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底，尼赫鲁的爱妻卡玛拉的病加剧。到了8月11日，他奉命出狱，在军警的监视下，漏夜赶到阿拉哈巴。这次出狱，纯粹为着探视妻病，时间的久暂，完全由医生决定，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处境特殊，加以心情恶劣，他实在没法子安定下来做些大事情。
环境的变动既来得太突兀，而他自己又是毫无准备。他是从幽静的监狱忽然闯入满屋子都是医生、看护、亲戚、朋友的气氛中。他的爱女英迪拉也从圣蒂尼克坦国际大学赶来。许多亲友也继续地问长问短。这种环境和监狱截然不同。这儿有的是温暖舒服的家庭，有的是增进食欲的佳肴，可惜他的爱妻的严重的病况又使他索然寡欢了。
卡玛拉瘦到仅剩一把骨头，有气无力地在床上呻吟，一看她那种情形，他无时没有想到生离死别的惨状。他们结婚了十八年，十八年的经过，好像电影那样，一幕一幕地展开在他的眼前。他比太太大了九岁，年龄的差别，加上思想上的发展的不同，所以夫妻之间，有时也难免有吵嘴的事情。
婚后二十个月，他们的唯一的爱女英迪拉出世。接着，尼赫鲁便参加政治活动，公而忘私，自难给爱妻以应有的慰藉。好在夫妻的爱情仍是与日俱增，而且她时常鼓励他，须以国家前途为重，不必眷恋儿女私情。
不久之后，爱妻的健康欠佳，时常生病，他自己却辗转迁徙于各地的监狱中，夫妻会面的机会，仅限于探监的刹那。接着，全国性的反抗运动，把她也带上前线，成为国大党的一个斗士，于是她也以从容就义的态度，被禁在监狱里边。夫妻虽分别监禁于两处，但彼此的爱情却越来越浓厚。经过相当时间，才能够会见一次，因为会面这么困难，所以大家都有一刻千金的感觉，一分钟都值得珍惜。每次会面，彼此都能够在对方身上有新的发现。姑定有些问题大家不能够完全同意，但双方仍保留着青年时代“两小无猜”的精神。
经过十八年的结婚生活后，她仍保留着青春的少女的样子，可是尼赫鲁本人因为久经忧患，两鬓已经呈现银灰色，同时，额上的皱纹也是一天比一天加深，眼皮还显着暗淡的圈子。偶尔他和女儿妻子到外地去参观，一般生人误会他的妻子为他的女儿，母女二人酷似姐妹，这种情形倒使他觉得十分尴尬。
十八年了，夫妻二人别离的时间多过同住的时间。现在他刚从监狱出来，妻子却在生死关头挣扎。他本来要怪她不懂得善自保重健康，但他怎么能够说得出口？因为她对于国家的前途，满怀热烈的期望，只因健康欠佳，所以不能够有充分的表现。热火在心坎里燃烧，这无疑地更缩短她的生命。
也许她不会马上撒手归天罢。夫妻二人，经过十八年的同甘共苦的生活，到如今才能够有深一层的认识。换句话说，真正的共同生活现在才正式开始。彼此那么相互信赖，彼此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共同处理，难道皇天竟这么不仁，硬要把这对恩爱夫妻拆散么？
国大党的同志接二连三地来看他。他们告诉他许多事情。他们跟他讨论政治问题，并且征求他的意见。他因为一心关怀着妻子的病况，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难免有些隔膜。他知道个别的接触，才能够洞悉民情，不然，这等于纸上谈兵，和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因此，他决定在没有和一般同志详细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最好是闭口不说话，免得乱下断语，对不住同志。
还有一层。政府当局既然体贴他的妻子有病，让他暂时出狱，在礼貌上他不应该利用这机会从事政治活动。虽然他并没有向政府发出诺言或什么保证，但这种观念却牢牢地占据他的心灵，使他不敢随便发表政治上的声明。
在这期间，他心神不定，天天等待政府有什么新命令。医生奉命把他的妻子病况，天天向政府报告。事实上，自他暂时出狱以来，妻子的病况大为减轻。
一般朋友们相信，当两个悬案解决后，他马上可以释放：第一，国大党定于10月在孟买开会；第二，立法议员定于11月大选。政府当局认为他是个捣乱分子，假如他一旦出狱，难免会左右时局；最好把他再扣留三个月，等大局平定后，再来释放他。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8月23日，他又被送回监狱去了，前后仅在外间逗留十一天。警察开车到他的寓所，警长下车，很客气地告诉他说，时间已到，他须被送到奈尼监狱。他以沉痛的心情向亲友告别。当他正要踏上囚车的时候，他的年老多病的慈母却上气接不着下气，张开双手来拥抱他。此情此景，使他每次回忆起来，心里还有余痛。
当他回到奈尼监狱的时候，他心里仿佛觉得是从头开始受徒刑。多年来，他在监狱进进出出，好像飞梭一样。这种生活上的变动，使他的心情大受影响。的确，人非木石，谁能轻易适应不断变动的环境。他倒希望被关到从前住过的那一间牢房，那儿有花，也有走廊。不料那间牢房已经由一位未经审讯的国事犯住下，当局认为他不应和国事犯太接近，于是他被幽禁在更深远的地方，既看不到花，又闻不到草，冰冰冷冷，凄凄戚戚，实在无聊透了。
其实，他住在什么地方倒无关重要，因为他身羁牢狱，心怀万方，尤其是妻子的病况，使他念念不忘。他觉得过去十一天，妻子的病稍微好转，现在她突然听到他重新被捕，这难免会给她以极大的打击。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已经使他怪难受；整天瞪大眼睛，期待消息，这更使他度日如年。时间似乎是停止不进，至少是推动得极慢，所以每个钟头对他都是个负担或恐怖。
当他再度入狱后的一个月，警察又来带他去探问妻子的病。据说，此后他每星期可照这方式看她两次，可是他一等再等，完全不见下文。那时，从外边传来的消息，说他的妻子的病状正在恶化。他一想到警察给他的诺言，说一星期可看两次，这玩笑未免开得太大了。
据说，官方曾提出条件，说他假如在服刑的期间未满以前，答应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他随时可以释放出来，看护妻子的病。老实说，当时他只注意到妻子的病况，政治问题，连想也没有想到。不过要他提出口头或文字上的保证，要他不效忠自己的信仰，要背叛同志，要出卖自己，这问题根本上不值得考虑。因为他假如这么做，这等于否定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以后还有什么脸子做人。他固然知道妻子的病天天加剧，假如他能够亲自安慰她，服侍她，这也许对她有一点好处。不过那种代价太大，而且他深知有信仰、有骨气的妻子，绝对不赞成他这么干，所以他毅然决然拒绝这种要求。
到了10月初，他才有机会再去看妻子，那时她的热度很高，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她心里虽然希望和他在一起，可是当他说了一声“再会”，准备重返监狱的时候，她却鼓起无限的勇气，笑微微地低声地劝他千万不要给政府提出任何保证。
由于妻子的病况毫无起色，大家决定只有易地疗养的办法，而目的地为宝华里（Bhowali）。
别离那一天，他从监狱出来跟她话别。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一面的呢？说不定会成永别罢！这种生离死别的愁绪笼罩着他的心头。幸亏那天她容光焕发，面露笑容，所以他的心里反而比多日以来更见快乐。
三天以后，他又从奈尼监狱被解到阿尔摩拉县监狱（Almora District Gaol）。这样一来，他就更容易跟妻子接近。原来宝华里的疗养院是在中途，所以当他的囚车经过宝华里的时候，他有机会得和妻子盘桓几个钟头。他很高兴妻子的病况颇有起色，所以他才很安心跟她话别，然后继续前往阿尔摩拉。
尼赫鲁是个最懂得享受大自然恩惠的人。当他的囚车经过崇山峻岭的时候，他马上会闻到清晨的芬芳的气息，而眼前的气象万千的景色，更使他喜不自胜。山岭越来越高，幽谷越来越深，高峰消失于迷茫的云雾中。偶尔峰回路转，又见前面有新的山岭和幽谷，底下还有小小的河流。的确，名山胜水看不完，他恨不得大饱眼福，让将来回忆时有更多的资料。
当白天的时候，骄阳高挂天空，和暖的气氛，使整个山头更形活跃。随着时光的消逝，一天之内，山色千变万化。一到晚上，万籁俱寂，但夜里的平原仍充满着生命的气息。
到了旅途的尽头，他抬头一看，只见雪白的喜马拉雅山的山顶呈现在眼前。可爱的喜马拉雅山，又尊严，又伟大，高不可测，它以无忧无虑的态度，凝视往古来今。一看了它，心里的闷热的情绪完全镇定下来，所有无谓的矛盾、争执、阴谋、虚伪，都消灭得无影无踪。的确，在永恒的大自然里，人世的名位利禄，实在不值半文钱。
阿尔摩拉监狱位于山顶，尼赫鲁被关在一间宽敞的营房里。营房的厅子倒不小，不过地板高低不齐，屋顶被白蚁侵蚀，时常有粉末掉下来。这间营房有十五个窗子，一扇门。事实上，那儿根本没有门，也没有窗，仅有疏疏落落的竹枝把周围横七竖八地隔起来罢了。这样一来，四面通风，他倒不缺乏新鲜的空气。到了天气逐渐寒冷的时候，有些空洞却用椰子皮的纤维所织成的席子遮盖起来。在这么一个大屋子里，他孤零零地一人在沉思默想，但他并不觉得过分寂寞，因为那儿有二十多只麻雀在破陋的屋檐下结巢，吱吱喳喳，叫个不停。有时一片浮云，伸着它的同情的双手，闯入他的房间，四顾渺茫，仅留下一层潮湿的雾水。
在万分寂寞孤单的生活中，他想到古人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两句话，觉得这真是至理名言。的确，一个人受了折磨之后，他的神志更见清明；不过折磨太多，又使人的锐气丧失净尽。监狱的生活，逼得他从事自省自讼的工作。存在决定意识，谁又能跳出环境的巨灵的掌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