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未独立前，尼赫鲁及其同志的任务，是要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印度既独立后，他们的任务，是要促进经济上的繁荣。虽然在独立的初期，尼赫鲁曾遭遇印巴分裂的痛苦，安插难民问题的麻烦，以及克什米尔问题的不能痛快地解决。但他对于国内经济建设问题，早已在监狱里详思熟虑。因为这问题比较政治上的独立更为重要，不然，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印度将要永远依赖他人。“吃人酒肉，替人消灾”，受人帮忙，被人控制，这真是得不偿失。
自尼赫鲁荣膺印度总理后，他是六辔在手，指挥若定。除担任外交部长外，他还兼任“国家发展委员会”（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在这委员会的指导下，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Planning Commission），负责起草“第一次五年计划”。这计划卷帙浩繁，内容有原则、有细则，而细则那部分是由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及专家拟定，经过详细讨论及反复说明后，才得一致通过，成为定本，此后就是按部就班地实施。在实施的过程中，局部的增减损益，自所不免，但百变不离其宗，这是现代史上的一宗大事，它的重要性差不多可以和苏联的五年计划等量齐观。
印度的第一次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增加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准；制造均等机会，让人民能够过着丰富的多彩多姿的生活。假如单纯注重增加生产，那么结果将使社会的财富仅流入少数人的手里，一般人民还是朝不保夕，叫苦连天。假如单纯注重平均分配，那么结果将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福利受损害，对于大众仍没有多大裨益。因此，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双管齐下，一面要增加生产，一面要平均分配，免得有畸轻畸重的危险。
先谈增加生产。
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一般人民的收入少得可怜。虽然过去三十年间，印度也有一些工业，同时，都市逐渐发展，交通逐渐便利，但这仅限于少数地区。就一般情形而论，印度还是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达83％，他们经常没有就业的机会，而生活水准的低落，简直不是工业先进国的人民所能想象。
万事起头难，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开始建设更是困难重重。因为增加生产，必须先看看你有多大资源，例如每个人拥有多大的土地，社会拥有多少生产工具，既有丰富的资源，又有高明的技术，这才能够谈到增加生产。换句话说，社会经济的进步的关键，主要的是靠资本的积聚。
但是，要一个贫穷的国家，马上充实资源，以便增加生产，真是谈何容易。它的人民生活水准本来很低，现在为着积聚资本，只好再三缩紧腰带。这种苦上加苦的工作，除非人民对于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信心外，恐怕是毫无办法。
不错，印度有的是水利，有的是矿藏，有的是土地，不过这些水利、矿藏、土地，必须加工，才能够有所收获。一谈到加工，我们马上会联想到资本和人才，只因现有的资本和人才非常缺乏，“十个沙锅九个盖，盖来盖去盖不满”。所以大家必须把目前的生活水准尽量降低，以便积聚一些资本，抽出一部分人才来增加生产。
本来政府可以利用那些正在失业或没有充分就业的人来增加生产，但是事实上，那些人不见得有高明的熟练的技术，同时，要就地取材，似乎是相当困难。说来说去，在建设的初期，政府只好希望本来很勤劳的人民再努力一点，本来很低的生活水准再降低一些。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毫无办法。
话又说回来，世界上最困难的就是打头阵。只要第一关能够顺利地打破，以后将势如破竹，所有困难问题将迎刃而解。当生产增加之后，个人的收入将随之增加；当个人的收入增加之后，要多积聚一些资本也易如反掌；到了资本再度积聚之后，生产的增加及个人所得的增加，自在意料中。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相对的。自己过分享乐，赚多少，花多少，甚至举债来浪费，这虽然会快意于一时，但后患将无穷。另一方面，自己如肯刻苦耐劳，节衣缩食，把每一分钱储蓄下来作建设的需要，这才是眼光远大的人的作风的乐趣。“前人种树后人荫”，印度之所以努力实行五年计划，这完全是为下一代着想。
根据美国、日本、苏联的经验，这些国家在资本的积聚上煞费苦心，结果，成绩斐然可观。印度政府自信，只要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在三十年内，国民所得至少可以增加一倍，平均每五年内可储蓄20％来做资本。
一般说来，第一次五年计划仅算是筹备工作，大家须费了很大工夫，才可以储蓄一些所得来做资本。年轻小伙子，大可希望到了中年，可以亲身享受生活水准的提高乐趣。二三十年的时间，在个人也许是很长，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简直不算什么一回事。
再进一步说，假如人口的生殖率稍微有限制，至少不像目前增加得那么快，那么“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资本的积聚将越来越快。这事情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只要一般教育水准提高，尤其是妇女教育提高，再加上家庭计划的技术上的进步，相信不久的将来，人口的生殖率，每年会减到1％。
再论平均分配。
中国的圣人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同一社会里，富者田绵阡陌，贫者地无立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的确是使人难堪的事情。因此，印度的五年计划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减少不平等的现象。
宪法第三六至五一条，谈到国家基本政策的时候，曾特别说明，在经济制度的运用上，不要使财富和生产工具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关于这问题，政府固然不能操之过急，或者走得极端，但也不宜过分姑息，让旧制度继续存在，或者让少数幸运儿坐享其成。
最好的办法，就是中庸的办法。一方面，整个社会不要弄得天翻地覆；一方面，政府得按照固定的计划，使社会组织逐渐改良。须知印度所走的路线，是民主主义的路线，或社会主义的路线，这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的路线，还有相当的距离。换句话说，整个社会须逐渐进步，以便适应正在变动中的环境，同时，某些阶级所享受的地位，可用民主的方法，使他们先赏识变动的需要，然后心平气和地从事改良。这样一来，目的可以达到，社会又不至蒙受很大的损失；一举两得，这是多么理想！
印度是个农业国家，农业国家的人民，最关心的就是土地。在实行五年计划的初期，政府曾确定健全的土地政策，限制大地主，减少剥削，让佃户和农民都有安全感，使农村各阶层的人民有同等的地位和机会。经过这么调整后，农村的面目将焕然一新。
避免贫富悬殊的另一门径，就是增加遗产税。这种办法，现在各进步的国家都实行。繁重的直接税，也属于“抑富济贫”的一个方法，所以政府决定实施。
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调整生产力和阶级关系。这是说，国家须多负经济上社会上的责任。目前印度不要急急把生产和分配的工具完全收为国有，或者把农、工、商业的私人机构取消掉。相反的，国家只需逐渐扩大它对于私人机构的指导和控制的权力，以便和计划经济相配合。事实上，除了农业、小规模的工业及建筑住宅外，国家所经营的公共事业的范围已经够大了。它包括铁路、水利、交通、广播、电汽、民航、海港，尤其是在较大规模的工业上，如煤、钢、交通工具，国家已经有极大的指导和控制的权力了。
上文所述，仅是第一次五年计划所提出的两个大目标：（一）增加生产；（二）平均分配。现在再谈某些事业的优先权和技术的训练。
当一个新兴国家要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时候，它是面对着千头万绪，百废待举的局面。国家的资源有限，各种开支的需要无穷；以有限的资源，应付无穷的开支，它不得不采取重点制度；而第一次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就放在农业上。
在第一次五年计划里，农业包括水利与电力，这些事业应该有优先权。一来，在五年计划没有实行之前，政府在农业方面已经下了相当工夫；二来，粮食和原料如没有积极增加，这绝对没有办法维持其他部门发展的步骤。事实上，粮食和原料是凡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假如在这方面能够达到自给自足，甚至达到绰绰有余的地步，其他问题可以说是思过半了。
因为农业有最大的优先权，其他工业所能运用的资源大受限制。在现阶段里，各种工业主要的是靠私人的投资，政府仅能集中精力，举办电力和交通，虽然几种重要的工业，如钢铁、化学品，政府也是责无旁贷，为的是这些工业是现代一切工业发展的基础。
这儿有很多问题，都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要十分严格地规定谁先谁后，是相当困难。不错，印度固然需要先发展农业及一部分基本工业，然后慢慢地推广到其他事业；但是，在改良农业之前，技术的训练，医药卫生水准的提高，一点也不能忽视。虽然扫除文盲及提倡公共卫生的工作比较轻而易举，但技术人才的训练，却需要先下很大的本钱，因为过去印度的教育，仅限于教人知书识字，培养一些书记人才。结果，毕业即失业。为纠正这种毛病，并且要增加技术人才，提高生产水准，所以政府必须开办许多工艺学院，加紧训练新人才。
鉴于过去的人力没有充分利用，政府决定动员当地的人才来发展当地事业。他们对于改良生活条件上的贡献虽然不算大，但是他们在心理上所发生的影响却很可观。
关于重点问题，这倒是很有趣味，因为许多事情都是重点中又有重点。在整个计划上，农业算是重点；但是在农业中，灌溉和肥料又算是重点。在某些地区里，公路改良又算是改良农业的先决条件。在工业范围内，某些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利益关系比较其他工业更为迫切。政府之所以重视缓急先后的程序，为的是增加效率，避免浪费。
第一次五年计划的费用，预定206.9亿卢比，这是个庞大的开支。为稳定金融，避免通货膨胀起见，政府对于基本物价的统制，曾费了不少苦心。尤其是粮食、衣服、糖、油、盐等几种日常用品，政府已经严格订定它们的价格，免得早晚时价不同，致影响民生。
凡事多是利弊参半，中央过分集权，很容易流于官僚主义。同时，使一般人的创造性机动性大受限制。要受其利而免其弊，最好是鼓励合作事业，使农业品的销售，农村工业的经营，多由合作社来经营；这才是事半功倍的办法。
简单说一句，要实施全国性的长期的大计划，最重要的是万众一心地造成有利于事业发展的环境，不然，纸上谈兵，能说不能行，这又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