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张洛行，上下两千余年，到底有多少次农民起义，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可能永久也统计不出来。这无数揭竿起义的农民战争，与不断增长的历史人口有没有内在联系，多年来我们不敢去碰它，也不敢去设想，因为一谈这个问题就有点马尔萨斯嫌疑，谁不想去做马克思而去做马尔萨斯呢？
农民起义，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人口增长是不是同历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有关，是个有待于探讨、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王朝被农民战争削弱或推翻了，新王朝建立之初的人口总是少于前一个王朝，这姑且不谈。这里只就封建社会正在崩溃和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的农民起义来分析，即从一七九六年川楚白莲教起义到一八六八年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失败的农民战争来分析，看看在这连绵七十二年中，全国此伏彼起、席卷各地的农民起义，同当时人口的增长有哪些关联，向这个禁区探一下险，也许不是无病呻吟吧！
一、从洪亮吉谈起
乾隆、嘉庆年间有个著名学者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〇九），他在经学方面是个汉学家，在文学方面是个骈文家，在哲学方面是个无神论者，这些方面都不足为奇，与他同时代的这种学者大有人在，奇的是他是中国第一个人口论者。有些书和文章对他的人口论已有所阐述。他与英国的人口论者马尔萨斯（一七六六——一八三四）基本同时而略早，他没有学过西学，大概也没有里通外国，他在《意言》一书中表述的人口论，据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要早五到十年，可以说是个关心国计民生而有创获的学者。
洪亮吉的人口论包括哪些内容？
第一，关于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关系。他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增二十倍焉。”他所说的“治平至百余年”，是从康熙前期算起的；所说的五倍、十倍、二十倍，当然不是实数，而是表明他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惊讶。他是江苏常州阳湖人，可能是就当地他所接触的人丁兴旺的家庭推算出来的，所以他接着说：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庸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这个论点与马尔萨斯概括的人口增长是几何级数、生活资料增长是算术级数基本一致。但洪亮吉在说了上述现象之后，进而指出：“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这在他的整个论述中虽是个附笔，但触及了社会矛盾，与马尔萨斯公开反对“平等制度”的顽固立场不完全一样。
第二，关于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洪亮吉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两个方案，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即通过“水旱疾疫”的自然淘汰，这与马尔萨斯的用“瘟疫、饥荒、战争、急性病”等所谓“积极防制”法，除“战争”外，大致相同。二是“君相调剂之法”，即政府采取一些调整和救济的措施。他说在于“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这与马尔萨斯提出的“预防限制”，如计划生育，实行晚婚有所不同，一个是发之于人口已增之后采取的应急措施，一个是采取预防办法以抑制人口的增长。这里反映了封建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差距。计划生育，晚婚之类，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绝不许可的。
第三，关于人口激增引起社会动乱的问题。洪亮吉认为上述“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并不能解决人口增长快和生活资料增长慢的矛盾。他说：
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而昔之以升（按指米）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按指布）计者，钱又需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商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
洪亮吉以为这还是就“勤力有业者”而言，至于那些失去恒业而“游手好闲”的人，灾荒一至，“其不能束手以待其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所谓“攘夺之患”，所谓“甚可虑者”，都是指农民将不能照常生活下去，势必铤而走险，使社会发生动乱。“治平至百余年”的清朝，这时面临的已是这样一个“甚可虑”的局面。
构成洪亮吉人口论的这些论点，既不是舶来品，也不全是阐发前人已有的论述，而是他生活在乾隆后期，对人口增长特别快所感到的严重威胁。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六千万。据记载，一六五一年全国丁男一千余万，由于户籍以一户一丁计算，每丁户若有五人，加上逃避丁赋而隐瞒的人口，所以约合六千万。康熙时已突破一亿，到乾隆末年骤增至约三亿，一百五十年间，人口增加了五至六倍。特别是一七四一至一七九〇年的五十年增加得快，也就是洪亮吉的青壮年时代。作为那时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耕地，清初，全国面积是五百四十余万顷（一六六一年数），一顷合百亩，平均每人近十亩；乾隆年间增至七百八十余万顷（一七六六年数），平均每人约两亩。耕地面积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几，不及人口增长的十分之一。至于单位面积产量，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变化是不会太大的。从这个人口和耕地的比数中，也就不难看出洪亮吉人口论的实际意义及其社会价值了。
二、一个高峰连接着另一个高峰
中国历代人口，记载虽不精确，也不完整，但并不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说的是一个谜，事实上历代人口的消长，大致还是有案可查的。在清朝以前没有突破一亿（唐朝最多时是九千二百五十四万），而乾隆年间竟增长至三亿，成为历史人口的高峰。三亿是个巨大的基数，再过四十年，至鸦片战争前夕的一八三四年就有四亿一百多万人了。以后的百年间，我们一直笼统地称为“四万万同胞”。
乾隆年间出现的这个历史人口高峰，是同当时出现的比较承平的政治局面分不开的。清朝的统治从平定三藩和台湾之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一百多年，除对边区多次用兵外，心脏地区没有太大的变乱，大体是安定的，人民得到了较长时期的休养生息，这是个总形势。而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规定以当年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为征收丁赋的标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我们不去说这是否是他们的圣祖仁皇帝（康熙皇帝）的什么“德政”，但它减少了人民的一点负担是个事实，对人口的增长无疑是有刺激作用的。
除了三亿这个总数目表现为中国历史人口的高峰外，有些具体的记载也说明了这个高峰的片段。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他们从大沽口乘船到天津，再到通州，由通州陆行到北京，其中的“狮子”号船大副爱尼斯·安德逊记述说：“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1)这个外国人目睹后的描写，反映出了那时人口兴旺的实际状况。
正是在这个人口众多、封建压迫日深的形势下，随之而来的是农民起义的高峰。洪亮吉所顾虑的“攘夺之患”，就在他的晚年爆发了。川楚白莲教大规模起义，波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延续了九年。从白莲教起义这一年到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的这四十四年，《东华录》所记起义共九十三次。这些起义标志着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由盛转衰，却不是农民起义的高峰，高峰还在后头。
那是由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的频繁起义，发展到五十年代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这才是乾隆、嘉庆以来农民起义的高峰，也是两千多年以来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高峰。仅据《东华录》的记载，从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至二十九年（一八四九）的九年中，农民起义就有一百一十次。范著《中国近代史》在引述《东华录》所载的这些起义后，说道光“二十九年以后不是事件减少，而是事件太多，地方官吏无法收拾，只得隐匿不报”。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以太平天国首义的广西而论，在太平天国前后各地起事者大小约一百四五十股。天地会系统的“堂会”，从一八四八至一八六六年有一百二十五个；“党股”，从一八四七到一八六五年有二十二起。“堂会”和“党股”的主要区别是：“堂会”不留发，以便趋避；“党股”蓄发，以便团结。单就这些数字看，就可想而知了。
从一七九六年川楚白莲教起义起，特别是从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八年捻军失败的十八年中，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太平天国、捻军、天地会系统、白莲教系统和少数民族的起义，到底有多少次（起）？投入起义的人又有多少？要举出个比较准确的约数来也是不容易的，只能说那时是山山冒烟，处处起火，农民英雄们演出了罕有的悲壮的历史场面。
这个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高峰，无疑是由于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以及后来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矛盾激化而成。但是人口空前激增和起义空前高涨这两个高峰的相继出现，决不是双峰并峙，互不相涉，而是有一定关联的，好像横亘千里的巨大山脉，一个高峰连接着另一个高峰，或者可以这样说，乾隆以来膨胀的人口至少是嘉庆、道光、咸丰时社会矛盾加剧和农民起义高涨的激素。在太平天国革命后的一批改良主义者如薛福成、陈炽等人，都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口吻，在他们的论著中说到户口激增带来的贫困和不安。他们撇开封建剥削和外国侵略的严重恶果不谈，当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他们触到了那时人口激增和农民大起义两个高峰的联系，也不能说是无的放矢。而且他们都提出了发展机器工业“浚其生财之源”的主张。
三、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
人口膨胀这个激素在哪些地方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对当时连绵不断、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有些什么联系？我以为一个正比，一个反比，又一个正比，是二者的基本联结点。这些联结点是人口骤增促进社会矛盾激化的表征，是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
人口增长对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对矛盾的双方都有发酵作用，就地主阶级方面来说，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主同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相比，总是居于少数。但随着全国人口的增长，封建统治阶级及其附属阶层的人数也必然相应增多。从明朝宗室来看，朱元璋及其子弟数十人，到隆庆、万历间已发展为亲王、郡王以次有封爵者达两万多人，宗族不下于二十万人。按照明初法律的规定，这些天潢贵胄是不须务农、自谋生计的，而是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分享或多或少一份从农民阶级那里剥夺来的租税。清初对清朝皇室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数十年的繁衍，那些“红带子”“黄带子”增加得更快。尽管在朝代的更替中，前朝的贵族有的没落了，但总的趋势仍是在增长的。在缙绅地主和世族地主中，尽管因不断兼并和其他斗争，有所代谢，但总的趋势也仍然是增多的。如果将地主阶级的人数都在总人口中按较低的百分之五来估计，那么清初地主阶级的人数应有二百五十多万，到二百年后的鸦片战争时，便有二千多万人。地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奢侈淫逸的生活，随着人数的增多，必然是加紧和扩大对农民的剥削。所以在封建王朝的后期，农民受到的压榨更为严重，是和这个阶级的人口增多大有关系的。
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主要人口是农民，人口增长的绝大多数也必然是农民。如前所说，由于人口的增长，清初平均每人占地十亩，到嘉庆、道光年间就不足二亩了。在这个演变中，地主阶级的人口增多，也就是兼并之家日多，造成土地日益集中，大批农民势必失去土地，由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佃农，以至失业游民。这个趋势，是和人口增长成正比的。
第二，生产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
在人口增长快和耕地增长慢、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民生活水平是要相对下降的。以太平天国首义的广西来说，清初人口五十余万，到道光、咸丰时增至七百八十余万，增长十四倍多，而耕地面积仅增加了百分之十，清初平均每人占地十四亩，到道光、咸丰年间就只有一亩四分地，也就是说原来一个人的生活资料要由十个人来分享了。这是就人口和耕地的比较大致而言，实际情况当然不会是这样机械简单。
从人口多，食粮的需求量大来看，以产米著称的苏、松、常、镇四府为例，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四府旱灾，米价由每升七文涨至二十四文，每升七文当是常价；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大旱，每升竟涨至五十六七文；此后的若干年岁内，总以二十七八文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在洪亮吉的论述中也说：“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不谈荒年，仅以常价计，八十来年，粮价涨了五倍以上，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竞赛。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里，生产发展缓慢，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恰成反比。马克思说：“农村劳动者不断过剩化的事实，……使他们失去最后的反抗力，使他们变成地主和租地农业家的完完全全的奴隶，以致工资的最低限，就当作自然律钉在他们身上了。”(2)
第三，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
洪亮吉在乾隆后期所忧虑的，“户口既十倍于前”，“游手好闲更数十倍于前”，接踵而来的，就是上面谈到的自川楚白莲教开始的许多农民起义，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后遍及全国的起义，次数那么频繁，股数那么众多，规模那么广阔，是以往任何农民大起义的年代所不可比拟的，这同从三亿到四亿多人口这个现实是此前历史社会所不曾有的情况是紧密联系的。它们中一个是以往不可比拟的，一个是前此不曾有的，二者相遇，显然不是巧合，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农民准备起义时，为了避免过早地为敌人发觉，往往从人烟较少的山区开始，但它的发展壮大总是要闯向那些户口稠密的地区，那里有许多被压迫的苦难群众，有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人群，他们是扩大农民起义队伍的天然预备力量。君不见两万多的太平军在杀出广西后，穿过湖南，打下武汉，攻向江南这些人口众多的地区，如鱼之得水，便迅速发展为号称百万的雄师。
上述正比——反比——正比这个公式，在于表明从乾隆以来激增的人口，对太平天国革命前后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其斗争的影响，是说人口的激增加速和扩大了这种矛盾和斗争，不是说人口的激增决定了这种矛盾和斗争。
四、促进与延缓
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它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人口的迅速增长，受生产水平的制约以及封建统治者的乘机压制，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一个因素，给武装起义提供了广大的后备力量，对起义的兴起和发展应该说是大好事。然而这只是就起义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言。一个社会如果经常处在人口过剩的压力下，长期动荡不安，并不利于积蓄财富，改善条件，扩大生产。事实上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教育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总是在统一承平的时候。历史上出现的“之治”或“盛世”，我们不能闭着眼睛说它不“治”不“盛”，历史从来是治、乱相承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詹大悲这句名言，是武昌起义前夜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最后推翻清朝的腐败统治而发，铿锵有声；一九七五年姚文元偏要鹦鹉学舌，用来搞乱社会主义，破坏毛主席的安定团结方针，把革命的宣言变作他的反革命的嚎叫，则是对历史的颠倒。
生产力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因素，人又是生产力的最积极因素，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有了足够的劳动力那个地方就会兴旺发达起来；反之，则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就会长期处于贫乏状态。从长远来看，地球上或某个国度是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的，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就会变为不利因素。斯大林说：“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3)历史正是按照这个辩证法则运动的，我们在一个时候却只看到“促进”的一面，以为人是万物之灵，越多越好；而忽略了“延缓”的一面，看不到人口迅速增长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拖历史的后腿。
这种“促进”与“延缓”的相反相成现象，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尤为显著。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结构，其特点就是自给自足，生产范围狭小，科学技术不发达，要增加生产，重要的一条是靠开垦荒地。但开垦荒地，并不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穷，用之不竭”，它要受到可耕地和地区的限制。因此，发展农业生产，主要靠追加劳动力，深耕细作，经营农副产品。多少世代以来，儿子多就是劳动力多，儿孙绕膝就是福气好，成为这种小农经济的人生信条。等到人口大大增长，剥削与贫困与之俱增，社会岌岌可危，封建统治者就没有任何法子来解决这个难题。嘉庆十一年（一八〇六）嘉庆皇帝的上谕中说：“今人数众多，生计既不免拮据，而少年子弟无所执业，亦恐启游惰之风。”他悲叹：“宵旰筹思，终乏良策。”(4)不，他们不是没有“良策”，他们的“良策”是：借欺骗的软手法来缓和矛盾，缓和不了就残酷镇压，这就造成了封建社会的循环动荡和不稳定。
我们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探讨人口激增和农民起义的关系，与马尔萨斯并无相同之处：（一）马尔萨斯是用人口论代替阶级论，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顽固地对抗马克思主义；我这里是说人口膨胀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对矛盾的激素，在阶级社会里，人口的增减是直接受到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制约的。（二）马尔萨斯是把战争当作消灭过剩人口的重要手段，鼓吹战争；我这里是说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人口激增会激化社会矛盾，对农民战争的发动和发展会产生一定影响。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我们揭露他的反动本质，分析他的谬误所在，是完全必需的；对他维护资本主义世界、希望其永世长存的意念，当然应该持否定的态度。但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揭示出来的问题也一概抹煞。他至少提出了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和要控制人口，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世界各国特别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我国不是仍然在承受着经济落后和人口膨胀的强大压力吗？对于一切事物包括理论上的分析批判，如果陶醉于纸面上的胜利，而在实际上却是失败的，那么这种胜利就毫无意义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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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费振东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2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75页。
(3)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4页。
(4) 朱寿朋：《东华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