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13日在南洋大学演讲
普通人一提到革命，老是有谈虎色变的感觉。其实，革命仅是有意识、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把社会改造所需要的时间缩短罢了。
在近代史上，有了1776年的美国革命，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便写下了最光辉的第一页；有了1789年的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才响遍全世界；有了1750到1850年间的工业革命，科学和技术才有一日千里的进步；这儿可见革命并不是坏事，虽然在革命的过程中，人们须付出相当的代价。
当代第一流政治家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从事革命几十年，他的成就，已经有口皆碑。我们就他的努力奋斗的历史来分析，觉得他曾履行三大使命：第一，政治上的革命；第二，经济上的革命；第三，思想上的革命。政治上的革命，在求印度完全独立自由；经济上的革命，在求印度社会的繁荣安定；思想上的革命，在求世界各国的和平共存。头两种革命，是尼赫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的资本；后一种革命，才是达到他最崇高的理想。
一 政治革命——争取印度独立自由
现在先说第一点：政治上的革命。印度受外国统治了150年后，一般人民已经抬不起了头，竖不起脊梁骨来做人了。他们只知道个人和家庭，不知道什么叫做国家，更不知道什么叫做世界。在社会上，一方面有极少数聪明绝顶的人，另一方面有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人；一方面有极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有大多数连饭也没得吃的赤贫阶级；一方面有极少数雅洁、宽敞、漂亮的花园洋楼，另一方面有大多数污秽、窄狭、破烂的土墙茅屋。
我们这位革命家尼赫鲁先生，就属于印度的极少数幸运者的集团。他的父亲是个著名的律师，家里有的是高楼大厦，有的是漂亮的游泳池，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到他家里来参加宴会，正是有说不尽一派繁华富贵的景象。
尼赫鲁先生所受的教育，是正牌的英国贵族学校——哈罗中学和剑桥大学。他专门研究法学，准备回国后，继承父亲这一行名利双收的职业。可是就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已经开始注意国际问题和社会主义，同时，他的人生观起了很大的变化。他知道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仅谋个人的幸福，最重要的是以国家和世界做前提。
1912年，他回到印度，即刻加入印度国大党做个代表。1916年，他和甘地先生会面，这两个人的会见，可说是富有历史的意义。从那时起，到1948年1月30日甘地先生被刺那天止，在三十多年工夫里，他们两个人便成为最好的搭档，是教主和信徒，是老师和高足，二人的密切合作，终于把印度解放出来。
革命是一宗艰巨的大事业，参加革命工作的人，精神上必须有所准备，不然，一遇外来的打击，马上变节，那么他将陷于前功尽废的境地。
以积弱不振的国家，要和全盛时代的大帝国对立，它的首要条件，是大无畏的精神。谁不爱生命财产？谁不爱荣华富贵？这些身外的虚名小利，往往把许多青年志士的意志消磨得一干二净。因此，甘地和尼赫鲁在从事印度独立运动的时期，首先教人“别害怕”。这种宗教式的法宝一祭起来，马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谁都以维护印度的独立为做人的起码条件。在宗教的热诚的鼓励下，生命财产不要了，荣华富贵也不要了。挨打和挨骂，等于家常便饭。监狱等于学校，家庭等于旅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只有人人不怕死，天大的事情都可以干得成功。因此，印度的独立运动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得力于大无畏的精神。
普通人以为干革命工作，一定是没有身家财产的人，这句话刚好和尼赫鲁的处境相反。自他积极参加救国工作后，他首先来个大牺牲。他那间豪华的公馆改为国大党总部，号称“独立之家”。车马不要了，佣人辞退了，宴会完全停止了，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再也不上门了。整天在他的家里出出入入的，只剩下满腔热诚的爱国志士。这种以身作则的行动，使尼赫鲁一跃而成为全体人民的英雄。因此，印度的独立运动成功的第二条件，是得力于自我牺牲。
普通干革命工作的人多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即英文所谓Means justified by the end。可是尼赫鲁却两样。尼赫鲁接受甘地的领导，认为目的固然重要，手段也同样重要。假如革命家不择手段，他们往往不会达到崇高的目的。因为这缘故，尼赫鲁特用全力来实行Satyagraha，这字的意义，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它要爱国志士品行端正，提高道德的水准。事实上，只有运用光明正大的手段，才能够使对方心悦诚服，不然，口是心非，诡计多端，这将使对方增加反感。因此，印度革命成功的第三条件，是得力于“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
在精神上，尼赫鲁及其同志既然有这么健全的准备，在行动上，他又有什么表现呢？
尼赫鲁认为印度革命的目的，在求印度的独立。他所反对的仅是殖民地制度，绝对不涉及个人。这种光明磊落的行动，曾博得英国朝野的同情，所以在他前前后后坐了十四年监的期间，他从不和英国人结怨。相反的，据他自己的表示，在他坐监期间，他往往得到意外的优待。
因为他的认识十分正确，只反对制度，不反对个人，所以在印度争取独立的三十年期间，他绝对禁止暴动、暗杀，以及许多无意识的行动。因为仇恨生仇恨，你可以用卑鄙、恶劣、毒辣的手段来对付人家，人家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你，结果，是两败俱伤。
尼赫鲁所干的不合作运动，其实就是反暴力运动。不合作运动的一个标志，就是每个党员须亲自织布。一来，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劳动，使身体一天一天强壮，能够吃得起苦；二来，每个人会意识到，当先进国都用机器来代替人力的时候，印度还停滞于手工业的阶段，非急起直追不可；三来，使对方深切地了解，独立运动已经成为全国普遍的要求，越提前实现越妙。
在独立运动的三十年间，尼赫鲁一直站在最前线，负起实际组织、宣传和指导的责任。起初他仅当秘书长，无论谁做国大党主席，他都能够跟人家合得来。只因他深入民间，既明了民生的疾苦，又认识世界的潮流；既研究印度的历史，又把握印度的将来。到了他当国大党主席的时候，他好像六辔在手，指挥若定，很有把握地以不流血革命的方式，使英国很愿意地让印度独立自由，而尼赫鲁的第一种革命，即政治上的革命至此才算大功告成。
二 经济革命——争取印度繁荣安定
现在要说第二点：经济上的革命。印度独立自由，仅算是最初步的工作。独立自由后又应该怎样？这问题很伤脑筋。
当尼赫鲁还在监狱里读书写作的时候，他早就预料到，印度得到独立自由后，须来一次向贫穷革命，才能够算是真正的成功。他知道过去几十年间，世界上有些国家曾厉行经济建设计划，结果，使各种事业蒸蒸日上。假如印度要向贫穷宣战，它必须也走这条路。
主意一定，他便着手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同时，广泛地邀请全国各部门的主管人物和专家学者提供意见，拟定经济建设计划。不幸印度刚宣布独立，便出现分裂的局面，在无可奈何的形势下，印度却和巴基斯坦划分为两个国家，由巴基斯坦跑出来的七八百万名印度的难民，使政府当局非常不易应付，经过几年的挣扎后，才恢复平静无事。
谁也知道，苏联由农业国一跃而成为工业国，这主要的是得力于由一九二八年开始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印度所走的路线，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它是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和英国工党所实施的政策大同小异。
苏联建国后第十一年，才开始实行第一次五年计划。印度因为接受各国的经验，而且事先早有准备，所以在独立后二年半期间内便开始第一次五年计划；这表明这个返老还童的古国是后来居上。
印度的经济建设有两个目标，第一，增加生产；第二，平均分配。
在增加生产这方面，它尽量采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特点，怎样集中资本，充实设备，训练人才，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时，它又运用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富农，维持中农，扶植贫农，使每个农民都可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富农绝迹，贫农逐渐减少，占了全国人口80％的农民都有地可耕，能够自食其力，这才是维持社会安定的秘诀。历史告诉我们，每次民变，差不多都因为水旱兵灾的关系，弄得一般农民活不下去，老幼饿死，壮丁流浪街头，准备做流氓或难民；在这时候，只要野心家稍微一煽动，难免要出乱子。
印度在实行经济建设的初期，一来就解决土地改革这问题，这是尼赫鲁聪明过人的地方。
土改问题解决后，他便有计划地发展水利。印度像中国一样，过去单纯是靠天吃饭，只因靠天吃饭，所以无知的农民每年不是要祈晴，便是要祈雨；叩头如捣蒜，所得仍等于零。
现在我们知道，由于各部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类可以控制自然，利用自然。高山的积雪固然有用，大大小小的河流更是有用。这些自然界的“潜能”（Potential energy）如不懂得好好地利用，不但会白白的浪费掉，而且会变成灾害。相反的，这些“潜能”如能妥善利用，它才是国家的大利薮。
大家知道，水利发展后，灌溉问题可得合理的解决，附带的利用“水力”来发电，会使电费变成很便宜。目前美苏之所以成为一等强国，因为它们都能够生产极廉的电力；苏联一基罗瓦特小时的电力仅值一分钱，美国还不到一分钱。电力问题一解决，我们才可进一步谈到发展工业。
尼赫鲁是个最懂得运用逻辑的人。他深知所谓现代化的社会，就是工业化的社会；不过在没有举办工业之前，必须先把水利和电力，交通和运输等问题搞好；这些工业需要长期来实施，短期内不易见效。
关于工业“国有化”这问题，他倒不大着急。他是采取缓进的政策。除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如电报、邮政、铁路、航空应由国有国营外，政府仅举办最新的较大规模的工业，其他小规模工业完全由私人去经营，政府仅负指导和检查的责任，一点也不作过分的干涉，这倒合公私两利，劳资合作的精神。
印度是个穷国，它的经济建设工作，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错，目前有些国家都愿意借钱给它，不过尼赫鲁最害怕经济援助的后边有什么附带的条件。假如列强能够了解尼赫鲁的苦衷，尽量给他以经济上的帮忙，而不作非分的要求，那么尼赫鲁的第二种革命，即社会的繁荣安定才能够提前成功。
三 思想革命——争取各国和平共存
最后，我要谈第三点：思想上的革命。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大宗教家、大政治家，都怀抱“天下一家”的理想。他们觉得国家的范围太小了，为着本国的利益来侵犯人家，这更是毫无意义。
尼赫鲁自幼就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又有宗教家的热诚。他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怎样改变人们的头脑。他主张大家必须抛弃你死我活的错误观念，而看到密切合作的好处。事实上，各国的领袖和人民必须经过一度思想上的大转变，而这种大转变需要相当时间，不能马上就实现。
尼赫鲁不是一个普通仅懂得纸上谈兵的政治家，而是对于自然科学很有素养的通人。当他还没有改行研究法学之前，他曾在剑桥大学专门研究自然科学。只因他有高度丰富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所以他才深切地知道现代的战争实在打不得。假如人类竟愚蠢到这地步，轻易发动战争，结果，不是一死一伤，而是两败俱伤。
由于这种正确的认识，多年来他是一贯地主张世界各国应该和平共存。
在军国主义全盛的时代，每个国家的领袖，都以富国强兵为当务之急。的确，国家如不富强，那么它的领土难免要受人侵略，同时，它的人民也难免要流离失所，最后，连主权也不能确保；名存实亡，这又有什么意思？但是，狭窄的国家主权如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果，一定会发生矛盾、冲突、斗争。
从远处着想，一个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不但要重视本国的利益，而且要关照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战争一爆发，玉石俱焚，谁也不能幸免。因此，真正维护本国的利益的政治家，应该伸手跟别的国家合作，以期达到和平共存的地步。
现代科学的进步，虽然是一日千里，但一般政治家的见识仍没有跳出军国主义的时代。希特勒提出“以枪炮代牛油”的口号，要全国人民束紧腰带，从事战争的准备。结果，战争爆发了，德国也随之没顶了。最后，还遭四分五裂的惨状了。须知一个政治家如没有深谋远虑，不以和平共存为前提，仅斤斤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他一定要怀“小心眼”，到处打如意算盘，专门找人家的便宜。假如每个国家都这么自私自利，势必发生无谓的争执。过去一幕一幕的历史，都证明此路不通。相反的，只有国际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共存，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为着争取和平共存，我们必须彻底反对战争。因为在未来的战争里，输固然是输，赢也是输。人类费了几千年所得到的文明，很可能消灭于一旦。
印度是个新兴的国家；但在避免战争，寻求世界和平这方面，它可以尽很大的责任。因此，尼赫鲁决定不加入东方集团或西方集团，他宁愿置身局外，以和平老人的姿态说几句公道话。人家听得下，那是再好不过；万一不肯接受，这对印度也没有什么妨碍。反正他绝对不想在这乱糟糟的局面里再增加纷乱的因素，这已经成为印度固定的政策了。
尼赫鲁常说，他是个积极的人，不是消极的人。他只想对印度及世界和平有所贡献，他绝对不想“反对”这个主义，“反对”那个主义。假如各国的政治领袖都能了解他的意思，把备战的精力移来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相信尼赫鲁的第三种革命，即世界各国和平共存的理想也能够实现。
开头我曾说过，革命仅是有意识、有组织、有系统的活动，把社会改造所需要的时间缩短罢了。尼赫鲁一生从事革命，他费了三十多年时间，使印度独立自由，完成了政治革命。他费了十一年工夫，使社会繁荣安定，这种经济革命现在还在进行中，再加上几十年时间，大概印度可赶上工业先进的水平。至于世界各国和平共存的思想革命，这工作更是十分艰巨，因为目前印度根本不是一等强国，它不能支配人家，它只能够以宗教家的苦口婆心，对一般人劝导，向二三强国的当局呼吁。起初，他的言论，好像先知在旷野的呼声一样，根本没有人理会；现在他已经引起全世界普遍的注意，谁也要对他表示三分敬意了。
明天是尼赫鲁的69岁诞辰。我们谨祝这位有思想、有学问、有才气的政治家健康，同时，更希望他所倡导的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也能够像已经实现的印度独立自由的政治革命那样，一一成功。
1958年11月13日志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