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恩格斯说，但丁在欧洲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在中国历史上，龚自珍也恰是这样一个“最后”和“最初”转折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盦，又名巩祚。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一个读书做官的地主阶级家庭，是从科举考试中滚过来的，中了进士，多年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的小官，受清朝统治者的冷遇，死于鸦片战争爆发第二年的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在他活着的五十年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他的绝大部分年岁虽然是在近代开始以前度过的，但他的愤激辛辣的诗文，不只是过去的挽歌，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指向将来。
龚自珍从早年到晚年，随着视野所及，探索所得，将他的精力和才华，锤炼为三百多篇散文和近八百首诗词。这些文章和诗词，过去印过许多不同的本子。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经过整理、校订、标点，印行了比较完善的《龚自珍全集》。嗣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把它重印出来。
《全集》按文章体裁和各体诗编年，分为十一辑，涉及的范围虽较广泛，也颇庞杂，但有一个基本趋向，那就是有人在鸦片战争后评述的：“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开什么“风气”？即他围绕着当时的政治、社会发挥议论，“慷慨论天下事”，尖锐地否定了乾隆、嘉庆以来极为流行的脱离政治的考据学和苍白无力的桐城派古文，以及满坑满谷追求格律、性灵、神韵的各派诗，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关心现实的政治、社会矛盾方面来。
龚自珍这种“开风气”的文章，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直接议论政治、社会矛盾的，如第一辑中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一系列文章，以及第五辑的表、启、笺中也有不少这样的篇章，这些是《全集》中最有战斗意义的部分。（二）以论学的形式论政，或者触及政治，如《壬癸之际胎观》一类文章，他自己所谓的“天地之学”，从着眼变革引发出了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如《古史钩沉论》《论史》等文，发挥了史学关系一代政治兴衰诸论点；如研究西北地理的文章，论证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开拓广大西北地区的历史关系。这些论著把学术和政治统一了起来，体现了他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思想。（三）有关碑传和记事的文章，留下了若干耐人寻味的史实和掌故，是当时政坛的侧影，而《捕蜮第一》《病梅馆记》等富于讽刺性的寓言式说叙文，则启导了后来的讽刺文学和杂文。
（二）
揭露和批判，是龚自珍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他那个时代和社会赋予他的使命。十八世纪中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已感到“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过了七八十年，这个封建王朝反映在龚自珍笔下，则完全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衰世”，“内囊”已将兜底翻了出来，他用“将萎之华，枯于槁木”，形象地概括了这个封建“衰世”的表征。
黑暗、腐朽的封建“衰世”，将龚自珍推上了批判之路。他力图冲破反动统治阶级越来越依靠得紧的弥漫当时的儒家思想，打开一条路。他否定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说“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认为儒家是春秋战国时“九流”中的一个不光彩的流派，那些峨冠博带的“魁儒”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他深有所感地指出，“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这是对历史的颠倒。他断然回答，是“先有下，而渐有上”，“帝若皇，其初尽农也”，是首先有了劳动人民而后产生上层统治机构的。不管龚自珍自己是否意识到，无疑，这是从总体上给儒家的反动政治、社会学说戳了一个窟窿。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日益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造成无数精神绳索，使人们动弹不得。龚自珍指出：“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例”就是那些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旧礼制。正是这些千丝万缕的陈年旧“例”，迫人“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所以，这个社会已毫无生机，“不闻余言，但闻鼾声”。
但是，“后世儒益尊，儒者颜益厚”，他们自欺欺人，上上下下还在那里粉饰太平，把“衰世”装作“治世”，制造无数假象，“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以致“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这还成一个什么世道，龚自珍进一步控诉说，当其时，“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这是对“名教”杀人的特写。“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2)不管龚自珍有没有这种认识，他对腐朽封建势力的揭露和鞭挞，是符合这种客观要求的，也是他那个时代进行政治、思想斗争首先必须拿起的武器。
龚自珍毅然同封建统治者唱反调，是他正视现实，勇于批判的结果。《释言》一诗中反映了这样一个情况：一个显赫的“上相”向他施加压力，禁止他议论时政，他以“守默守雌容努力，无劳上相损宵眠”的句子，拒绝了这种无理干预。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怕他受到迫害，则要他删毁尖锐的《乙丙之际箸议》，他说“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
对此，龚自珍还有过生动的记述。他说那些“友朋之贤者”陈奂、江藩等经学家，劝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答以“方读百家”，“未暇也”。过了些时候，“有个内阁先正姚先生”也劝他“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他答道：“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所以，他“卒不能写定《易》《书》《诗》《春秋》”。这里的所谓“写定”，是指对儒家经籍的诠释发挥，龚自珍一再拒绝这样做，那是证明他下定决心不愿去做被孔孟之道牵着鼻子走的“书蠹”“魁儒”，而要放开眼界去研究“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他经常以“后史氏”自命，表示与那些拘守经学传统、厚古薄今的“古史氏”不同。魏源说他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就是对他所称“后史氏”注重当代历史的说明。
龚自珍同经学家斗争，不守儒家绳墨，是很明显的。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说龚自珍“引公羊义讥切时政”，人们一直沿用下来，一谈到龚自珍思想，就断定他的议论政治，主张变革，是导源于“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公羊学，把他看作一个经今文学家，这是很不确切的。龚自珍虽在二十八岁时向刘逢禄学公羊学，魏源也说他“于经通公羊春秋”，但是，仔细查一下龚自珍的论著，“讥切时政”最犀利的《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诸文，都写于二十八岁之前。在这之后写的有关政论文章，也是他前一时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决不能说全是公羊学引发的。而且龚自珍从事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子学、经学、史学、地理、文字学、金石、佛学以及诗词，都有论述，经学并不占重要地位，即使在一些论经的文字中，也是今古文经学并举。因此，龚自珍没有成为一个专讲“微言大义”的公羊学家，也没有成为经学家。他在二十八岁以前，也可能接触了公羊学说，后来又受到更多的影响，促进了他对政论的撰著，但我们绝对不能据此便说他的议论根源于公羊学。梁启超硬要说他是有了公羊学才使他议论时政的，明明是混淆学术思想的“源”和“流”的关系，将学术思想的历史之“流”代替了主要来自社会实践和斗争之“源”，这是本末倒置。“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3)龚自珍思想之所以具有战斗性，受到重视，就是在他那个时代的鞭策下，他敢于深刻揭露政治和社会的矛盾，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改革，寻找新的出路。
（三）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揭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一切进步思想家之所以进步，就在于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循着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把历史推向前进。龚自珍思想强烈地体现了这个要求，他十分赞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阐明的观点，说“汉既用秦之郡县，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于禹之九州，是以大乱繁兴”。认为封建与郡县是“天不两立”的，“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历史上的旧制度的鄙弃，对新制度的欢迎，并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是“天必有所趋”的客观规律。
根据这种认识，龚自珍立足当世，联系历史，发出了“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的呼声，肯定了改革是必由之路。并向清朝统治者提出警告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认定“一祖之法”没有不产生流弊的，众人的议论有着很大的威力，在众人的议论下，还死守“一祖之法”不放，别人势必取而代之来改革。这样，不如自己及时主动地改革好。对颟顸、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仍寄以起死回生的希望。
改革在于前进，为了消除对改革的疑惧和阻力，又要回头看，以历史上的改革为自己的先导。龚自珍说他的主张，“是仿古法而行之，正以救今日之病，矫之而不过，且无病，奈之何而不更法”？他所说的“仿古法而行之”，就是借历史的威力为自己的改革开拓道路，目的在于“救今日之病”。所以他热情地歌颂商鞅的“垦土令”。他在皇帝殿试策问时，仿效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阐述自己的设想，说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恩格斯曾经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否定中世纪的黑暗统治，这个“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可见“古为今用”是个存在于历史自身内部的客观法则。龚自珍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这个客观法则，所以“古时丹”在他身上又是历史惰性的表现。
龚自珍的“更法”主张，不只是着眼于封建统治的上层建筑的极端腐朽，并触到了他那个社会的基本矛盾。他写了著名的《平均篇》，揭出这种基本矛盾说：“浮（富）、不足（贫）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如果让“浮”与“不足”长期分化下去，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从历史上的治乱，看出了那时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造成的“大不相齐”现象，已到了“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的严重程度。他的结论是：“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就是说治理国家者，现在没有比“平之”更为重要的了。他提得如此尖锐，落得却很迂缓。他在继《平均篇》之后写的《农宗》中，对处理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是想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调节土地的分配，以克服“大不相齐”的矛盾，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口号，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不可否认，在农民阶级自己也还不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平均”思想不能说全没有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即使是局部的。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不满现状、提倡改革的龚自珍，对农民群众的态度同反动封建统治者也有一些不同。他的敢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叛逆性，就是对劳动人民的接近。他自许为“高文”的《尊隐》，把“京师”和“山中”对立起来说，是寓有深意的。“京师”象征着清王朝，“山中”则是指和“朝”相对的“野”，“京师”是政治指挥部，“野”是听命于“京师”的，但这种主从关系可以相互转化。他说：“京师之气泄，则府（作藏字解）于野矣”；“京师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一连几个对举，说明“朝”和“野”的消长变化，终至“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成群结队地起来，“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里决不是龚自珍的凭空构思，而是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南北各地会党活动频繁，白莲教、天理教大规模起义投射的影子。历史与现实的教训，这个影子在他脑子里不断晃动、放大。
“山中之民”所指对象，过去有过不同理解，事实上是包括隐于野而有反清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来自广大农民的会党群众。龚自珍说过，“生于本朝，仕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就是对地主阶级知识阶层中存在的反清力量的曲折表达。这些人“一啸”，还有赖于会党群众的“百吟”，才能汇成为“大音声”。这就是他呼唤的“九州生气恃风雷”，希望借“风雷”的威力，去打破“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以实现富有“生气”的改革。
要求改革，是推动社会前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表征。当人们发动改革运动时，民族矛盾逼了上来，主张改革的人，也往往是坚决主张抵抗、反对妥协投降的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不少就是由外迫强敌推动起来的，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龚自珍的改革思想正是深深地扎根于国家民族土壤中的。他生长江南，不忘祖国边疆，用力研究西北地理，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西域置行省议》就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著名政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发挥历代的移民实边政策，把它同他的社会改革主张紧密联系起来，说“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并强调移遣的人，要“性情强武”，以适应西北环境，充实边防。我们知道，自《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相继签订，暂时遏止了沙俄的侵华野心，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落，沙俄对我国东北、西北边疆日益狡焉思启。因此，研究西北地理，不只是为了开发边疆，在当时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东南沿海出现的新形势，更使龚自珍觉察到时代风雨和外来侵略势力对中国开始呈现的压力。鸦片战争前，他已指出鸦片的源源输入，“丧金万万，食妖大行”，给中国带来了祸害，写了《东南罢番舶议》（此文已遗失）。并警惕到“隆眶高鼻”的西方资本主义强盗“环伺澳门，以窥禺（番禺即广东）服”，必须严加戒备。当他的老朋友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他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恳切提供建议，热烈支持禁烟，打击来犯之敌。指出那些阻挠禁烟的妥协派，口口声声“曰惟宽大而已，曰惟无用兵而已”，无非是要中国放弃禁烟，放弃御侮。他坚决主张“刑乱邦用重典”，对“黠猾游说”“貌为老成迂拙”的破坏者，“宜杀一儆百”。当林则徐到达广州发动了反对侵略的禁烟斗争时，他又写诗怀念：“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完成的意思）勋。”诗中所关心的是“侧立南天”、身负民族重任的林则徐，关心的是林则徐能不能打破阻力、完成艰巨的禁烟事业。
龚自珍在他生前，就是这样全神地注视着中国历史开始进入近代时正在发生的巨大事变，证明他的改革思想和爱国志愿，是带着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跨入中国近代历史的。
（四）
如前所述，龚自珍揭露黑暗、倡导改革的进步思想，是对封建末世反动统治的勇敢冲击。作为文学家、诗人的龚自珍，他的作品是这一思想的真实表露，是那个该诅咒的时代和社会的控诉书。他自己有个生动的比喻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是说那个千奇百怪、鬼蜮横行的“外境”，“如风吹水”般一阵阵袭来，“水”不能不承受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就是他的文章，就是他经过概括、加工，勾画黑暗势力各种鬼脸的文章。
诗，在他的作品中占很重要地位，在清代或近代诗坛上是有独特风格的。他的写作手法，是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的现实主义的结合，同他的文章一样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有强烈的现实感；而又浮想联翩，“遂挟奇心恣缥缈”，流露着丰富的浪漫情感。形式也多样化。其中的《己亥杂诗》一大组七言绝句，是他一八三九年从北京辞了官，往返南北的旅途上写的，把所见到的想到的和追忆的，驰骋想象，一一发之为诗，是他一生生活、思想、感情的记录，连缀起来，可以当作他的自传读，也可以引申为反映社会矛盾的长篇小说读。因此，评述龚自珍其人及其思想，不可不读他的诗，不可不知他的诗。
龚自珍的诗文，“文词俶诡连犿”，隐晦曲折，骤读之下，难于索解，须透过文字上的烟幕，寻出“怨去吹箫，狂来舞剑”的思绪，才能认出本意来。这又是他在反动统治的政治压抑和儒家传统思想的重重因袭下，不得不采取的迂回战术。他说：“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所以，“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不能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将“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积思”“寡欢”“多愤”，恰是他被压抑的“难明言”“声又吞”的感情的自白，也是他这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不敢也不可能真正同顽固反动势力决裂的反映。他呼唤“风雷”，“风雷”却不是他自己。
龚自珍思想的战斗性，是时代和社会的感召；它的局限，又是他所处时代和所属阶级的必然。在龚自珍活动的年代里，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外国资本主义也漂洋过海渐渐渗入中国，已经出现了“以外洋之物是尚”的情节。这种资本主义因素迟早是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里来的，首先总是要通过不当权的有改革要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脑反映出来。从龚自珍思想中是可以嗅到一点这种因素的气息了。他诅咒超经济剥削者是“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挟百执事而颠倒上下”的寄生阶级，只图“农民织女之所出，于是乎共之”，对这些人的抨击，是想引导人们走向经营生产的道路。他在《农宗》设想的土地分配方案中，说“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主张“以万夫耕者授万夫长，以千夫耕者授千夫长”，就是分田多少，也要以经营能力为标准。在《论私》等文章中，向往近似资本主义的私富。但龚自珍毕竟只是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拆地狱的台，拆反动封建统治的台，新的因素在他身上还是若隐若现的，因为那时并没有出现一个足以促使他转化的新的物质力量。他诗中反映的，“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凌气欲成云”，对自己追求的境界好像充满了热望和信心，然而逼上前去，仍是摸不着，捞不到。“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留下的是一片疑云和猜测。
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龚自珍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子。他看到了“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却又承认“有亿万年不变之道”。他对腐朽的清王朝虽也表示绝望，“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莫虚陈”，公开提出“一姓不再产圣”。还对封建士大夫阶层进行分化说：“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无所取焉。”但他要求的政治改革，是“随其时而调剂之”，认为“可以更，不可以骤”，害怕冲击得太厉害，仍寄希望于清王朝的“自改革”，最终仍然落到同曹雪芹一样——“无才去补天”。他在弃官南返时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不是凄凉地道出了他的孤臣孽子心情吗？
还是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就是中国近代的先进思想家有一个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就是在鸦片战争后逐步明确起来的，龚自珍生前并没有来得及把它作为自己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可是因魏源曾在《定盦文录序》中说过龚自珍晚年“尤好西方之书”的话，长期被误认为是他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依据。虽有人曾经指出过，但误者仍误。其实，这个“西方”不是指代表资本主义的西方，是指佛国的“西方”，即龚自珍自己在《题梵册》一诗中说的“西方大圣书”的“西方”。这不只是对一句话的误解，而是牵涉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进程和龚自珍思想的评价问题。龚自珍在三十多岁时，就已接触佛经，喜欢天台宗，集内第六辑的文章就都是讲佛学的，诗中也有不少读佛参禅的词句。《己亥杂诗》最末一首道：“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法华经》是天台宗立宗传法的主要佛经。龚自珍在这大组叙事抒怀诗写到第三百一十五首，忽然停下了笔，感到无话可说了。他不能向广阔的现实世界寻找改革政治、社会的物质力量，眼前是一片空虚，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法华经》的彼岸世界去找慰藉。
然而“九州生气恃风雷”，终究是龚自珍发出的战斗声音，表现了他对旧事物的憎恨，对未来的展望。鲁迅说：“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4)龚自珍去世后十年，太平天国的革命“风雷”震撼了中国大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它们崇奉的孔孟之道。他的思想，对后来的资产阶级革新运动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这些，就是龚自珍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表现的积极意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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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党宣言》180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
(4)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