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的首要工作，是要使全国人民丰衣足食。管子教人“仓廩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话一点也不错。假如政治领袖一味好高骛远，侈谈远大的计划，对于现实的环境，完全不注意，相信在他的远大的计划没有实现之前，他的政府已经垮台了。
尼赫鲁是个有极大的怀抱的人，他的目标在于寻求世界和平，即古人所谓“平天下”。不过在“平天下”之前，他必须“治国”，把内政弄得井井有条，人人能够安居乐业。
上文已经提过，当印巴分裂的初期，有许多人从东孟加拉移到西孟加拉，从西旁遮普移到东旁遮普；而印巴毗连的其他各省也陆续有许多移民。据可靠的统计，这数目当在750万至800万人之间。这些人除随身携带的细软外，什么东西都丢掉了。
移民中的地主，政府须照累进的办法，割去他们的土地。原有很多地产的人，被割掉的地段较多。原来没有土地的佃农，政府须拨出公田给他们耕种，借钱给他们买牛、种子、农具，以及头半年的家费。
至于由都市逃出来的难民，他们的善后办法较为复杂，因为他们有的是工业家、商人、专门职业的人员、店员、书记，他们过惯相当舒适的生活。假如政府不好好地加以照顾，他们难免会兴波作浪。因此，政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采取拨地或借款的办法，实行大规模的建屋计划，使他们过着安定的生活。此外，政府还开发了十个新城市来安插他们，帮助他们创办工厂，给他们以各种训练，并且给他们以就业的机会。
这种工作，是属于五年计划的一部分。事实上，到了1954年底，已经大致完成，七八百万难民已经能够安居乐业，大家由衷地高唱“此间乐，不思蜀”了。
妥善安插难民，是尼赫鲁在内政上的第一种工作。接着，他便实行“社团发展计划”（Community Development）。
我们知道，五年计划仅是远大的目标，“社团发展”才是个改良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步骤。
过去三四十年间，印度各省当局曾采用各种方法来发展农村，可是这些办法都是七零八碎，既没有大规模计划，又缺乏相当的联系，弄得叠床架屋，事倍功半。因为政府当局所想办的事情，刚好和农村的需要相反。“闭门造车，出而合辙”，当然走不通。
尼赫鲁像甘地一样，曾亲身走遍全国各地，并且深入农村，所以他非常了解农村的痛苦情形。他认为要改善农村生活，单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发号施令，是无济于事。
最好的办法是，一面聘请熟悉政府各部门的任务以及农村的实际需要的工作人员，专门负沟通和联络的责任；一面须激发农民的热诚，要他们自动地来改善环境。兼收并蓄，双管齐下，这才有成功的希望。
老实说，单纯由政府替农民想办法，这是没法子维持得长久，只有农民自己以坚强的意志来提高生活水准，以伟大的魄力来克服一切困难，这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尼赫鲁长期视察和经验所得的结论，使他相信这种“社团发展计划”是使内政修明的基本工作。他把每个农村划分为五区，每区分为三个发展单位，每个单位包括一百个农村，人口约有六七万人。再进一步，每五个农村合为一组，受农村工作人员的直接指挥。
“社团发展计划”的主要活动的范围，是农业及其有关事项，如交通、教育、卫生、副业、住宅、训练、社会福利；他如发展水利、改良种籽、增加畜牧等事项，也在注意之列。此外，农业工作人员须培养健全的合作运动的精神，彼此互相帮忙，而没有互相掣肘，使农村生活一天比一天改善。
在第一次五年计划期间，政府预算有12万乡村，占整个农村人口四分之一，参加社团发展计划；希望十年之后，全部农村人口都参加这个计划。须知农民对政府的信心，难得而易失；所以农村工作人员须设身处地，事事替农民打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博得农民的热烈支持。
安插难民，实行社团发展计划，是印度内政的首要工作。这种工作做得好，做得坏，一目了然，谁也瞒骗不了。另一种工作，采用全国通用的度量衡制度，这不但使一般人民觉得便利，而且和印度在将来的国际贸易上很有关系。
早在19世纪初期，印度的先知先觉，就想采用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度，只因阻力太大，这种办法仅是想想罢了，始终没有实行。
自印度独立后，政府就着手研究全国采用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度，经过调查研究后，政府决定在十年内逐渐实施。首先是钱币采用十进法，由1957年4月1日起生效。《量衡标准法案》，已于1956年由国会通过；至于米突制的长度，也从同年4月1日起，在政府选定的几种重要的工商业上试用。等到大家习惯后，才通行于一切工商业机构。
对于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度的实施，尼赫鲁曾费了不少心血。早在1940年，当尼赫鲁任国大党主席的时候，他就成立国家设计委员会。在该会的指挥下，制造业小组会便应运而生，这小组会就很热烈支持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度。
到了他执政后，他就成立“印度标准局”（Indian Standards Institution），无论在行政上或技术上，他都给该局以种种便利。该局任何建议，尼赫鲁老是虚心采纳，而且限定在十年内要全国完全通用。为顺利地达到这目的起见，政府特地组织一个很健全的检查制度，派人到处去劝导人民，要他们改用新制度。政府经营的全国性的大机构，如铁路部、邮政局、电报局，首先采用这办法。因为这些机构是和全国人民有关，它们的有效的实施，无形中给全国人民起了带头作用。接着，工程界和纺织界也次第采用。
话又说回来，实施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制度，固然是政府的目标，不过比制度更重要的，就是度量衡的器具的标准。假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地保证全国所用的度量衡的器具的正确性，那么一般人民将得到实惠，同时，这才算是真正成功。
当度量衡问题还在讨论的阶段，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又被人提出，这就是按照各种方言来重新划分全国各省的问题。
不错，35年前，印度国大党曾经有这么个主张，按照语言来重新划分全国各省。后来印度南部、西部各省曾经一贯地发表这样主张，并且提出各省有发展各自的生活和文化的自由。
原则上，这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事实上，尼赫鲁认为，在这万方多难的时期，政府应该倾全力来培养国家统一的观念。在这种观念还没有达到根深蒂固之前，凡是会阻碍国家统一的任何办法应作罢论。
举一个例。
当1949年年底，印度政府差不多要决定成立一个安德拉省（Andhra），因为这事情曾得到泰米尔人、安德拉人以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同意。当时政府曾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同时，地方政府和该会共同努力，希望解决这问题。到了最后一分钟，政府发现有两三个重要问题没法子解决。政府爱莫能助，它绝对不能违背民意，便宜行事。政府知道安德拉不应单独划分为一省，所以这问题便悬而未决。
照尼赫鲁的意见，假如要采用语言来划分省界，只有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采取一种，才可以行得通。第一，创造良好的气氛，试用表示同意的方法来解决这问题。第二，试用强制的手段来控制这个党或那个党，然后订定我们自己的条件。不过第二种办法如被采用，势必引起极大的反感。因为政府如用强制手段，那么本来仅有一个省的地方，现在竟硬性定为两省，大家心里都不大舒服。换句话说，要用语言来划分省份也未尝不可，但这事情须等待有关各方面表示赞同之后。
须知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要把理论变成事实，必须详细考虑周遭的环境及人情风俗，一点也焦急不得。假如一个书呆子拿一张印度地图来，按照语言来重新划分省界，相信谁也不会赞成。因为印度经过多少挫折，才达到目前比较安定和统一的局面。在这期间，有人忽然异想天开，把刚刚安定和统一的局面搞得混乱不堪，这真是其愚不可及，尤其是在举世纷纷，今日不知明日事的危急关头。
1952年的暮春，尼赫鲁在大吉岭巡视的时候，北孟加拉省派代表来跟他说，他们要成立一个蒙克省或尼泊尔省，他就毫无犹豫地表示反对。因为孟加拉省已经缩小了，假如再度分割，这简直不成话。再进一步说，孟加拉省如果可以重新分配，那么西部北部各省将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一般人以为原则上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其实，原则本身也有矛盾冲突的地方。你可以根据语言的立场来划分省界，我也可根据经济或政治的观点来划分省界，不过这事情不能一概而论，须面面观察，权衡轻重，才可以走得通。
自印度独立以来，一经印巴的分裂，使印度的领土损失四分之一，后来许多旧藩王所属的土地一再合并，使地图完全改观。现在再来这么一套重新划分省界的办法，不管按照语言来划分的理论是否健全，这将是未见其利，先蒙其害。
在内政上，尼赫鲁是一心一意地希望国家独立的人。不过要国家统一，最重要的是语文统一。印度的语言虽复杂，但是以梵文为基础的印地语（Hindi），不但通行于北部各省，而且全国大多数的文人学者多少也懂一点。因此，他坚决地主张以印地语为国语，这是1955年间的事情。
谁也知道，印地语是从梵文演进出来的。梵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无论在文学、哲学、神学上都有极崇高的地位，尤其是研究佛学的人，不懂梵文，就没法子学得到家。印地语和梵文的关系，等于中国的白话文和古文的关系。现代人如能够先把印地语弄得精通，然后进一步研究梵文，自可收到左右逢源的乐趣。
统一语言是个大问题，不能说做就做。据比较客观的估计，印度要完全采用印地语为国语，起码须15年工夫。在这目的没有实现之前，印度对外暂时仍用英文，对内各地可用印地语、英文及当地流行的一种方言。通过标准的国语——印地语——的传播，全国人民的感情将越来越浓厚，而统一的局面将大功告成。
内政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内政修明，社会才能够安定。在社会安定的条件下，政府要员才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生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