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
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一九〇二年——引者）也。”(1)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2)这里不谈梁启超的论点当否，只说明梁启超心目中的近世史，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的近世史大体是和世界近世史并行的。“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一语，正是资产阶级永恒世界的美梦，梁启超所希望的中国也正是这个前途。所以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以后出版的一些中国近世史，多数都是从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所谓“西学东渐”写起的，也有开始于鸦片战争的。
近百年史这一名称，则始于抗日战争，因为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前期，恰满百年。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名著中说：“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稍后，毛泽东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写道：“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史”，接着指出“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都需要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所以近百年史一名一直为人们普遍地使用着。确实这一百年，给中国人民的印象是太深刻了，它是灾难重重的一百年，也是艰苦奋斗的一百年。直到最近，时代的发展早已超越了一百年，人们写作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却仍喜沿用近百年史的名称，如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即其一例。不仅因为近百年史一名的深切著明，也由于近百年可以贯串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而不受以五四运动为界标习分为近代和现代的局限。然而时代标明的实际数字，从一八四〇到一九四九年，毕竟是一百一十年了。
至于把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称作近代史或现代史，过去是不加区分地使用的，虽然较多的地方称作近代，却也有以现代命名的。把近代和现代作为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八十年为近代，以五四运动开始以后的历史为现代，教学用书更严守这个界线，这是最近十年来的事，也是学习苏联科学地区分近代和现代历史的结果。这种区分，不仅改变了过去对近代和现代名称的混淆，也打破了近百年史的习惯用语，显然是历史科学向前发展的表现。
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日益成为独立研究和讲授的对象——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因此，史学界酝酿着重新划定近代和现代历史分界线的意见。主张自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一十年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为现代史，即把原来划在现代史的前三十年归入近代历史的范围。如教育部组织一部分高等学校教师正在编写自五四运动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教材，原拟称作《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这个名称太长了，使用不方便，现已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个名称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为近代史的下半部来处理的，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以区别于习称的现代史；二是作为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个段落来处理的，它不仅要写革命史，也要写经济、文化和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因此以“时期”和“通史”等字样来区别于一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上述名称的改变，好些同志不甚赞同。认为世界史的近代和现代既然是以十月革命为分界线，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以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五四运动为分界线，不是很合适的吗？而且以五四运动起的历史为现代史，已为大家所接受，重划没有什么必要。
本来历史时期的划分，是在于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从社会形态之间的区分到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划分阶段，都不外是找出一个至善之境，使它能够标明历史阶段的客观性。但是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是着重于这个社会变化发展的环节，不管以阶级斗争为标志也好，以社会经济的变化为标志也好，都要能显示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决不是人们主观的设想，而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存在形式。而一个社会形态和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区分，却是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我觉得近代和现代史的划分，它不应是标示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示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一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
如果说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就不应是五四运动，而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那就是说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它不是有完整意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的变态社会。它的社会生产关系始终是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关系，这种过渡关系的主要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封建生产的搏斗，爱国的人民和外来侵略势力的搏斗，长期搏斗的结果，虽然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但社会生产一直是在曲折的途程上变化和发展的。因此，以近代史概括充当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而不因五四运动把一个社会形态分割为两截的近代、现代史，是更为科学些的，也更能完整地反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事实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近年编印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等书，所辑资料的内容，都是从一八四〇到一九四九年，这说明了这一百多年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有着不可分割为二的连锁关系。
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开始。我们知道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和民族革命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革命的根本特点之一。中国的民主革命完全取得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推翻最后的一个反动“王朝”——国民党政府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大陆才实现的。五四运动虽然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线，但它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时候，指出：“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3)这样，把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串联起来，说明“许多个别阶段”，是一种后浪推前浪的关系，这正是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客体。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所写的中国近代史，切实地说起来，还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历史，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天，我们争取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民主革命的历史才告完成，近代历史也就有了明确的结论。刘少奇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即政权问题上，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终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4)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中虽然有新旧民主的区分，却只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而不是两个不同内容的题目。当然二者的领导和前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谁要是忽视了这个根本变化，谁就会错误地混淆新旧民主的界线。
那么，把新旧民主革命都包括在一部近代史中，是不是会混淆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界线？是不是会混淆了两种世界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以为问题不在于从旧民主到新民主的联系会混淆了二者的界线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而在于写作和讲授者思想认识的明确与否。苏联的现代史是以十月革命为起点的，然而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俄国革命是早就开始了的，伟大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不是俄国工人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苏联的历史却把它写在近代历史的范围内。当然新旧民主革命的界线是不容混淆的，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表达这个意见的：“近代历史百十年，民主革命贯始巅，时代变化区新旧，五四从来是界线。”虽然，还有同志主张提前以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或拉后以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新旧民主革命的界线；但是五四运动为中国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线，毕竟是为大家所公认了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国工人运动开始高涨起来，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确信，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社会主义的道路”(5)。这个新时代到来的标志，虽然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产生的，但它在中国的实际反响，却至十月革命后两年的五四运动才激烈地体现出来。至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到新民主转变的根本力量，然而五四运动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动员，它是新时代到来的先声。“五四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同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在工人阶级壮大的基础上，有了促进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力量。可是新旧民主革命的界线，不一定就是近代和现代史的界线，因为它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民主革命的性质。
世界史的现代始于十月革命，中国史的现代如果不以紧接着十月革命的五四运动为起点，是否会造成局部和整体的不一致？当然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首先是否定了资本主义世界，宣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从此大踏步前进了，鲜明地划出了两个世界和两个时代。然而历史的进程，不可能强求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步伐都一样，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它们还有自己的近代和现代。譬如世界史的近代始于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日本却晚至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才由中世纪的历史正式进入近代，中国的近代也是至一八四〇年才开始的。虽然有人想把中国的近代上推至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里我不是想把资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来伦比，而只是说明世界历史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所跨进的时代有先后。苏联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起点完全一致，因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在那里实现的。一般和特殊在它的自身获得了统一。
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界线，除了就社会形态和革命性质来区分外，就时间的意义上来说，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现代就是今，就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一九四九年中国宣告独立自主的那一天，即中国近代历史的宣告结束，也就开始了另一性质的伟大革命，跨入了现代历史。因此中国的现代还才开头，是正在发展中的历史，它的内容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更加丰富起来，“方兴未艾”这句话，恰是我们现代的写实。公羊学家称孔子作《春秋》，有“所见、所闻、所传闻”的三种情况，即所谓“春秋三世说”。拿这个公式来标明我们今天对于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和一百一十年的近代史，是包括“所见、所闻、所传闻”的境界的，即经历了“三世”的境界。至于现代呢？不仅是我们“所见”的，更是我们及身努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我们的今天，也是我们的明天。李大钊说：“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6)他所要创造的将来，正是我们的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现代的中国。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是不是会割断我们党的历史或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我想应该把“通史”和“专史”区别开来。作为“中国近代通史”的整体来说，它应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纵的方面，以民族民主革命的反复斗争和不断发展的历史为主干，横的方面既要写汉族的历史，也要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既要写社会经济的变化，也要写思想领域的斗争；就是比较刻板的政治制度，也不能完全略而不谈。这样才能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至于党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那是属于专史的范围，当然这样的专史，它又是革命实践的普遍真理的纪述，必然是以伟大的五四运动为起点。另一种性质的专史如近代经济史一类，它的起讫就完全可以和近代通史一致。由于各种专史有它自身的特点，我们既不应以专史去范围通史，也不应以通史来要求专史。这是一般和特殊必有的差异。
由于近代史的下限的延伸，它的年限将由八十年变为一百一十年，这就牵涉到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关系。两三年前我们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有些阶段的意见比较接近，有些阶段的划分是极不一致的，如甲午战争以后的分歧就特别大。我感到没有就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来考虑，把五四运动设想为近代和现代史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对问题展开讨论的局限是有影响的。作为近代通史的分期，我以为从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到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可以划作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旧民主革命的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失败后的继续挣扎；另一方面是新民主革命的由开始酝酿到展开第一个重要的战斗回合，这是新旧民主革命换防和接防的阶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这个转折阶段的重要特色。如果“朝代”的兴灭还可作为分期的参考，那么这个十五年恰是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时期。在前面引述到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就是把一九一二到一九二七年作为一个时期来编辑资料的，也恰反映了这一时期客观存在的阶段性。历史时期的划分，贵在标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如果以片面的理由为依据，那么近代历史上的许多年份都可作为分期的标志。然而历史的自身却不一定承认这样的标志。
无论近代现代史年限的划分，和从此引申而来的与近代史分期的关系，都涉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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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7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9—660页。
(4) 《红旗》杂志，1995年第19期，第4页。
(5)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6)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