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4日，他突然从阿摩拉监狱释放出来，这比他服刑的期限提前五个半月。那时他的妻子卡玛拉在德国养病，所以他趁这机会，即刻飞往欧洲。
可是他的妻子已经病入膏盲，药石不发生效力。虽然她又从德国搬到瑞士去治疗，结果仍溘然长逝，那是1936年2月28日的事情。
妻子死后，他好像失掉一只手。为着避免空虚寂寞的袭击，他只好拼命工作，希望从工作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他到处奔走，连一天也没有好好地休息。那时他的女儿英迪拉已经到牛津大学读书，不久之后，又往外地的疗养院医病。他白天一再参加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足迹到处，老是万人空巷，可是晚上回到冷冰冰孤零零的寓所里，又像置身于沙漠或荒岛，为保持宁静的心情起见，他故意不在家里招待或接见亲友。
但是，无论在工作上或心灵上，他一点也得不到宁静。他所负的责任的重大，使他时常觉得透不过气来。他没法子跟各党派各团体发生联系，他甚至跟最亲密的同志不能协调。他既不能为所欲为，又不能阻止人家轻举妄动；一种被压迫被抑制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在团体生活中，他自己显得寂寞孤单，但每次他发言的时候，老是人山人海，引起大家的热烈支持。
欧洲和远东的政局的变动，使他的精神上大受影响。慕尼黑协定，好像晴天霹雳一样，给他一个大打击。同时，西班牙的悲剧，也使他悲愤莫名。当那些恐怖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的时候，他心里总觉得大难快要临头，所以闷闷不乐，而他对于世界光明的前途的信念，忽然黯淡下去。
说大难，大难就临头。欧洲的战云弥漫，火药的气味十分浓厚；印度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岌岌不可终日。他本人好像坐在火山口，不知道火山什么时候会爆发。
消息传来，他再度被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他匆匆搭飞机回印，当他经过罗马的时候，他搞得相当尴尬，原来在他还没有动身前，他曾接到一个消息，说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要接见他。虽然他本人非常反对法西斯，他倒想亲眼看看墨索里尼到底是什么等样的人。不过那时他的心情极坏，实在不想访问任何人，尤其重要的是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正在继续进行，他恐怕和墨索里尼会见后，难免给他利用来作拥护法西斯的宣传。他记得印度政坛上有好几个领袖，曾经被罗马歪曲宣传，所以他打算这种访问至多是属于私人访问的性质，没有记录。最后，他决定不见，托人向墨索里尼道歉了事。
他回到印度后，即刻拼命工作。他曾主持国大党的常年大会。过去二年间，他一再关在监狱里，对于政局的发展多少会脱了节。现在他发现有许多大变动，而且同志之间充满着怀疑、猜忌、矛盾、冲突的情绪，但他自信有办法驾驭那局面。事实上，他能够使国大党照他的意见来进行。不久之后，他深知这种矛盾、冲突已经根深蒂固，要同志之间不互相怀疑、猜忌，似乎不大可能。想到这儿，他有一点心灰意懒。他曾准备辞去主席的职务，不过他一辞职，形势也许会恶化。结果，还是忍气吞声，埋头苦干下去。
那时，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蠢蠢欲动，他的背景无疑的是德意两国。形势所趋，将会爆发欧洲大战，甚至世界大战，而印度迟早会被牵入旋涡。在那种情形下，印度正要求全国上下，一心一意地来解决大问题，他实在不好意思自己辞职，以致削弱组织的力量，造成内部的危机。他自信这种分析是十分正确的，虽然恶劣的局面还须相当时间的酝酿，才会一发不可收拾。
西班牙内战给他的反响是：印度问题势必跟其他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越来越深切认识任何国家的个别问题，等于整个世界问题的一面。在整个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个别问题极难作彻底的解决。有人说，世界和平不可分裂；同样的，世界自由也不可分裂；而一半自由，一半不自由的局面绝对不能维持得太长久。法西斯和纳粹的挑战，本质上，是等于帝国主义的挑战。它们可算是双生子——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殖民地，法西斯和纳粹对内压迫人民。假如我们要在世界上建立自由，那么我们不但要消灭法西斯和纳粹，而且要全盘根绝帝国主义。
对于国际问题，他有这样的看法；他的同志，甚至印度一般人民也有同样的看法。群众之所以能够养成正确的政治观点，实由于国大党时常召集群众大会，讨论国际问题，同时，大家还想法给中国和西班牙以医药和粮食的援助。这种广泛的对于国际问题发生的兴趣，确会把印度本身的斗志提高，同时，又使印度免得陷于窄狭的国家主义。
平心而论，印度一般人民的生活既困苦，负担又繁重，他们实在没有闲心情注意国际问题。因为农民问题是印度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国大党也逐渐起草农业问题纲要。此外，工人问题也相当严重，而罢工事件也层出不穷。
那些对于政治很有兴趣的人，竞相讨论英国国会所拟的印度新宪法，可惜那种宪法的实权仍操在英国政府及其代表的手中。它要印度组织成一个联合邦，把封建式的藩王和半民主的省份联系在一起，以便继续执行英国的训令。这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情，其目的仅在于维护英国的既得利益。印度国大党坚决拒绝这种新宪法，同时，印度人民对它也没有什么好话可说。
虽然国大党坚决反对所谓新宪法，但大家仍坚决参加大选，因为参加竞选，才可以和几千万名选民发生密切的关系。尼赫鲁本人不是候选人，但他曾为国大党的候选人作竞选运动。他费了四五个月时间，周游五万里的路程。沿途他运用各种各式的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汽车、运货车、马车、牛车、单车、象、骆驼、马、轮船、帆船、独木舟，最后还要步行。他随身带了一副播音机，一天要参加十几次公开演讲会，而路旁的临时谈话，还不算在内。他的听众多达十万名，平均每天总有两万名。照估计，在那次竞选运动期间，直接参加他的演讲会的听众，约达一千万名以上。
那次广泛而又深入的旅行，给他以很好的教训。就他本人而论，这是个良好的机会，让他发现印度及其人民。他看出本国的多彩多姿，同时，又认识亿万人民中有一种不可抑制的统一的力量。他要了解许多不同面孔的人的思想和感情。事实上，学然后知不足，他越多了解，他越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印度时常对他微笑，但有时又讥笑他，使他捉摸不住。
选举揭晓时，国大党得到绝大的胜利。起初党内各巨头争辩他们是否要接受各部的职务，后来大家才一致赞成这么办，不过有个谅解，请印度总督不要干涉他们。
1937年，他访问马来亚和缅甸，到处受人欢迎。在新加坡期间，华人领袖陈嘉庚先生曾在怡和轩俱乐部给他以盛大的欢迎，彼此交换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在缅甸期间，他发现这个邻邦的人民那么天真活泼，努力向上，绝不像印度那么老气横秋。虽然那次旅行，他还是照样忙碌，不过换一换环境，对他是很有益处。
1939年8月间，欧洲的局面已经危险万分，在那千钧一发的时期，他实在不想离开印度。不过到中国作短期旅行的观念却十分浓厚。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径飞重庆。他在中国的时间不到两星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这两星期正是一刻千金，对于他个人，以及对于中印未来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影响。
他坚决主张中印两国应该携手并进，这种正确的主张，深得中国朝野上下的同情。他本来对于中国有无限的仰慕，经过那次访问后，他对于中国及其人民，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深信任何艰难困苦，都不会挫折这个古老的国家，为的是它已经返老还童，具备充沛的生活力了。
欧战终于爆发了。印度应该怎么办呢？多年来，尼赫鲁及印度其他领袖早就考虑到这问题，并且正式宣布他们的主张。可是英国政府在宣布印度为参战国之前，并没有征求印度立法议会及各省政府的意见。伦敦这种作风，印度人不大满意，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确定印度应采取的政策，同时，还请英国政府说明战争的目标。
一般说来，尼赫鲁及其同志都深恶痛恨法西斯及纳粹，但他们更反对帝国主义。英国肯结束它的殖民地的政策么？英国肯让印度独立，并且让它通过立法议会的机构，拟定宪法么？
英国的答案很干脆。那时英国不准备说明战争的目标，或者把政府的职权交还给印度人民的代表。旧秩序仍须继续维持下去，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仍须加以保护。这事情印度国大党当然不会赞成。于是宪法谈判再度搁浅，专制政体再度建立。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国会和皇帝的特权发生冲突的时候，皇帝须身首异处。这事情英国发生过一次，法国也发生过一次。当时印度人民的愤怒的力量虽然还没有爆发，但危机却潜伏着，关心世界潮流的人谁也不能忽视。
英国和印度相持不下，谈判陷于僵局。接着，政府颁布许多新法令，国大党人一批一批被捕。大家都非常愤怒，恨不得马上采取行动。但是那时欧洲战争已经爆发，英国的处境十分困难。国大党人记得甘地“勿乘人之危”的教训，所以忍气吞声，迟迟不敢发作。
到了1940年，欧洲的局面急转直下，挪威、荷兰、比利时相继陷落。六月间，法国竖起白旗，向纳粹投降。这种惨败，充分证明旧制度、旧秩序再也没法子维持下去。
说来很痛心。西欧的一些宗主国的政治家仍迷恋过去的残骸，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一点也不认识，同时，也不想认识。西欧如此，印度也没有例外。一般封疆大吏，还是蒙在鼓里做他们的好梦，不知道他们所坐的火山口，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