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论述，大都把冯桂芬放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范畴里。但一九五六年王栻先生写的《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一文，认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只能代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初步发展，因而改良派还没有从洋务派分化出来以前的思想”(1)。这就是说冯桂芬的思想属于洋务派。因此近两三年来，有关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文章中，就很少看到冯桂芬的名字了。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就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环节，特别是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的过程来看，他的思想体系到底属于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仍不可不论。这里关系到如何理解一种思潮产生的最初形态。
约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交叉中，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本引起人们重视的书，一本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本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前者是向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后者是准备为清朝封建统治者采纳的政治改革主张。两者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旧政的精神，却有相同之处。侯外庐曾经论证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改良主义思想(2)，颇有道理。但是洪仁玕是要求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革新，和冯桂芬要求清政府的改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要求革新的程度也有强弱。
冯桂芬生活的重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即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后的二三十年中，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第一阶段。他生于一八〇九年，三十一岁（一八四〇）考中会试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后，开始了他的社会政治活动，做过广西乡试的主考官，后来被擢为五品的中允，其自题《五十初度小影》诗中说：“有官五品勿卑小，有田十顷勿见少。”(3)在一般地主阶级中，他要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了。如果和洋务派那些大官僚比起来，他又是一个不甚得志于时的人，所以他的社会地位，颇和他的前辈龚自珍、魏源相近。
一般以龚自珍、魏源的思想为中国近代思想的起点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前驱，而龚自珍思想，既是中世纪思想的殿军，也是近代思想的开头。冯桂芬的活动年代略后于龚、魏，他的思想可以说是龚、魏思想的继续，在某些地方也有所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冯桂芬的代表著作《校邠庐抗议》，是“庚申年（一八六〇）避地沪上作”(4)，一八六一年完成，人们誉为“关系民生国命，而旁及于西人格致之学”的书。这时的中国，不但谈不上洋务派的分化，而且洋务派还没有形成。如果说魏源的《海国图志》有为洋务派受用的地方，那么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洋务派更有直接的联系，而冯桂芬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还曾经充当过李鸿章的谋士，这一点，他和后来的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际遇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我感到论述冯桂芬的思想，不应以后来日益完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作为衡量的标准，而要注意到他的思想的倾向性；也不是看他比王韬、何启、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的思想少了什么，而要看他的思想是否和龚、魏接近或者比龚、魏多了什么。
《校邠庐抗议》四十篇，提出了公黜陟、汰冗员、许自陈、易吏胥、省则例、兴水利、改土贡、筹国用、收贫民、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主张。这些主张，可以概括为反对和赞成两个方面，几乎每篇都包括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而所赞成或建议的东西，又可分为“采西学”和“复古法”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看一看冯桂芬对当时政治采取的批判态度，即他反对什么。我们知道揭露封建政治矛盾，是龚自珍思想最大的特色，而《校邠庐抗议》一书仍保有这种特色，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带着斗争的姿态出场的，也是封建政治的整体中呈现的裂痕。冯桂芬在《五十自讼文》中说：“前者被谤之举，为民为国，开罪于权门势族而不悔，庶几不党宁孙之遗意。以此为非，将随波逐流为是乎？”(5)吴云的《〈显志堂稿〉序》也说：“先生悲悯在抱，愤时嫉俗之心，时流露于笔墨间，故立言稍激。”由于这种关系，冯桂芬晚年自订《显志堂稿》，接受吴云的意见，只收《校邠庐抗议》中的十余篇，而不敢收入“立言稍激”的部分了。这反映了《校邠庐抗议》一书的斗争意义，也反映了冯桂芬晚年保身畏祸的处世态度。
《校邠庐抗议》从多方面揭露了封建政治的腐败现象，而对吏治的败坏揭露尤多，举数例如下：
河务衙，两河岁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汰冗员议》）
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不以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厚养廉议》，重点系引者所加，下同。）
至令以下各官，……犬马于富民，鱼肉于贫民，视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复乡职议》）
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易吏胥议》）
苏州岁贡龙衣一箧，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仪卫，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舟，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寇贼。（《改土贡议》）
废除科举制度，是清末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斗争，也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冯桂芬在六十年代初即提出了改科举的要求，他假龙岩饶孝廉廷襄深切地揭出科举制度的黑幕说：
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玮奇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镜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改科举议》）
冯桂芬不仅缕数吏治、科举等方面的弊害，且把谴责的矛头引向高高在上的皇帝，他说：“观于今日奉君上则民力竭，养兵勇则民力又竭。”（《自叙》）并生动地指出：“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从！”（同上）封建专制政治造成这种上下声气不通的情况，其后果是：
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嵩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蒙生平愚直，间为大吏及州县纵言民间疾苦，多愕然谓闻所未闻者。（《复陈诗议》）
这种论述，正是龚自珍“耗者莫禁于下，郁者莫言于上”思想的呼应。
对封建政治所持的批判态度，不等于民主思想，甚至和民主思想有天壤之别，但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大胆地揭露黑暗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是革新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民主思想的必要前提。
第二，向西方学习这一个新课题，冯桂芬的理解比起龚、魏来已有所提高，态度也比较果决了。他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帅之。”（《收贫民议》）这里把“古先”和“蛮貊”并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蛮貊”和封建主义的“古先”间的矛盾，他似乎已多少意识到要学一分“蛮貊”，须破一分“古先”。
向外国学些什么？冯桂芬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一文中说：“至西人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能探赜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6)又说：“据西人舆地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利亚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采西学议》）进而指出“格物至理”的实效说：“西人见（现）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至捷，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轮机，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与焉。”（同上）这些认识，即使和洋务派思想一样，对当时的中国也是有益的。
在上述认识下，冯桂芬一再谈到要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以改进中国的生产事业。他说：
前阅西人书，有火轮机开垦之法，用力少而成功多，荡平之后（按指对太平军的镇压——引者），务求而得之，更佐以龙尾车等器，而后荒田无不垦，熟田无不耕，居今日而论补救，殆非此而不可矣。(7)
他在《筹国用议》中也谈到要推行机耕和广植桑茶，并指出：“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碍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这里虽然没有像林则徐那样明确地指出“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的开矿主张来，但他反对封建迷信和苛捐重税对开矿事业的束缚，主张藏富于民，对中国尚未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同样起着催生的作用。
魏源谓：“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8)冯桂芬开眼看世界的视野有所扩大，他除对声光化电、船坚炮利和生产技术的认识外，还矇眬地涉及了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曾称“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一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一瑞颠国设小书院，无故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收贫民议》）
对于学习西方的目的和态度，冯桂芬表现了一个爱国者应有的立场。他愤慨地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制洋器议》）基于这种爱国心，他提出了“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善驭夷议》）的主张。他并较早地觉察到俄国和日本学习西方的实效，引以自励说：
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勃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遍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小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制洋器议》）
反观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失败，清政府仍然颟顸自大，所以冯桂芬一则说：对外国“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再则说：“夫所谓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之气也”。（同上）这种要求自强的呼声，是对顽固派的严厉针砭。他对日俄两国学习资本主义的注视，也可以说是日后康有为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的先声。
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在林则徐、魏源认识的基础上，冯桂芬已有较多的觉察。他说：“今海外诸夷……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重专对议》）这多少道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间尔诈我虞的现象。同时他对魏源的观察也有所指正，在《制洋器议》中说：
魏氏源论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无论语言文字之不通，往来聘问之不习，忽欲以疏间亲，万不可行，且欲以战国视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
冯桂芬学习西洋的要求，期在“自造、自修、自用”，要把西洋的长技变为自己的长技，以为这样才能“用西人而不为西人所用”。(9)他还指出自强是反对侵略、防制侵略的重要途径：“夫穷兵黩武，非圣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隐然之威，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而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制洋器议》）这些认识，可以说是由感性进入理性阶段的表现。
第三，冯桂芬在主张学习西方的同时，更强调恢复“三代圣人之法”。他说：要以“圣人悬鼗建铎、庶人传语之法”，改变“谏诤设专官、民隐不上达”的现象；要以“圣人尽力沟洫之法”，改变“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的现象；要以“圣人乡举里选之法”，改变“科目不得人”的现象，诸如此类主张还很多。他在“复陈诗”的意见中说：
为通上下之情起见，今议复陈诗之法，宜令郡县举贡生监平日有学有行者，作为竹枝词、新乐府之类，钞送山长，择其尤，椟藏其原本，录副隐名，送学政，进呈国学，由祭酒送呈，候皇上采择施行。
这个迂回曲折的办法，立意在于补偏救弊，想从古老的药方中找出一条改变现状的途径，也可以说是黄宗羲所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10)的遗意。
魏源说：“今必本夫古”，而“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11)冯桂芬以古为依据的变革要求，是和魏源上述论点一脉相通的。他对这个问题在《校邠庐抗议》自叙中作了说明：
然则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曰：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复，有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
就这一段话来说，冯桂芬的“复古”主张是以“必有验于今”的内容为准，其中包含着扬弃和继承的意义，不能视为纯粹的复古主义。他在论证货币的问题也表示了这种态度，他说：
古不以银为币，唐时用银，不过蛮市，明初用钞用钱，禁用银，中叶后银始通行。顾氏炎武著论用钱废银，意在复古。余往时见银价日贵，农田出谷而国课征银，准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尝不以顾氏之论为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从此以银为币之势已定，虽五帝三王复起不能改也。（《筹国用议》）
清末关心社会经济的包世臣（一七七五——一八五五），在一八三九年写的《银荒小补说》，认为要解决那时的银荒问题，“此非尊重钱币，使银从钱，不能力挽颓波”(12)。在货币史上这是一种开倒车的主张，冯桂芬批判了这一主张，可见他看到了事物发展的趋势，比包世臣已高出一筹。
在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中，对待学习西方和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往往是论证其人其思想的重要环节。冯桂芬是一个科第显赫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活动于中国资本主义尚未出世的年代，他站在封建阶级的立场来要求“采西学”“制洋器”，主张“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毫不足怪的，重要的还在他承认了西方“诸国富强之术”，对于“采西学”比先前的人提出了较多的内容。即如他举出的“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虽然认为“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瞬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制洋器议》）但是他这样概括地区分西方和中国的政治社会，是那时只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后来的改良主义者如王韬等人也大都是这样来区分中西社会的，不过王韬等已提出了“君民共主”的要求。
冯桂芬的认识，当然不可能越出他所处时代和环境的范围，然而他憬悟到“穷变变通，此其时矣”（《改科举议》）。指出“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据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用之乃所以攘之也”。（《制洋器议》）这里已觉察到事物的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讽刺了那些抗拒“西法”的顽固头脑。但他把“器”和“礼”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正是封建传统不容许他动摇“伦常名教”的反映。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英文本导言中，曾经指出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甚至地质学家如白克兰和孟泰尔也都曲解自己科学的事实，使之不与摩西创世纪的神话太相冲突”(13)。这种局限，是社会思想的最大惰性，只有在巨大的思想革命中才能得到解放。
冯桂芬尝称自己“博览夷书”，又说：“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自叙》）冯桂芬是那样害怕有“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然而不可避免的，他接触的那些“夷书”“夷说”却在浸蚀着“三代圣人之法”。这是冯桂芬所不敢正视的。
就上述三方面的论述，冯桂芬的思想，虽然和洋务派还不能截然分开，《校邠庐抗议》一书也曾为洋务派头子曾国藩所“击节赞赏”，但综合他的言论及其倾向来看，是沿着龚、魏以来的改革道路前进的，而成为封建顽固派的反对者。《校邠庐抗议》这本书，成为后来改良派的重要思想资料，郑观应、汤震、梁启超等人都称道这本书，康有为且将这本书送呈光绪帝作为维新变法的借鉴，这不是错觉，而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大体一致。一八九七年出刊的《湘学报》说：“冯林一宫詹《校邠庐抗议》，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14)这是合乎事实的反映。同时一种思潮的发生，它的最初表现总是不会那么完整的，必然和某些相似的东西分不开，因此冯桂芬的思想，虽然不是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却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范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通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初表现。
（一九六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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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栻：《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2) 侯外庐：《论洪秀全与洪仁玕》，《新建设》1952年4月号。
(3) 冯桂芬：《梦奈诗稿》，附刊在《显志堂稿》内。
(4)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跋》，光绪十年冬豫章刊本，以下同。
(5) 冯桂芬：《显志堂稿》第12卷。
(6) 冯桂芬：《显志堂稿》第10卷。
(7) 冯桂芬：《垦荒议》，《显志堂稿》第10卷。
(8)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3）。
(9) 冯桂芬：《约堂算学杂记序》，《显志堂稿》第1卷。
(10)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11) 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序》。
(12) 包世臣：《安吴四种》第26卷。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99页。
(14) 《掌故学第一》，《湘学报分类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