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人，他的年纪已经35岁，但他的父亲没有给他娶媳妇，于是大发牢骚，自言自语地唱道：“人生三十五，衣破无人补。”他的父亲知道他的用意，于是故意刁难地答道：“若要补衣衫，再等三十五。”他眼看目的落空，心里很不甘愿，所以再补了两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阎王拿帖会佳期。”谁知父亲竟这么狠心，不让他多开口，却直截了当地下个决论，说：“盘古八百嫌寿少，七十正是少年时。”
尼赫鲁明年（注：1959年）就要70岁了。虽然他的健康良好，精力充沛，年龄的压力好像在他的身上不发生作用一样，但“七十正是少年时”这句话应该有保留。至多他可以再做七年，等印度第三次五年计划成功之后，就要准备退休，让他有多余的闲暇来休息、思考，然后以元老的地位，充政府的顾问，做青年的指南针。精力过人的丘吉尔，到头来也要退休，尼赫鲁恐怕也要走这条路。这是历史的必然性，谁也不能例外。
本来给生龙活虎似的人物下个定论，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人是变化多端的，不是停止不变的。抽刀断水，刀起水流。把一个富有冲动性、创造性的人物当做古董来解剖和分析，似乎不大公平。
但是，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是个极繁重的职务，它不像总统或主席那么清闲。在相当的时间内，他一定要卸下仔肩，让年富力强的人来负责。
目前尼赫鲁的成就和声誉已经达到最高峰，以后站在政坛上、文坛上再活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至多是锦上添花罢了。其实，一个七十岁的人，在文章功业上已经定型，所以我在这儿大胆地给他下个评价，并不算是太过冒昧。
将来历史给他的评价，不外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史论家。革命家和政治家是二而一，一而二，指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即古人所谓“立德、立功”；史论家是指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具备，他的大名将永垂宇宙，与天地同休。
革命家，像宗教家一样，他的出发点是伟大的同情心。释迦牟尼出身贵族，只因他同情世人为生、老、病、死等问题弄得烦恼不堪，所以立志舍弃温暖的家庭，苦行修道，替他人救灾救难。尼赫鲁也是出身于富贵的家庭，并且在英国受过高深的教育，可以执行律师的业务。假如他仅为个人着想，在印度执行律师业务，一辈子可以养尊处优，过着舒舒服服的生活。只因他同情几万万的印度人民受外族的统治，言论自由固受限制，经济建设更无从谈起；只因他同情广大人民的悲惨的遭遇，非光复旧物，还我河山，不能达到解放的目的；所以他才发个宏愿，像释迦牟尼一样，说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伟大的同情心，是他誓死不屈、奋斗到底的原动力。
革命家须有极雄厚的魄力。像一万米赛跑一样，开头的时候，也许有几百人参加，跑了几圈后，许多人都逐渐退出，到了终点，仅剩了一人。在奋斗的过程中，荆棘满途，熬过一关，又是一关。身体懦弱的人早就倒下去；意志薄弱的人，中途难免要变节。孟子所谓“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说的就是那些有始无终的人。尼赫鲁自立志革命起，到了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那天止，几十年如一日；光是这种魄力，就值得人钦佩。
革命家干的是台下的基本工作。到了革命成功后，革命领袖成为执政党的领袖，大权在手，事务繁忙，这时候，他干的不是革命家的角色，而是要履行政治家的任务。
政治家的首要特点，须具备锐利的眼光。自尼赫鲁荣任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后，他对于国际形势的观察，国内情报的判断，可以说是独具只眼，永远跑着正确的路径。其实，政治家的任务，等于船上的舵工，往左往右，前进后退，全靠他最后一句话；其他添油、加煤、采购、打扫、饮食、招待自有各部门的主管长官及工作人员负责。假如他的判断错误，弄到船儿触礁搁浅，全船人的生命财产都要受影响。不过舵工并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他除要熟悉航线和气候外，还要知人善任，尊重旧人，发掘新人，使各种人才都能够安于其位，并且发挥各自的特长。尼赫鲁就有这么锐利的眼光，所以在过去十一年间，不但把印度内部管理得有条不紊，走上经济建设的大道，而且行有余力，处理国际间的大问题。
最后，政治家须具备圆滑的手腕。当美苏二大集团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尖锐化的时候，一般国家在美苏的心目中，都是非友即敌，中间没有插足的余地。尼赫鲁认为要确保世界和平，非美苏携手合作，绝对办不到。他认定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不辞劳瘁，不惜唇舌，到处奔走，呼吁和平。在怀疑和猜忌这两种恶势力在人类的心里繁荣滋长的时候，尼赫鲁居然能够取得双方的信任，这完全得力于他的圆滑的手腕。
普通人以为圆滑就是狡猾，这是根本错误。据我的观察，圆滑即诚实的别名。西人说“诚实是最好的办法”。中国的古谚也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尼赫鲁奔走于美苏两大集团之间，他的本钱不是兵力，不是财力，而是这副诚实的态度。因为狡猾的手段也许能够欺骗人家于一时，诚实的态度才能够维持友谊于久远。尼赫鲁既然一心一德地寻求世界的和平，所以在沟通两大集团的工作上，他要尽力避免刺激，增加和谐的气氛。这种苦心孤诣的作风，实在值得人崇拜。
历史上有许多大人物多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从革命家的身份来看，这还算是成功；从政治家的观点来说，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列宁是这样，孙中山是这样，甘地也是这样。尼赫鲁得天独厚，熬过长期坐监的生活，精力没有衰退，他这才有这么大的干劲，把革命家的戏唱完了之后，再来做政治家的好戏。这虽说是人事，其实也可以说是天命。
尼赫鲁的革命和政治的功业有如上述，现在再说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尼赫鲁不是纯文艺的作者，他没有出过诗集、小说、戏剧。现在被世人普遍传诵的是他在监狱期间的三大名著：（一）《世界史一瞥》，（二）《自传》，（三）《印度的发现》。
顾名思义，写《世界史一瞥》和《印度的发现》的人，应该算是史学家。
但是近百年来，史学本身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科学的史学，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史学。
科学的史学，在中国起源于清代的朴学大师，在欧洲起源于德国的兰克（Ranke），到了剑桥大学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而登峰造极。科学的史学最注重考证，注重考证的人必须精通小学，即现在我们所说的语文学。无论研究哪一时代哪一地区的历史，必须先精通那一时代那一地区的语文，然后才能够一网打尽地搜集有关的材料。再进一步，须考订材料，辨别真伪。有时为着一个日期、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书名，他不惜连篇累牍地引经据典，大发议论。结果，脚注比较本文更究某一时详细。现在各国所出版的正牌的史学杂志，多数都登载这一类的文字。除专门研究某一地区有关问题的学者外，连普通历史教授也是望洋兴叹，至多看看同一类的学者的书评或提要，稍微得些模糊的印象外，很少人能够从头到尾看到完。
文学的史学，它的历史比较科学的史学长久得多。中国的左丘明、司马迁、司马光、梁启超走的是这条路；英国的吉本、马考莱、威尔斯、屈维廉走的也是这条路。这一类的史学家本来是辞章大家，他们不甘做单纯的文人，他们要发挥他们的知人论世的见解。他们的研究历史，不是支离破碎的考证，他们只是以大刀阔斧的态度，找出来龙去脉，然后以鉴古知今的方法，把历史灵活运用。换句话说，他们所写的历史，不是迷恋残骸，而是把历史上的人物活灵活现，给现代人做镜子。
因为文学的史学的作者，个个是辞章大家，所以他们的著作最能引人入胜，不忍释手。
尼赫鲁在英国留学时代，曾服膺屈维廉的作品。屈维廉是19世纪中叶英国的大文豪兼史家马考莱的外甥孙。马考莱所著的《英国史》，可以和吉本的《罗马衰亡史》并驾齐驱。原来马考莱的妹子嫁给屈维廉，屈维廉的儿子是个史学家，孙子也是个史学家。他的著作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尤其他所著的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传》是尼赫鲁年轻时代最得力的精神食粮。
威尔斯由生物家改行为小说家，然后以小说家的笔法来写《世界史纲》。这部轰动一时的文学的史学作品，是尼赫鲁著述《世界史一瞥》的南针。但是，恕我坦白说一句，我对尼赫鲁的爱好超过威尔斯，因为他那部洋洋一千页的大著我能够很耐心地从头到尾看了三遍，而威尔斯的大著我只能选读，连一遍也没有读完。
《印度的发现》，无疑的是了解印度历史的入门书。虽然许多专攻史学的学者所知道的史实也许比尼赫鲁更多，但在把古代人物“人格化”的工作，还没有人可以和他抗衡。
至于他的《自传》，这不消说是传记学上的巨著。它的地位可以和吉本、富兰克林、穆勒等人的自传列为第一流的作品。
自他执政以来，他没有读书的时间了，更没有著述的心情了，剩下仅有几本演讲集。就演讲的本身而论，印度时报主笔莫瑞斯（F. Moraes）说它还不够味儿，又有人说尼赫鲁不如维辛斯基那么雄辩，那么生动。但是这种比喻，似乎不伦不类，因为维辛斯基的演讲好像竹叶青和白兰地，尼赫鲁的演讲却像花雕和香槟；前者注意刺激，后者偏重温和；立场不同，个性不同，作风当然也不同。
简单说一句，尼赫鲁的革命家的地位已经坐稳，政治家的地位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若论文学上的成就，他不失为一个文学的史学家、标准的散文家。他的文字能够深叩你的心弦，震荡你的灵魂，使你和他起共鸣作用。成就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苛求？
的确，大人才实在难能可贵。印度自释迦牟尼后，2500多年来便默默无闻，仅剩下一个地理的名词；直至20世纪，才一连产生了几个震撼全世界的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如甘地、泰戈尔、尼赫鲁。尼赫鲁是甘地和泰戈尔的思想上的儿子，取精用宏，发扬光大，把印度的大名广播于全世界。
但是，在3.75亿的印度人中，谁能够继承尼赫鲁的功业和使命呢？
1958年11月20四日志于新加坡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