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独立，是近代史上的一宗大事情。随着印度的独立，英属殖民地里有许多国家相继独立。印度付出极大的代价，其他殖民地却不劳而获；但是，饮水思源，印度的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永远不容易被人忘记。
不幸得很，当印度对外争取独立后，对内却闹着分裂。本来是三角形的印度，东北被切去一点，西北被割去一大块，成为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此，印度和巴基斯坦分道扬镳，各有各的政府，各有各的主权。在殖民地时代，“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本是宗主国的政治家的拿手好戏，想不到已经独立后的国家，又深中这种恶毒而执迷不悟。
从历史上看来，印巴的分裂，可归纳为三大原因。第一，印度信仰印度教，巴基斯坦信仰回教，宗教上的歧异，过去曾被野心家利用来做挑拨离间的借口。第二，印度贫民较多，巴基斯坦的大地主较多，而任何国家的地主阶级，一向跟统治者较接近，这已经成为铁的事实。第三，根据宗教信仰和阶级观念的不同，有些人便制造谣言，说少数民族有被屠杀的危险。一人传虚，百人传实，分裂的局面就这样形成。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1947年8月15日宣告独立，可是远在五六个月前，移民的事情已经发生，不过印巴正式分裂后，更是变本加厉罢了。
当印巴分裂后，受影响最厉害的，在东北部为孟加拉（Bengal），在西北部为旁遮普（Punjab），在北部为阿萨姆（Assam）。这三个地区回教徒比较多，他们拥有支配的力量。人数较少的印度教徒，纷纷从东孟加拉移到西孟加拉；从西旁遮普移到东旁遮普。至于北部的阿萨姆，一般人民也岌岌不可终日，恨不得马上卷起铺盖跑。
凡是有逃难经验的人，谁都知道富商巨贾因为产业太多，身外浮物把他们锁得紧紧，寸步走不动；赤贫阶级朝不保夕，他们逃难是这样，不逃难还是这样，他们犯不着跟人跑。只有英国大文豪马考莱所歌颂的社会中坚的中产家庭，他们一看形势不对，马上要想法移居，尤其是律师、医生、教员，他们主要的是靠技能知识来谋生，发财虽没有把握，吃饭绝对不成问题。因此，当大批人从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互相移来移去的时候，律师、医生、教员等中产家庭在逃难队伍中占较多数。
当印巴分裂之后，双方时常发生杀人放火的事情。受害的多是无辜的人民，他们既不知道政治是什么一回事，更不明了同胞兄弟竟要谋动干戈，实行互相残杀。这简直是历史跟人开玩笑。
举一个例。
1949年12月20日，东孟加拉一个小乡村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一队警察跑去逮捕一名公认的共产党员。因为抓不到本人，警察便开始打击他的屋子里所有人物，连妇女也不放过。由于妇女大声疾呼救命，一般邻居就跑到肇事地点，于是他们便和警察发生直接冲突。当场有一个警察被打死，另有一个因伤致命。
两天之后，大队警察和暴徒，不但攻击该乡村，而且诛连到22个乡村。他们开始大规模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神圣的教堂也受他们的亵渎。这些不幸的乡村的居民，因为受警察的重重包围，要逃也没有办法。经过三星期后，这些受害的无辜平民，才有一部分冲出重围，跑到西孟加拉来。西孟加拉政府马上请东孟加拉政府注意这个严重的局面，并请他供给情报。可是东孟加拉政府置之不理，所有函件，全不答复。虽然行动十分困难，但东孟加拉的人民仍不断地往西孟加拉跑。到了1950年2月14日，从该区逃出来的妇女儿童已经达25000名。
难民亲受虐待的故事，最容易引起公愤，尤其是加尔各答，那儿的民众于2月4日也采取报复的行动。他们打击回教徒，焚烧他们的半身像。警察即刻采取行动，逮捕好些人，形势稍微好转。到了8日，两名印度教徒在北加尔各答的回教庙前被人刺死。这种意外事件又引起纠纷，有些回教徒也被人杀死。政府当局眼看局面严重，授权警察射击一切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人，同时，实行戒严，警察到处巡逻。到了10日以后，一切纷乱的事情才告一段落。
无论从回教区逃出来的印度教徒也好，从印度教区跑出来的回教徒也好，凡是本身遭遇生命的危险，财产的损失的人，他们对于对方一定没有什么好评。事实上，他们很可能加油加醋，说得过火。
当印巴分裂后，到处时常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每次不幸事件发生，尼赫鲁都以伟大政治家的风度和智慧，当机立断。一来，马上采取行动，不许事态扩大；二来，拟定办法，即刻从事调查；三来，努力恢复常态，加紧救济。他的态度那么镇定，心肠那么热烈，办法又那么平易，无怪他能够言出法随，许多困难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过去错误的行为可以不必计较，但真相不能不明。彼此像泼妇骂街那样，互相攻击，于事无补；让感情来支配理智，更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在那种情形下，由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各自发表消息或声明，还是不够的。因此，尼赫鲁积极提议，每个政府须给对方政府以种种便利，让它有充分的机会去调查事实的真相。
就孟加拉问题而论，尼赫鲁主张东孟加拉政府和西孟加拉政府各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东孟加拉政府和西孟加拉政府各提出两名委员，其中一名必须是部长身份的人物。他希望这两个委员会在一星期内须开始活动。他把这意见向巴基斯坦总理表示，后者即刻赞成。再后，印巴两个政府发表共同宣言，反对人民从这区往那区作大规模的迁徙。
东巴基斯坦问题才告一段落，西巴基斯坦又闹得一塌糊涂，尤其是彭查，许多人民都是舍弃家园，挈妇牵雏地往东部跑。原则上，尼赫鲁是反对集体移民的，因为这种大变动，很可能使人倾家荡产，一辈子也不会恢复。但是，要他眼巴巴地看印度的老百姓在巴基斯坦吃苦，自己却关起大门来高谈阔论，这对于主张人道主义的尼赫鲁，似乎是个大讽刺。他曾公开声明，假如任何难民要跑到印度避难，他绝对不会说个“不”字，或者熟视无视睹，不给他们以什么帮忙。
一般说来，印度和巴基斯坦虽分裂，各有各的政府，各有各的政策，彼此互不侵犯；但是，大多数人民都有亲戚朋友的交谊，休戚相关，安危与共。当他们遇着什么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毫无保留地请求对方帮忙。
为什么人民愿意抛弃一切，从一区往另一区跑呢？据尼赫鲁的解释，这主要的是少数民族觉得他们的生存受威胁。换句话说，他们失掉安全感，非往外跑不行。政府的责任，就是加强人民的安全感，使他们无忧无虑地照常执行任务。假如政府不能够加强人民的信仰，使他们觉得走投无路，必须跑到外国去找庇护，那么这个政府可以说是失责。
须知仇恨生仇恨，悲剧生悲剧。假如印度教徒在回教区受虐待，那么回教徒难免也会在印度教区受虐待。冤冤相报，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这不但是一方的损失，而且是印巴双方的大损失。
在争取独立的三十年间，甘地和尼赫鲁二人一向都重视伦理和政治关系。他们最崇尚容忍、和平、非暴力等崇高的美德。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多少，留待将来的史家来下断语，但尼赫鲁敢斩钉截铁地说一句，政治和宗教狭义的配合，实在是再危险不过，尤其是按照宗教来分派别，彼此分门立户，壁垒森严，这对于多数人已经有害，对于少数人更是有害。假如在一个独立的国家里，少数人想自外于多数人，他们势必陷于孤立的状态，结果，自身的利益将大受损害，因为他们把自己和社会间造成一道障碍物，起初仅限于宗教方面，不久之后，便扩展到政治方面，最后，连经济方面也被波及，这是很可惜的。
说来说去，还是帮派主义害人太深。无论根据宗教、种族、阶级等错误的观念来自树势力，欺负他人，这在法律上是绝对不容许的。因此，当印巴分裂之后，有识之士对于根绝帮派主义的工作曾下了很大工夫。
在宪法上，人人都平等，这已经成为惯例，没有什么新奇。虽然法律上限定每人可投他的神圣的一票，但是，一个田绵阡陌的百万富翁，跟一个贫无立锥街头露宿者相比；一个博学多能的专家教授，跟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相较；二者马上显着高低不同。
尼赫鲁也承认各人的天赋不同，能力不同，但他却坚决主张机会均等，让每个公民在经济上教育上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培养力量，充实技能知识的办法，比较单纯依靠政治和宗教的势力来助长某一团体或个人稳健得多。
印巴的分裂，真是一宗极不幸的事情。虽然最初的一两年间，因环境突变，国内的野心家和外国的侵略者，都利用这机会，寻求个人的利益，加以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推波助澜，危言耸听，使群众的感情，没法子控制，致酿出许多无谓的意外事件；但印巴两国政府始终保持镇定，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印度爱好和平，巴基斯坦也爱好和平，大家的目标相同，外人要煽动战争，也不会有成功的希望。此外，两国的政府当局经常保持接触，彼此时常作友谊的访问，大家平心静气地来解决问题，所以事态绝对不会扩大。
尼赫鲁个人对于分裂的局面，非常痛心。他是个信仰天下一家的伟人。在他的心目中，四海之内，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何况印度和巴基斯坦本是同文同种，这两个单位应该提前统一，造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尼赫鲁一贯地坚持印巴一家亲的理论。这种理论曾得到两国的远见之士的热烈支持。只要时间延长，它自然而然地会洗去一切裂痕。到了印巴再联合为一个国家的时候，甘地和尼赫鲁，真纳和阿里甘等人的独立运动，才算是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