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冯桂芬的思想
近年对冯桂芬的思想，北京、上海等地都进行了讨论，报刊上也发表过论文多篇。冯桂芬的思想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他写过《校邠庐抗议》一书（以下简称《抗议》）。
《抗议》写成于一八六一年，正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社会的第一阶段。它是《筹洋刍议》《盛世危言》《危言》《庸书》《治平通议》一类政论著作最早的一种。范文澜同志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说：“中法战争前后，以上海、香港为中心，有些进步知识分子已在倡导改良主义的变法”，把冯桂芬列为具有这种思想的第一个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的《戊戌变法》序言中说：“我们选录了《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等十种。应该指出在这一类著作中，除了初期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外，还夹杂有封建毒素在内。”其他不少论著与此持相同意见，这里不一一列举。然自一九五六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中，对冯桂芬的评价颇有争论，有的说冯桂芬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有的又说他是洋务派或洋务派的理论家。争论所及，不仅是冯桂芬思想体系的实质，也牵涉到洋务思想与改良思想、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区分。
本文不打算分析《抗议》的一些具体论点，主要想就《抗议》对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来论述它的作用。
一
上海图书馆藏有《抗议》稿本。这个稿本分上下两卷，装订成四册。上卷篇次：公黜陟议、汰冗员议、免回避议、厚养廉议、许自陈议、复乡职议、省则例议、易胥吏议、变捐例议、绘地图议、均赋税议、稽旱潦议、兴水利议、改河道议、劝树桑议、壹权量议、稽户口议、折南漕议、利淮鹾议、改土贡议、罢关征议。下卷篇次：筹国用议、节经费议、重酒酤议、杜亏空议、收贫民议、崇节俭议、复陈诗议、复宗法议、重儒官议、变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停武试议、减兵额议、严盗课议、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重专对议。附：以工巧为币议、用钱不废银议（因各种刻本篇次互异，特列举以备参考）。最后附录两篇，冯桂芬在书眉批有“删，可另入文集”字样。但以后好些刻本，不但没有删此两篇，还增加了附录篇数。
稿本为条格纸，每面九行，是别人给他缮录的，冯桂芬自己在上面删改增补的字句不少。从这些删改的字句中，也可以窥知冯桂芬思想的某些侧面。例如：“公黜陟议”末段删去几行的字句是：“……及见诸夷书，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由百姓各以所推姓名投匦中，视所推最多者立之，其余小统领皆然。国以富强，其势骎骎凌俄英法之上，谁谓夷狄无人哉！”冯桂芬并另加浮签批注：“末行似不足为典”，又把“传贤不传子”一语的“贤”字和“子”字涂抹得辨认不出来。就已删去的这段话来看，可见冯桂芬读过一些译书，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物，但囿于封建士大夫身份，他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且害怕刺痛了封建体制。所谓“不足为典”，正是他对民主思想采取回避态度的遁词；但也可说明当时的人们，要前进一步是那么崎岖艰难。
《抗议》写成后，冯桂芬即有抄本寄陈曾国藩，并函请作序。函中说：“检校劫余旧稿，将拙议四十首，缮陈两帙，邮呈是正。筹笔余暇，披览及之，如不以为巨谬，敢乞赐以弁言，托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多矣。”(1)曾国藩的日记在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记道：“冯敬（景）亭名桂芬，寄校邠庐初稿二册，共议四十二篇，粗读上数篇，虽多难见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论。”两年后，即太平天国被镇压、曾国藩到达南京后才给冯桂芬写复信，《抗议》有些刻本的卷首刻印了这封信，题作《曾文正公与冯宫允书》，以抵充冯桂芬乞请曾国藩写的序。这封信的开头即说：“辛酉岁接奉惠书（按辛酉是咸丰十一年为一八六一年，日记作同治元年为一八六二年，二者孰是？待查）……又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由于这一段关系，吴云为《显志堂稿》作序时，曾说“曾文正公索观稿本，击节叹赏”。许多论文引了“击节叹赏”这句话。事实上，并不是曾国藩“索观”，而是冯桂芬自动呈阅。曾国藩谓《抗议》“多难见之施行”，可从两方面理解：一可能被认为是儒生的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另一面也可能由于曾国藩正在酝酿的洋务主张和冯桂芬的改良思想的歧异。
冯桂芬是一八七四年死去的，在他生前没有刊行《抗议》，吴云谓“同人咸促锓版，先生卒秘匿不出”(2)。但已有抄本传播，上述曾国藩给冯桂芬的信中说：“大著珍藏敝斋，传钞日广，京师及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此外还有从冯氏家藏稿本传写出去的抄本。
《抗议》刻行的经过，冯桂芬的孙子世澂在“光绪戊戌开雕”本的卷首，写了一段话，这段话是：
先大父所著《校邠庐抗议》四十篇外，附以工巧为币议、用钱不废银议二篇，即自序所谓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是也。尝命世澂录原稿存于家，盖当时定本如此。甲戌，先大父见背，先大夫校刊遗集，尝登十五议于集（按即《显志堂稿》）中。初无家刻专本，顾传抄既广，如津门广仁堂本、吴门潘氏本即先后出。尝取校两本，篇次字句互有不同，盖皆非当时先大父手定本也。豫章局刻校雠体例未善，一书之中，提行空格，杂出不一，又删改原序，几失其真，而夺漏舛讹无论矣。今刻悉依家藏定本，篇次先后仍其旧，并取遗书中均赋议等七篇及专刻外集太湖收船议等五篇附入焉。
据此，可知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天津广仁堂刻行的《抗议》，为最早刻本，距撰写成书时已二十二年。光绪十年（一八八四）豫章刻本，为冯桂芬次子芳植作官江西时刻行，跋云：“乃于今冬开雕既成，适兄芳缉寄津郡刻本至。持校此本字句，互有不同，皆先大夫当时所自窜易，盖各有所本，而非意为增损也。”一个说“皆先大夫当时所自窜易”，一个又说“盖皆非当时先大父手定本”，显然芳植和世澂叔侄间已互有争执。现在看来，豫章刻本确有错漏，而世澂主持的“光绪戊戌八月开雕”的冯氏家刻本，是据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手稿本刻行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五六页在介绍《抗议》的版本时，仅以豫章刻本冯芳植的跋为据，未免失之轻信。至于“吴门潘氏本”，当即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夏日“敏德堂潘校刻”本，这个刻本，潘氏加有眉批，如“制洋器议”一篇中的眉批一则说：“有必须洋器者，有可兼用中国者，分别视之，纪律不如洋人，虽有洋器，适以渎敌……”似对原议有所补充。
除上述刻本外，就我所见到的：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有“丰城余氏刻”本，“弢园老民（王韬）校印”本，“文瑞楼石印”本，“聚丰坊校刻”本等；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有“北洋石印官书局印”本，“上海石印”本，以及前面说到的冯氏家刻本；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有甘肃官书局刻本。在已见到的这些刻本中，互有出入：（一）卷首有的只刻冯桂芬的“自序”，有的刻了“自序”和“曾文正公复冯宫允书”，戊戌年间有些刻本还加刻了孙家鼐请印发《抗议》的奏折和光绪帝批准印发的“上谕”；（二）篇次不同，如“采西学议”一篇，有的列为第二十五篇，有的列为第三十八篇或第三十九篇；（三）附录多寡不一，有的只刻原议四十篇，或保留原附的两篇，有的连同原附两篇增至十二篇；（四）字句互有损益，其中豫章刻本竟将“自序”最后一段中的“乃者乡居，偶一好事，创大小户均赋之议，辄中佥壬所忌，固宜绝口，不挂时政，重以衰病逡巡无用世之意”等句，尽行删去。这种删节，无疑是对原作的损害。
《抗议》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刻行频繁，而在一八九七年和一八九八年间刻行的次数更多，这反映了它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也反映了它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关系。
二
《抗议》在十九世纪后期虽然流行很广，但它究竟产生过什么作用？当时的人对它有过哪些反应？这无疑是评价《抗议》的客观依据。现就接触到的材料，分述如下：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五年正月初六日（一八八九年二月五日）记道：“得伯述函，……寄冯林一《抗议》十本来。”初七日，“以《抗议》新本进”（按即进呈光绪帝）。十二月初四日，“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可见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几年即已接触了《抗议》这部书。其后，翁同龢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三月又“以陈炽《庸书》、汤寿潜《危言》进呈御览”。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梁启超作《西学书目表》，将《抗议》和《盛世危言》等书列入附录。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湘学报》说：“冯林一宫詹《校邠庐抗议》，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3)
同年，王韬校印《抗议》，所作跋文极为称赞，说：“先生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骄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呜呼！此今时有用之书也。”
唐才常在其《时文流毒中国论》一文中说：“余往者读《校邠庐抗议》，见其摹绘明祖愚民狡计，以谓言之过当，既而历验吾身受病之源，周见切著，讳之无可讳，饰之无可饰。”(4)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一八九八年七月十七日）孙家鼐奏称：“昔臣侍从南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补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版在天津广行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然后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光绪帝据此谕令直隶总督荣禄：“迅即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这样，《抗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遂成为维新士大夫的重要参考读物。所以叶昌炽的日记于当年阴历七月二十七日说：“校邠师身后受特达之知。”(5)
同年秋，“上海石印”本有不署名的《跋校邠庐抗议后》一篇，其中说：“夫当时世变之亟，犹愈目前，辇上贵人，尚不知洋务为何物。顾乃奋然噭然，大声疾呼，以为非变法不能自强。在听之者，有不诧为狂言谵语掩耳而走者哉！”又说：“而其持论之尤不刊者，如曰上与下不宜狎，狎之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乖僻而乱又生。不宜重民权而民权无所不伸，不宜尊君权而君权未尝少损，举一切侧重民权君权之偏见皆一扫而空。”
在戊戌维新的当时，还出现了一些评论《抗议》的专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就写了《论校邠庐抗议》。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即说：“其书（按指《抗议》）有已行者，有尚宜遽行者，有未可遽行者，有直不必行者。”然后分篇签具意见。这里照录数则，以反映刘光第对《抗议》的看法，也可供研究刘光第思想的参考。
在《制洋器议》一篇后写道：“谨按此议数款，今已悉行。惟不许仍前有名无实方可。我中国讲求洋务数十年矣。至今造一船，制一器，必用洋人；甚至我使臣出驻各国，必须雇坐他国之船；而招商局船，每月轮行江海者，犹必雇洋人管驾，岂非有名无实之显然者乎？他可想见。此无论不能争雄海上，即求保卫吾国也难矣。前之洋学既若是，今之洋学当何如，谋国者，必有以处此。”
在《善驭夷议》一篇后写道：“谨按嫌疑猜忌，乃是四十年情事。今日中国于夷，乃信之畏之，仰之奉之，岂惟不能驭夷，直是为夷所驭。夫分观一国，有图我之志；合观各国，亦无不有图我之志。今各国交征，固谋我之事已屡见。桂芬之言验矣……”
在《采西学议》一篇后写道：“谨按采西学诸说，今已次第行之。然今时势已迫，并力专行，犹恐缓不及事，而咫闻眇见者，乃更拘牵而阻滞之，其不尽失我自有之利，而全承外人之害也不止矣，尚安能取其长而制其害哉！”
翰林院编修陈鼎写了《校邠庐抗议别论》，作者出以己意，对《抗议》各篇亦依次指陈其可行与不可行，并在序言中有一段概括的论述，这段话是：
夫辽东挫败之后，于今三年耳。……然则今日中国所以情见势拙之故，已可晓然于天下。一二嫉技违彦、村学鄙夫之流，犹复执其制挺以挞之空谈，思欲以假借仁义之文，凑合波磔之字，与天地终古也，岂非冯桂芬之罪人哉！虽然，冯桂芬之议，固自有不可行者。……民政之说，方嚣然不靖，而泰西用人之柄，又实不操之于下，无事之日言之可也，至于内外相逼，固不能自令有财以供不时之需，则一切损上益下之议宜缓也；君子务其大者远者而已，使必较权量，平银价，琐屑为之，日且有不给之势，则一切呴嘘之议宜辍也；他若复陈诗、复宗法之迂，改土贡、崇节俭之隘，易吏胥、改河道之偏，免回避、许自陈之私，皆不免有经生之见，徇人之私者也。此则其可行者特十之四五耳。然而强本如筹国用、劝农桑诸篇，裕国如折南漕、节经费、裁屯田诸篇，论兵如停武试、减兵额、制洋器、创工兵诸篇，御侮如善驭夷、重专对诸篇，治内如采西学、绘舆图、均赋税诸篇，无不为冯桂芬以来三十年中，日日所当行者，诚百世不刊之论，发聋振聩之说也。此外如变科举一篇，所谓嘉道以降，缪种流传，其言不无可信。……
看来，陈鼎是以洋务派的主张为取舍标准来评论《抗议》的。他所否定的东西，有的恰是改良主义的内容；他所肯定的东西，有些正是和洋务派一致的主张。
上述各家对《抗议》的评论，有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有的是倾向维新的官员或帝党，有的还是洋务思想的因袭者。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示了对《抗议》的看法，也反映了《抗议》内容的各个侧面。其中所说《抗议》“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或认为“此今时（按指十九世纪末期）有用之书”，大体上说出了《抗议》一书的时代关系。本来《危言》和《盛世危言》等书写成较晚，涉及西学的内容较多，也较明显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要求；而翁同龢却以《抗议》“最切时宜”，孙家鼐也说它“为精密”。其实不是什么“最切时宜”“为精密”的问题，而是《抗议》一书的主张更适合于这些维新官员的胃口，因为它没有“侧重民权、君权之偏见”，也就是说翁、孙等人的身份和水平只能接受戊戌变法三十余年前的改良主张。所以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说：“孙家鼐本东宫旧僚……至是采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之，其书虽主变法，皆咸同以前旧说。”(6)
那么，戊戌维新时期的顽固派对《抗议》的态度又怎样呢？刘声木的《苌楚斋随笔》有一段记载，说《抗议》“议论多偏驳，尤难见诸施行，不知寿州孙文正公家鼐有偏嗜焉，平日固不离左右，已于光绪年曾为之进呈乙览。至戊戌，德宗景皇帝励行新政之时，复为奏进，请颁示天下。至八月，德宗仍请归政后，孝钦显皇后清理旧案，深为不悦。闻慈谕诸大臣云：吾不意孙家鼐亦求新若此”(7)。《抗议》的内容，到戊戌维新时，虽不如《戊戌履霜录》中所说“近三十年中，时局大变，诸通人已弃置勿论”(8)，但它确实也有些陈旧了。不过这种陈旧只是就维新变法思想的发展而言，它并没有陈旧到完全失去时效，所以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维新派仍然加以运用，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这里有不该忽视的一点，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如王韬、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对《抗议》的赞许，是一种脉络相通、声气相求的关系；而倾向维新的官员翁同龢、孙家鼐等对它的推重，却是作为自己赞助变法的依据。因此，就《抗议》到康有为的七上皇帝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来说，是时代和思想的发展；就王韬、梁启超、康才常等和翁同龢、孙家鼐等对《抗议》的理解来说，却又反映了阶级阶层的差别。
三
《抗议》的作者和洋务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抗议》的立论也和洋务派的主张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曾国藩对它的赞赏不是偶然的。其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说：“《抗议》采西学议：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西方诸国富强之学，不更善之善者哉！”显然，张之洞是把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以西方诸国富强之术”的论点，和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为同调的，事实上也是同调。不过类此的话，比《抗议》晚出的一些论著中也同样可以找到。如王韬在《变法上》一文中阐述了“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的观点；薛福成在《筹洋刍议》的变法篇中，则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西学篇中，也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这些论点，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以为这里只能说明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的好些论点和洋务派一脉相通。他们本来就是立足于封建的土壤，只是一只脚徐徐伸向资本主义的彼岸，在现实的推移中，才逐步把重心转向彼岸。《抗议》成书较早，其时由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引起的地主阶级内部分化的过程才开始，所以它更不敢公然违背“圣人之道”。尽管如此，就《抗议》全书的体系来看，仍是有别于洋务思想的。
论证一部论著的思想倾向，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是很重要的依据。《抗议》一书，虽然写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而引起人们较大的注意，却是在甲午战争后。这时洋务运动已经破产，人们说：“甲午之役……辱国丧师，为诸夷笑，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所诟病。”如果说《抗议》全是洋务派的理论，而七十至八十年代正是洋务派大显身手的时候，何以不广印这部书？反过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为什么倒要推荐为他们驳斥的和已经破产了的洋务理论呢？清朝的君臣们为什么还要借破产了的洋务理论来推动维新变法呢？事实上，《抗议》一书只是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还有点现实意义，过此以后，虽然还在印行，但只是作为一部不甚重要的思想资料著作罢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张之洞的《劝学篇》在戊戌变法期间，不是也得到光绪帝的披览并谕令广为刊布吗？然而不然，《劝学篇》虽然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却没有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承认。何启说它“不独无益于时，然且大累于后世”(9)。梁启超说：“昔张香涛著《劝学篇》，内有一篇，名曰正权。有天津通人某君论之曰：此书十年以后，虽烧为灰尘，天下人犹将掩鼻。”(10)顽固派徐桐虽然曾怪《劝学篇》“助新”，可是当时作为帝党的张謇就不以为然，谓“徐相疵南皮《劝学篇》尽康说。南皮本旨，专持新旧之平，论者诮为骑墙，尤为近似。若责为全是康说，真并此书只字未见者也”(11)。由此看来，《抗议》的不同于《劝学篇》，在于前者表现为地主阶级的分化，指向革新；后者表现为反对“民权”，抵制变法。
我们知道，出现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是中国历史由中世进入近代的政治改革主张。但到六十年代，地主阶级改革思想正在经历着一种变化，就是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过渡。《抗议》恰是这种过渡开始的代表性著作。在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内部，曾有唯名论反对实在论的斗争，马克思指出司各脱的唯名论“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12)。我曾经借用这句名言，说《抗议》“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通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初表现”。有人说，这时的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哪里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众所周知，远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反映这一社会经济的市民思想也早已存在；何况中国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向西方学习是一个重要课题。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比《抗议》还早两年出世，谁也不否认它是一个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当然，近代中国有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以后才形成的。
由于开始过渡的时代特点和正在分化的阶级关系，《抗议》的内容，虽然接触了一些新的东西，但其议论，除旧远多于布新，布新的论点也还不很鲜明。光绪二十四年秋“上海石印”本《抗议》的跋文，曾将《抗议》和何启的《新政真诠》对比说：“曩者粤东何沃生，于甲午一役之先，即著有《新政议论》一书，逆知中国有将来之祸，然其书于泰西政教言之较详，而于中朝弊病知之较审，盖作者已在先生（按指冯桂芬）数十年后，故能详审精确，言之有物若是。”作者言外之意，深以《抗议》不及《新政议论》的“详审精确”为惜。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说：“谨按《校邠庐抗议》一书，虽于开新条理未尽周备，而于除旧弊之法，言之甚详。亦我国政论之稍佳者也。”(13)这些意见，都反映了《抗议》由这种思想向那种思想过渡的时代特点。赵靖同志的《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一文(14)，曾就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区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却忽视了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过渡形态。段玉裁批评龚自珍的《明良论》说：“皆古方也，而中今病。”(15)这里的“古方”“而中今病”，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古为今用”。《抗议》提出的主张，虽有许多是“古方”，但毕竟有若干为龚自珍没有接触到的“西学”新方了，新方纵然不多，如果和其中的“中今病”的“古方”联系起来考察，不难发觉它的“古方”有通向新方的迹象，同顽固的复古思想异趣。
魏源的《海国图志》最后成书先于《抗议》五年，也表现了由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反映为要求了解世界和“师夷长技”。冯桂芬是熟悉《海国图志》这部书的，他写了《跋〈海国图志〉》(16)，对《海国图志》有所订正，在《抗议》中对《海国图志》也有所论列。就《抗议》提出的“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这些命题看，恰是《海国图志》“师夷”主张的发展，而“采西学”这个命题且成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许多政论著作的共同命题。我以为从鸦片战争后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想到中法战争前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一个接受西学的过程，原无不可逾越的界限。冯桂芬的思想在写成《抗议》后，虽已停滞不前，但就学习西方的思潮来看，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筹洋刍议》等书，正是这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17)中国近代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是鸦片战争前后二三十年中产生的思想流派，过此以后，作为这种思想的直接继承和迅速发展的，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抗议》是在这个“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较早出现的著作。
洋务派是坚决与农民战争为敌的，也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它在近代中国曾经是居统治地位的反动政治势力。至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虽有过进步作用，然而它们对农民战争始终是害怕的、对立的，这一点它们和洋务派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所处的历史地位和遭遇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表现的程度有轻重之分。我以前所写《论冯桂芬的思想》(18)一文，侧重论述了《抗议》中带有积极意义的言论，对冯桂芬这个具有某些改革要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阴暗面，没有作应有的分析。最近徐仑同志发表的《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19)一文，在这方面作了较充分的论述，是必要的。但有若干引文和解释，似乎还可以商量。如以冯桂芬为曾国藩、李鸿章出谋献策、参预镇压太平天国等事，作为否定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的论断，即其一例。因为在近代中国，不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都不是一种登上了历史舞台的独立的政治势力，它们总是寄希望于当权者来采纳自己的主张，从而见之于行事。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几乎都有依附洋务派的关系，而且他们总是依附当权的洋务势力而不是依附当权的顽固势力，正因为他们和洋务派有相通的东西。即如孙中山这样的人，也只有当他抛弃原先希望通过李鸿章革新中国政治的活动后，他才开始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同时，就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来说，他们有反对侵略、要求改革政治的一面，但也都有反对农民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一面。如林则徐不是在晚年还受命前赴广西镇压那里的农民起义吗？魏源不是于一八五三年高邮州知州任内还在举办团练以抵抗太平天国的进军吗？薛福成不是在一八六五年即参加曾国藩幕府协助镇压捻军吗？康有为的上清帝书中不是还在那里说什么“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的话吗？我以为这些只能说明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却不能说明他们是否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揭露冯桂芬依附洋务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罪过，是评价冯桂芬的一个方面，如果以此作为否定冯桂芬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论据，却可能给人一个这样的印象：似乎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还有一个不依附当权势力不反对农民战争的高境界。虽然只是就个别历史人物立论，其结果却会导致对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阶级本质的模糊。
历史上有许多事物，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复杂。如果不是完整地正确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仅凭主观的论理逻辑办事，往往是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复杂现象的。恩格斯说：“不把唯物主义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么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变成和它相反的东西了。”(20)我们研究分析历史人物，应该牢牢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教导。
（一九六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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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桂芬：《显志堂稿》第5卷。
(2) 冯桂芬：《显志堂稿》序。
(3) 《掌故学第一》，《湘学报分类汇编》。
(4) 唐才常：《浏阳二杰遗文》第2卷。
(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
(6)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62页。
(7)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40页。
(8)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62页。
(9) 何启：《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
(10)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2页。
(11) 《张謇日记》第19册，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记。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4页。
(14) 赵靖：《冯桂芬思想的阶级属性》，《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15) 《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页。
(16) 冯桂芬：《显志堂稿》第12卷。
(17)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页。
(18) 陈旭麓：《论冯桂芬的思想》，《学术月刊》1962年第3期。
(19) 徐仑：《论冯桂芬的政治思想》，《学术月刊》1963年第8期。
(20)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