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反动复辟思想
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战线，新旧斗争是激烈的，即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旧文化的斗争，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大体上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两个重要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仍是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但已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它的精神面貌与前两个时期已大不相同。无论戊戌维新时期的新旧斗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旧斗争，对中国近代社会都发生过较大的影响。“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1)所以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是科举考试的复活，辛亥革命失败后是尊孔复古的喧嚣，尽管一次又一次的新旧斗争，新的失败，旧的卷土重来，然而每经一次斗争，却把思想文化战线推向新的发展。民国初年的反动复古思潮，虽是封建旧文化向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大举反攻，结果并不是封建文化的长久得势，而是反复古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登场。因此一切旧思想旧势力的反攻不过是它自身在死亡前的挣扎，不过是暂时的一股逆流。
任何思想斗争，都和政治有或明或暗的关系，否定了这一条，也就否定了思想斗争的实际内容。尊孔复古思潮看来好像没有明显的政治旗帜，但不管你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它必然和民国初年的两种复辟思想发生内在联系，因为尊孔复古是文化上的复辟，恢复君主制则是政治上的复辟，事实证明没有复古的文化思想不通向政治复辟之路的，“共和不适于中国”的“国情论”，恰是复古和复辟的沟通。而且反动文化思想既是反动政治死亡后的幽灵，也往往是反动政治复活的先行，辛亥革命前后的尊孔复古思潮恰反映了这个客观规律。为此一个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不仅要追击明显的政治敌人，也要向一切“退藏于密”的敌对思想作斗争。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既没有力量彻底击垮明显的政治敌人，更没有警觉到敌对思想对革命政权的危险性，这就必然由尊孔复古思潮导向政治复辟。所以洪宪帝制和宣统复辟正是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在尊孔复古和政治复辟演奏双簧的当时，尊孔与反尊孔的斗争，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旧民主革命时期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领导那一时期革命的资产阶级，虽然还有反抗的愿望，却已似潮湿了的鞭炮，发不出震人的声响。因此一九一五年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暗淡无光，人们陷入苦闷和绝望的边缘。却在这个时候，有名的《新青年》创刊问世，逐步以急进的民主色彩向一切旧思想冲击，为新文化运动准备条件，使中国近代社会新旧思想斗争导向更高形式的发展。
一切旧思想旧文化都不可能在一次斗争中埋葬，它的死亡往往是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而且在它没有完全死亡前，总是不会放弃一切死灰复燃的机会，中国的封建文化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就表现出这种顽抗性。然而新文化新思想的彻底战胜旧文化旧思想，恰是在旧文化旧思想的顽抗下，才能显出它那无限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就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必然逻辑。
在这里，仅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作初步的探讨。
辛亥革命“胜利”声中的思想动态
辛亥革命前夕，政治改良主义思想仍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原先的洋务派、顽固派在革命声势的压力下，也改变了腔调，消除界域，转与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派靠拢，也宣称要立宪了。尽管如此，而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要求，究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到武昌起义时，就是与革命为敌的拥护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也抛弃了向清政府下跪请愿的乞讨“立宪”，不能不回过头来向革命投机，或者竟“请开国会不见用，郁郁思去”(2)。至此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形势，革命党人固然是众口一声，即使是希望帝王万世的清朝皇室，到此也有点变了样，名记者黄远生记述这样一段事说：“余于革命时，有一事大足记述，即余被推为代表，谒见庆王、那桐者说宪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3)这固然是“生生世世莫生帝王家”的亡国哀音，但他们在宣布退位诏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这一事实。袁世凯在阴谋窃取大总统地位的当时，也要“信誓旦旦”地说：“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所以创立民主共和国，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是一种神圣的时代要求，谁不承认这一条，谁就不能在政治上立足。
清帝退位，“中华民国”的招牌挂起来了，《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至此建立共和国的目的既达，前此为反对君主专制的指导思想，随着“民国”的出现而消失。宋教仁称“今革命之事毕矣”(4)。他们庆幸表面的胜利，以为“大功告成”，轻易地放下了战斗的武器，也放弃了革命理论的宣传和斗争，以为此后努力的目标，只是政治建设和实业建设的两途。
他们所谓的政治建设，不外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一类方案，这类方案在西方早已成为强弩之末，在当时的中国还被认为是新的，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就是这些。以宋教仁的《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为例，他的重要政见是：（一）主张单一国制；（二）主张责任内阁制；（三）主张省行政官由民选制以进于委任制；（四）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五）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等等。这些政治主张，一方面是他们追求的共和政治的内容，一方面是想以这一套法制（如责任内阁制）来制约野性难驯的袁世凯。看来好像他们还没有完全放弃斗争，事实上这种斗争的形式，不仅只着眼于对袁世凯个人的限制和约束，完全没有看到袁世凯依靠的恶势力和支持袁世凯的旧基础，而且这些政治形式日益成为野心家和他们自己猎取权势的工具。他们迅速地解除武装，遣散在武昌起义后建立的军队，幻想以温和的方式来建设和巩固共和国的政权，无疑这是沙滩上的楼阁，是没有洞察实际的幻想。
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主张的实业建设，即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课题之一。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更满怀着这样的信心。在民国政府成立后的不久，就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民国实业协会”等组织的出现(5)，发布宣言，征求会员，大有“竞胜争存”的气概。就在一九一二年，陆续出刊了《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杂志》《经济杂志》《实业丛报》等刊物。孙中山提出在十年内要修筑二十万里铁路，欣然愿以大总统的身份退为实业家，接受了全国铁路总监的名义。宋教仁在《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书》中也说：“中国今日苟若图强，必先致富，以国内贫乏之状况，则目前最亟之举，莫若开发产业。”这是那时的先进分子呼吁了数十年的意见——“图强”必先“致富”，也是改良派曾经认识到的道理。可是始终没有建立起“致富”的政治局面，辛亥革命有建立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无奈很快就被国内外的反动势力所扼杀。这就是数十年呼吁“致富”而富终不能致的原因。
如果说当时的革命党还有部分人尚未完全放弃斗争，可是另外一部分人却以清朝的异族统治被推翻，革命的任务已完，所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话，流行一时。在言论界有很大影响的章太炎，就是这样公开主张的。他在辛亥革命后不久所发表有关政见的文字，都收集在《太炎最近文录》里面，所持议论，多与孙、黄立异，不仅反对建都南京（有《驳黄兴主张南都电》），而且主张政府用人，“不应偏任新进，惟取清时南方督抚著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大为旧势力张目。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发布《暂定报律》三章中的一章说：“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6)姑无论“报律”的适当与否，单就这一条来看，在政治上是有斗争的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可以钳制旧势力的复活，章太炎却在上海各报发表他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声称“共和政体，今已确定，报界并无主张君主立宪与偏护宗社党者，本无其事，而忽定此法律禁例，已为不根，所谓破坏弊害者，其词亦漫无界限”(7)。孙中山在这种议论的压力下，只好承认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缓急先后之要序”，因而宣布无效。一九一二年七月章太炎还专电黎元洪说：“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又为袁世凯的蹂躏国会，破坏约法立论：“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院焉托。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牵拘约法以待危亡。”(8)章太炎的这些论调，对革命势力起涣散瓦解的作用，也助长了封建顽固势力对革命的进攻。当时章士钊曾分析这种情况说：“夙主张共和者，平日之理想，一旦见之事实，而不如其所期，则顿失望，失望则忿疾，忿疾则指责过当矣。吾家太炎，即其一也。”(9)章太炎的所以不能和孙、黄合拍，除章士钊所分析的那种“失望”心理外，还与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分歧有关。更重要的章太炎这一个参加革命活动的资产阶级学者，以研究经学、文字学著称，成为“国粹主义”者的宗师，是一个由传统文化陶铸出来的人物，和一些立宪派、旧官僚不无相通之处。他与张謇组成的统一党，把老官僚程德全，立宪派汤寿潜、熊希龄等都拉进去，和同盟会对抗，这决非偶然。他在《自订年谱》中追述此事称：“余亦暂集人士为统一党，既入都，谋与民社合，清世所遗君宪党人，亦欲借民社庇荫，民社许之。”(10)由此可以看出章太炎在推翻清政府后的思想言论，几已全与立宪党人相呼应；也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分崩离析，没有建立民主共和国统一的意志和行动。
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时刻，原先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立宪派，至此回过头来向革命趋附。不仅黎元洪、汤化龙等人成了“湖北军政府”的领导人，且在湖南、贵州等省制造流血惨变，篡夺革命果实，取得支配地位。当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湘桂都督府纷纷推举阁员，如詹天佑任交通，梁启超任学部”(11)，他们所推许的不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而是那些与革命无关或与革命为敌的有“资望”者。章太炎品评人物，也“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12)。这是主张组织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混合内阁，对立宪派完全放弃了应有的警惕和斗争。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和立宪派还有一条拥清和反清的界线，那么现在这条界线随着清政府的被推翻也就消失了。所以梁启超在一九一二年归国时公然说：“平心论之，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13)这种混淆革命与改良的界线的论调，是立宪派一种邀功的手法，也是革命党人（如章太炎）自除防线的结果。由于这种关系，在清帝退位、协议优待条件的当时，立宪派和一些地主阶级文人公然叫嚣：“不妨留余地以处之以示人道之公。”(14)不仅如此，“而前清旧熟，误国巨奸，各省反以湔祓许之，未尝稍有收治也”(15)，这就大大地纵容了立宪派和旧官僚。于是张謇这班人就兴风作浪地说：“今共和之声，腾于全国，而国民程度不足，越轨乱轨之事，时有所闻。”(16)在所谓“民国政府”成立的一年后，立宪派动摇共和国体的谬说更为嚣张，如说：“今日宪法定，国基未固，加以民主之局，为中国数千年来所未有，大多数之人民，未能了解其意义，遇有难关，常易生国体上之疑问，故今之政治，将作如何之变迁，实一未易推测之问题也。”(17)我们知道，以康、梁为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革命派虽然曾对他们予以严厉的抨击，且经革命派的多次武装起义以至推翻清政府，立宪派似已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并没有遭到彻底的打击，一旦遇有复活的机会，就到处活动起来。章士钊曾归纳立宪派在民国初年的主张说：“一谓中国程度不足，不适于共和；一谓中国土地过于寥廓，不适于共和，而于前说尤委曲致意焉。其中所引，多康、梁诸先生之说。”(18)这里恰也证明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仍有市场。
另有一种人，和革命派有过渊源，也参加过一些政治斗争，他们和立宪派又有所不同，如在前面说到的名记者黄远生，就属于这一类人。他分析辛亥革命后的局势说：“自客观言之，以外势之急，满政之昏，安得而不致革命；以民国之无根底，主动者之客观与感情，则革命之后，安得有善果！”(19)这种话虽然反映了那时的事实，所谓“主动者之客观与感情”，是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缺乏政治远见而言。但他是以客观者的态度来评述革命的成败，把自己置身于革命之外，因此这种言论看来是客观的，却不是在打击反动势力，而是在坐观成败。
中国社会的封建传统既久且深，鸦片战争后虽有过无数的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对封建势力的打击也比较大，可是这些震动只局部地动摇和削弱了封建势力，却没有进一步去摧毁它。辛亥革命后，清朝遗留下来成千成万的遗老遗少和封建文人，一旦失其故垒，怨望丛生，他们是那时思想界的最反动最顽固的代表，反对一切新事物。诗人陈衍曾论述这班人说：“自前清革命，而旧日之官僚伏处不出者，频添许多诗料，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义熙甲子之类，摇笔即来，满纸皆是。”(20)又如汪精卫之兄汪兆镛，清亡后，主讲广东学海堂，凡书清讳皆抬头缺笔，如批卷写到溥仪的仪字，必缺一撇。(21)他们抱着这种孤臣孽子的心情，以维护和恢复清朝皇室自任，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常依托军阀进行活动。一九一二年六月三日北方军人和他们互相呼应发布公启，“称《中央新闻》《日华日报》《新民公报》毁人名誉，诋毁前清皇室，捏造宗社党新闻，当以相当对待”(22)。这批封建官僚军阀，他们鼓吹复古，主张尊孔，进行政治上的复辟。后来袁世凯在一九一四年相继召开的政治会议和参政院，大大地收罗了这批人。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有“洪宪开基第一春，白头名士尽称臣”，即是指的这批人。
综观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思想动态，依然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派、立宪派、守旧派三种思想的激荡，革命派仍被看作激进派，立宪派仍被看作温和派，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原先的共和与立宪、或革命与改良壁垒森严的斗争，已转化为各种没有严格界线的政治集团，而立宪党人之所以仍被称作温和派，因为他们仍调停于新旧之间，一方面附和革新，一方面又调护守旧，助长了那不新不旧的风气，他们以新自居，实际是旧的本质，为顽固守旧势力所援引，他们也援引顽固守旧势力。其次是在武昌起义、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短暂时期内，好像革命已战胜了反革命，新的已战胜了旧的，但由于革命势力上阵打上几个回合即已退却，旧派的反动复古思潮，遂弥漫于思想界，不仅对革命派反击，也对一切新的文化进行反击。
尊孔与反尊孔斗争
民国初年的反动复古思潮，是围绕着“尊孔”问题提起的，它是政治复辟阴谋的前哨战。毛泽东指出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外，“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23)。他们死抱着以孔子为依归的儒家学说不放，想把半封建文化恢复到原先的统治地位，为封建政治、封建经济服务。当然这种半封建文化又是和半殖民地的买办文化相互依存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思想战线，对集中体现封建传统文化的偶象——孔子，有过一些非议，但却没有给予有力的抨击。如章太炎引用日本人远藤隆吉的话：“孔子之出于支那，实支那之祸本也”(24)，要算是最尖锐的了。他们虽然反对“孔教”，却采取了保留态度，陈天华认为“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无宁仍尊孔教”(25)。就这两个例子来看，那时孔子的地位确已非昔日被尊为“素王”的孔子，“儒术一尊”的思想早已大为动摇，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言论代之而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一方面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也排斥了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但他们反对封建文化的不果敢、不彻底，比在反对封建政治上表现得还要软弱些。因为他们是受过封建文化陶冶而又接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一批人。
一九一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虽然不是宗教，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却具有宗教的权威，也有人欲奉“孔教”为宗教以伦比西方的耶稣教。因此“信教自由”的规定，在当时的中国，有否定孔子一尊地位的意义。同时书院变学校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被排斥了。蔡元培（教育部长）认为“经学”实为文、史、哲、文字几个方面的内容，因将大学堂原设的“经科”并入文科，取消了在大学堂宣传儒家思想的阵地。这些变端在封建文化的代表者看起来简直是“斯文扫地”，康有为从海外写信给北京教育部说：“闻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中国数千年来，未闻有兹大变也。”(26)这正如太平天国革命触动了封建势力，曾国藩就大嚷：“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想一为之所也！”(27)代表封建传统的孔子思想的破坏，实际就是封建政治体制的破坏，所以维护封建主义的康有为也和曾国藩一样惊呼为“大变”。
辛亥革命“胜利”声中存在了三个多月的南京临时政府，总算具有较大的反封建性，是在革封建主义的命。但这个政府北迁后，仅有的革命色彩即被封建势力所吞噬。所以“废孔教之事，出于南京政府；若北京政府，殆无此意也”(28)。一九一二年七月，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编制学校管理规则，会中公然提出讨论是否应保留奉祀孔子的仪典，这是“民国政府”保留和恢复封建文化的第一声，也是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向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在政治战线上的反攻。由于那时的北京政府还掺杂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也就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摧毁的一份力量。他们遂以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理由，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的提案来抵制，因此没有作出学校祀孔的硬性规定，却说“一任地方习惯之便”。这里不仅没有给反动复古思潮以严峻的抗拒，反而给他们开辟了一条“一任地方习惯之便”的路。你既不能在第一次的进攻打退它，它就会在第二次第三次给你更大的进攻，这是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的必然规律。就在这个教育会议后的不久，各地的封建士人乃纷纷发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来，北京的孔教会并发刊《孔教会杂志》（陈焕章主编），以扩大复古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封建士人从来是封建军阀在政治上的走卒，在思想上却是封建军阀的“先锋”。当走卒们打了头阵后，一九一三年六月，四川都督尹昌衡就进而电请大总统及国务院恢复孔子祀典，建议全国学校奉祀孔子。资产阶级刚把孔子从学校里挤出去，封建阶级又要把孔子请回来，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争夺文化阵地的决斗。那时袁世凯在暗杀宋教仁、举行大借款后，积极策动武力统一，亟欲从思想领域征服反对力量，乃据以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说：“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29)随着这个通令的发布，尊孔问题，已由反动复古思潮通向帝制复辟的政治策动。舆论界为之大哗，资产阶级革命派也起而申斥，《中华新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说，“所谓祀孔子者，不外历代君主为巩固君权之手段”，并揭穿了袁世凯的“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30)
在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反动、进步与顽固的斗争过程中，帝国主义从来不放过一次扶植反动、顽固势力的机会。当复古主义者喧嚣“尊孔”的当时，帝国主义分子卫西琴作《中国教育议》，称西方最新的教育思想也不能超过孔子的教育主张，为顽固派张目，以阻塞中国革新的出路。他说：“使中国而用孔子之道，则路矿诸实业，将炽然并兴，而西人且来中国效银行铁工之法，何有日探其藏，而垂涎其所谓储藏之富耶！诸公疑吾言乎？则请更征中庸，其二十二章不云乎：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由此言之，一切最新物理的发明，如恋毡光线，如无线电，如飞行机，则皆公等所早有耳。”(31)他为帝国主义恶毒的经济侵略解说，而把责任归之于中国不行孔子之道，大加附会，这就极大程度地迎合和助长了顽固思想。而且他以西方“文明国家”的代表说出这番话来（原文经严复翻译），对那时的知识界更大起闭目塞聪的麻痹作用。一九一三年二月，另一个侵略分子英国威海卫区行政官约翰斯顿（B.F.Johnston），发表《联合中西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公然倡言：“保存国粹，盖中国今日所不可不急行提倡之事”。(32)由此可见，当时的复古主义思潮是大得帝国主义的声援的，国内的封建文化和外国来的奴化思想结不解缘，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都是帝国主义的朋友。
复古尊孔思潮，在袁世凯政权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气焰益张，封建主义者进而倡议定“孔教”为国教，想达到恢复孔子一尊地位的目的。早在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即向清朝皇帝奏请尊“孔教”为国教，以孔子纪年。至此（一九一三）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复大倡他的“孔教主义”，著《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为封建势力招魂。与此同时，大批顽固分子互相呼应，到处发表文章，宣扬“孔教”。如“孔教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孔子受命立教论”“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等等，连篇累牍，不一而足。这时北京政府还在假借共和名义，成立国会，由参议院、众议院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六十名），在天坛开会，进行起草宪法。封建主义者群起要求将尊“孔教”为国教规定于宪法中。一九一三年八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王式通等，向北京政府呈送请愿书说：“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极政策也；特立国教者，积极政策也，二者本并行不悖，相资为用。苟许人信教自由而无国教，则放任太过，离力太大，而一国失其中正。”(33)显然他们是想以“孔教”为国教的招牌，来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信教自由，为封建主义的“大一统”思想作困兽之斗。那个英帝国主义分子约翰斯顿又出来说话了，大叫“不如以孔教规定于宪法之为愈”；且为复古主义者捧场，谓“彼陈焕章博士及其同会中人，非顽固守旧者可比也。其求进步而图改进，较诸新中国热心爱国之领袖，殆未遑多让”。(34)此外还有立宪派朱瑞的《上参众两院请尊孔教为国教文》、旧官僚赵炳麟的《致宪法起草委员会请定孔教为国教书》等。国内外反动派结合成一条复古的逆流，向正在开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包围，一定要在草拟的宪法中，写上“中华民国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的话。九月间，孔教会的那批地主阶级绅士，又假北京国子监举行奉祀孔典礼，向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示威，并要北京政府的教育部通令各省速尊孔子，以夏正八月二十七日定为孔子圣诞日。十月间，天坛宪法起草完成，那时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多数还号称为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没有完全依照复古主义者的意图将“孔教”定为国教写入，可是在历时数月的争吵中，终于在宪法草案第十九条中，添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项，复古主义者仍达到了部分目的。
与尊“孔教”为国教相对抗的思想，是参加辛亥革命、向往资产阶级文化的一批人。曾与孙中山闹分裂、在言论行动方面多为旧派利用的章太炎，到此也积极反对复古思潮，他发表的《驳建立孔教议》，指出“今人猥见耶稣、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是“师其鄙夷”。又说“学校诸生所尊孔，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吏之奉萧何，各尊其师”而已。(35)师匠并列，否定了知识界尊崇孔子的特殊地位。他在北京被监视的期间，假化石桥共和党支部开国学会，门上贴“凡入孔教会者不准入会”字样，并大骂孔教会的康有为、陈焕章等人。(36)他如许世英的《反孔教为国教呈》、艾知命的《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等，是针对复古主义者要胁宪法起草委员会要规定“孔教”为国教于宪法中而发的。他们以“孔教”不是宗教，把“孔教”规定于宪法中是违背信教自由、破坏五族共和（因各少数民族的信教不同）等理由来反驳。此外，也有从历史进化观念来反对尊孔复古思潮的，如蓝公武的《辟近日复古之谬》，即其一例。他说：“时代迁移，则古今易辙；文化相接，则优劣立判，居今之世而欲复古之治，以与近世列强之科学智识国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耶！……中国之礼教，所谓忠孝节义者，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违背。设中国自安于固陋之习，不欲进于近世国家之文化则已，苟尚不长处于危亡之境，而欲力图其文化之发展，则凡足以为今日进步之阻者，不可以不廓清而更新之。”最后更明白指出：“（中国的改革）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孔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为表率，而欲世界之伟人为导师。……国人当谋所以革新国运发展文化之道，幸勿背道而驰，以自速其亡焉！”(37)这些论点越出了“孔教”是否应规定为国教的争执，从进步与反进步、科学与反科学立论，多少接触到了日后新文化运动所争辩的问题。
复古主义者挥舞着卫道的旗帜向资产阶级文化进攻，要把中国引向倒退的道路，在中国作坐探的帝国主义分子对此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如前面已谈到的卫西琴、约翰斯顿，是其中的最著者。还有美国丁义华其人，发了一通“教祸其将发现于中国乎”的谬论，他和卫西琴、约翰斯顿采取的手法不同，以反对“孔教”定为国教的姿态出现，却把反动尊孔复古思潮的引起，诿过于蔡元培的“废孔”。他说：“原国教之说之所由起，实种因于二年以前，民国第一任总统临时内阁教育总长蔡元培，逞其一偏之心思，欲为惊人之创举，倡言曰废孔，废孔于是乎丁祭不准举行，学校不许拜孔，学田学产，没收入官，举中国数千年来尊无二上之至圣先师，例诸淫祠妖庙，禁绝无余，……当时之士，莫不痛心疾首，然怀于政府之威严，大都敢怒而不敢言。蔡氏去位，此案全翻，未几而孔教出焉。”(38)这个美帝国主义分子不仅颠倒是非地破坏中国的进步，也完全是以殖民主义者的嘴脸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条规律，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利用封建文化来抑制中国人民对新文化的吸收，所以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是斗争的对立面，而封建文化却是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尊孔和反尊孔的斗争，在思想战线上是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在政治战线上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是清末以来的顽固派和立宪派，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对内是军阀的走卒，对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立宪派又是倡导复古尊孔的头面人物，因为他们曾经以“新”自居，帝国主义分子又为他们搽脂抹粉，说他们是有“智慧与经验”的热心国事者，在社会上有欺骗作用。另一方，是辛亥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批向往资产阶级文化的人，他们虽然想保持和扩张资产阶级文化的阵地，然而“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此他们在文化战线上没有可靠的基础和后援，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以失败而告终。同时尊孔与反尊孔、复古与反复古的问题，看来是新旧思想的冲突，然而它是体现反动阶级的政治要求的，也是通向“拥袁”的反动独裁政权的，所以实际上是一场民主和反民主的严重政治斗争。因此，一九一四年一月，袁世凯召开政治会议，即向该会提出祀孔典礼咨询案，政治会议秉承袁的意旨议复，袁遂据以通令全国：“孔子性道文章，本生民所未有；馨香俎豆，更历古而常新。民国肇建，理宜率旧。”这正是帝制公演前思想准备的宣告完成。
两种复辟思想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有过剧烈的斗争，以革命派与改良派为对垒的主流，中心课题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斗争的胜利，是清政府的被推翻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无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及武装斗争，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将斗争进行到底，也不能将斗争进行到底。不要说旧的基础没有被摧毁，就是恶劣的君主观念也没有被肃清，特别是遗老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民主共和的仇视。同时辛亥革命后虽然挂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但还存在着两种与民主共和国非常不调和的现实：一是溥仪仍拥皇帝尊号，每年坐收四百万元巨款，养尊处优于北京皇宫的小朝廷，依然沿用宣统年号，依然可以称孤道寡地颁发上谕，英文教习英人庄士敦，还穿着补褂，在“南书房”行走。民国政府要他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废帝，实际上帝并没有废。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清隆裕太后（光绪帝的皇后）死了，北京政府的国务院通告各官署，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现任官及现役军人均于臂上围黑纱二十七日，以志哀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民国政府和清政府并存的怪现象。清朝的似亡未亡，恰给遗老们和宗社党以伺机而动的希望。所以在清帝退位后的不久，即有人提出警告：“坚酋虽退，名义犹存，羽毛一丰，立可反复。”(39)二是民国政府成立的三个月，在南北对峙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终于被迫退让，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国都也终由南京搬到了北京。袁世凯又口口声声说他的地位是得之于清朝，在清帝退位诏书中添上“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的话为依据，他是可以不向民国负责的。所以孙中山说“袁氏自称受命隆裕，意即非受命民国”(40)。在一些攀龙附凤的政客们看来，袁世凯是王莽、曹操再世的人物；而且在外国历史上也有过由首席督政、终身执政变而为皇帝的拿破仑。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的背后，保存着两个呼之欲出的幽灵，这两个幽灵反映为两种复辟思想，一是复清朝之辟的思想；一是复帝制之辟的思想。
两种复辟思想主要的社会基础，都建立在日益崩溃的封建势力上，尊孔复古思潮是企图挽救和恢复这个日益崩溃的社会基础的意识形态。因此复古和复辟，虽然一个表现为思想战线，另一个表现为政治战线，但二者是互相为用、彼此渗透的。为什么在同一社会基础而形成两种复辟思想又统一于尊孔复古呢？因为清朝复辟派是以宗社党和遗老们为主，代表着最顽固的旧势力，希望恢复清帝的统治，回到闭关自守的社会去，是没落阶级在死亡前的挣扎。帝制复辟派不仅代表封建势力，也和官僚、买办阶级通同一气，是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结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反动阶级有更大的代表性。至于尊孔复古思潮，既是封建主义的灵魂，又是帝国主义、买办势力假借的精神枷锁。不管复清朝之辟也好，复帝制之辟也好，具体的对象虽有不同，而反对共和恢复帝制却是一样，政治领域的皇帝独尊和思想领域的儒术一尊是没有矛盾的。
当民国初建时，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不但没有在清帝退位后追击反动封建势力，反而处处向反动派妥协投降，也就助长了封建思想的泛滥。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不久，人们即奔走相告，谓：“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其他种种所开药方，非不善也，奈中国材料不配何！”(41)这无异说康、梁开的药方失败了，孙、黄开的药方也不对头，旨在说明民主共和不适用于中国。这种论调不仅见之于国内，也见之于日本的报纸，竟称“今日支那建设共和立宪国，必不可能，因缺乏立宪政治之要素也”(42)，那就是侮蔑中国人民没有实现民主共和的条件，只能被奴役。国内外反动派相互持此见解，是从否定共和出发，为复古主义和复辟思想制造气氛。因此复辟阴谋即潜伏于清帝退位的当初，只是在革命力量的退却中，逐步由暗流变为明演、由隐蔽变为公开罢了。它不似复古思潮打着尊孔和保护国粹的旗号，一开始就公开宣扬他们的反动政治主张。复古主义和复辟思想既是相为表里的，而两种复辟思想又是在相互倚伏和相互排斥的关系下步步展开的，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是清朝复辟和帝制复辟思想的同时出现。在这里首先要谈到浙江桐乡劳乃宣这个人，他是同治年间进士，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做到京师大学堂监督兼学部副大臣，清室逊位议定，他退隐山东涞水，和溷集青岛的遗老们相往还，著《共和正解》一文来歪曲共和的意义。他说：“何谓共和？史记本纪厉王出奔，太子解匿于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为公卿相与和治政治，君主政体与民主政体非不同一也。”把君主政制与共和政制混淆起来，实际是以君主否定共和，也是暗中示意要袁世凯作溥仪的周公、召公。这是从历史上为清帝复辟找依据的最初的文字。一九一三年六月，那个原先做过陕甘总督的升允，在蒙古张贴檄文，反抗“民国”，谓“民国不能久据，清室必将中兴”(43)。这不仅是复辟思想，也是复辟活动。袁世凯曾为此下了一个京外官民毋受升允煽惑的通令，并说“倘升允痛自悔改，本大总统亦必曲予优容”(44)。显然袁世凯对升允的“曲予优容”，乃是为自己留余地。在一九一三年中，另一些小人物则在清朝复辟的活动外，主张袁世凯黄袍加身。湖南人禹幼年上书劝进，谓“前辛亥革命之意，若单推翻满清可也，并专制亦推翻之则不可也。何则？国民之程度尚低，非行专制，难望统一，宁法陈桥黄袍加身口称万岁故事，若不以帝制而以共和，实破坏中国之根本也”。湖北商人裘治平上给袁世凯一个条陈，说什么“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另一个湖南人章忠翊更无耻地向袁世凯上了一篇骈四俪六的《劝正皇帝位表》，列举了一些代表地主阶级喉舌的不可不正位的“理由”。这些小人物的上书劝进，就其个人来说是一种政治揣摩的投机，这种投机恰也反映了封建主义对民主共和的仇视及他们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动态。但这时就要袁世凯称孤道寡起来还嫌早了些，而劝进表且把袁世凯的政治秘密张扬出来了，所以袁世凯不能不故作姿态地申斥他们为“鬼蜮行为”，下令查拿，实际上是不查不拿。
第二阶段为一九一四年间，是清朝复辟思想最冒头的一年。当时流言民国三年是“复辟年”。为什么清朝复辟思想在这一年特别冒头？因为三年来的所谓“共和”，在一切恶势力的进攻和腐蚀下，愈弄愈糟，袁世凯已一步步建立起了他的专制独裁统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虽然还有所活动，但只是一些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反抗，他们已失去了领导战斗的旗帜。同时袁世凯对向他劝进的人作了“堂堂正正”的表示，对前此为清朝活动复辟的言论又未予处分，且处处表示他对“故君”的眷恋，这就使那些遗老和宗社党跃跃欲试的心情大增。就在一九一四年三月，美国传教士利杜在上海法租界宝昌里演说，列举清朝复辟说理由七条，反清朝复辟说理由七条，后者即恢复帝制的理由，其中一条说：“假令复君主制，满人既泯，则君主不能不归诸汉人。”所以袁世凯大为欢喜，赠以巨额运动费。这个美国侵略分子又装出一副伪善的客观面孔说：“两者共有友情，若两者务尽十分理论解决，肇立政体，得救中国，在于举国一致。”可见当时复辟邪说的猖獗。在遗老和宗社党人看来，外国佬既不反对中国恢复帝制，袁世凯还没有忘记清朝的“深仁厚泽”。劳乃宣的《续共和正解》就写成于此时，他要袁世凯还政清室，自居于伊尹、周公的地位，且向袁世凯献计说：“今年共和三年，总统十年期满之顷，共和十二年，其时宣统十八”，那时应是还政的时机了。显然这个遗老的《续共和正解》比前此写的《共和正解》更为放肆了。劳乃宣把这两篇东西合印为《正续共和解》一册，章梫（号一山，浙江人，翰林，做过邮传部参事）为作跋文揄扬。并将这个小册子遍送与他心心相印的顽固朋友，写信给赵尔巽、周馥、徐世昌等人，要他们赞助复辟。当时甚嚣尘上的复辟气氛，也见之于遗老们的悖谬言行，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公然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徐世昌因任袁世凯的国务卿，有人集杜诗两句作为政事堂联语以讽刺：“钲日淹留佳客坐，两朝开济老臣心。”骂他是“二臣”。徐世昌欲聘清末做过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和学部副大臣的刘廷琛为政事堂礼制馆顾问，刘书辞不就，并说“夫民主国与中国国情不适，已为众人所信。然袁公误自称帝，有悖初意，亦必为中国举国所不服，为今之计，惟返大政于大清皇室，复还内阁总理之任……”。刘廷琛既耻作“二臣”徐世昌手下的礼制馆顾问，且进而反对袁世凯觊觎帝位的野心，这是复辟派敢于向帝制派进攻的表现。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发表“还政清室”的演说，联络国史馆一批旧人，公然策动复辟。至此复辟的风声大播，日本报纸也广为揭示。复辟派与帝制派虽然“两者共有友情”，究竟具体对象不同，就不能不相互排斥。于是袁世凯政府的肃政史夏寿康出来说话了，说要防微杜渐、保全清室，对复辟论者不能不予以查究。袁世凯将夏寿康的呈文批交内务部，将宋育仁押回四川，实际是礼送回籍。一度喧嚣的复辟声浪，在拥有实力的帝制派的压制下，不能不改进取为退却。居留故宫的清朝皇室忙着向袁世凯表示态度，自动取消“宣统”年号，改用“民国”年号，并削去辫子，以谋保全。为进一步抑制复辟活动，北京政府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咨请政府派员向清室谈判，就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章宗祥和清皇室内务府接洽，订定善后办法七条(45)，除承认原定优待条件继续有效外，增订了一些对清室约束的项目，如不得赐谥、不得出告示及规定清室新编护军只能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等。
第三阶段为一九一五年间，由国体问题的争论急剧转向恢复帝制的公演。帝制派实际是以掌握国家机器的袁世凯政府为背景，加上帝国主义的豢养，这就决定了复辟派的遗老和宗社党不能与之抗争，一击之后，就不敢露面了。帝制派在打退复辟派的活动后，即有计划地酝酿恢复帝制，以商榷国体问题的名义公开登场。首先是投机政客徐佛苏在杨度的主谋下，打算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来动摇民主共和的体制，可见“学术”常是流氓政客进行政治活动的烟幕。四月间，杨度写《君宪救国论》上中下三篇，放言“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这两句话可以概括他的全部意旨。且说成在共和政体下，“好乱者固倡乱，即不好乱者亦不得不附乱，不附乱即无所附，此乱象之所以乱也”。无疑他所指的“乱”和“乱象”是诋毁革命和人民反抗之词。他执持的这些论调，即清末君主立宪论的翻版，所不同者：一则在抵制革命派以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一则在变更共和体制以建立“洪宪”帝制的新朝。在袁世凯政府中，有各种顾问名义的各个帝国主义分子，显示出袁世凯是各帝国主义的共同工具的特色。其中政治顾问以美国古德诺、日本有贺长雄在政治上的影响最大。黄远生指出这一事实说：“若以政治方面论，吾人无不以古德诺博士及有贺长雄博士为在中国占重要之位置，于中国政局之转捩，实为有很大关系者，先事辄发表政治上之意见，其意见往往踪发表之后而历历实行，实行之后，此二博士者又必有适当之意见为之解释。”(46)可见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设施，居于支配的地位。八月间，古德诺以共和国学者的假面具，写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共和与君主论》，由一个叫王峨孙的译成中文，遍登各报。妄称“美国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脱英国而独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后，其势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然当日统帅革命军为华盛顿，使其人有帝制自为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为君主”。他尽量把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建立的共和国说成为偶然性，以模糊人们的视听。并侮蔑中国为“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事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这种张牙舞爪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企图把中国拉向后退，这是美帝国主义一贯侵略中国的方式之一。在古德诺一文发表后的数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就公开发起组织“筹安会”，发布宣言说：“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充分暴露了他们这些人的奴隶思想，要是没有帝国主义作后台，他们就失去了依据。当“筹安会”开始出现时，有人询问袁世凯应否干涉？袁答称：“此种研究之举，可视为学人之事，如不扰秩序，无庸干涉。”(47)以学术自由的幌子来掩饰他们的政治阴谋，和政客们假研究学术为名的勾当通同一气。
当杨度、古德诺等提出变更国体问题时，在言论界持反对意见的最著者，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是一些进步党人。因为经袁世凯的一再打击，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虽在国内策动一些零星的反抗，但在政治上已站不住脚，在言论方面也黯然失色。进步党人对变更国体持反对态度的，有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汪文的不赞成变更国体，是就防止革命派的活动着眼，他说：“民国元二年，孙文、黄兴辈之谋乱，即借口大总统有回复帝制阴谋。全国人民确信今大总统之誓言，并无此意，故群目孙黄为乱贼。今复于大总统任期内，而见大总统亲信之人有君主政体之讨论，是为孙黄辈实其诬言，天下皆将服孙黄辈有先见之明，赖长其声价，增其信用，是不啻代孙黄洗其谋乱之罪，俾死灰得以复燃。”这种论调，不是反对袁世凯而是爱护袁世凯，不是不赞同君主制而是为了反对革命。梁文在揭露帝制阴谋方面很有力，影响颇大，但也不是有爱于民主共和国，只认为共和是“已成之事实”，再谈变更，“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同样是害怕革命再起。并暴露他一贯的改良主义面目，说：“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进而忠诚地替袁世凯设想：“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二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虽然如此，这些言论对袁世凯急于想登帝位是不利的，为抵制梁启超的意见，袁世凯曾派亲信持巨款请严复为文反驳，严复没有答应，转由孙毓筠作了一篇《驳任公国体文》，刘师培写了一篇所谓中国不适于共和的《国情论》。这两个人都是革命变节分子，不仅他们的文章已违背了“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客观要求，即以人格而论，他们的言论也是不可能为人们所重视的。
一九一五年国体问题的争论，大体上说来是帝制和反帝制的斗争。因为进步党人这批立宪派绅士虽衷心拥护袁世凯，而袁世凯并无意接受他们的忠心，袁世凯的嫡系不是进步党人，袁党和进步党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争夺权势的矛盾，在敌不过袁党的情势下，进步党人因有一定程度的反袁要求，使他们和其他反袁力量就有了结合的可能。但进步党人的所以反对变更国体，除了在协助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逐渐被冷遇而感到兔死狐悲外，和帝国主义采取弃置袁世凯进行的分裂活动有关。就在帝国主义警告袁世凯时，梁启超又写了《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等文字，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进步党人的策动，这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关系。当时在云南发动的反袁护国战争，而能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根本原因由于全国对大独裁者袁世凯的反感和人民对共和国的怀念，所以蔡锷宣称要“永除帝制，确保共和”(48)。这就是他们在对袁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依据。
（一九五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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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0页。
(2) 邓之诚：《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第1页。
(3) 《黄远生遗著》第1卷，第131页。
(4) 《民国经世文编》第2册，第40页。
(5) 《中国革命记》第25册，时事新报馆1912年版。
(6)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25页。
(7)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录》，国学书室1915年版，第23页。
(8) 《黄远生遗著》第2卷，第72页。
(9) 《甲寅杂志存稿》上册，第323页。
(10) 《近代史资料》，1957年1月号，第127页。
(11) 《太炎最近文录》，国学书室1915年版，第6页。
(12) 同上书，第7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9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页。
(14) 李世由：《暾庐类稿》乙编上卷，第55页。
(15) 《朱执信集》，第81页。
(16)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第3卷，第13页。
(17) 《民国经世文编》第1册，第42页。
(18) 《甲寅杂志存稿》上册，第241页。
(19) 《黄远生遗著》第1卷，第137页。
(20) 转引自陈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6页。
(21) 刘成禹：《禺生四唱》，《广东杂咏》注。
(22) 《黄远生遗著》第2卷，第24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88页。
(24) 章太炎：《訄书·订孔第二》。
(25) 陈天华：《绝命书》，《陈天华集》。
(26) 《民国经世文编》第34册，第20页。
(27) 曾国藩《讨粤匪檄》。
(28) 《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第38页。
(29)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第2卷，第15页。
(30) 转引自马大中《大中华民国史》，第393页。
(31) 《民国经世文编》第312册，第22页。
(32) 《东方杂志》第9卷第12号。
(33) 《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第49页。
(34) 《中国宗教之前途》，《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
(35)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录》，国学书室1915年版，第54页。
(36) 《黄远生遗著》第3卷，第225页。
(37) 《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
(38) 《民国经世文编》第39册，第62页。
(39) 《言论一斑》，《中国革命记》第22册，时事新报馆1912年版。
(40)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298页。
(41) 《黄远生遗著》第1卷，第143页。
(42) 《支那之将来》，《东方杂志》第9卷第9号。
(43)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0卷第2号。
(44)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0卷第7号。
(45) 《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
(46) 《黄远生遗著》第4卷，第34页。
(47) 《国内大事记》，《新青年》创刊号。
(48) 蔡锷：《蔡松坡先生遗集·军政文电中》第4卷，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