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印度的教育，尼赫鲁承认他这一代的人是受两个伟人所孕育的光荣的传统的影响。这两个伟人就是圣雄甘地，大文豪泰戈尔。甘地和泰戈尔产生了新印度，尼赫鲁算是他们的思想上的儿子。他很谦恭地说自己是“非常不健全的、非常愚蠢的儿子，但无论如何，总算是他们的儿子”。这两个人虽然思想不同，见解各异，但他们却是源远流长的印度文化的产物，从他们的思想、言论、行动上，可透露出多彩多姿的印度文化”。
尼赫鲁对于教育的主张，和中国古代的圣贤的学说大同小异。中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先教学者怎样做人，懂得怎样做人之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尼赫鲁把学问和智慧分得一清二楚。知书识字算是追求学问的起点，从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而研究院，书读得越多，学问的积聚当然越丰富。可是许多人满肚子学问，原来是个草包。思想既没有搞通，智慧自无从谈起。他们没有见解，没有怀抱，只是急功近利，毫无远大的企图。他不否认这种人很有学问；若论智慧，那又是一回事。
尼赫鲁对于教育有什么主张呢？我们只看他在1947年12月13日在阿拉哈巴大学的特别会议的演讲，便知端的。
他的题目是：《大学有许多东西可传授》，其中有一段论大学的目的；他说：
大学代表人道主义、代表忍让、代表理知、代表进步、代表思想的探险、代表真理的追求。它代表人类向崇高的目标进军。假如各大学能够充分履行它们的任务，那么国家和人民将万事如意。但是，假如最高学府本身变成窄狭的偏执和卑鄙的目标的根据地，那么国家怎么能够繁荣，人民怎么能够长进？
这一段极精辟的文字，最正确的观点，可说是他对于教育的根本认识。
本来教育的重要工作，在于发展个性；要发展个性，必须使人类的精神自由发挥，不受成规的束缚。虽然如此，每个受过高深的教育的人，必须有远大的怀抱；这怀抱就是天下一家，世界和平。
自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就立了一个宏愿，要在十年内，实行免费的强制的“基本教育”（Basic Education），年限是从6岁起到14岁止。其中6岁到11岁算是小学阶段，11岁到14岁算是初中阶段。
政府希望在第二次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小学生的人数达到660万人；初中生的人数达到80万人。学生一增加，校舍必须跟着增加。政府准备小学的新校舍多盖六万间，中学校舍多建五千间。至于受过训练的小学教师，也是年年增加，1950至1951年间，仅有59％；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达64％；到了第二次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希望能够增加到75％。
由于全国上下的励精图治，政府有理由相信，第二次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年龄在6岁至11岁间的男孩子，有80％都进学校，虽然女孩子进学校的仅有40％。
要小学办得好，必须训练教师，充实设备，购置图书。凡是人口在500人以上的乡村，必须有一间小学；小学一经成立，它须朝基本教育这方面进军。所谓基本教育，就是甘地生前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学术和技术，双管齐下的教育。
印度是个穷国，穷国对于金钱的运用更要小心。因此，在小学这方面，它需要减少建筑费，组织轮流上班的制度，实行6岁至11岁的男女学童同校的办法。假如在乡村小学，学校当局须充分利用露天和树下来上课，校舍仅处于次要的地位。
为着吸引很有资格的人才来做小学教师，政府决定提高他们的一般待遇。此外，政府还根据他们的资格的高低，经验的深浅，给他们以一些额外的津贴。
谈到中等教育，过去是单纯准备做书记，或者准备继续升学；现在却改变方针，要14岁至17岁间的相当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按照他们的兴趣和能力，兼修各种工艺的课程。例如农科、商科、工科、家政科、艺术、手工等。因为独立后的印度，不需要那么多仅会写普通信件的书记，相反的，它却需要大批熟练的工人、技术人员、专门人才，以便担任社团发展计划、合作社、税收机关，以及工业、农业的监督等工作。
为发展半职业性的中等教育，政府在他二次五年计划内所拨的费用，差不多比第一次增加一倍。除正式的中学外，政府特地创办50间初级工艺学校，将来随时间的发展，工艺学校的数目也跟着增加。
根据印度的新教育政策，从小学起到中学止，各级学校的学生都需要传授各部门工艺有关的课程。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不过适当的教师难得，所以政府对于训练工艺的教师的计划一定要加紧实施。
谈到大学，独立后的印度，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的数目激增。当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大学生的数目已经有72万人，比较五年前的42万的数目多得多。在同时期内，那些有资格得到学位及参加艺术、商业、科学的高等考试的学生，是从41000人增加到58000人。为改良大学和各种专科学校的素质起见，“大学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便采取许多新办法。一方面，中学里增加各种课程，免得一般学生都要挤入大学。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正在考虑，投考做公务员的人是否用不着一定要先得到学位。那些所谓可以保送的有关专门学院，其中多数的成绩都不够水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印度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学术上边。因此，它希望每个大学生懂得尊重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增加大家对于理知和人道主义的信念。
在设备方面，印度各大学对于图书馆和实验室非常注意。一般大学生多刻苦用功，他们在各部门的学术上已经有显著的成绩表现。
过去印度的大学，一来就专攻一科，现在情形稍微有点变动，先多授普通科的课程，使学生在学问上有巩固的基础，然后要他们专精一科，这样才不至有顾此失彼的毛病。
关于专门的利弊，尼赫鲁比较任何人都有更深切的了解。现在引用他本人对于这问题的言论，便知他的见解是怎样。
他在1948年1月28日对勒克瑙大学公开演讲时，说道：
科学的发展，给世界所带来的这些变动，是指知识的大大增加，因为知识的范围是那么大，所以极少人能够完全把握住。知识实在太多了，人类的脑子没法子把握住。我不知道有些伟人也许会把握住，但是对于一般知识分子，这的确是太多。人类知识的整个范围大极了，就科学知识范围而论，就某一部门的科学的范围而论——它已经是那么大，所以任何人如想在那部门有所成就，他必须专门——把自己成为他那门科目的权威，但他也许不大了解生活上的其他部门。
因此，凡是有高度专门学问的人，科学家或技术家，也许不懂得生活上的许多重要的部门。换句话说，他也许算是一个坏公民，虽然他是个良好的科学家。
随着科学及工业文明的发展，知识的来源是那么多，很难把握住，所以专门研究的工作便应运而生。随着专门研究工作的发展，综合的人生观，即所谓哲学家的人生观，以及和这种人生观有关的一切问题都被人忽视了。我们的政客也是如此。他们也许是专门人才，能够当选，或者仅懂得处理眼前的问题。他们既没有时间，又没有闲暇，从广大处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够克服这种困难呢？我可不知道。我向你们先提出这问题。
最后，我们不要忘记社会教育。印度是急急要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以便代替不合时宜的封建制度。在新社会主义的新社会里，每个公民应该养成自愿的能够合作的人员，社会的价值多过个人的地位，而忠实、有效、有用等标准，便成为衡量社会的价值的尺度。
过去的人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越多的人，他跟社会越脱节。现在印度的教育，是崇尚“学以致用”。只因读书有固定的目标，所以学校和社会生活打成一片。学校是将来服务社会的准备，社会是学校生活的延长。假如在这新信条、新作风下，学校能够培养一些为社会服务的真正人才，那么它才算是对于崇高的理想有重大的贡献。
由于各阶层学校的课程的改观，教授法也跟着转变。过去的教授法，单纯是采取“填鸭式”的办法，教员把他们所懂的东西，向学生灌输，这就算是尽教育的能事。现在的教授法须尽量避免被动，多采主动，让学生多提出问题，多找答案。不过这种新作风和过去的传统有极大的距离，许多教员不能即刻接受，相信假以时日，这种新作风将能普及各校。
世间最不平等的事情，莫如有钱的子弟不爱读书，喜欢读书的子弟又没有钱。因此，奖学金制度，便成为必要。
印度政府的经济虽然很困难，但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下，它已经拨出1.2亿来做奖学金。这些奖学金的赠与，是不分种族、不论阶级的。照政府的计划，它要补助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邀请亚洲、非洲各国的学者到印度来做研究工作。
在第二次五年计划下，由政府遣送到外国去深造的学者达250名，在国内受大学教育的4000名，研究员34000名，而亚非各国前往印度研究的学者专家达3700名。
此外，比较专门的学者，如科学技术人才，由资源和科学研究院负担他们的费用；农业研究员，由农业部支持他们的工作；医药研究员，由卫生部给他们以大力帮忙。换句话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它们一定要想出办法，鼓励他们深造，以便达到储材国用的宗旨。
上文我曾说过，现代印度的教育是受甘地和泰戈尔两位伟人的影响。尼赫鲁秉承他们的遗志，对于人格教育也是一点不肯放松。他反对阶级观念，帮派观念；鼓励忍让、廉洁、和平。不过这种崇高的理想，不会马上就做得到。它的实现还须长期地教育和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