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军原起
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
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派，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朝强盛时期的武装；二是嘉庆、道光年间产生的团练变而为咸丰、同治间的湘、淮军；三是光绪、宣统间出现的新军。由于道光、咸丰后的清朝，不仅洋枪大炮和西法操练早已输入中国，而且是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年代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怒潮一浪高一浪地奔腾起来。清朝统治者感到要应付这个新的局势，兵制已到了不能不变的时候，所以他们说：“自古无久而不敝之法，而兵制尤与时会变迁，故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1)
清初的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经过白莲教和天理教的起义，以及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显然已无能为力，有事则临阵溃逃，无事则虚糜粮饷。清政府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卫民”为幌子，准许地方暂办防军、练勇、团练，以弥补经制绿营的不足。团练初办时，只是地方性的暂制部队，演进到湘、淮军，才成为国家的常制军队。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清朝的部分军队已改习洋操。一八六二年由安庆开赴上海的淮军，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结合下，即开始了这种变革。《清史稿》兵志十纪述其事说：“同治元年，以上海、宁波等海口官兵，延欧洲人训练，令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配选武员数十人，在上海、宁波习外国兵法，以副参大员充之，学成之后，自行教练中国兵丁。又以福建营伍久弛，饬耆龄、刘长佑等于旗、绿营营内择骁勇员弁习外国兵法，天津练军亦如之。其内地营兵仍遵旧章随时训练。”外国侵略者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在上海所组成的洋枪队（常胜军），要算是最早的一支新式反动武装。戈登在他的家书中描述训练这支反动武装时说：“很感兴趣地教练着中国兵使用大炮，他们进步很快，已经学会执枪、射击和分队。我希望他们很快学会步兵战术，这次训练比我所预期的成绩还要大。”(2)一些满汉大员看到洋枪洋操的用处，自此建议整顿兵制、采用洋枪洋操、开办军事学校的意见渐渐多起来了。一八六五年，清政府又“令崇厚率洋枪队千五百人，赴畿南天津镇、芦台镇，选择标兵，坫练新式洋操”。一八六七年奕提出：“专习外国语言文字，制造机器各法，教练洋枪队伍，派员周游各国，访其风土人情，并于京畿一带，设立六军，借资拱卫。”(3)一八七一年曾国藩建议：“绿营饷薄兵疲，宜仿新军练军之制，裁兵加饷；旧用鸟枪土药不利战阵，各营宜以次悉改洋枪……”一八七四年曾国藩又提出以新械练兵，在沿海七省练陆军九万，沿江三省共练三万人。一八七九年李鸿章且以德国的陆军精良，选拔海防营内下级军官七人赴德国学习。一八八三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一八八五年又设立北洋武备学堂，日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的将领多出自这个武备学堂。一八八六年张之洞也选拔甲级防营千五百人改练洋操洋炮及阵法，第二年他又在广州设立水师学堂、陆师学堂。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尚未正式出现后来的所谓新军，但少数部队已试用洋枪洋操，这已经包含了后来的新军的部分内容。
清朝新军的正式开始，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严重失败，“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于是北洋有新建军，南洋有自强军，是为练新军之始”(4)。
最初的新建军，即一八九五年三月起胡燏棻在小站的练兵。那时清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命燏棻立练兵，成十营，屯小站；号定武军。小站练兵自此始”(5)。胡燏棻是一个有维新倾向的洋务官僚，当年十月，清政府派胡燏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事由袁世凯接办。袁世凯原任驻朝鲜的商务委员，中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报告军情，传日本有不利于他的消息，因不敢再返任，遂闲住北京。这时他四出活动，打通了奕劻、李鸿章、荣禄、李莲英等人的门路，草陈各种西洋式军队训练法，又请人写了一部兵书，用己名刊行，因而博得了“知兵”的声誉。通过这一系列的钻营，袁世凯弄到了一个浙江温处道的官职，还未上任，即被直隶总督王文韶留下了，要他接替小站练兵的事。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接受这一训练新军的职务后，改“定武军”称“新建陆军”，由原来的十营四千七百人，扩充为七千人。成立总部，下设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练营务处。其营制分左右两翼，置左右翼长，左翼有步兵二营，炮兵一营；右翼有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另设工程营。其中官佐多系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学员，如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此外还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分司各项工作。
在北洋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即一八九五年夏秋间，南洋也成立了自强新军。中日战争中，两江总督刘坤一以钦差大臣调赴山海关指挥军事，由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卫队护军等营选拔士兵二千数百名，成立自强军，聘德人来春石泰为全军统领，营哨各官皆以洋将充任。“旋募江苏之淮、徐、通、海，安徽之凤、泗、滁、和、太，及江宁之六合、江浦，常州之宜兴、荆溪、江阴、靖江，镇江之丹徒、丹阳各府州县土著乡民，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者，续练二千数百人，共合五千人。一切营制及部伍人数，悉照德国章程。每正勇一名，月给官铸银五元，合库平银三两六钱，官给衣履饭食之外……”(6)张之洞除办自强军外，又奏请设立江南陆师学堂，主张“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一八九六年初，张之洞将回湖广总督本任时，奏明将护军前营调至湖北，教练洋操。回任后，即将该护军营的熟练勇丁，分为前后两营，募人添足额数，以德国公使荐来的德将贝伦可多尔夫充当两营总教习，以天津、广东武备学堂学员充任教习，专肄西法。这是湖北训练新军的开始。
在北洋、南洋开始训练新军后，清政府一面令各省着手将防军进行改编或用新式操练，建立新军；另一面在国内一些主要城市设立武备、陆军学堂，并分批派遣青年出洋学习军事，拿他们的话来说，叫作“储备将材”。想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新军来代替旧军。
新军的所以被称为新，以其不同于旧式军队而接近于现代化军队的建制。
首先是新军均习洋枪洋操，与依靠膂力、使用马矛弓箭的旧式军队迥然不同。胡燏棻开始练兵于小站即说：“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则一切行军应用器具，自不能不按照西法购备。”(7)新军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各兵种。新军的编练，开始多以德国人为教习，因以德国陆军为最精锐，其编制则仿日本。所以新军的创立，也是在洋务运动后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方面。
其次是新军选拔的标准较严，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均有规定，年龄一般规定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不等，最高有至二十六岁的。身体规定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躯体较小，酌减二寸。凡体质较弱及有目疾暗疾者不收，凡有不良嗜好或犯有事案者亦不收。这些也大都是取法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定。
再其次，规定各级军官应以军事学堂出身的人充任，即军官应为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人。清政府除在各重要城市创立武备、陆军等学堂外，后来还由陆军部专设速成学堂，二年半毕业，然后分派各省驻军；各省镇协也多设随营学堂及弁目学堂，培养正副弁目。若选委官弁，规定除尽先委派曾习武备者外，对旧有官弁，必须切实甄别，以能粗识文字，虚心向学为合格。军中如遇有官弁出缺，仍须先尽学堂毕业的人员充任。不仅要求军官应具有现代军事知识，也要求士兵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有关的知识。清政府曾下令各营，认为：“自强军所纂西法类编一书，分兵法、军器、测窥、数学诸门，由浅入深，颇为详备，应分发各营旗，责成营哨官以时讲习，务期通晓，不得专委诸教习致形隔阂；并咨取北洋所刊德国陆师操法入门，印刷数千册，遍给各勇丁阅看。此外如孙子十三篇、坤舆方图、万国舆图、亚细亚东部舆图、沿海八省口岸全图，一体购印颁发，不时翻阅，指勇丁以为精通门径。如各该营哨等官虚应故事，或不能胜任，即分别参撤，……”(8)
新军既有别于旧军，也就是说新军优于旧军。当“自强军”建成时，梁启超曾记其事说：“全军操练仅八阅月，马军乃一月有余耳。而其士躯之精壮，戎衣之整洁，枪械之新练，手足之灵捷，步伐之敏肃，纪律之严谨，能令壁上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咸拍手咋舌，点首赞叹。”(9)这里可能有所夸张，但是新军比起旧军来，确实表现为一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对腐朽的清政府来说，却是一个矛盾。
清政府训练新军的目的，是想以新军来保护和稳定其正在动摇中的统治；其办法是采取对旧军逐步淘汰，对新军逐步扩充，最后以新军代替旧军。可是旧军的腐败已不能保护其封建统治，而建立中的新军却不愿为封建统治者效忠，且向着相反的方面演变，所以新军的产生和扩充，不意味着清朝统治的重新巩固，而是其内在矛盾的继续扩大。
二 新军的扩编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的建军工作，比在甲午战争后作了进一步的打算，计划将新军分年推行于全国各省。这一时期，不但刘坤一、张之洞的“会奏三疏”及他人关于条陈“新政”的奏折，多谈到建立新军的事，而且清政府颁行了一系列裁汰旧军、扩编新军的政令，编练新军已成为清政府举办“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所谓“时事多艰，练兵实为急务”。
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下令永远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以“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并令各省在本年内严汰绿营、防勇十分之二三，在原有各营中精选士兵成立常备、续备、巡警等军。
一九〇二年，清政府以北洋、湖北训练新军颇具规模，自应逐渐推广，因命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赴湖北学习操练，学成后，发回各原省管带新军。当时各省有关编练新军的请奏，“不曰仿照湖北、北洋成法，即曰派员驰赴湖北、北洋调查成案”。
一九〇三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总理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处，亦称督练公所。
一九〇四年，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军队分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等，并规定招募应征条件、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一切制度。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为了统一和扩充全国新军的编制，计划全国共编新军三十六镇，按各省的人力物力及地区的重要性，进行分配，限年编练完成。三十六镇的具体分配：广东两镇、广西一镇、甘肃两镇、云南两镇、贵州一镇，均限五年编练足额；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热河各一镇，限四年编练足额；近畿四镇，直隶两镇，湖北两镇，江苏两镇，山东、山西、陕西、新疆各一镇，均限三年编练足额；奉天、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各一镇，限两年编练足额；四川三镇，因居长江上游，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比他省为优，限三年编练足额，其中一镇与度支、陆军两部协作练成。上述三十六镇中，只有北洋六镇（即近畿四镇、直隶两镇）、湖北两镇已先此编练完成，但清政府不愿疆吏拥重兵，只许湖北有一镇一协。各镇所需饷款，除有些是由国库开支外，多数均由各省督抚就地筹款。自此以后，全国各省均分别编练新军，或将防军改编，或用新式招募。由于旧军不能全部淘汰或改编，加上人力财力的限制，许多省份并没有如期如数完成编练的任务。如一九〇八年两广总督张人骏奏称：“前督臣岑春煊，原练步、炮、工、辎十营，嗣经周馥裁改归并，仅存一标之数，见（现）筹办法，惟有就饷力所及，陆续征募，即陆续编练，总期先成一协以立基础。”(10)四川总督赵尔丰也向清廷申诉困难说：“查川省情形，人才既异常缺乏，饷力更万分困难，一协尚未观成，两镇而限三年，实确所难就绪。查两广云贵等省，应编军镇均限五年，恳恩俯准将川军两镇展限两年编足，俾期限略就宽舒，办理不致竭蹶。”(11)因此，清政府规定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的计划，到它被灭亡为止，终于没有完成。据《清史稿》兵志三的综合统计，全国只编成了二十六镇，有些书上说只编成十六镇，是没有将未成镇的队伍算进去。
清政府在全国各省编练新军的计划，恰也给革命党人在全国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后来武昌首义，很快就得到各省的响应，这就是因为各省的新军已成为革命实力的基础。所以《清史稿》说“卒酿新军之变”，这是清朝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新军机构，中央除有陆军部的节制外，主要由练兵处负责，曾派奕劻为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各省所设督练公所，下设兵备处、参谋处、教练处，各置总办一员。督练公所的最高官吏为督办，统辖全省军营，总揽三处职权，一般由各省督抚兼任，也有由驻防旗军的将军兼理的。
新军编制：分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各级将领，军称总统（军未设置），镇称统制，协称协统，标称标统，营称管带，队称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副目。平时编制，两镇为一军，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计步队两协，每协两标，每标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马队一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队二排，每排二棚；炮队一标，每标三营，其中陆军炮二营，过山炮队一营，每营三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工程队一营，每营四队，每队三棚。步、马、炮、工程、辎重各种队伍，每棚分正目、副目、正兵、副兵共十四个战斗人员。一镇中设统制官、参谋官、执事官、执法官、军需、军械、军医、马医、司号、书记长、司事生、司书生等官佐，计全镇官长及司事人员共748名，弁目兵丁10 436名，夫役1 328名，共计12 512名。已编练完成的各镇，虽不一定尽与上述数字符合，但多在万人以上，也有不足万人的镇。战时征调，按地势军情而定，或以三镇为一军，或合数军为一大军，或只派一镇出动没有军的节制。
另外一种混成协，它与镇管辖下的步兵协不同，除步兵二标外，还拥有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所以叫作混成协，是镇的缩编。这种混成协不隶属于镇，近于后来的所谓独立师、独立旅，武昌起义时的黎元洪就是这种混成协的协统。也有的是因成镇不足，先成立混成协，再由混成协扩充为镇。所以宣统元年闰二月清王朝批准陆军部的一篇奏折中说：“查编练陆军，以成军成镇为准则，各省现编混成等协，原出一时权宜，为将来改镇之基础。”(12)
新军分常备、续备、后备三等。规定常备军训练以三年为限，月饷四两五钱，期满发给凭照，资遣回籍，列为续备军，每月减饷银一两。续备军主要补充常备军额之不足和运送军火物资，若续备军还不够用，由后备军补充。续备军听其自谋生计，但每年十月由军统率各府州县集中训练一月，在会操这一月中，各兵与常备兵同样发给全饷。续备军三年会操期满后退为后备军。后备军月饷照续备军减半，听其自谋生计，后备军期限四年，第一年和第三年免调操，第二年和第四年均全操。四年期满退为平民，停止月饷，不再征调，若遇战争，其年在四十五岁以内，自愿应募者，准以录用。由于清朝军制的陈陈相因和新军建制的尚未完成，所以常备、续备、后备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实行。
新军的初起，袁世凯在北方编练“新建陆军”，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练“自强军”，续在湖北练新军，南北编练新军可以说是同时开始，何以后来北方的新军成为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南洋和湖北的情况却不一样？首先是因为清政府把北洋军充作国军，是其直接拱卫京师和驻防直隶的武装，尽力扩充，即所谓“京营强则风气易振，畿辅实则觊觎不生”。而居长江中下游的南洋和湖北，虽有其重要性，却和其他各省一样，所练新军是属于地方军，清政府采取限制政策，如湖北由两镇减为一镇一协，即为一例。其次是袁世凯的盗取政治资本和树立个人实力，在他爬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等重要职位后，其地位又在各督抚之上，更想厚集兵力以为己用。所以北洋军的将领多为天津武备学堂出身的一批旧军官，这些人都由袁世凯拔擢而成为他的党羽。至于作为南洋重镇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02年便死去了，而热衷编练新军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他的权势已不如后来居上的袁世凯，后来他又离开了湖北到北京做大学士去了，他个人的行径也与袁世凯的完全军阀化有所不同。所以南洋和湖北的新军并没有形成一个中心。
三 革命党人与新军
新军起于八旗、绿营和防军、练勇的衰败以后，是模仿西洋的军事技术及其编制的新式武装。清朝统治者想依靠这些新军来振衰起弊，然而除了如北洋六镇的顽抗革命外，多数地区的新军却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对象，是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主要战斗力量，与清朝统治者原来所设想的完全相反，这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新军的社会基础所决定的。
新军倡始于甲午战争后，发展于义和团运动后，这个时候的中国，正经历着严重的变化，新旧冲突异常剧烈。顽固的清政府在这时也装出了一副要“革故鼎新”的姿态，举办了若干所谓“新政”，新军就是这些“新政”中的项目之一。顽固的封建政府要建立资本主义方式的武装——新军，它的本身就构成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即要求以新事物来维持旧统治的矛盾。
第一，清政府为了要改变旧军那种流氓和腐败的习气，选拔新军士兵的标准是比较严格的，入伍者都是些从十六岁到二十余岁不等的青年，他们多属破产农家的子弟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程度也有所规定，如张之洞在湖北招募新军时，应募者均要作一篇文章，章裕昆回忆他投考新军时的试题即为“明德新民”。但是，要求新军普遍地略通文字，在那时文盲成堆的条件下，还是做不到的，所以后来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规定来招募新军，不识字的农家子弟和会党分子投入新军的仍占多数。李六如在《六十年的变迁》一书中描写季交恕经常代新军士兵写家信，即反映了这种情况。这些人入伍以后，可以说就是穿上武装的青年农民。他们既来自被剥削阶级的家庭，或者来自每况愈下、无以维持生计的破产家庭，他们本来就怀着不满现状的反抗情绪，自然易于接受革命宣传，何况他们由分散的家庭生活集中到部队中来，更能表现多数人的力量。
第二，自一八九八年废八股、一九〇五年废科举后，那时的知识分子已失去了旧日安身立命的途径，只有另谋出路，有的出洋留学，有的转入国内新式学堂，那些既无法到外国去留学，也进不起国内的新式学堂的青年，投笔从戎成了他们的重要出路，如“一九〇五年在黄陂应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二十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13)。可见投入湖北新军各营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如三十二标即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14)这里不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而是秀才和兵合而为一了。他们是从封建营垒崩坏中被抛到十字街头的一批人，他们对清政府不满，对现状不满，也是容易接受“反满”革命思想的一批人。
第三，清末的留学生运动，以留日学生为最多，其中有不少是学习军事的，日本的成城学校就是一所专供中国学生学习军事的学校，进士官学校的也有不少中国学生。留日学生进军官学校，虽然清政府限制很严，既要经各省督抚保送，又要经驻日公使的批准，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士官学校，而且一再训谕学生要“牢记尊君亲上，无得误听邪说”。(15)所谓“邪说”，即清朝统治者最为害怕的革命言论。但是这些青年，除了亲贵子弟和贪图富贵者外，他们在看到国家民族的岌岌可危和受到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也产生了朦胧的“反满”情绪，乃至赞同革命。这种思想变化是清政府无法控制的。同时清政府为了推行假维新，伪立宪，并在全国建立新军，各省督抚要迎合这种气氛和树立自己的势力，对留日归国的军校毕业生，争相延揽，如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吴禄贞，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邀请蒋方震，浙江巡抚张曾扬邀请蒋尊簋，云贵总督李经羲邀请蔡锷等等；而且给予了他们较高的职位，充当新军的协统、标统、管带以及督练公所督办、总教习，或在讲武堂、陆军小学供职，有的竟擢升为镇的统制，如吴禄贞即其一例。这些人虽然多数是在观望形势变化，然而他们并不喜欢清朝的封建统治，有的还加入了同盟会或倾向革命。由于他们是新军的上层或接近上层，对革命活动起过掩护的作用。
除上述几种人外，新军中还有一批洋务派军阀官僚，他们担任着高级、中级将领，拥高官厚禄，反对革命，如黎元洪就是这一类人的最著者。他们是上层，又只是上层中的一部分，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和群众日益革命化的情况下，他们虽欲抗拒革命而不可能。
新军中的广大士兵群众，虽然多来自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有革命要求。但是，新军毕竟是清政府直接掌握下的武装，要使他们革命化，投身到革命一边来，并不是全出于自发，而是通过先进的革命党人的宣传和争取，使他们一步步由清朝的武装变为准备起义的革命武装。
革命党人对新军展开的活动，首先是采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办法，这就是革命党人的投入新军或入伍为兵。经过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两役后，中国处于一种被瓜分的危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遍及全国，然而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则奉命惟谨，对人民的压制则惟恐不力。全国富有爱国思想的革命青年，感到民族危机如此深重，要使中国从危局中解救出来，实现独立自主，必先推翻卖国投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然而手无斧柯，何以反清？因此，他们纷纷投入营伍，想借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并在敌人的营垒中展开活动。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即在日本选拔军事骨干李烈钧、程潜、唐继尧、张凤翙、孔庚等二十八人，组成“铁血丈夫团”，回国分赴各省参加新军，掌握实力。文学社商务报总编辑刘复基且曾入伍当一名副兵，文学社首领蒋翊武也投入了新军。有些军事学校的革命党人分发到部队中去后，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暗地里向士兵宣传革命，如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在一九一一年就有很多投入新军第十九镇各步、骑、炮、工等兵种的标营中活动。这种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其次，是通过在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秘密地散发革命书刊，其中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文字浅显如快板，“反满”和反帝的态度很鲜明，对新军的影响很大。武昌首义老人所写的回忆录——《武昌首义回忆录》，其中许多都说到他们曾经读过和传递过这些小册子。又如文学社主办的《商务报》（后改名《大江报》），尽情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军官的克扣军饷，以及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横行的情形。因此，湖北新军中的士兵非常欢迎它，而军中的反动军官则“畏报如虎，恨报刺骨”。此外革命党人举行演讲会，以激发听众的革命感情，如日知会每星期六或星期日即有专人讲演，讲演的内容从时事到公开宣传革命，讲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听众深受感动。这些听众许多都是新军官兵。
再其次，利用组织方式开展活动。就湖北来说，最初出现的革命小组织，有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成员多为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他们在开展革命活动方面较士兵为方便，可以利用其职务为掩护，但是人数过少，同时一旦发生事变，他们往往不能坚持革命者的气节，以致暴露革命活动。后来在武昌相继出现的“军队同盟会”（一九〇七年）、“群治学社”（一九〇八）、“振武学社”（一九一〇年八月）、“文学社”（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等，就记取了这一教训，改变方针，不吸收军官，只吸收士兵。“共进会”争取的对象，后来也不限于会党了，扩大到新军和学界中，但它仍以联络新军中的会党分子为主，采用换帖拜把的方式灌输革命思想，然后邀其填入会志愿书。“文学社”当时在陆军小学发展社员的方法，是利用清政府招考学员每人须作一篇文章的机会，从文章内容考察和判断学员的思想动态，以便进行联系，然后吸引入社。革命党人为了和新军互通声气和争取有革命倾向的青年，在新军驻营附近、交通要道或租界，设立酒店、杂货店以至住宅，这种商店和住宅也就成了革命的秘密机关。在湖北以外革命党人较活跃的地区，在新军中组织秘密团体，积蓄革命力量的也不少，如熊成基在安庆新军中主持的“岳王会”，如第二十镇中的“武学研究会”，即其实例。
革命党人对新军进行的活动和组织工作，其目的是在假新军掀起武装起义。一九〇七年的钦廉防城起义，曾经邀约赵声所领新军响应，没有实现。此后同盟会更重视了争取新军的工作。一九一〇年一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革命党人倪映典等乘机率新军起义，也是武昌起义前新军公开地首先向清政府的反戈一击。谭人凤说他们“运动军队革命从此起”。(16)因为在这以前，基本上都是运动会党，但是对新军已经做了许多工作。
由于革命形势的推进和革命党人的活动，到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的大部分已革命化。如三十标第一营的官兵参加“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者达十分之六七。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一万五千人（按：李春萱回忆为一万六千多人，熊秉坤回忆为一万八千七百多人），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多人，其余则是摇摆不定的”(17)。至此，可见湖北新军中的势力已大大超过了反革命势力，这就是武昌首义时机成熟的主要条件。同时湖北以外各省的新军中，也同样存在着革命或同情革命、坚决反对革命以及摇摆不定分子这三种力量，除了反动势力控制较严的新军外，多数地区新军中的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义的时候，也大都逐步取得优势。如“滦州北门外师范学堂驻有七十九标一二三三营，自排长以至士兵，十九皆倾向革命”(18)，就反映了这一情况。
四 武昌起义时的新军
武昌起义，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新军起义，所以有人说是“湖北的士兵革命，是士兵群众作了清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也声称这次革命是“革党叛兵相勾结，意图大举，殊非寻常草窃可比”。武昌首义虽然不应孤立地看作“士兵革命”，但在革命党人的长期策划和全国群众斗争的汇集下，湖北新军是发挥了主要的战斗作用的。
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活动和新军的倾向革命，清政府是早有所觉察的。还在一九〇六年，端方的密折中就写道：“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按指同盟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揭竿倡乱之时，官军反为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为仇。”(19)经一九一〇年一月广州新军起义的事情发生后，清政府即严令各省加强对新军的防范称：“昨据袁树勋电奏，该省（按指广东）新军有勾结匪党、借端哄营……电谕该署督迅即剿办矣。近来人心浮动，各处党会丑类繁多，往往混入军营，暗中勾引，借端煽惑，广东如是，他省恐亦不免，亟宜先事预防，早图挽救……”(20)再经长沙“抢米”风潮和铁路风潮的掀起，清政府对新军的防范更严。湖北的新军原为一镇（第八镇）一混成协（第二十一混成协），当四川铁路风潮大起时，清政府派端方领湖北新军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的一部分援川（端方被这些新军处死于资州），瑞澂还怕新军过分集中，又外调了一部分，故起义时，驻扎武昌城内外的新军只有八千人左右，参加革命的约四千人，其余的不是在起义时逃散了，就是对革命顽抗的分子。
由于新军中的起义士兵的勇敢战斗，一举占据了武汉三镇，给全国首先竖起了反清革命的旗帜，各省纷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很快就被推倒了。武昌起义的主要战斗力是新军士兵，各省响应的战斗力大都也是新军和防军、会党、学生及临时招募的队伍，各省情况虽有不同，总的说来，可概括为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以新军为基本力量宣布起义的，如云南、浙江、山西、新疆等多数省份均如此，但这些起义省份的起义力量也有会党参加。
第二，以新军和会党的联合为起义力量，湖南、陕西就属于这种形式，所以湖南起义首领的革命党人焦达峰和陈作新，一个是会党的组织者，一个是新军军官；陕西起义时则是以新军参谋官张凤翙为大统领、哥老会首领钱定三和万炳南为副统领。
第三，立宪官僚抢夺革命果实宣布独立的省份，也是在害怕新军起义、发生流血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江西、广西两省可为代表。
显然，武昌起义后，全国内地各省除河南外，大都是革命党人运动新军和会党宣布响应革命的，而新军又是其中的主要力量，梁启超给徐勤的信中也说：“各省响应，皆煽动军队。”(21)可见辛亥革命，主要是依靠新军的起义取得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但新军也有许多是穿上军服的会党分子。在新军和会党外，各省起义还有防军、学生和其他群众，如四川的猎户，也参加了四川的起义斗争。
新军虽然有很大的革命性，但是新军究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以革命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武装，新军的本身即包含着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也有表示中立的，如川路风潮，保路同志军围困成都时，那里的“新军严守中立，既不助民，也不助官”(22)。这种情况各省都存在。就是那些举起革命旗帜、武装起义的新军，由于他们缺乏坚强的领导，不但对一批洋务官僚、立宪党人仍是认识不清，而且没有经过应有的改编和改造，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形成强有力的革命武装。所以黄兴在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时，因“无主兵、命令难行”(23)。相反，袁世凯却把一部分新军——北洋六镇，变为他自己的武装，成为一支强悍的反革命力量。毛泽东说：“在中国，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24)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认识到当时“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甚至害怕革命的彻底胜利，所以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一进攻，革命就失去了还手之力，结果只能以妥协代替斗争，以失败结束革命。
（一九六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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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3）。
(2) 王崇武等：《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251—252页。
(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8卷，第3页。
(4)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2）。
(5) 《清史稿·列传》229。
(6)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75页。
(7)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2页。
(8)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17）。
(9) 梁启超：《记自强军》，《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
(10)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19）。
(11)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19）。
(12) 《大清宣统新法令》第3册，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10页。
(13)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8页。
(14)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
(15) 《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第126页。
(16) 《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17)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页。
(18)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1页。
(19)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4页。
(20)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4）。
(21) 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6册，第554页。
(22) 《四川保路同志运动史料》，第382页。
(23) 《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3期。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