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有一篇论文，题为《长寿术》。他认为长寿的第一个条件，是选择你的父母。用中国民间的术语来说，这叫做“长命种”；用优生学来说，这叫做“遗传”。
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兼政治家，当他功成名遂的时候，当他的名望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他就应该选择最适当的时间，选贤与能，指定继承人，自己实行退休，处于元老的地位。因为根据自然界的现象，日中则昃，月圆必缺；满潮之后，一定跟着低潮。到了低潮来临的时候，本来是誉满天下的人，很可能在隔夜之间，变成谤满天下。古人之所以反复玩味“花未全开未月圆”，就是这意思。
出身于印度婆罗门教的贵族，父亲是个名律师。自幼在家里受了严格的英国式的教育，十五岁赴伦敦，进了哈罗公学。十七岁进了剑桥大学，研读理科。二十岁进了伦敦法学院，专攻法律两年。这七年严格的训练，使他的英文研究得非常到家，一般常识十分丰富，处理事情又极有条理，这三大条件是他一生从事革命事业和政治活动最重要的资本。
当尼赫鲁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他是七分像洋人，三分不像印度人。事实上，他所运用的英语，比较任何印度语都高明。这情形大多数殖民地国家的政治领袖都如此。因为殖民地教育一向轻视母语，抑制母语，一个自幼受殖民地教育的人，当然不会例外。
但是，尼赫鲁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优点，他也明白自己的缺点。他知道自己刚从外国回来，和印度人民格格不入，不但思想和生活上有很大的距离，连印度语也运用得不大成熟。为使自己有“再教育”的机会，他决定一切从头学起。
尼赫鲁与泰戈尔和甘地的相识，是他的生命史上的转机，同时，也使印度这个文明古国幸庆新生。他曾说，泰戈尔和甘地是他的精神上的父亲。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他兼备泰戈尔的文学素养，甘地的革命精神，再加上自己的指挥若定的政治手腕，这样才能够使印度按照既定的方式——不流血革命——达到独立的地位，同时，在印度独立之后，他还能够掌握全国行政的舵子十七年，对内改善国计民生，对外高倡不靠拢的中立主义，纵横捭阖，旁若无人，俨然成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在现代史上站稳他应得的地位。
过去50年间，尼赫鲁的大名，几乎成为家喻户晓；到了死后的今天，全世界报纸杂志都把他的死讯列为头条新闻，并撰述社论和特稿来纪念他，其中最动人的题目莫如伦敦经济学人周刊《没有尼赫鲁的世界》。但是，就事论事，没有一件事情对于他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思想的变化，像下述的一件小事有更大的影响。
当44年前，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他在印度的一个偏僻的农村，见到一群可怜的农家妇女。她们给他的印象是太深刻了，所以他写道：
她们对我们表示爱慕，而且以慈爱和希望的眼光注视我们，好像我们是携带佳音的使者，指引她们到乐土的向导者一样……印度的新图画似乎在我的面前升起——赤身裸体的、饥饿的、被压迫的、非常可怜的。她们对我们——偶尔从远方的城市来的参观者——的信念，使我觉得不安，使我充满着新的责任感，而这责任感是会吓倒我的。
当尼赫鲁从事革命的时期，他曾在监狱里进进出出十几年。因为监狱住惯了，所以每次“黑玛丽亚”囚车一上门，他就不慌不忙地收拾牙刷和日常用品，很安详地上车。就在监狱里，他的时间得到大解放，他可以很有系统地研读十几年书。从前在校读书，主要的是应付考试；现时在监狱读书，为的是要认识世界的潮流，了解印度的历史，深入人生的意义。就在长期不断的努力下，他的三部名著：《世界史一瞥》、《印度的发现》、《自传》相继出版；假如尼赫鲁没有担任过17年总理，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光是这三大名著，已经可以使他不朽了。
自印度独立后，他就没有继续著书，但他的四五厚册演讲集，却是不卑不亢，值得一读再读。他的演讲集所包含的内容，不外内政、外交、教育、文化。记得他有一次到美国国会演讲，当事人照普通的惯例，在演讲前问他索稿子。他很客气而又坚决地答道：“我从来不用稿子。”为什么他会这么能干，对于任何问题都能够毫不犹豫地洞悉窍门，而且敢下断语呢？因为他素养很深，训练有素，而几十年来累积的经验和学问，使他的演讲集成为有血肉、有灵魂。
除了三部专门著作和几厚册演讲集外，他的得意杰作是两部通讯集。他的《旧信一束》我曾在《春树集》里介绍过。他的《给妹妹的信件》也是情文并茂，使人百读不厌。
从前在监狱读书著述的时期，一切文字须亲自动手，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填，连打字机也不用。自他荣膺印度总理的职务后，他身边经常有几位胜任愉快的速记员和打字员。反正他的想象力富，表现力强，加以凡事当机立断，出口成章，所以这十七年由他所批阅的公文函件，正是汗牛充栋，将来要慢慢整理出来，数量是大有可观。
在东西两大集团对立的时代，凡是在东方集团走得通的人，人家就说他拿卢布；凡是在西方集团兜得转的人，人家就骂他拿美金。尼赫鲁自受命为总理那天起，便立志以不靠拢的中立主义者自居。起初双方对他都是将信将疑，以为他在掉花枪。后来他们居然相信他的诚意，对他敬礼有加，所以他到了美国，成为美总统的贵宾；到了苏联，又成为了苏联总理的上客。就个人的成就而论，一个贫弱的国家的政治领袖能够得到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的当局的信任，这个本领可不小。
然而尼赫鲁毕生的政治生命的最高峰，却在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当时他提出世界和平五原则，那寓意的深长，作用的广大，一面使亚非国家逐渐抬头，一面使欧美老牌政治外交家长叹一声：“勿谓亚洲没有人才。”
假如尼赫鲁在万隆会议结束后，就洁身引退，甚至当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表一篇长篇演讲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与世长辞，那么中国的书法大家可以送他一副现成的对联：“修天地正气，作古今完人。”而他也可以当之无愧。
不幸事与愿违。在他临死的前几年间，他接二连三地遭遇许多不如意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和他本人并没有多大关系，假如他能够辞退总理这个崇高的职务。
第一，国大党的贪污无能，远在19世纪末年，印度的国大党已经开始活动。直到1920年左右，甘地和尼赫鲁正式负起党的领导责任后，国大党更以如火如荼的姿态，活跃于整个印度。到了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后，论功行赏，国大党的一般老党员，尤其是那些挨过打和坐过牢的老党员，当然会得到一官半职。可惜这些老朽昏庸，只记得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现在应该由老子来享受，不知道时局不断变化，长江后浪推前浪，新进人物对于那些老朽昏庸的行为，实在看不惯。这事情尼赫鲁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人类老是要阿其好，尼赫鲁越袒护那些老同志，他越引起国人的不满。
第二，果阿问题。甘地之所以令人可爱可敬，就是他“言必信，行必果”。他既顾目的，又择手段。他仅反对不良的制度，绝对不攻击任何个人，尤其重要的是，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始终坚守“非暴力主义”这个信条。
尼赫鲁是甘地的信徒，和甘地同甘共苦。他对于甘地主义，可以说是有最深刻的了解。不幸1961年，他对于葡萄牙在印度的小小殖民地——果阿——竟用武力夺回，而这件事情，曾使西方殖民地国家，振振有词地对尼赫鲁个人展开攻击。
我们且看英国前任工党首相艾德礼对他有怎样的批评。
我恐怕他是逃避现实。过去几年间的事件对他是个大打击，致影响到他的判断力，加速他的了结。（《伟大的悲剧领袖》，见5月31日的伦敦《星期观察报》）
自今年1月，他曾一度晕倒后，他的健康越来越成问题。照规矩，他应该急流勇退，赶快选择继承人，然后优游林下，多活几年，不幸盛极难为继，整个国大党找不到一个能够和他等量齐观的人物，有的不是患着这种偏差，有的便患着那种缺陷。自他以身许国后，个人的生死荣辱问题，早已看得很淡，可是临危还找不到适当的替手，这不消说使他忧心如焚，缩短生命。
5月27日早晨，他还能够起床，亲自刮胡子，可是当他正要洗澡的时候，心脏病突发，不省人事，到了下午二时，便撒手西归。
自噩耗由通讯社和无线电台播出后，举世为之哀悼。第二天，他的灵柩由军车运到火葬场，沿途致哀的观众达300万人，可谓荣哀。想起他的唯一的爱女英迪拉高喊一声：“爸爸，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你？”便突然晕倒的惨状，在场亲友和信徒，莫不潸然泪下。
尼赫鲁充满血汗和眼泪的一生，终于结束了，但他的文章事业，仍是永垂不朽，万古长青。在近代印度史上，他与泰戈尔和甘地成为三杰。在近代世界和平运动史上，他是和罗曼·罗兰、爱因斯坦、萧伯纳、罗素并驾齐驱。
196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