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之与改良相对而言，是十九世纪中叶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兴起以后的事。列宁有过许多论述。他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一文指出其原由说：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过去那种对无产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欧美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代表，不再用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而是越来越多地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1)
这里明确地论证了改良、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所以列宁又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2)
在中国，革命与改良（或改良主义）两个词的相对使用就更晚了。把用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称作革命，是孙中山进行武装反清时才流行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回答说：“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3)显然，革命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武装反抗，二是改变生产关系。
改良，是在孙中山等一八九五年开始自认是“革命党”以后的岁月里始被采用的外来语。如说“政俗改良”“婚姻改良”“社会改良”等等，即所谓“输入欧美之文明，以谋政治之改良”。(4)指的都是改善现状，不涉及历史的往事，也没有与革命对峙的痕迹。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孙中山在《民报》周年纪念会上说：“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5)在这里，改良之于革命既是相辅而行的，又略有抵制的意图。
在“五四”前夕肇始的新文化运动中，一九一七年二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个曰“改良”，一个称“革命”，他们论述的趋向，虽有各自标明的改良与革命的含义，但还是各抒所见的倡议，不是两者的对抗。过了两年多，李大钊与胡适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讨论，一个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一个主张大谈主义，也研究问题，针锋相对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争，即革命与改良之争。此后，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围绕着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及其活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把对现状的探讨推向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论述“五四”以前的近代史和古代史。从而在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也以资产阶级改良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模式来论述戊戌维新和戊戌以前的维新思想，戊戌以后的《民报》和《新民丛报》的争论也就区分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激烈论战了。
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有为一派人，称之为改良（或改良主义）运动和改良派、改良主义道路，大致始于三十年代。一九三三年刊出的一篇论文中说：“康氏及其伙伴替代表旧中国的统治者——满清朝廷，找出了一条第三条的道路——改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变政的道路。”同年出版的一本近代史，也有“康有为曾经揭出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6)的话。一九三七年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在戊戌维新一节中也泛论地说：“政治改革，有折衷与彻底，改良与革命，调和与不妥协的不同。”其后，一九四五年范文澜撰著的《中国近代史》，更明显地标出“甲午战争前改良思想的酝酿”，“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随着范著的出版流行，称戊戌维新为改良运动或改良主义运动的渐渐多起来，但还是局部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很多近代史著作仍只称维新运动、变法运动，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论著就一律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了。
如前所述，改良或改良主义是工人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列宁常常把它和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进化论并称，是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而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戊戌维新运动，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对顽固的封建政治却有很大的冲击力，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改良或改良主义思想和活动的背景是不相同的。所以近来在对革命与改良的探讨中，不少同志发出了“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吗？”或“戊戌变法不是改良主义”的呼声。
改良与改良主义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的是改良主义，决不排斥改良。列宁指出，革命的胜利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同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7)改良主义者“只是限于改良”，把改良当作唯一的宗旨，与革命为敌，这才是列宁所坚决反对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没有发动群众，也不触动社会基础，只是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但就其趋势来说，它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策划君主立宪，最终想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只是限于改良”地维护旧制度，而是一个要求作较大革新的改良运动，它之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说明了这一点。
过去，我们对改良与改良主义不加区别有其客观原因。就是在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斗争的革命时代，对资产阶级的改良道路的批判是政治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由于现实条件的反射，在论述戊戌维新运动时，就只承认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极有限的进步作用，并说归根结底是反动的，把承认的一点进步作用也收回去了。这就没有必要也不愿去区分改良和改良主义的意义。此外，还因为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失败后，抱住改良的宗旨不放，尽管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顽固派的斗争，事实上已成为抗拒革命的保皇派，他们所坚持的不能说不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
近代中国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充满了革命与改良之争。怎样正确地认识和分析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辩证关系，改良的积极意义何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二
近代中国开始时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后来在地主阶级分化中出现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沤浪相逐，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或实行了改革中国的要求。而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则具有更完备的形式，是它的高潮。
身经鸦片战争巨创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包世丞等人的政治社会改革思想，在于挽救封建统治的崩溃。继起的洋务派和他们的主旨不能说毫无联系。林则徐在鸦片战争的实践中得出的“器良技熟、胆壮心齐”主张，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都为日后的洋务运动提供了论据。左宗棠为刊行《海国图志》作序，对该书十分推重，决不是一般书生的空谈。过去把改良派与洋务派截然分开，断定一个是爱国的、进步的，一个是卖国的、反对的，二者毫无相同之处，那是经不起历史实际的检验的，因为它们不是毫不相同、没有共性的。
在五十与六十年代交替之际，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国思想界有一个显著的转折，这个转折具体表现于三本书：一是一八五九年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二是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三是一八六二年郑观应所撰的《救时揭要》（即他的代表著作《盛世危言》的雏形）。这三本书产生的年代大致相同，但作者的政治立场很不一样，冯桂芬、郑观应是为清朝发议，洪仁玕却是为要推翻清朝的太平天国设计。对于认识和学习西方，他们都还是睡眼方开。由于洪仁玕在香港和西方人士有较多的接触，耳濡目染，所以《资政新篇》陈述这方面的内容，比起《校邠庐抗议》和《救时揭要》来要高出一筹。但总的说来，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还只着眼于英国的坚船利炮即军事技术，洪、冯、郑三人的书，在注视着船坚炮利的同时还注视了生产技术，而后由洋务派提出的也为改良派赞同的“富国强兵”口号较明显地综合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容闳，在六十年代初也曾向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提出了与《资政新篇》基本一致的改革建议，以太平天国难于有为，便离开了洪仁玕，转而为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和购买机器效劳。尽管他们的出处互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从爱中国出发，立志要改革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使其达于富强康乐之境。所以三本书的作者以及容闳表达的思想，可以说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地主阶级分化中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过渡，他们的主张既为洋务派所汲取，也是改良派的发轫，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时序感，是近代中国思想演变——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环节。
洋务派与改良派作为政治势力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显身手的，但二者的起点却相同。洋务派的洋务设施开始于六十年代初，改良派的改良思潮也开始酝酿于这个时候，他们汲取西学，与深闭固拒的封建顽固派标新立异，是站在一边的，被列为早期改良派的容闳、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没有不是出入于洋务派的麾下或与之引为同调的。当然，二者在一开始就各有其特征，表现出差异：洋务派是一批当权的大官，热衷于“西艺”，“师夷之长技”，以追求“富国强兵”为目的；改良派是一批中下层官员及其知识分子，不仅要仿西方之“长技”，更着眼于“西学”“西法”，并逐步提出了“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设想，他们对于洋务派由依附逐渐采取了批判的态度。
改良派对洋务派的批判，都说洋务派学习外国是徒袭皮毛，而批判之最著者，一是何启、胡礼垣的《曾论书后》，指出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以洋务新政代表中国之“醒”是梦呓。二是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指出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把各自的“体”“用”分割，“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这种批判表明了改良派对洋务派的扬弃和发展。但洋务派在同文馆和铁路等问题上对顽固派的论争，可以说是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论争的第一个回合，是改良派同顽固派斗争的先声。就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论，他们承认西学的“用”，应当说是对顽固派仇视一切新事物的一个否定，并且“用”的推行，也不能不触动那个被他们自己视为万古不变的“体”，同文馆不是在触动封建教育的“体”吗？铁路、矿山不是在触动祖坟风水的“体”吗？“风起于青之末”，说明了事物作始的意义。所以直到改良派自立门户，组织强学会，洋务派有些人还参与其间。就是李鸿章这个人，他对维新运动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政变后，他虽屡奉慈禧太后的懿旨访拿康、梁，但对康、梁仍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他曾向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议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8)还多次寄意逃亡日本的梁启超，要他“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从一八八〇年开始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政变后也继续留任。这些，都不难看出李鸿章同改良派之间存在的微弱默契。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的三十余年间，总的趋向是以洋务派寻求富强之术，实行“同光新政”为主体，改良派在这个时期还是著书立说，为维新变法作理论和宣传的准备。经过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破产了，改良派通过“公车上书”，把改良变法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康有为的《保国会演说辞》，梁启超的《改革起源》，都痛切地揭示了那时的民族危难与维新运动的密切关系，谭嗣同、严复、唐才常以至章太炎等人也都是由此开始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主张维新变法的。所以一八九五年是由洋务运动递嬗为变法运动的转折点，是近代中国政治上新陈代谢的又一个重要环节。
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只是一个简单否定和替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中国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压迫下迈开第一步的；依次推移，由上层肇始，逐级发自中下层，它的发展形成一个塔形。二十世纪初年《浙江潮》杂志发表文章说：“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权派”，就是这样一个否定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你看，着眼于制造的洋务派，不过是地主阶级分化中的一批大官；倡导变法的改良派，则是略为扩大了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大夫及其知识分子队伍；号召自由民权的革命派，则是又扩大了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声称“经营革命之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9)从而同下层社会有了一定的联系；自此以后，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工农大众革命，然而仍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
从这个塔形的层次来看，在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兴起之前，改良运动是代表历史前进的步伐。改良运动进行的方式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其中有先后和深浅之分。我们过去不承认洋务运动有改良或革新的意义(10)，重要的一条就是洋务派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其实这不是他们能否成为改革家的准则，因为历史上的改革家大都出于统治阶级，他们都是和农民起义对立的，改良不是从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出发，就是为了缓和矛盾、抑制起义。以近代而论，不独洋务派如此，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林则徐，不就是在奉命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而中途病死的吗？林则徐的挚友、著名改革思想家魏源，不是在江苏地区还直接参加了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吗？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巨人的康有为，不是也口口声声要防止揭竿而起的农民吗？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历史状况决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也只能是改良，不可能产生比改良更激进的主张。
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是放眼世界，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冲击。洋务派与改良派都不同程度地有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着（过去只说洋务运动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当时的中国正需要走这一着。这一着不可能发自闭塞的被剥夺了文化和权力的下层群众。历来的农民起义虽然是推动社会政治改革的动力，却是通过封建王朝的卓越政治家来实现的，它们的本身并不是社会政治革新的体现者。即使像太平天国这样高水平的农民起义，从金田杀向江南是有很大冲击力的，一到南京建都后就日益热衷于封建体制的建立，它的北伐与西征也已更多的是为建立自己的皇权进军了。这个事实说明了社会政治改革必然发自上、中层一些较有识见、较有抱负的人，譬如《资政新篇》这样的改革方案，也只能是由洪仁玕这样一种身份的人（太平天国的干王）提供出来，而且太平天国的本身并没有获得实施这个方案的机会，最后还是要假手于人，所有建议如开发矿藏、兴建铁路、设立银行等等，倒是洋务派都做了的。
三
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而在欧风美雨飘打下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一齐涌来，形成政治实力，更是如此。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间，北洋舰队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洋务派三十余年的“富强”设想也被打得粉碎，酝酿已久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便形成一股富有朝气的政治力量出而领航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活动起来，一八九五年十月孙中山首次发动的广州起义虽遭扼杀，中国之有“革命党”却自此腾播于世。一个向皇帝上书请愿，一个要把皇帝拉下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出现了改良派与革命派两面鲜明的旗帜，他们都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
同时登场的这两股新的政治力量，它们决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的，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变化。从一八九五年五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到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政变的几年间，改良派的变法活动以北京、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地为枢纽，有风靡全国之势。一八九七年曹州教案发生时，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书，汪大燮曾写信给汪康年说：“康工部（指康有为）到京，颇有鼓动。此公摄力胜人，或能有所振发。”(11)所谓“摄力胜人”，是说康有为的活动有很大的吸引力，变法维新运动正在勇往向前。而革命派还只活动于远离北京的海南地区，声势不著，显然居于次要地位。这时的革命派不但同改良派分不清泾渭，就是对洋务运动破产之后仍有政治权位的洋务派头目也没有完全排除幻想，孙中山在一八九四年，章太炎在一八九八年还分别向李鸿章上书论政，想通过他在政治上有所兴革。革命派之与改良派既有热爱祖国、要求改变现状的共同愿望，他们曾经寻求合作，就是到了一八九九年农历六月康有为已在加拿大成立名声不好的保皇会，革命派也还是没有放弃同康、梁携手的活动。直到一九〇〇年，经过改良派拉拢会党力量从事勤王的自立军起事，以及由英国殖民主义策划的而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参预的拥李鸿章据广东“自立”的流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合作活动才告中止，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历史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革命的声势日张，逐步成为时代的主流。
促成革命与改良的地位的变化，除了变法运动的失败对改良派的打击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朝的腐败兜底暴露，人们对它已绝望，“革新之机”完全“遏绝于上”，要指望清朝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了。孙中山曾经回顾当年的情景说：在广州初次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无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到庚子义和团运动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原来参加维新运动的如秦力山、杨笃生、章太炎一批人都投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了。连保皇会的梁启超等也写信给康有为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进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又在给徐勤的信中说，“中国舍革命外无别法”。(12)这两三年间，梁启超说了不少排满、革命的话。过去在论述这段历史时，都说梁启超是玩弄政治骗术，其实这是形势急转直下在改良派的核心中引起了变化，也表明梁启超与康有为坚持的保皇路线产生了分歧。所有这些，集中反映为一点，只有推翻清朝政府，中国才有革新之望。正是一九〇〇年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国内各种力量的冲击，风云变色，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新陈代谢。
自此，革命派与改良派分了手，形成为敌对的两个营垒，环绕着反清革命与拥清保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揭开了论战的序幕。因此，革命派一面要发动武装推翻清朝的战斗，一面又要从政治路线上同保皇的改良派作斗争；反过来，保皇的改良派一面要花很大的气力对付革命派，另一面为了保皇立宪，仍要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争夺；同样，清朝政府也是在两面的格斗中挣扎。在这个两条道路（革命与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角逐的形势下，革命既是那时的趋势，革命派也就成为时代的主角。而保皇的改良派既然同慈禧太后顽固派还在继续较量，也还存在着立宪的微弱前景，这就使他们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还有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从封建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所以清朝政府仍把康有为、梁启超同孙文一起列为“诸逆”，要它的驻外使节认真访拿，“破其诡谋”（引自罗丰禄去电稿本）。章太炎作诗道：“新耶复旧耶，等此一丘貉！”(13)是指康、梁堕落为保皇党而言，实际上康、梁仍是为封建顽固派所忌恨的。
几年间，革命势力大大地激荡起来，一九〇五年八月成立了推动全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为埋葬代代相承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准备了可靠的条件。而拥清的改良派也演变发展为两股力量，一股是活动于海外的改良主义保皇派，仍以康、梁为代表；一股是活动于国内的改良主义立宪派，以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人）为代表。立宪声浪的掀起，与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有很大关联。因为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立宪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封建专制的广土众民的中国，十年后立宪的日本又打败了庞然大物的沙皇俄国，立宪二字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人士的心目中顿时放大了，产生了极大魅力。那个曾是袁世凯的老师、戊戌年八月痛骂过袁世凯的张謇(14)，忽于此时致函袁世凯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日本打败了俄国是立宪打败了专制的论断，不仅成为变法维新人士的一致呼声，而且也为许多清朝官员所接受，他们认为只要实行立宪，对革命势力就可釜底抽薪，风雨飘摇的大清就可得救了。在“百日维新”的变法高潮中，对立宪不敢置一词的清朝统治者，这时也把它看作了救生圈。即于一九〇五年七月指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以德、英、日三个君主立宪国家为考察的主要对象。次年八月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给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合法条件。于是，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纷纷成立立宪团体；满怀立宪理想的杨度，在日本创刊《中国新报》鼓吹立宪，旋即回国活动；康有为等也在海外联络侨商，于一九〇七年农历正月宣布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蒋智由等则在日本设立“政闻社”，发刊《政论》杂志，向国内策动；连留学日本的八旗子弟也创刊了《大同报》，宣称“以提倡立宪、融和满汉为唯一之宗旨”。(15)他们都打出了要求或提倡立宪的旗号，是继戊戌维新失败后出现的又一次政治改良运动。前一次是在革命势力刚刚活动的时候，这一次则革命势力已跃居前台了。为了揭穿清朝的立宪骗局和立宪派散布的立宪幻想，革命党人曾以炸弹对待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并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抨击的文章。
海外和国内两股立宪力量，在互通声气、积极推动立宪中，他们以请开国会相号召。一九〇七年杨度给梁启超的一封长信说：“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人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言结党共谋。以弟思之，莫开国会若也。”这个“莫开国会若也”的主张，经过《新民丛报》《中国新报》《时报》《政论》《国风报》等立宪派报刊的鼓吹，变成了立宪派一致的行动纲领。梁启超的“政闻社”虽组织了一些上书请愿活动，但因慈禧太后的宿怨遭到禁止；主要是“预备立宪公会”为首组织的一系列请愿活动，一九〇八年它联络各省立宪团体和立宪分子向都察院递呈《请愿速开国会书》，随后张謇又以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邀请各省咨议局代表到上海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前赴北京，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六月、十月相继举行了“速开国会”三次请愿。同盟会会员沈缦云代表上海商务总会也奏请“速开国会”。这些请愿的声势不小，给了清朝以较大压力，却没有被清朝所接受。沈缦云在请愿中遍访军机、都察院、相国后向人说：“釜水将沸，游鱼未知”(16)，指出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朝的覆灭为期已不远了。
立宪派的请愿活动，是与革命党人一九〇六年发动萍浏醴起义以来频繁的武装反清竞赛的，他们满想通过清朝政府实现他们的立宪主张，避免革命的流血破坏，所以说“俾希望立宪之人心迎机而大畅，鼓吹革命之患气不遏而自熸”，(17)这一点与清朝欲借预备立宪以制止革命的要求很相近。但历来说清朝是“假立宪”，相对而言，那么立宪派则是要真立宪了。真假的区别何在？（一）清朝是被迫宣布立宪的，立宪仍然是要“永固皇位”，要保持“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与立宪派主张限制君权，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不可同日而语。（二）清朝宣布的“预备立宪”，是想以“预备”的诺言换取时间，另作筹谋。这与立宪派要求迅速召开国会，及时实现立宪政治的呼吁已不能混为一谈。所以立宪派的要求立宪，仍有其积极意义，是戊戌改良运动的继续，就其把百废待举的新政集中到立宪一个问题上来说，又是戊戌改良运动的发展。正是在革命警报频传、立宪派咄咄逼人的请愿下，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清朝宣布把原定的九年预备期至宣统九年（一九一七）立宪，缩短为五年，在宣统五年（一九一三）实施。梁启超当即反唇相讥，在《国风报》上撰文说，若不即开国会，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宣统五年”一名词。果然，宣统三年（一九一一）武昌起义的大炮就把清朝的皇冠打落在地。后来杨度在他的《君宪救国论》中将梁启超的话倒过来说：“使清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断其必无。”梁启超的话是事前预测，杨度说的是事后假设，但他们都坚信立宪是挽救清朝的唯一途径，惋惜清朝不能采纳他们的意见而招致灭亡。
考察梁启超、杨度当时的论证，尽管他们怀抱的立宪政治不是面壁虚构，但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把立宪看作起死回生的灵符，乃是“用迷信来说明历史”。他们之由主张改良而成为改良主义者，其原因也在此。试看戊戌维新运动没有为立宪政治开出一条路来，而义和团运动后的清朝已是油干灯枯，朝不谋夕，既无实行立宪政治的社会信念，又无主持立宪政治的权力中枢，老耄的慈禧为身后盘算已来不及，继起执政的少年贵胄载沣更不可能当此大任。“譬如破漏霉朽之老屋，非破坏则建设未由得施。故革命事业实应乎时代之要求，洽乎人心之同然。”(18)日后梁启超在《庸言报》上得出的这个结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革命派坚持推翻清朝，同立宪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立了首功。然而立宪派的宣传立宪，要求速开国会，揭示了清朝的无望，增加了中上层社会对清朝的离心力，加速了清朝统治的瓦解。他们中的有些人，且在多次请愿失败之后，深知“舍革命无他法”，渐次向革命靠拢。但必须承认在革命派与改良派对清朝的大搏斗中，前者是主体，后者是补充，不应混淆。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十月梁启超回国之初，他说：“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指革命派）、温和（指立宪派）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19)这种平分秋色的摊派，背离了事物本身的主从关系，不足为训。
我们在论述革命派与立宪派这段历史时，偶尔也会有杨度那样的想法：清朝如果能接受并实行立宪派的主张，可能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不会有辛亥革命后的混乱。这是偏见，不是历史。社会历史的发展，革命与改良是相辅而行的，改良之不能替代革命，正如革命之不能抹杀改良一样，决不能因后来有滥施革命的事而怀疑以往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
对于立宪派不应一概骂倒，他们既有过（有的是罪）也有功，要具体分析。前不久在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中，从海外传来了一些议论，说很难说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立宪派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贡献比革命派大，倒是起了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不管是反帝还是反封建，武装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是那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不容回避的首要任务。谁举起了这面大旗，谁就居于领导的地位。这里不想谈得太远，单就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对推翻清朝互相联结的三件大事来说，只有在保路运动中立宪派有过倡导作用，他们由积极保路揭了清朝的疮疤，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闻风跃起把运动引向武装反清，才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黄花岗起义全然是革命派的主动，武昌起义是革命派造成了声势之后，立宪派才被卷了进去。清末整个事变的发生，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够坚强有力，武昌起义前后表明的事实是如此，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他们对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作用。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目的和结果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没有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和领导，能自发地产生这样的政治结果吗？至于立宪派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贡献，如张謇等人对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所作的努力，虽然剥削了劳动群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却是“造饭碗”（指办工厂），不同于官僚政客的抢饭碗。如梁启超广泛传播新知的大量文章和严复介绍西学的许多译著，都是独步一时的，启迪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帮助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这些，都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
在武昌起义的胜利形势下，各省的立宪派和官僚乘机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立宪派被卷进了民主共和的行列，尽管在有的地区如湖南、贵州等省，他们是通过残杀革命党人走进这个行列的。革命派与改良派毕竟由十年来的长期对峙而走到一起，一九一二年一月组成了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是怎样组成的？它的成员怎样？且以孙中山的一封信来说明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作用。当临时政府建立之初，蔡元培写信向孙中山推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孙中山复函道：
关于内阁之设备及其组织用人之道，弟意亦如是：惟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也。但此时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来教所论甚明，然其间尚有当分别论者，康氏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倘合一炉而治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对。至于太炎君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讲，弟无世俗睚眦之见也。(20)
在这封信中，孙中山宣布的用人宗旨是“惟才能是称”，即“用人惟贤”的路线。但有两条，一是“此时不能不收罗海内名宿”，二是不能延揽“至今犹反对民国之旨”的人。前一条在于借助有声望的“名宿”，增加社会对新生的共和国政府的信赖感，所以临时政府的副总统是黎元洪，九个部的总长有七个也是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立宪派头面人物和前清官员。后一条是实施共和国各项政策、开展工作的重要保证，所以各部次长除个别外，都是同盟会会员，而孙中山以大总统、黄兴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主持了这个政府。参议院的四十多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也是同盟会会员。这些，都体现了以同盟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地位。至于前一种人能否达到预期的作用，则又决定于主体的魄力和“名宿”对共和国的态度。
存在了九十一天的南京临时政府，除政府成员的构成体现了同盟会的领导关系外，还有它颁布的《临时约法》和各项政令以及斗争矛头的所向，今天检验起来，依然可以看出都是为了实现和健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而进行部署的。过去许多论著以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留下了块“民国”的空招牌，这是就革命的不彻底和被军阀篡夺了政权而言。事实上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了，把自秦始皇两千多年以来的“帝国”变为“民国”，就否定了整个皇权体制，也触动了封建社会的各条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个大跃进。从此，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谁敢帝制自为就成了人人讨伐的对象，谁还拖着辫子，抱住老皇历就成了可耻的封建余孽。“封建余孽”四个字出现于辛亥革命后，鲜明地反映了这场革命的矛头所向的威力。
早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革命派就声明革命不能没有破坏，革命一旦取得胜利，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建设。这个认识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是颇为一致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孙中山就欣然地指出：“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乃是使人民之耳目一新，与国更始。”黄兴、宋教仁等也相率倡议建设。立宪派前此对收回利权、发展实业作过贡献，这时更是跃跃欲试。基于这种要求，就在一九一二年，革命派、立宪派和工商界莫不怀着“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兴致，纷纷成立“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工业建设会”“西北实业协会”等团体(21)，并发行《经济杂志》《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等专刊。革命与改良两派都是从爱国开始的，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对发展实业又表现了较大的共性。
由革命转向建设是历史的必然，即使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争取到足以进行建设事业的局面，提出来作为奋斗目标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经济建设的目标，革命也就会丧失自己最终的意义。关键在于那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内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暂时屈居于次要地位的立宪派同封建军阀官僚有着广泛的联系，能量很大，他们的活动正在摇撼着新生的共和国政府。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此认识不足，或者有所认识而没有力量去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不能制约依赖封建军阀官僚的立宪派，反而一步步受封建军阀官僚和立宪派的制约。这种政治消长，使胜利的辛亥革命很快走向失败，人们殷殷向往、已在招手的建设机会丧失了。
武昌起义后政党的分化与组合，大致仍是革命派与立宪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较量。最初是统一党与同盟会的较量，继而是共和党与同盟会的较量，又继而是进步党与国民党的较量。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与从统一党到共和党——民主党再到进步党，固然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鱼龙混杂，但一个框架是从革命派演变而来，一个框架是从立宪派演变而来，是依稀可辨的。当时有人指出这一情况说：“民国元年之保皇党，一可以易其名曰共和讨论会，再可以易其名曰民主党，任尔言共和，任尔言民主，而保皇骨相终古难磨，以一时之貌而欺人，是犹髦儿戏花旦之演烈女传也。”(22)如果说在武昌起义前革命派与立宪派是围绕反清与拥清、共和与立宪而斗争，那么这时则是围绕着制袁与拥袁、法治与独裁而斗争，当袁世凯的凶相和假象没有完全暴露以前，他以逊清的内阁总理和新生的共和国总统拥军自雄。所以国民党的对袁斗争比同盟会的对清斗争还要困难些，对作为袁世凯与党的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比对拥清的立宪派的界线也模糊得多。在民国元年潜滋暗长的斗争中，南京临时政府被迫由南京迁往北京，革命派的暂时优势已在发生令人担心的演变；次年“第二次革命”失败，这种逆转的演变就非常显著了。
事态的演变，并不会到此止步，因为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的东西，立宪派与封建军阀还没有把它追回来，不到黄河心不死。接着便是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演出，但他们仍然以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来搪塞，袁皇帝的年号所以叫作“洪宪”，张勋也要搬出“预备立宪”上谕中“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的话作依据，二者的依存和引用原先的立宪力量却有区别。洪宪帝制同改良主义的立宪派结合——以杨度为代表；张勋复辟是同改良主义的保皇派结合——以康有为为代表，从外形看，似乎再现了二十世纪初年一个志在君主立宪，一个旨在保皇立宪的微弱不同。前者不管谁做君主都可，后者要的是清朝皇帝。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年，他们还有同封建顽固势力作斗争的一面，这时则完全与封建军阀沆瀣一气，成了十足的复辟派。后者比前者更加堕落，连杨度也通电指出其“腐朽秽滥，如陈列尸”(23)。丑恶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像泡沫一样幻灭了，康有为从此成为僵化的政治古董，杨度也以君主立宪“永无再见之日”，“伤心绝望”。这两股政治逆流的出现，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纪录，一直被人们引为可悲可耻的历史教训。但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扑灭，又表明了民主势力的不可轻侮，仍然是辛亥革命不可磨灭的战果，其中也许还有梁启超、严复等人传播新知的思想影响。
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与改良打破了僵化的封建统治秩序，推动了历史前进，使封建统治阶级再也回复不了旧日的“天朝”，这种历史功绩是永存的。但是在革命派与清朝统治者生死搏斗的关键年代，致力于改良的立宪派，他们不是接受革命势力指挥的“第二条战线”，而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第三种势力”，他们虽与清朝闹摩擦，但并不愿清朝倒下来，只是在清朝的大势已去，才把他们的身子转向革命的一边，这是不能文饰的事实，也不应因他们在别的方面的贡献而去修改这些事实。
革命派与改良派经过长期奋斗，各自的政治目标都分别向他们招过手，胜利在望，他们曾为之欢呼。但到头来，中国没有享受民主共和，也没有实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得到的是袁世凯的军阀独裁，袁世凯后出现的是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这个结局是革命派痛心的，也是改良派所不愿意看到的，翻开那时的书刊，扑眼而来的，除了愤懑，就是叹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局？主要是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造成的，它既败坏了民主共和，也吞噬了君主立宪，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固然也是一端，但它们主要仍是通过国内的封建势力来实现的。
封建势力怎样败坏了民主共和又吞噬了君主立宪呢？先就君主立宪来说，资产阶级改良派集中的政治主张是君主立宪，在不同阶段根据其表现特点，被称为维新派（变法派）、保皇派，立宪派，改良派是总称。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势力是又反对又勾结，在辛亥革命前后，他们搞了两次立宪活动：第一次是戊戌变法，搞得颇有声势，不幸，很快被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了；第二次是二十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他们又被清朝统治者软硬兼施地逼走了；在洪宪帝制中，他们中的有些人就同封建军阀站到了一起，在政治上对封建势力仅有的反抗性也被吞噬了。这是就作为一个政派的历程来说的，至于其中的个人或醒悟、或彷徨、或与封建势力勾结得更紧，就各异其趋了。
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反封建的。在同封建势力进行激烈的战斗中建立起来的临时革命政权，很快就被袁世凯篡夺了去。袁世凯篡夺的得手，一是拥有颇为雄厚的封建军事实力，二是得到各种封建政治力量和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但是直接败坏民主共和的，却是那些置身临时政府、同封建政治又很密切的“新人”，如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程德全等，他们用怠工和抵制等方式以涣散临时政府，为“非袁莫属”制造气氛。各省脱离清廷、宣布“独立”的都督，很多是立宪派和原来的封疆大员，他们站在“民国”的旗帜下，却置临时政府的困难于不顾，不解交税款，不接受政令，呼风唤雨，处处掣肘。更有如章太炎这样的名声很大的革命家，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由日本回国后，便与立宪官僚携手，挟嫌怨以分化同盟会，倡组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共和党，虽身任临时政府的枢密顾问，对临时政府的举措却这也不称意，那也不顺眼：定都南京，他反对；《临时约法》，他反对；颁布“报律”，他反对；采用阳历，他反对；小学男女同校，他也反对。临时政府的政令朝颁，他的反对宣言就夕发。(24)当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章太炎立即写信向袁献策，要他“以光武遇赤眉之术解散狂狡，以汉高封雍齿之术起用宿将，以宋祖待藩镇之术安慰荆吴”。袁世凯看了，说是“至理名言，亲切有味”(25)。正是以上这些具有各种封建身份的“新人”和有着浓厚小生产者封建习性的革命者，以他们的言行支持了袁世凯。他们的言行对于民主共和的败坏，比起清朝皇族良弼、溥涛、铁良等人的宗社党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孔教会来，远为有效，因为太腐朽的东西人们一眼就看穿了。而散居于城乡的几亿小生产者，千百年来的小生产习性挡住了他们的视野，对机器大生产陌生，对民主共和漠不关心和不信任，是最难对付的。
在封建主义的重重压力下，一往直前的孙中山引退了。十载戎马，忠诚于民主共和的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一年前的黄花岗之役前夕，他大书“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何其悲壮！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的几个月，一九一二年十月他从上海经鄂返湘，座舰夜航江心，思潮起伏，命笔作诗：“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诗中已不无凄凉之感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经过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两役之后，虽然仍没有放下武器，还在举起“护法”的旗帜与北洋军阀斗，但已布不成阵势，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落幕前的尾声，他们进行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也随之终结。历史是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的，终必冲破旧的窠臼，向新的征途迈进。
五
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只是一百余年来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之争的第一轮。“五四”期间开始揭出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又进入了第二轮革命与改良之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及其活动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方针，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干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们过去对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与改良之争总结了什么？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对革命缺乏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方针；二是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且是革命的绊脚石。应该承认，这个历史经验教训对后来的革命是发挥了借鉴作用的。然而仅就它们的政治趋向和一场论争来概括其全部活动，不是肯定一切，就是否定一切，这并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各个方面。譬如《民报》与《新民丛报》争论的许多问题，改良派对于满族与汉族融合的历史关系，行使民权和开发民智的关系等方面的论点，是言之有据的，却被一笔抹煞了。当时的革命派中的许多人把满汉矛盾的宣传凌驾于反封建之上，结果让封建主义钻了空子。看来政治社会的许多争论，往往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联系后来发生的事情，才能看得更清晰，判定其是非。
改良决不是历史的赘疣，它同革命的对立统一关系，本身就说明了二者并存和互相替代的客观性，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中，维新派也好，立宪派也好，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出场的，无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都有过全局性的影响。“五四”以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及其活动，已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表现为这样的流派或那样的社团，很难有统一的旗帜，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的呼吁，如新村运动、职教派、乡建派、平教派等的活动，以及后来通称的第三条道路，还有什么“新路”之类。在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领导革命人民奋战之间，别的政治力量没有也不可能再揭出足以号召社会的口号和旗帜了，只能有各种政治改良的杂碎。所谓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其中也有封建色彩较浓的），正反映了这种实况。
历史证明，所有这些改良主张，都无补于那时的大局。但是面对极端反动腐朽的统治，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找到或不认识马克思主义，从爱国出发，囿于自己的经历，以目代纲地各自提出实业、科学、教育等救国主张，虽然救不了国，多数还是出于不甘自弃的好心。要是把它们放在改造社会的总纲下，忠诚地从事实业、科学、教育等事业，在任何时候对社会都是有益的。我们的社会里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不“因人废言”，也不要“因人废事”，对于搞新村运动一类尝试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蓄意对抗马克思主义或破坏革命，而是想在黑暗中以爝火萤光探照自己的去路，终究比安于现状、无所用心要好。科学发明是通过试验取得的，社会改造也有待于试验来推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态度，不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类改良主张为是为非，不能一概而论，主要要从它们的政治趋向和实际作用来检验。譬如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是必需的，而胡适用研究一个一个问题来对抗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把正题引向了反题。又如认真读书是好事，而胡适等却以“读书救国”的口号来阻止青年参加爱国运动，就把读书与爱国对立起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流派，既然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是依存于也是依违于革命和反革命的中间力量，因而分析他们的作用，就要看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哪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生的分化，他们又分向何方？这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阶段中，分外鲜明。
纵观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资产阶级的改良活动，是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始终的，是个复杂的长过程。曾经被“立足于批”的革命词藻横扫过，大大地被歪曲了。理应掸去横扫的词藻，还其本来面目，还改良和改良派自己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只是回到此前的论述。因为对许多历史事件，尤其是对改良和改良派的历史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和完整。可以从几个环节来说明改良和改良派的历史作用。
第一，当帝国主义猖狂入侵，封建统治者顽固颟顸不知所措的年代，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主张学习西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这从早期的改良思潮到戊戌变法运动，无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因素。如果因为他们还有不少封建糟粕（指出是必要的）而贬低他们的时代价值，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精神。事实上，十九世纪末的改良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导，也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那时的中国大地并没有出现比它更进步而成为主流的东西。这一点，本来是人们公认的（后来却一度被极“左”思潮搅浑了），但也没有或不敢指出它的先导作用，并且腰斩地认为过此之后就是反动的了。显然，这个论断是不完整的。改良，即在后来，除了消极的一面外，仍有积极的一面，有时还是积极性较大的。
第二，在革命势力与反对统治的尖锐对峙中，改良派作为第三种政治势力出场，既和反动统治者有矛盾，又同革命势力相争夺。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趋向决定的。但不能因其不是一边倒就全部否定（过去是如此），首先要承认他们对反动派的腐朽统治有不满，有要求改革的积极性；再要看到他们在左右开弓中的矢主要对准谁。对清末的立宪派和“五四”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均要作这种分析。譬如一九二二年蔡元培等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好政府”，主要是针对豺狼当道的北洋政府的，尽管是空谈，并不能说是反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们懂得了一条，即使在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以后，仍然有被坏人篡夺去的可能，也有被封建特权腐蚀而脱离人民的可能，提倡为人民服务的“好政府”，今天也还是有意义。
第三，经过疾风骤雨的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后，采取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样的改良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尽管近代的革命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大不相同了，但历代的“休养生息”政策并不全是无可借鉴的陈年老账。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革命党人提出的建设主张，除了对斗争的大形势缺乏足够认识外，伴随着革命胜利而来的建设要求，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只是由于封建势力的捣乱，丧失了这个机会。与此同时，一九一二年二月宋教仁、蔡元培等发起成立社会改良会，发表了宣言和章程，其中说：
盖所谓共和国之程度，固不必有一定之级数，而共和思想之要素，则不可以不具。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民所当自勉者也。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以风俗之厚，轶殊域，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26)
这个“社会改良”宣言，在当时动荡不定的中国社会，不可能有太大的反响。但它揭示的精神，“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深中时弊的，对广大社会人士尤其是对共和国的军政人员是及时的和必要的警戒；“而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的话，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也有极大的针对性，“颇多”的是什么？就是植根于地主和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它们是民主共和的腐蚀剂。
改良之所以一直被看成是灰色的、骑墙的和反动的，因为它久已被判定是阻止和对抗革命的政治势力，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有的性能或痼疾。其实，除了它在抢救应该死亡的东西把矛头主要对准革命的时候外，在其他的情况下，不但不是那么坏，而且是有益的，或者是利害互见的。它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在策略上和取得政权后都必须采取一定的改良措施，如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的减租减息政策，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等。这不是向右转，更不是无出路的倒退。
革命是用暴力变旧质为新质，改良是以渐进的斗争形式推动旧事物向新事物转化，它们既是互相依存的，又是矛盾对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革命与改良的矛盾对立关系，认为改良总是拖历史的后腿。到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极“左”思潮的空前泛滥，“革命”、造反的高音喇叭日夜呼啸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中国上空，人世间的是非变了形，一切罪恶都假“革命”而行，于是，倒霉的改良从现实到历史遭到了更大的歪曲。为此，如实地论述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弄清改良与改良主义以及改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用，是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九八〇年六月）
* * *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3页。
(2) 《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7页。
(3)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6页。
(4) 《中国之改造》，《大陆》杂志，1903年第3期。
(5) 《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6)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41年版。
(7)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159页。
(8) 孙宝暄：《日益斋日记》。
(9) 《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
(10) 对于洋务运动，一般强调它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认为虽也被称作新政，却同后来的假维新、伪立宪一样是反动的。我这里是把它放在戊戌维新前的一个历史阶段来考察，认为它引进西方的物质文明，举办军用、民用工业，也有改良维新的意义。以前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是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依次列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内容的。
(11) 《汪穰卿师友手札》钞本，第12册，藏于上海图书馆。
(12)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
(13) 章太炎：《西归留别中东诸君子》，《清议报》第28册。
(14) 《张謇日记》戊戌八月初十日记道：“闻袁世凯护北洋，是儿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
(15) 《时报》，1907年9月13日广告。
(16)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总商会动态》资料，1961年油印稿。
(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18)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庸言报汇编》第12卷。
(19)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饮冰室合集》第1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
(20) 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60—867页。
(22) 田桐：《玄玄遗著》下，第138页。
(23) 天津《益世报》，1917年7月4日。
(24) 参看章太炎主笔的《大共和日报》和《太炎先生最近文录》。这里不是全面评价章太炎，只是就其在武昌起义后短期中的政治态度来说的。
(25) 《章炳麟事略》，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34号，第862分号。
(26) 《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