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清光绪帝诏定国是，实行新政，至九月二十日，先后仅百余日，新政在旧势力的重重压迫下，完全失败。新政的领导者光绪帝做了瀛台的囚犯，谭嗣同等六人做了新政的牺牲者，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得免于难。这一场由士大夫提出通过封建王朝的革新运动，历史上所盛称的戊戌政变或百日维新，从王朝的一部分人发动，又被王朝的另一部分人推倒，这给予中国的改良政策是一个讽刺，更给予中国的士大夫一次深深的反省。
屈指计算，戊戌维新到今年整整的五十年了。五十年是一个世纪的一半，说来也不算太短，当时的幼年少年，今日已都是白头老翁了。在这半个世纪的中国，不知眼见了多少变迁，经历了多少风波，沧海桑田，红羊浩劫，未足以说明中国的扰攘多事。然而中国的一切究竟又改变了多少！中国的社会究竟又进步了多少！凭吊五十年前六君子的热血，瞻望五十年后的今日，中国的厄运，谁不为之惘然。
今天我们来回溯这一段历史故事，所谓“变法”，所谓“维新”，看来是代表光明的一面，是代表向上的一面，不过这光明是极有限度的，向上也是曲折迂回的。惟其如此，给予历史的进程仅是一次有名的政变，而没有达到政治社会的改良，“变法”“维新”也仅是在巨海里揭起一团转瞬即逝的浪花而已。可是浪花的消失，并不是波平浪静的获得，相反的却是整个溃决。即是说清政府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内在的腐烂已至不可救药的田地，只待操刀一割了。
（二）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之战，一连串对外的失败，失败的结果，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榨取，无孔不入，刺激得这古老的社会椎心饮泣，许多知识分子从鼾梦中觉悟，不但认为帝国主义的坚甲利兵是侵略中国的工具，就是祝福人类升入天堂的传教士也多是不穿军衣的武士。帝国主义之所以得寸进尺，之所以无孔不入，固然是他们的势力在膨胀，实在也是自己太落伍，太不如人。不但机器大炮方面的物质文明赶不上人家，连自夸自大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也落在人家的后面。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的国是诏有云：“又须博取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一种警觉，较之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说，自然是迈进一步了。然而在列强窥伺、朝不谋夕的情形下，怎样应用旋乾转坤的力量，来扭回这一个危殆的局面？一般警觉的士大夫看来，只有变法图强的一条路。人家所有的，使我们也有；人家所能的，使我们也能，即以其道反诸其身。康有为的《应诏统筹全局疏》内云：“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这是维新运动由客观环境的促成，经康有为等新进知识分子的力争，通过封建王朝的代理人光绪帝，得以一时实践的主要因素。
除了外铄的因素，还有更重要的是国内各处已传播了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传播的范围如果扩大了，无疑会加倍影响清王朝的灭亡。德龄女士的《光绪秘纪》里，记着康有为向光绪帝说的一段话：“皇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赶快努力建设起一个新的中国来，只要皇上能够把国家治理的空前的富庶强盛，只要皇上能够给人民以幸福快乐，只要皇上能够用种种事实证明政府确然是一心在那里打算替百姓们谋幸福，那么任何一个能言善辩的革命党，也决不能损伤皇上分毫的。”当革命的声浪逐渐扩大，到处发现革命者的宣传品，据说康有为曾坚劝光绪帝不要采用高压的政策。认为只杀了发小册子的人，没有把小册子里的“混”话驳倒，事实上还是没有用的，认为我们尽可用各种方法强迫人民服从我们的命令，但我们是绝对无从约束他们的心的。这些话康有为是否真的面对着光绪帝说过，是一个疑问。但是革命势力的起来，给予清政府和保皇的士大夫们是一颗拔不掉的刺，而且这刺正中要害，愈刺愈深。他们心目中的打算，对付帝国主义要变法图强，对付革命分子则于变法图强之外还要收拾民心。
许多朝代里，到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时候，一些好心而有识见的士大夫，提出改革方案，想挽狂澜于未倒，原是很自然的事，戊戌维新就是这夹缝中的产物。
（三）
一八九八年六月里开始推行的维新政策，既是对此前的洋务新政的否定，也是洋务新政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设施。属于政治制度的，如废科举、设立新学堂、改良司法、裁撤骈枝机关、官民得一律应诏言事。属于实业经营的，如筹办铁路、开发矿源、振兴农业、奖励商业，并在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属于军队编训的，如裁兵练军、改习洋枪、倡办海军。属于文化推进的，如设立译书局、举办官营报纸、派宗室王公游历各国，以资见习。把这许多新的措施归纳起来，大部分是受欧风美雨影响而来的洋务，是崭新的；也有些是封建王朝的循环改良。没有一件不是当时的急需。就是守旧派虽然认为这是天翻地覆的举动，而变法图强的原则，倒也不敢公然反对。慈禧有一次在诏书里这样说：“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可知“变法”和“维新”，顽固的慈禧在表面上也是承认的。可是，“变法”和“维新”与死硬的统治力量是丝毫不相容的。要是让新进的士大夫“变”下去，“新”下去，死硬派的统治阵脚是会被牵动的。这不免使慈禧和她的党羽感到有些惶惑，他们觉得与其让变法牵一发而动全局，不如使用毒辣的手段，凡可以动摇所谓“国本”的毫毛也要尽情剔去。因此新政不能不受到旧势力的摧毁而归于失败。
由革新派里的急进分子看起来，慈禧卵翼下的旧势力，是一些阻碍进程的顽石，如不铲除，革新的轮子无法推进，也就无法达到变法图强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当时如欲完成革新的使命，宫廷流血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谭嗣同想假手袁世凯的武装力量，杀荣禄，围颐和园，监禁阻碍新政的慈禧。可是这一个断然的手段被投机取巧的袁世凯出卖了，没有生根的新政即从半空中摔下来。
当清朝宫廷内展开尖锐的斗争时，事实即已非常清楚，谁的力量能打击谁，胜利即属于谁。新派的领导者光绪帝，虽然他是当时的万岁爷，是皇权的代理人，可是他在慈禧的铁腕控制之下，不仅国家大事要取决于慈禧，连他私人的日常生活也要受着她的管制。所以光绪帝对于新政的推进虽然有极大的热忱，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那些帮助推行新政的士大夫，翁同龢早就给慈禧撵走了，剩下的只是康梁等新进人物，根基不厚，力量有限，哪里能够担当得起如此大的变革。因此新政在人事上种下了不可弥补的脆弱和缺憾。
（四）
慈禧拥有的力量，不是慈禧本身有什么天大的本领，而是她代表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的旧势力，或者说她正象征着官僚贵族地主的堡垒。这种旧势力和顽固的堡垒，在欧洲被蒸汽的动力摇撼了，被工业革命摧毁了，就是我们的邻邦日本也利用了这些新的动力推翻了封建的幕府政治，完成了明治维新。只有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虽然或多或少受过工业革命的刺激，出现了所谓“洋务”，所谓“维新”，甚至有了幼稚的民族工业。然比之于封建地主的关系，纵不是蜉蝣撼树，也是羽翼未成，不能高飞。
蒸汽机推动下的生产技术，在中国还没有取得决定作用的时候，由康有为编剧、光绪帝导演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节目，遭受惨败，是必然的。康有为等的意识表现，最高的政治标准，是希望建立英日式万世一统的君主立宪，而且要让君主有实权。所以一切的维新措施，无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军事的，都是用来维系皇权于不坠的工具。康有为拖的那一条辫子，就是翼护皇权的标记，一直拖到他最后的一天，他从没有忘记过他的圣明天子光绪帝。戊戌失败后的梁启超，逃亡国外，已饱受欧美民主思想的熏陶，对革命应该有较多的认识。可是梁启超认为革命要经过数十年流血大变，方可建立政权，恢复社会秩序，所以他依然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的大乱，固然是事实，不幸被梁启超言中。可是革命后的失败，并不是革命本身的错误，相反的正是革命不彻底，被买办型和士大夫型混合的新官僚主义及军阀腐蚀了革命的成果。同时我们应该了解戊戌维新的本质，是士大夫阶级引起的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士大夫的属性，封建君主是他们的保姆。所以慈禧和光绪帝虽是新旧斗争的代表，实际只是双方争取政权的冲突，只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两面；一面是想以不变应万变，用死硬的方法来保持皇权，保全大清帝国；一面是想以变来迎合世界的潮流，企图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以达到保皇的目的。在一个目的两个方法的矛盾下，就发生了这一幕宫廷的惨变。以此戊戌政变在宫廷里尽管闹得天翻地覆，究竟只是上层政治结构里的几个大人先生们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搅扰，与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因为这一次的维新运动与社会与人民原是脱节的，是由上而下的运动，并且还没有发展到上情下达的时候，已经偃旗息鼓了。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新政的遭受摧毁，正加速了旧势力的灭亡，也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阵容。
（五）
由上面看来，当时中国的政治路线，显然有着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慈禧太后及许多贵族权臣，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第二方面是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力量，在现实政治上丝毫没有他们的地位，可是代表着社会的新生，是一股潜伏的浪潮。第三方面当是康有为等拥护光绪维新的一派，他们想建立新的皇权来打击守旧的后党，并缓和革命势力的起来。结果他们的愿望完全失败，不但没有打击着旧势力，相反的自己倒被旧势力所打击；革命分子也由暗到明，渐渐汇成了一条洪流，这是维新人物始料之所不及。本来儒家的中庸主义有着支配中国社会的作用，“维新”既不是激进的革命，也不是顽固的守旧，该是合于中庸之道的，该为多数人所拥护。然而出于意外，不但没有达到革新的目的，反落入了历史的老套，仅是朝代末期回光返照的变法运动，它的命题将在新的政体里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庸的革新运动会遭受这样的失败？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英日的君主立宪，是产业革命后产生的政治构造，中国没有完成新的社会基础，空中楼阁的维新政治怎样会落地生根呢！因此清政府也就不能不与其他的许多朝代同样的归于灭亡。本来封建地主官僚为了自身权利的稳固，对于任何新的改革都是深闭固拒的，所以历代的变法运动都遭受他们的打击或扼杀，戊戌维新自然也不能例外。其不同者，其他许多王朝灭亡之后，接着是一个新的王朝出现，这一个王朝的一切与前一个王朝只是姓氏的不同，其他统治的方法、政治的构造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戊戌维新失败后的辛亥革命，由王朝政治转变为共和政制，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变”。因此维新运动给予当时的影响也就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维新政治虽被旧势力扑灭了，而维新的需要在许多人的心里渐渐扩大，暴露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裂口。反动统治者在失尽人心的时候作困兽之斗，作垂死的挣扎；挣扎得愈厉害，反动的程度愈深。例如在庚子义和团时清朝的举动，就是压垮了维新政权后出现的更反动的卖国行为。这不能不使许多人怀疑到封建地主官僚的反动政治的存在了。
第二，经过失败的教训，许多维新的知识分子转变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对于存在的清政府已不寄予殷切的期望，这无形中增加了革命分子的力量，有的且直接参加了革命集团的同盟会，与人民渐渐发生了联系，由革新走入革命的道路，由半空中落到社会的基地。这是革新运动失败后的警觉。
第三，革新运动的失败，虽然膨胀了革命的力量，可是辛亥革命在外表上是成功的，事实上却是失败的。由于革命的失败，许多人遂以为革新不致摇动社会的基础，容易恢复社会的常态，一直在憧憬着革新的好梦，从戊戌到现在五十年中，就没有忘记这一条道路。所以康有为有形的辫子随着康有为消失了，康有为那无形的辫子依然拖在许多人的头上，正像清王朝虽然给推翻了，而皇权政治仍留存于许多人的心坎里一样。
革新运动的提倡，如果确是具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不但是需要，而且是促进当时政治社会发展的唯一进步方法，则谁不希望运动的实现，俾能达到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假使革新是保持传统政治的手段，是被动的而不是自发的，甚至是阻碍新的历史进程的，则戊戌维新的结果说明了历史的出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注：这篇短论写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发表于同年七月上海《展望》周刊。那时北平、上海等地的言论界有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思潮，出刊《新路》杂志，为正在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找出路。我有所感地写了此文，多袭用当日用语，其间也不无移史就今之嫌。录存以备考察。
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
中国历代都采用帝王纪年，帝号即年号，如秦始皇几年、汉高祖几年之类。汉武帝开始于帝号外另立年号，第一个年号叫“建元”，自此这种另立年号的办法，一直沿用至清末的“宣统”，其中有些皇帝一再改元，一个皇帝多至十几个年号，使人无从记忆。但到明、清两代，又略有变化，即一个皇帝只立一个年号，明英宗虽有两个年号，是因帝位中断复位的关系。于是帝号和年号混而为一，如明太祖——朱元璋也称朱洪武，至于清朝的什么圣祖玄烨、世宗胤禛，反不如称康熙、雍正的习惯了。可见几千年来的纪年，虽有过若干变动，但总不离以帝王的更替为转移。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帝王的统治日趋崩溃，历代沿用的帝王纪年也随着这种情况而动摇。在十九世纪后半叶，至少有两种新的纪年办法冲击着原来的帝王纪年。一是太平天国在创建“天历”外，并以国号纪年，称“太平天国某年”，与清朝皇帝的年号尖锐地对立起来。它在太平天国建立革命政权的地区内，推行达十余年，不但取消了年号的累赘，也否定了以帝王个人为转移的纪年。二是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主张以孔子纪年。一八九八年，康有为上《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折》，说“大地各国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以尊行”(1)。梁启超作《纪年公理》一文为之推广，说“太史公于孔子列传，大书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为万世纪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强学会，即用史公之例，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2)。意在推行一种共同纪年的办法，使纪年不随朝代兴废、帝王更替而改变。当时如张之洞等人闻而为之震骇，也就说明这种纪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新旧斗争。至民国六年，康有为编印《不忍》杂志，还用孔子纪年。
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在逐渐形成中，他们既反对清朝的统治，自然不愿使用清帝的年号；他们又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也就不愿因袭过去那种以个人为转移的纪年。除一九〇六年萍浏起义，龚春台曾以“汉德”二字为年号，尚未脱出旧用年号的窠臼外，其他拟议或运用的纪年办法，不是在追求一种新的纪年方法，就是用一种权宜的暂行名称。计有下述各种：
（一）以“天运”纪年。“天运”不是年号，只是在惯用的干支上冠“天运”二字，例如“天运甲子岁”。大概始用于反清的秘密会党，他们欲继续奉行明代的正朔，明代事实上已不存在，正如后来的革命党人所说：“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一六六一），明祚既移，而黄炎姬汉之邦族，因此澌泯。”(3)遂以“天运”来拒绝使用清帝年号。所谓“天运”，是天行旋转的意思，意示清朝的异族政权迟早是要归还汉族的。孙中山在欧洲成立革命党的誓词，及同盟会成立时的宣言和有关文件，都采用这种方式纪年。这里说明同盟会承继了“反满”的种族革命传统，也表示将来采用何种年号尚难确定，暂以“天运”代替。
（二）在干支上冠“中历”二字的纪年。如一九〇七年党人发行于新加坡的《中兴日报》，记“中历乙未年某月某日”，并以公历年月日对照。
（三）以清朝入关、明朝灭亡为纪年起点。章炳麟在一八九八年就这样用过，他在是年所作的《艾如张·董逃歌序》开头就说：“永历既亡二百三十八年春，余初至武昌……”他是以南明永历帝灭亡的一六六一年作为起点的，一九〇二年章炳麟、秦力山等在东京发起的著名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所谓“二百四十二年”，就是以此为起点的。邹容亦主是说，但纪年起点与章不同，他在《革命军》小册子中说：“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所以《革命军自叙》的结尾，即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这种纪年旨在激发种族革命的感情，不能成为正式纪年办法。
（四）以“周召共和”纪年。东周厉王无道，被流放于彘，由周公、召公二相共理朝政，号曰“共和”。这是公元前八四一年的事，中国历史年次的可靠性，从这一年开始。同时取“共和”二字的意义，表示中国在推翻清朝后，当建立民主共和国。因此章炳麟主张用“共和”纪年，一九〇〇年他在《〈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的开头都这样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同年他在《解辫发》中也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翌年他在《唐才常烈士像赞》末署：“共和纪元二千七百四十二年八月，后死章绛太炎书”，一九〇三年给邹容的《革命军》所作的序，末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
（五）以公元纪年。由于当时的中外关系频繁，沿海重要都市早已中西历并用，为适应彼邦习惯，国外留学生使用西历的地方则更多。革命党人所发布的文告或著作，也有全用公元的，如一九〇三年秦巩黄给《孙逸仙》一书所作的序、一九〇四年孙中山的《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所记年月，均系公元，但只限于个人使用。至于正式主张采用公历来代替中国纪年的办法，当时有高梦旦（凤谦）其人有此建议。
（六）以黄帝纪年。中国过去的史籍，都以中国文化开创于黄帝，并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远祖。清末革命党人，为贯彻其“反满”种族革命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宗旨，主张用黄帝纪年。这种纪年，一九〇二年章太炎发起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已露其端，所草的宣言中说“维我皇祖（按指轩辕黄帝），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百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蛊，未堕厥宗”。自一九〇三年起，尤其是一九〇五年后，成为革命党人比较通用的纪年办法。
当一九〇三年中历四月，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小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镍质圆形，大如银元，正面镌黄帝轩辕氏像，背面刻铭文四句：“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铭文为秦毓鎏作。据张继的《回忆录》说，他们“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主张推翻清政府，入会者皆用黄帝纪元”(4)。同年江苏籍留日学生创刊的《江苏》杂志（月刊），第一期第二期尚署“光绪二十九年”，自第三期起，改用黄帝纪年，书作“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五月廿八日”。这是使用黄帝纪年最早的纪录。荣孟源编的《中国历史纪年》一书内的《清纪年表》，将革命党人用的黄帝纪年，列于一九〇一年开始，不知何据？
同年七月十一日，初期参加革命活动、后来叛变革命的刘光汉，作了一篇《黄帝纪年说》，文后有《附黄帝纪年说》《附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申述应采用黄帝纪元的理由说：
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创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回教各国亦以摩哈麦特纪年，而吾中国之纪年，则全用君主之年号。近世以降，若康、梁辈渐知中国纪年之非，思以孔子纪年代之。吾谓不然，盖彼等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除上引这段话外，此文并以黄帝纪年有三层好处：（一）黄帝的年代久，以前的历史事实少，可以大大避免由后推前的繁难；（二）取法日本的以神武天皇纪年，是择善而从；（三）用黄帝纪年，可使“君主年号徒属空文”，从而粉碎“王者贵”的谬说。
《黄帝纪年说》一文，原载于一九〇三年的《国民日日报》，同年黄中黄（章士钊）编印的《黄帝魂》一书，收入此文，列作首篇。同时《黄帝魂例言》的后面，即署“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十四年冬十二月”。钱玄同认为“最早说明黄帝纪年之义者，即刘君此文”(5)。按“军国民教育会”和《江苏》用黄帝纪年，均在《黄帝纪年说》发表前，那么黄帝纪年的意义，事实上那时已为不少革命知识分子所理解和传播，否则就不可能行使于团体和公开发行的杂志。因此，刘光汉的《黄帝纪年说》，可以说是综合当时好些人的意见而成。
革命党人采用新的纪年办法与旧的帝王纪年对立，为什么至一九〇三年才有更多的人提了出来，这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至此已开始形成革命派。而这些纪年的拟议，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正体现为中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向着新的形势发展。黄帝纪年是革命党人所提出的各种纪年办法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可是史称“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的黄帝轩辕氏，是一个神化的象征性人物，他的一生是无从稽考的，各书记载不一，因此采用黄帝纪年，所纪的年代也就互不相同，有的竟相差至几百年，甚至一个人使用的黄帝纪年也前后互异。就所见到的资料，当时使用黄帝纪年的异说，约有下列几种：
（一）《江苏》杂志，以一九〇三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继《苏报》被封后出刊的《国民日日报》，也以是年作四千三百九十四年。
（二）刘光汉的《黄帝纪年说》，以一九〇三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十四年。黄中黄在“黄帝魂”中所采用的年次相同。可是刘光汉于甲辰年（一九〇四）写的《清秘史序》，又以一九〇四年为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五年，却与《江苏》所用年代相同。
（三）《民报》，以一九〇五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宋教仁以《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书为据，力主此说。一九〇六年萍浏起义，龚春台所发檄文，末署“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与《民报》所定年次相同。
（四）一九一一年贵州响应武昌起义，所发布的《贵州军政府檄文》，末署“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五十九年”(6)。
上列各说，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当时革命党人在国外陆续发行的报刊，都以《民报》的纪年为纪年，例如在仰光出刊的《光华报》，即以一九一〇年书作“中华开国纪元四六〇八年”。至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皆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多采此说。私人所作表记，如《中国革命记》中收编的《二百六十年不服汉人表》《黄帝即位以来大事表》，也与《民报》采用的年次相同。可见辛亥革命时期，与清帝对抗的各种纪年，以黄帝纪年为正宗，而黄帝纪年的异说，又以《民报》所用年次为正宗。因为《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影响较广。同时黄帝纪年虽多异说，而《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的说法，本来就是比较流行的说法。
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革命的胜利声中，上海、武汉等地的革命党人集议建立中央革命政权，在共和政府成立后究应采用何种方式纪年，也就成为人们商讨的问题。当时有署名“老圃”其人，作《论黄帝纪元》(7)一文，认为“自革命以来，各省民军皆用黄帝年号，此为一时权宜计，固足以唤起国民之种族思想。然为永久计，若欲以此为民主国之纪元，则与新民国之民主主义大相剌谬”。因为“我国所谓黄帝，无论其功德如何，要为专制政体之皇帝”，共和政府“方排斥之不暇，宁有崇拜之理”！更以黄帝“年远代湮”，无确定生年，用作纪年，无可征信。在辛亥革命前拟议以黄帝纪年，《黄帝纪年说》概括了那时候许多人的意见，《民报》恰恰表达了这种要求；而至武昌起义后要建立“中华民国”政府，感到黄帝纪年的不甚适合，《论黄帝纪元》又代表了这个阶段的意见。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电告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即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历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历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改称“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但入“民国”后，有些历史著作对“民国”以前的纪年，仍有沿用黄帝纪年推算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
* * *
(1) 康有为：《戊戌奏稿》。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5页。
(3) 《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序》，《黄帝魂》。
(4) 国民党《党史馆馆刊》第2号。
(5) 刘师培：《左盦外集》（14）。
(6) 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
(7) 老圃：《论黄帝纪元》，《中国革命记》第12册，时事新报馆19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