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上，尼赫鲁一直注意国大党在孟买所开的大会。那时他和国大党已经有二十年的密切关系，无论从整个组织来看，或者从几千名时相过从的同志来看，他和他们之间是没法子分开。然而那次会议却毫无生气。他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差不多完全没有提出来讨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办；假如他亲临其境，他也不知道怎样应付新环境。但是，他那时身在牢狱，焦急也没有用处，因为时局瞬息万变，等到责任落在肩膀上来的时候，再想办法也不迟。
在那次大会里，甘地的声望如日中天，博得亿万人民的爱戴。政府的官吏及隐居的政客昧于时势，而且凭着单相思，以为甘地在政坛上已经失势，至少他的势力大为减退。因此，当甘地以充沛的精神，绝大的势力重现政坛的时候，那些人不禁相顾失色，莫名其妙，个个要研究这种突然变动的原因。甘地之所以能够支配整个大会和整个国家，并不是他有什么新的意见，而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人格。事实上，崇高的人格到处被人重视；在印度，它更是占着重要的地位。
甘地的退休，可以说是那次孟买大会的特色。外表上，这可算是国大党史及印度史上的一章的结束；事实上，甘地虽退休，他的影响还在。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地位，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职位，或者有什么实际的关系，而是因为他的人格渗透整个国家和人民。
甘地之所以急急退休，因为他知道他个人的直接行动，势必和政府发生冲突，而他实在不愿意把个人的事情扩大为党的事件。
关于召集立法会议、制定宪法等事情，尼赫鲁十分同意，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没有第二条路。不过立法会议须以广大的群众作基础，从群众里找到力量，同时，又要代表群众的意志。起初伦敦殖民部及印度总督都不反对，后来他们觉得这种宪政运动隐伏着莫大的危机，所以便剧烈反对。
孟买大会结束后，立法会议选举便开始。尼赫鲁对于国大党的纲领虽不大满意，但他对于那次选举却十分关怀。他一心一意地希望国大党的候选人得到胜利。换句话说，他希望那些支持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的反动派会失败。虽然由于帮派观念作祟，但国大党仍赢得胜利，而大批使人讨厌的家伙的落选，更使他暗中欢喜。
在竞选立法议员的期间，印度教和回教都有反对派，这些人多数是大地主。大地主加上一些有高尚的专门职业的人，就造成所谓“自由主义分子”。好在印度中下层社会都不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无论怎样亲政府，怎样反动，结果，不会发生多大作用。至于工业家，他们既不敢采取直接的行动，又不敢冒险，所以他们只好严守中立，跟国家主义者和政府双方都维持着良好关系。他们根本不重视那些所谓自由主义者或帮派主义者。他们的动机，就是怎样才能够使他们的企业赚钱。
就国大党而论，它的领袖们在政治上较为前进，但他们还是太过小心。他们要求群众支持，不过他们极少征求群众的意见。在立法议会竞选前，他们努力放低调门，以便博得一切温和派的非国大党的分子的支持。现在国大党既然参加宪政运动，这对于政治上社会上的反动派更有兴趣，因为他们大可在竞选中捞到几张票。这样一来，国大党的领袖和群众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
说来真奇怪，当国大党“杯葛”省议会的时期，政府的代言人老是说立法议会和省议会最能反映民意。现在比较进步的份子支配立法议会了，可是官方的意见却完全相反。当有人提到国大党在竞选上大功告成的时候，官方就说选民的数目太少，而那些没有参加投票的民众，据官方的意见，是完全拥护英政府。
立法议会选举过后，官方就来一个报告书，内容提出种种批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不信任”和“怀疑”印度的人民。官方对于印度的民族和社会问题竟有这么看法，这未免使人十分惊奇。难道英帝国的政策和印度的利益毫无冲突之处吗？印度人是否想得到自由，以便延续帝国政策吗？据说，印度人一举一动须和英国政策相符合，这才算有资格自治。假如英国政策仍要在印度继续存在，那么多年来大家高呼自治独立，这又有什么意义？
从经济的观点看来，鄂达瓦协定，除了印度贸易外，对于英国没有什么利益。照印度的政界和商界的意见，英国对印度贸易的确有好处，而吃亏最大的是印度的广大群众。至于自治领，尤其是加拿大和澳洲，情形可两样了。它们跟英国斤斤计较，从英国那边得到了不少好处，虽然如此，它们还想尽办法来脱离鄂达瓦协定的约束，以便发展它们自己的工业，以及跟其他国家做生意。加拿大的重要政党——自由党——就要负责终止鄂达瓦协定。澳洲也提高关税壁垒，使英国的兰开夏的纺织业大受损失。
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一切冲突的根源。为着保障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当时英印之间曾签订一种秘密的英印贸易协定。这种协定，印度的立法议会剧烈反对，但官方却坚持到底，非有这协定不行。
无论鄂达瓦协定也好，贸易和商业的保障也好，这些都算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还是各种的条件，其目的在于延长那些富商巨贾以及高利贷者对印度人民的控制和剥削。只要那些条件还存在，真正的进步绝对不可能，宪法上的大改良也谈不上，同时，到社会主义的大门将被关得紧紧。伦敦这种作风，不但印度的急进分子不满意，连那些温和派的人物也认为这是开倒车。
在那大转变的时代，起初有人以为印度如能够从殖民地升到自治领的地位已经很不错，后来大家才异口同声地认为要一劳永逸，最好是达到完全独立的地步。因此，当1934年10月，英国工党开大会的时候，印度代表梅农（U. K. Krishna Menon）提出一条议案“表示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来实现建立完全自治的印度的主张是最关重要”。对于这条议案，工党议员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却想阻止。这儿可见，在执行帝国的政策上，工党和保守党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虽然英国工党的中下级党员是比较前进，但高级的领袖人物仍相当保守。
就印度的政治人物而论，有一点很明显，这是说，无论左派或右派，谁都不反对跟英国人民合作；大家所反对的仅是旧制度。只要英国让印度独立，那英印两国之间的合作机会多着呢。
老实说，那时印度的一般情形实在太坏。在“紧急权力”（Emergency Powers）和“安定法案（Tranguillity Act）下，许多社团被宣布为非法，许多青年志士困厄于监狱中。他们的家族流离失所，愤怒与怨恨，加强他们的雪耻的心理。另一方面，许多书籍、报章、杂志被禁，谁的家里收藏禁书，谁就有长期被监禁的危险。连《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也受孟加拉政府的警告，因为该刊物曾登载诗圣泰戈尔的一篇苏联纪行的文字。久享国际盛名、一生仅努力文化、不参加政治的泰戈尔，还遭遇这种待遇，其他人士更不用说了。
由于时局的变动，一般印度的知识分子对于现状非常不满。他们要了解实际情形，以便想法适应新环境。旧秩序已告一结束，新秩序正在形成中。谁要找正确的答案，他必须先了解这问题。
政治的变动固然迅速，经济的变动也很重要。大家知道19世纪的经济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目前不能适用。虽然新制度没有先例可援，但是环境逼得你非变动不可的时候，你只好硬着头皮想法改变了。除苏联以外，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是要厉行一种使美国的社会生活大变动的计划。罗斯福高谈“铲除特殊阶级，扶助不幸的人物”。他的计划是否走得通，这是后事不提，但他要把美国从那些老套改过来，这种勇气就值得人钦佩。他不怕改变政策，也不怕承认错误。甚至英国，它的首相乔治·路易，也拟好“新政”。英美如此，印度当然没有例外。换句话说，印度更需要许多“新政”。
平心而论，印度需要彻底改革的事情实在很多。不过要谈改革，光是通过几条议案是无补于事。最重要的办法，是立定规模，奠定基础，以便将来按部就班地从事建设；既不可投机取巧，又不宜随作随辍，更不该把已经建设好的事业一脚推翻。简单说一句，印度建设的目标，就是要把目前的贫乏的情形，改变为将来富庶的状态。
利益的冲突是免不了的，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谁都应该参加一边。在我们没有选择之前，我们应该想法了解，感情用事是毫无益处。我们应该根据事实、论据及详细的批评，以便作合理的要求。西方各国有的是这一类的文献，不过印度非常缺乏这一类的文献，许多好的书都不许输入。但是，光看别的国家所出版的书籍还不够；假如印度要建设社会主义，那么它必须根据印度的环境来发展；而细心研究当地环境，可说是当务之急。印度需要专家来研究和准备详细的计划。不幸印度所有的专家多数都在政府机关或半官办的大学里任职，他们在这方面必须慎重，不敢畅所欲言。
单纯的了解，并不能产生社会主义，其他力量也很需要。话又说回来，假如你不能深切了解，你怎么能够把握这问题，或搞起有力的运动。目前印度须重视农业，但从大处着想，工业也不能放松。这是说，印度应该农工并重。
在思想上，尼赫鲁是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温情主义者。他同情共产主义的理论，绝对不赞成教条主义，尤其是反对强制的暴力手段。的确，“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存在，决定他的意识”。尼赫鲁出身于富豪的家庭，自幼接受英国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浓厚，使他对于社会主义只能作有条件有限度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