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开始的。一百多年中，民族矛盾一直异常尖锐，虽说民族矛盾归根结底仍是阶级矛盾，但在好些情况下阶级矛盾却要服从于民族矛盾，因而近代史上许多事件和人物的价值都要经受爱国还是卖国的审判。爱国与卖国是对待国家民族利益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来泾渭分明，然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学习外国与抵抗侵略之间的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却是互相纽结或渗透的，过去我们分析不够，有过不少简单化、公式化的论断。而一九六七年，戚本禹之流借评电影《清宫秘史》，以《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题，大放厥词，歪曲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界线。为了判明真伪、弄清是非，现就近代史上涉及爱国与卖国的诸问题，略作探讨。
一、爱国的要旨
爱国主义的简义就是忠诚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被称为爱国主义者却必然有着特定的表现，即在遭到外族的压迫与侵略时，从言论和行动上进行坚决的抵制，积极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或身在异国，满腔热情地关心祖国而有所贡献的人们，他们才被称为爱国主义者，那些挺身而出与外国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人物，才被歌颂为民族英雄。如坚决主张禁烟、抵抗英国侵略的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等人，就是几个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形象。就这点来说，他们与近代以前的爱国主义者或民族英雄并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凡主张抵抗外国侵略而有这种表现的人就是爱国主义者或民族英雄，他们就会得到人们的称颂。
但是，近代中国与近代以前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近代的入侵者与以往的入侵者大不相同了，它们是资本帝国主义对封建中国的侵略，是生产技术发达国家对生产落后国家的进攻。同它们的战争，不只是单一的军事战争，还有赖于经济战争，是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总体战争。为了战胜它们，就有个向它们学习——向敌人学习的严峻任务，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所以给后继者有较大启迪，因为它是时代脉搏的跳动，林则徐之所以成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地方就在此。
毛泽东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1)由于国际环境的巨变，近代中国面对的敌人不是游牧民族或封建酋长国的进攻，而是资本帝国主义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攻。如果仍像封建顽固派那样照抄清初的老谱，以为“封关禁海”就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这样做，在短期中也许可以起一点防御作用，但从长远看，纵然自诩为爱国，导致的却只能是误国，一经溃决，就不可收拾。
历史的脚步，告诉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心思，把外国的好东西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我们试回溯一下近百年的历次重大政治改革运动，哪一次不是爱国和革新相结合的？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革新的口号和程度不一样，性质上也有所不同，却都和学习外国有关，它的进程充分地表达了这个历史逻辑。
洋务运动为了富国强兵，是“师夷之长技”；
戊戌变法为了救亡图存，是吸取西学以变政；
辛亥革命为了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是要建立一个西方早已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五四运动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呼吁科学与民主，进而“以俄为师”。
近代中国的这个进程表，反帝爱国是个重要的内容，然而每次运动都要落到反对封建主义的革新要求上来，它革新的步子有多大，又决定于它学习西方、反对封建主义的步子有多大；反过来，历次革新的挫折或失败，帝国主义的干涉，虽使我们的先烈抱终天之恨，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封建势力这个无孔不入的腐蚀剂的毒害。
爱国主义这个具有广泛政治作用而令人起敬的称号，是建立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一般是就保护国家民族固有的东西使其不受侵犯而言。然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则在于不断发展，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水平。如果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停滞不前的封建国家体制以往还可维持两千多年，到了近代，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震撼下，不求长进，不谋革新，要想保持原状是完全不可能的了。鸦片战争以后挨打受辱的历史足够说明这个严酷的事实。所以仅仅限于保卫固有的东西而不是朝前看，引向革新发展的道路，就有可能成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可怜虫。历史上那些念念有词以保卫中国本位文化自许的先生们，不就是一批以爱国之名、行保守之实的人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两句充满了爱国激情的诗，不只是为了坚决抵抗英国侵略、愤恨道光帝动摇妥协而发，也包含了怎样正视新的情况来对待外国侵略者的积极要求。他向外国人调查情况，委人翻译外文报刊，编撰《四洲志》稿，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林则徐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思想和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
二、洋务与崇洋
洋务与崇洋是两个概念，它们有联系，但绝不是相等的。长期以来却把它们混为一谈，一谈到洋务就视为崇洋，是媚外，洋务运动也就成了卖国运动。六十年代初有过一种议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不配称“运动”，应该改为“洋务活动”，有些书和文章就这样改了。姑不说“运动”这个词是否只能用之于正义的革新的政治运动，但洋务运动并不全是反动的。
洋务一词是由夷务演变而来，无非是说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是漂洋过海来的，由“夷夏之辨”变为洋土或华洋对待之词，可说是个改进。当时洪仁玕颇具深意地说，凡“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概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2)。他认为使用这些“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正反映了傲岸自大的观念在开始起变化，原来的《英吉利夷船入寇记》也在此时改名为《洋务权舆》了。
洋务运动兴办的洋务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呢？有人说了一段很概括的话：“讲制造也，则曰必精算学；言交涉也，则曰必通语言；办教案也，则曰必谙外交；言通商也，则曰必通商情，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曰洋务。”(3)就是说同外国资本主义一切有关的事物统统叫作洋务。在经办这些洋务的过程中，有崇洋媚外的勾当，助长了买办势力，这是事实。但决不能说这些无可回避的洋务事业每项都是为了崇洋媚外，何况有的还是开风气之先的。譬如要不要修铁路就争吵了二十年。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六年间，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至吴淞修了一条十几里的铁路，因行车压毙了一个人，被看作妖魔，上海官厅迫令停止，并照价买回，捍卫了主权，要算是爱国行为。然而收回不是续办，两江总督沈葆桢恐招物议，竟把铁路拆毁，将机车投入江中，运至台湾的铁轨和车辆，随后也抛沉海港。这难道是崇洋媚外而不是封建思想糟蹋的吗？又如轮船招商局的开办，原意何尝不是为了抵制外轮、挽回利权，初期办得也颇有成绩，可是在外轮的排挤下，特别是企业的衙门化，总办、会办、协办、提调设了一大堆，他们只知做官分肥，不知办事也不会办事。这样，安得不失败！拿汉阳铁厂来说，张之洞为了使这个企业放在他驻武昌的湖广总督府的鼻子底下，把厂建在既不就煤也不就铁的汉阳，厂址低洼，仅垫高铺平，就花去了三十多万两银子，厂未开工，资金已远远超出原来的计划，欲罢不能，只好一再罗掘追加，官僚的魔影一开始就给这个新创企业带来了不幸。所以在洋务运动中经办起来的铁路工矿企业，是那时的必需，办了该办的事，决不是什么罪过。问题的症结，是封建的阻力和腐蚀使它们遭致了失败。
对于倡办洋务的洋务派，不加分析地一概定为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代表，是汉奸洋奴，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有些人对帝国主义倒是认真对待和进行抵抗的。不是已经有人肯定了左宗棠在新疆赶走阿古柏、抵抗沙俄的功绩吗？曾纪泽在改订《伊犁条约》的谈判以及同法国的交涉中何尝不是据理力争呢？被称为洋务理论家的郭嵩焘，是清朝正式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个出使大臣，因倡议洋务长久遭到顽固士大夫的痛诋，要把他“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但他倒是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而有卓识的人。郭嵩焘在当时遭到奚落倒不奇怪，而我们写的近代史上仍是这样“奚落”，那就太昧于时代的步伐了。
洋务派的出世，是中国有地主阶级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分化，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改革是由他们开始的。先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虽然提出了不少改革主张，那还是一种思想，是口头改革派（没有贬义），到洋务派才有实践意义。洋务派在开办洋务新政的岁月里，同顽固派的论争，如同文馆论争，造船论争，铁路论争，都是有助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前进的。正是在“制洋器”“采西学”的倡议下，孕育了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这批人都是办洋务出身的，容闳、王韬等也是对洋务派颇为投契的。可见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从洋务运动中产生的，而又是洋务派的批判者。从此地主阶级的裂口日大，再也合不拢来了。这种分化是社会的前进，不是社会的倒退。
伴随着洋务运动而出现的社会心理：洋优于土，洋货优于土货，洋人优于华人，徇至本国产品也要标洋名以求善价，这是封建的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相形见绌后产生的，这种现象在道光末年就有了，只是在洋务运动中更为扩展了。有人讽喻说：“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洋乎洋乎、盖洋洋乎！”洋务派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外国科学技术，举办工矿企业，事情的本身，应该是改变华洋的差距，结果却是助长了崇洋思想，那是由于洋务企业的成效不著、日益仰仗洋人，无从打破华洋悬殊的局势，这是和腐朽封建的制度分不开的，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且如洋务派头目李鸿章这个人，在历次外战和交涉中所执行的确是一条妥协投降的路线，这也是使洋务运动与崇洋媚外混同起来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实际出发，洋务运动所办的铁路工矿企业是时代的要求，还是想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有所抵制的，与崇洋媚外虽有某些联系，却不是同一的。因此必须弄清四个区别：第一，要把洋务企业和洋务派头目“委曲求全”的外交路线区别开来；第二，要把洋务派在对外战争和交涉中所抵抗的人同妥协投降者区别开来；第三，要把在对外战争和交涉中表现妥协投降同他举办的工矿企业区别开来；第四，要把所办工矿企业的作用和办理不善区别开来。因此对于洋务运动既要看到它是近代中国新旧斗争发展的一个阶段，破坏了旧事物，也保护了旧事物；又要进行具体分析，对各种不同情况要区别对待，孰是孰非，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评价来，一刀砍下去，一律判为崇洋卖国，那不完全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主战与主和
历史上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怎样对待，常有主战与主和之争，也就有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野，近代中国的历次民族战争都不例外，一般说来，主战就是抵抗派，是爱国者；主和就是妥协派，是卖国者，特别是在长期受到外族侵略的情况下是如此。那么战与和这对矛盾，是不是就这样一个永远列入光荣榜，一个永远钉在耻辱柱呢？看来并不尽然，且以清末的帝党与后党为例，他们之间的主战与主和的正义性也是发生转化的。
中日甲午战争时，帝党主战，与改良派相提携；后党主和，与洋务派头目一致，确有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之分。事隔六年，到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时，却翻了个个儿，后党主战，帝党主和（经过戊戌政变，帝党虽被打下去了，但仍有一股支持帝的力量），以彼例此，是不是这个主战与主和同爱国与卖国也成正比？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就是这样论证的，之后“四人帮”更明白地画了等号，说西太后比光绪帝好，她敢于向八个帝国主义宣战。这虽未见之于文字，他们确实是这样说的，并称这个话是有依据的。
我们且来看看西太后和载漪、刚毅那些顽固派是怎样主战的。一八九九年西太后立了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弃光绪帝，傀儡也不让他当，将由大阿哥即位，改年号为“保庆”，这就是“己亥建储”的把戏。荣禄要李鸿章试探各国公使的态度，届时将请他们入宫祝贺。各国公使答称不明内情，拒绝入宫祝贺，不支持西太后的废立举动。两江总督刘坤一随之上奏谏阻，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废立大计因而中止。为此，西太后及载漪对各国公使十分怀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布满津京，帝国主义舰队陈列大沽口，全国汹汹，一个午夜忽传各国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太后归政。关键是最后一条，西太后宣布了前三条，对后一条讳莫如深。这个照会当时各大臣均不知所由来，传为载漪伪造，欲借此激怒西太后，惩罚帝国主义，实现废立。但在六月十八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经提出过，“将慈禧太后放逐，恢复光绪帝的合法权力”。所以那个传言，也不是全然无因。西太后一听之下，声色俱厉，大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便于二十一日宣战。
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依靠什么力量来“大张挞伐”？一是董福祥的军队，二是义和团。他们靠的并不是义和团群众的力量，靠的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大学士徐桐书赠义和团大师兄的对联中说的“仗神威以寒敌胆”，就是他们依靠的最精锐武器。至于董福祥的军队，在北京街上杀了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是一项“战绩”；一万多人围攻仅有几百外国武装的东交民巷使馆区，攻了近两个月也未攻下，是又一项“战绩”。这样的主战是真同帝国主义打仗吗？不过是予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赔款、抢夺主权制造口实罢了。对于义和团，这里不想多去议论，只引周恩来的一句话：“义和团的排外，有他们的历史根源。”(4)当然，义和团的排外同西太后顽固派的主战截然不同，但义和团依仗的神道与顽固派宣扬的“攻异端而正人心”的圣道是有内在联系的。
反过来看帝党及有关人员的所以主和，主要是由于后党主战的乱命逼出来的，请读一读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其中所纪当年六月四次御前会议对和战的辩论，是非曲直，跃然纸上。恽毓鼎是同王大臣六部九卿百余人一起跪在地下参加御前会议的一员，他的纪述是真实的。
御前会议后，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学士联元等五大臣，因不附和西太后的主战，分别以“勾通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被杀。尽管徐用仪、立山等其人无可取，杀之不足惜，终究不是应得之罪。至于许景澄、袁昶颇能了解国内外情势，在后党淫威劫持下的当时，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站出来讲话，倒是有点责任感和爱国心的，他们的被杀，是个冤案。三十年来的近代史著作，对他们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仍贬之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认真严肃态度。
我在这里只是就近代中国的一两个历史实例探讨一下战与和的关系。众所周知，战与和是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的利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列宁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就揭示了这个历史的辩证法。虽然面对帝国主义强盗，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示弱，但也不是不顾时间、地点、条件，鲁莽从事，用两个拳头、一阵呐喊就可以把帝国主义赶跑的。对于一百多年的民族灾难史，我们吃了妥协投降的亏，久已认为战是绝对的对，和是绝对的错，不问任何情况，都把主战与主和作为爱国与卖国的分界线，这至少是有一点形而上学的倾向吧！最近还有位青年同志给我写信，说应给董福祥以适当评价，因为他打过八国联军，是爱国的。前面已经谈到董福祥是奉西太后的乱命叫战的，并没有真正打过仗，不足为训。要说打仗，那个被义和团斥为二毛子的聂士成，当八国联军攻入天津时，他在无人主持的混乱情况下，以自己守土有责，率军血战八昼夜，与侵略联军痛杀了几场，最后中炮阵亡，肠胃洞流，倒是可以美言几句的。
有位经受“文化大革命”浩劫的老先生说：“只要国家好了，个人算什么！”在我们耳边回响的这个声音，与当年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胸怀，虽然相隔了一百二三十年，我们的国家与林则徐时期的国家已大不相同了，但好像有一种历史的魔力，同样地给人以感染。
（一九八〇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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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08页。
(2) 洪仁玕：《资政新篇》。
(3) 《社说》，《国民日日报汇编》第3集，第33页。
(4) 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