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印度这么贫穷的国家筹备206.9亿卢比来举办全国性的长期的事业，实在不大容易。中央和各省从税收项下可得73.8亿，中央和各省的公债项下可得52亿，已得的外援15.6亿，想得的外援或加税多借36.5亿，赤字财政29亿。
这笔钱怎样分配呢？
要得个简单明了印象，最好是列个表：
根据这张开支表，我们便知第一次五年计划多么重视农业。除农业和社会发展的开支已经相当可观外，其余水利和电力，都应该记在农业的项目上。电力和工业的发展固然很有关系，但在重要的水利计划上也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至于交通和运输，它在全部开支表上占了很大的成数，但交通和运输的发展，主要的是适应农业和工业的需要。
在这五年间，工业的比重不大，许多工业只好让私人和外国来投资，同时，政府也可以举办一部分。把这三项加在一起，数目不算太小。
至于社会事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只因经费有限，所以许多事情都不能一一实施。尤其是在独立的初期，由于印巴的分裂，处置难民的问题，把政府当局弄得筋疲力尽，不然，这笔款子大可用来作社会事业。好在一般人民对于政府有极大的信心，他们愿意尽个人的微薄的力量，从事扫除文盲及改良卫生的工作，这无形中使政府各部门能够节省不少开支。
两大目标既定，全部收支分配清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怎样实行。这是属于公共行政的问题。谈到公共行政，设计委员会便提出了四大办法：一、廉洁；二、效率；三、经济；四、合作。现在分述如下：
一、廉洁。在任何公共事业上，最重要的是廉洁。廉洁的反面为贪污，贪污的影响是等于慢性的自杀，它将使人民不再信任政府。因此，在行政上和公共生活上，政府的首要工作须根绝贪污。
其实，在公共行政上，可以舞弊的机会实在多。政府应该成立一种机构，随时随地调查行动可疑的人物。假如人证物证都被找出来，贪污罪名成立的时候，有关人物应受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制裁。
目前印度的政府官员每年须呈报不动产的数目。遇必要时，再能使官员及其近亲呈报动产的数目。假如报告书不能使人满意，那么政府将采取行动，作进一步的调查追究。
简单说一句，要保持公务员的廉洁，除严密提防外，还须赏有功，罚有罪，赏罚严明，连贪污的人也变成了廉洁。
二、效能。无论中央政府或各省政府，少数公务员须负起繁重的责任，得不到必要的帮忙。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于那些本来可由下级职员担任的工作。此外，由于新政策所带来的新责任，各部门的秘书处都要负起天天在增加中的创造工作。为增加效能起见，设计委员会提议，中央政府须有系统地检阅各部门近年所加的新任务，看看哪些事情可以转给下级干部去做。中央如此，各省也没有例外。因此，该部提议实行合理的分工，让各组的主脑都可以自由运用职权，多联络、少牵制，虽然在实行之前，须得到部长的许可和信任。
三、人才。在殖民地政府下，印度有“印度文官处”（Indian Civil Service）。自印度独立后，它就成立一个“印度行政处”（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这个机构的成立，为的是训练人才来负责中央和各省的重要职务。由于政府的任务加重，它须经常补充下列的人才来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经营中央和各省的大企业，实行土地改革，粮食管理及其他发展的工作。
关于常务的位置，现在由“铨叙部”（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担任。铨叙部和有关各部门取得联络后，向各大学及其他教育当局招募人才，经过考试及格录取后，便由“印度政府训练学校”加以严格的集中训练。各种指导员不但学有专长，而且经验丰富，这样才能够提高行政的效能。
四、方法。无论政府所招募的人才多么高明，训练多么严格，假如工作的方法不十分健全，效能显然会减少。针对这问题，设计委员会提议，内政部须成立一组，专门负责组织和方法。这组的主任须和各部的人事处，尤其是须和财政部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关于简化行政手续，改良各部管理档案的制度，提高稽核的效能，都需要一一做到。
老实说，监督和巡视的方法，是加强行政效能必不可少的办法。高级公务员须随时抽出一点工夫来巡视下级的工作。巡视用不着装模作样，有时来个突击的巡视，这更能够提高工作人员的警惕的心理。此外，上级和下级，须时常保持联系，这不但能够消除许多无谓的隔膜，而且更能够关照到他们的生活状况。
自第一次五年计划按部就班地实施后，印度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到了1956年，它又来个第二次五年计划。事实上，经济问题是有连续性的，没法子作硬性的划分。第一次五年计划，不过奠定经济建设的初步基础；第二次五年计划，等于第一次的延长。再进一步，在起草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期间，设计委员会的心目中有第三、第四次……五年计划的远景。这样一来，每次计划既有重点，同时又可以使长期建设工作连接得天衣无缝。
第二次五年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国家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同时，使国家生产原动力增加，以便促进未来的各种计划的进行。政府固然要想适应目前的需要，但最重要的还是长期的计划。印度的工业化来得较迟，所以它们必须在短期间内，把别的国家费了一百几十年的工作全部完成。因此，它对于人力、财力的运用必须经济而有效，一点也不可浪费。它必须在固定的目标下，把全部资源作通盘的打算，然后有计划地逐渐开发。
它的目标是什么呢？
它的目标有四：（一）尽量增加国民所得，以及提高国家的生活水准；（二）迅速工业化，特别注意基本的重要工业的发展；（三）扩充就业机会；（四）减少所得和财富的不平均的现象，并且使经济力得平均分配。
这些目标是有互相关系的。假如生产和投资没有大量增加，那么国民所得就没法子作突出的增加，同时，生产程度也不能有显著的改进。要达到这目的，经济建设的工作，如开发矿产，促进基本工业，如钢、煤、机械，便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同时举办这些事业，人力、财力须好好地利用。我们知道，印度的人力相当可观，所以扩大就业的机会，这事情也是急不容缓。此外，各种事业发展后，它的效果须平均分配于大众，虽然政府所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手段。换句话说，经济的目标和社会的目标，根本分不开，而手段和目的须互相关照。
老实说，印度经济政策是采取社会主义型的路线。一切办法不是为私人的利益，而是为社会的利益着想。将来经济比较进步后，所得利益须多分给那些不幸的一群，这样才能够避免财富集中，而且使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提高。
社会主义型的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根据一定的主义或教条。相反的，每个国家须按照各自的传统来发展，同时，社会经济政策必须随时调整，以便适应环境。虽然如此，基本观点却是百变不离其宗。这是－说，提高生活程度，扩展就业机会，培养共有共享的意识。
关于第二次五年计划的费用，设计委员会暂定480亿卢比，比较第一次已经多了一倍以上。这笔款是由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共同负责的。其中水利和电力占18％，农业及社会计划占12％，工业和矿业占19％，运输和交通占29％，社会福利包括安置难民的住宅及善后工作占20％。
假如把第二次五年计划和第一次作个比较，我们马上可以看出，在费用上，它有显著的更动。交通和运输的分量最重，工业和矿业次之，农业、水利和电力，社会事业的费用都是逐渐减少了。
本来五年期间，动用480亿，这数目并不算太大，但印度是个穷国，就是竭泽而渔，也没法子填满这数目。在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印度必须接受外援。但外援一来，很可能有许多拖泥带水的不愉快的条件，这事情尼赫鲁曾经再三考虑过。“接受呢？还是不接受呢？这是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这问题时常萦绕他的梦魂。他的难过的情形，相信不下于哈姆雷特。
针对这问题，尼赫鲁曾发表一篇重要的演讲，题为《经济的民主》。它的结论是：
只要我们够刚强，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敢接受那种会使我们迅速进步的援助。有了那种援助，我们便能够做许多我们本来要搁置下来的事情。外援包藏一点危险，但还不至把我们束缚到要作精神上的妥协。假如外援不会影响我们的政策或我们的活动，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敢接受援助。
事理既然想通，不愉快的后果又预先点出，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将裹足不前；那些肯真正帮忙印度的人，它将张开双手来接受。事实上，外援的后患在于附带有什么条件。假如没有条件，印度又怕什么？
西方国家本来想给印度以经济援助，但它们不是嫌印度的野心太大，便是说它太浪费。结果，所谓经济援助，老是空雷无雨。为着这种事情，英国的权威杂志《曼彻斯特导报》曾仗义执言，为印度撑腰。该报说，印度的错处，仅在制定第二次五年计划前，没有考虑到可能运用的外汇有多少，其他事情都没有可以非议之处。
尼赫鲁对于设计委员会推崇备至。他说：“设计委员会工作得非常努力、非常热心、非常诚恳，他们准备这计划的时候，是具备真正的十字军的精神。”
五年计划，无论第一次或第二次，以及将来的无数次，是印度起死回生的仙丹，不但设计委员会以十字军的精神来准备，连全国人民都以十字军的精神来埋头苦干，积极实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