尤其是希望每个人能够控制情感和欲望，为的是情欲是罪恶。他一贯地主张苦行修道，他想法避免种种罪恶。为着避免个人的犯罪，许多制度上的毛病他反而忽略了。
一般和甘地不大相识，仅阅读他的著作的人，很容易把他当清教徒的僧侣，脸孔严肃，毫无人生的乐趣。事实上，他的著作不能完全表现他的为人；他本人比较他的著作更伟大。因此，引用他的言论来批评他的为人，可算是不大公平。他和清教徒式的僧侣的生活刚好相反。老实说，他的微笑是可爱的，他的大笑是动人的，并且使人觉得非常愉快。他像小孩一样，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都觉得他富有风趣。当他一跑进屋子的时候，整个屋子好像是大地回春一样，充满着温暖。
这真是个矛盾。尼赫鲁觉得所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多少都是如此。多年来，这种问题使他困恼。甘地既然那么慈爱，那么同情不幸的一群，但是，他为什么又要支持那种会产生而又会压榨不幸的一群的制度呢？他既然那么坚决主张反暴力，但是，他为什么又要赞成那种以暴力和强制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组织呢？说他会赞成这种制度，这句话也许不大正确；他多少算是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的无政府国家，既然是遥遥无期，而且也不容易想见，他只好接受现状了。他并不是不想改革现状，但他却希望在可能范围内，绝对不用暴力。
甘地有时也自称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他是有另一套看法，和普通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组织没有关系。印度国大党有许多党员也采用这名词，不过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虽然甘地曾读过不少社会主义的书籍，但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表面上，他很喜欢人家跟他讨论新思潮；事实上，他根本听不进去。简单说一句，甘地坚持手段重于目的，只要手段是对的，目的当然也不错。
由于他本人的生活非常简单，所以他对于大量增进衣、食、住等物质上的享受不感兴趣。他恐怕一般人会“饱暖生淫欲”，所以他希望每个人都从事精神上的修养，改良恶习、努力自新。凡是干群众运动的人，须降低生活水准，把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才算是真正的民主。
就在内心最苦闷的时期，尼赫鲁曾彻底检讨他个人和甘地的思想上的异同。他所得的结论是：二人都酷爱印度，酷爱人类，不过甘地较重精神，尼赫鲁较重制度；甘地较重情感，尼赫鲁较重理智。二人走的都是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假如以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制度而论，甘地至多仅同意三四成，尼赫鲁却赞成六七成；这种差异也许是和个性、年龄、环境有关系。好在救国救民的工作，是殊途同归，所以经过短期寂寞、苦闷的生活后，尼赫鲁的心情又恢复正常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