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政变八十余年来，对光绪有过无数评论。最初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歌颂他的无上圣德；接着是另一派人章太炎则斥之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些充满了派性和感情上的言论，很难说明真相。更多的人在论述清末这段历史时，对他的境遇无不寄以感叹，感叹他的软弱和不幸。这是在发历史的幽情，并不是郑重的评价。历史地指出其人及其作用的，要推范文澜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说的两句话：“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皇帝，在这许多皇帝中为人称道而知名的为数不多，光绪（载湉）是这个为数不多中的一个。但他不是那些威震中外的开国大帝或中兴名主，而是一个衰世的皇帝，是清代皇帝也是历代皇帝总和倒数的第二名。光绪生于一八七一年，四岁即位，在位三十四年，比起他的先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六十年要短些，但比起在位一、二十年的皇帝来又算是长的了。不过他在位的很多年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开头十五年，他还不谙事，由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戊戌后的九年，成了慈禧的囚徒，“万几依旧出宫闱”(1)；他作为皇帝亲政，仅有中间的十年（一八八九——一八九八），他还是要受到慈禧的牵制。就在这十年中的后几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维新运动，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光绪一生价值和命运之所系，尤其是后一件。他之所以有名，就是他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时代激流中有过重要表现。
光绪“接受新思想”和“颇想有所作为”，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
一八九四年六月，日本侵略者在朝鲜制造战端，咄咄逼人。二十四岁的光绪不赞成对日本妥协，主张抵抗。当李鸿章调派叶志超、聂士成统兵前往朝鲜应敌，光绪深恐“兵力不足”，谕令“尚须增调续发”，以赴事机(2)。为了加紧战备，急令知兵善战的刘永福、刘铭传、刘锦棠等或到台湾布防，或来京待命(3)；并不惜触犯慈禧的肝火，停止继续拿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等等。八月一日宣战后，光绪鉴于李鸿章的游移态度，指令他查察将领：“有无畏葸纵敌情事，不得片词粉饰。”(4)对于李鸿章迎合慈禧的避战心理，寄希望于沙俄干涉日本，光绪深以为虑，他晓谕军机大臣说：“俄有动兵逐日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藉词要索。”(5)过去我们片面地强调动机论，总以光绪的这种对策，是想借此一战，侥幸取胜，以挫败后党的气焰，巩固自己的帝位。这种说法不是全然无据，试问古来今往的统治者谁不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关键在于他所采取的步骤和措施是否违背历史，是否对国家民族有利。甲午抵抗日本的侵略是正义的，也不是不可取胜的，聂士成的有效抵抗即其一例。甲午战争失败了，决不是主战的罪过，是战之不力的罪过，是光绪负不了责任的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
《清史稿》中《德宗本纪》的作者论道：“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志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这段话除了论者持有的偏见和微词外，仍然指出了光绪怀有“欲张挞伐，以湔国耻”的决心，也指出了“挠败”后光绪不是灰心丧气，而是“锐志更张”。后一点更表明了这个青年皇帝是在向前看。
光绪“接受新思想”和“颇想有所作为”，是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分不开的。
一八九五年五月《马关条约》签订时，康有为发动一千二百多个举人联名的“公车上书”，主张拒和、变法、迁都，震动了海内外，可以说是对维新运动的动员，而《马关条约》也可以说是动员令。由于顽固大臣的封锁，光绪虽然没有看到“公车上书”，但在二十多天后康有为又写了一篇一万三千余字的上皇帝书，备陈变法下手之方和先后缓急之序，说：“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列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这是政治上的卓识，为全书警句。大臣们不便再次梗阻，把书送上去了。光绪阅后，从中得到很大启迪，立即批令誊抄三份(6)，分送慈禧、军机处（转发各省督抚将军）和乾清宫（存档），并留一份于勤政殿，备作自己施政的参考。这是光绪透过紫禁城的封建禁区在思想上同朝外维新力量的开始沟通。当时人们目睹对《马关条约》的愤慨，说“中国泰否通塞之机，或决于是”(7)。
从光绪身上究竟可以看到怎样的“泰否通塞之机”？这年七月间，光绪发了一道谕旨，列举应兴应革的事项说：“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钱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兴举。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皆于国计民生多所裨补。直省疆吏应各就情势，筹酌办法以闻。”(8)这个一揽子的新政项目，并没有超出洋务派的视野，从当时议论时务的书中都可以找到，然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一齐奔集到光绪的脑袋里，又变而为积极催办的要政，是很不容易的，不难想象甲午战后光绪日夜考虑的是些什么。我曾在一本小书上说他是个“洋务皇帝”，“洋务”虽不是个太坏的字眼，但我那时是带着贬义说的。其实光绪的步子还是跨得比较大的，他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革新方案，并且决心把它实施。
光绪的决心，首先表现于他力排众议，对一再上书的新进小臣康有为深信不疑。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危机四伏，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书来了。这次上书更加指陈了时局的紧迫，说还不赶紧变法，“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这种话是深深地刺痛着皇帝和亲贵们的神经的，可是尽管亲贵们大加指控，光绪却一概不问。康有为在北京开保国会，宣传保国、保种、保教（指被视为民族精神象征的孔孟之道），亲贵大臣们又一齐凑上来围攻康有为，说他“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却以“会能保国，岂不大善”答之，把那些暗藏杀机的狂言乱语通通挡了回去。并打破皇帝不得召见小臣的旧例，在仁寿殿接见康有为，问话达两个半小时。后来湖南举人曾廉上书罗织罪名，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光绪便令谭嗣同逐条驳斥，然后将驳件送给慈禧和亲贵们看。
寻找新力量，接受新思想，是戊戌变法的重要途径。光绪不仅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人，也是清朝统治的上层人物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人。他的新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第一，康有为是他的启蒙老师，除了在那些上皇帝书中给他说了许多维新的道理外，还“缀成《俄皇彼得传》《日本变政考》《英国变政记》《普国作内政寄军令考》《列国统计比较表》《列国官制宪法表》《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篇”，先后进呈(9)。光绪对康有为进呈的新书，特别是对《日本变政考》，大感兴趣。第二，向外面购置新书。据梁启超以其所见所闻，说光绪“昔岁无事，旁及宋元版本，皆置懋勤殿左右，以及汉学经说，并加浏览。及胶旅变起，上怒甚，谓此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监跪请不许。大购西人政书，遂决变政”(10)。这里反映了光绪作为一个年轻人的急躁情绪，更反映了他寻求新知识的强烈要求。当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能够看到的也不外是有限的一些译书。光绪的毅然变法，同接受这些新知识是大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何尝不可以说他是一个勇于向西方学习的青年皇帝。
光绪是“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以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的“百日维新”，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高潮和集中体现。以往的许多论著，只着眼于康有为等人倡导变法维新的活动，看不见光绪对“百日维新”的决策作用，大概因为他是封建制度总代表的缘故吧。事实上，如果没有光绪的“锐志更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不会有戊戌年间的“百日维新”。这里且引当年春间庆王奕劻在光绪和慈禧之间的一段传话。光绪“乃谓庆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庆邸请于太后，始闻甚怒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庆力劝始允曰：‘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庆邸乃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于是商诸枢臣，下诏定国是”(11)。这里所揭示的，就是光绪一个心思“不甘作亡国之君”，要奋发图强，却看不见慈禧和奕劻背后的权诈，他掀起的“百日维新”，结果成了碰在岩礁上溅发出来的一团政治浪花。
颁布“国是”诏书的当初，在光绪身边赞襄这项大计的亲信大臣只有翁同龢。而诏书颁后的第四天，翁同龢又以“言语狂悖，渐露跋扈”的罪名被赶回江苏原籍，因“太后疑变政之举，皆同龢向导”(12)。翁同龢之去，虽使光绪“涕泪千行，惊魂万里”，但光绪并没有因此泄气，他坚执地把一道道新政诏令颁发下去，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行。为了清除阻力，他愤然谴责那些“奉奏不谨”的大臣，甚至撤了一些顽梗大臣的职，表现了他对革新的勇气。张元济说他“不惑于浮言，不挠于旧党”(13)，并不是溢美之词。
“百日维新”这个名词与光绪的名字是紧密地分不开的，既标明了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也反映了它为时短暂的可惜，因为这百天的重要性，不止于它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集结点，也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要求改革的集结点。“百日维新”的可贵之处，正是它表现了这种精神：
第一，广开言路，打破只准少数大员上书言事的特权。光绪“既劝开报馆以求昌言，复许藩臬道府上折；既许群僚及州县递奉，并许士民上书。又恐诣阙为难，听在外面州县封递”(14)，都要“随到随递，不许稽迟”(15)。对于书奏的格式和忌讳也一律不拘。清制，除尚书、侍郎和总督、巡抚以上大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书外，中级以下官员要上书只能通过所在机关的堂官或都察院代递。书奏中要是出了格，犯了讳，常常会弄得降职、丢官，甚至杀头。光绪全不顾这些“祖宗之法”，居然让“野民渔民”率意上书，那是十分新奇的事，是颇有点民主作风的。
第二，用人惟贤，打破按年资升迁、白发卿相的常规。还在诏定“国是”前夕，光绪即谕令内阁，着各省督抚从道府州县基层荐拔“居心正大，才识闳通”之士和“尽心民事，通达时务”的人，列举实迹上报。清制，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面见皇帝。康有为考取进士后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主事，光绪派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给以专折奏事的大臣待遇。梁启超仅仅是个举人，刚得六品芝麻官，光绪也召见问话。主事王照因上书受到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的排阻，光绪知道了，便革了怀塔布、许应骙六堂官的职，赏给王照四品京官。更著者，是对拥护新政而有才识的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中书林旭、江苏知府谭嗣同，拔为四品卿的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执行宰辅职务。当光绪赴颐和园请安，“太后责上曰：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上泣谏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16)。
第三，裁并机构，对叠床架屋的臃肿的官僚体制进行改革。光绪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不必要的衙门，把它们可办的事并入其他相应的机关；裁撤广东、湖北、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与其他各省城只驻总督或巡抚划一起来；裁撤东河总督，因东河在山东境内，已由山东巡抚管理；裁撤不办运务的粮道和仅管疏销的盐道；此外各省通同佐贰等官吏中的闲员，以及各省设立的骈枝办公局所，均应查明裁汰。严令“内外诸臣，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得借口体制攸关，多方格阻，并不得以无可再裁，敷衍了事”(17)。对于这些被裁的员司，指明“未便听其闲散”，“应于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务总局，酌设大小官员缺额，以备将来量能任使”。(18)是说要按才能的大小，分别把他们安排到农、工、商业的新机构中去，为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服务，变赘疣为有用。
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的各个方面，头绪纷繁。这里说明的几点是其精神所在。光绪虽没有来得及宣布立宪，但照他的设想做下去，是通向君主立宪政治之路的。政变前九天（九月十二日），他还针对那些对西法持怀疑态度的人恳切地说：“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之所不及。”(19)承认“为民立政”西国比中国“考究较勤”，立宪的趋向已呼之欲出了。接着，他又宣布将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讨论制度，通盘筹划。所以不能说光绪没有充当中国的明治天皇的素质和锐气，只是当时的中国不允许他做明治天皇。这还不是说因为有帝国主义的干涉。帝国主义虽不喜欢亚洲出现个强大的中国，但那时外国并没有对新政采取直接打击的行动，有些外国人的言论还是有利于新政的。事态如同白昼与黑夜那样分明，破坏和扼杀新政的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
光绪对新政是想贯彻始终的，对于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曾多次回击过，也打过李莲英的板子，最后且不惜借助兵力去围颐和园，但他被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的悲剧，是在他的周围没有形成一个足以制服慈禧一伙的力量。即以袁世凯的告密而论，也是由于新旧势力的悬殊决定的。如果不是力量对比悬殊，狡诈的袁世凯就会是另一种抉择了。正如鲁迅所说：“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20)所以光绪对袁世凯虽加以重任和一再召见也动摇不了他，他要反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梁启超在经历戊戌维新运动的艰险后，说了一段颇有体会的话：“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21)言下之意，是说戊戌维新的失败是除旧不够。除旧者，除封建主义之旧也。在封建势力笼罩下的旧中国，确实除旧比布新更难。如果说封建势力对布新是十倍地反对，对除旧便要百倍地反对了。比如八股，本来是文化上的畸形产物，有识者早已非议，可是一说废除，就遭到极大的反对，几百万举人、秀才唯恐失去了这根做官的拐棍。光绪一股脑儿施行新政，对于除旧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对策，同布新是很不相称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不例外。所以当光绪对封建顽固势力要采取较大的冲击时，就被慈禧的毒手抓住了。“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严复《戊戌八月感事》诗中的这两句，前一句是指谭嗣同等六人的被杀，后一句是说慈禧矫诏称皇帝病重不能临朝，仍由她听政一事。两句诗中一个“贱”字，一个“哀”字，反映了务布新而不能严去旧的教训。
记得还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有人说要写慈禧太后。而另一个声音却说：不，要写“载湉小丑”。写慈禧好像会刺到了什么疮疤。为了反映历史的真实，判明历史的是非，必须弄清各类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我们要写慈禧，要写载湉，也要写李莲英，要从实际出发，大写“比较能接受新思想”“颇想有所作为”的载湉。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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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的《颐和园长词》中有“万几从此出宫闱”句，指同治即位，慈安、慈禧垂帘听政。这里改“从此”为“依旧”。
(2) 《德宗本纪》（1），《清史稿》第23卷。
(3) 刘铭传、刘锦棠因病未应召。
(4) 《光绪朝东华录》（3），光绪二十年，第138页。
(5) 《光绪朝东华录》（3），光绪二十年，第143页。
(6) 有些书上说是誊抄四份，错了，因为其中有一份是原件。
(7)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第4卷。
(8) 《德宗本纪》（2），《清史稿》第24卷。
(9)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2卷。
(10) 梁启超：《光绪圣德记》，第12章。
(11)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12)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1卷。
(13)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2页。
(14) 梁启超：《光绪圣德记》，第3章。
(15)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
(16)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2卷。
(17) 《清德宗实录》第424卷。
(18)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
(19) 《清德宗实录》第425卷。
(20)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
(21)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