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个和中国近代政治活动极有关系的人，也是一个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极有影响的人。谁都知道，近代中国社会，变化极大，充满了阶级斗争。梁启超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里，他又是一个“流质多变”的人，他自己常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也就反映了他那种多变的性格。然而早年即由地主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转化的梁启超，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他由维新派而保皇党而立宪派而民主党而进步党而研究系而学者而社会名流，变幻的表象虽多，却有一个不变的实质在，那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正因为梁启超是一个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也就必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阶级色彩。
（一）
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梁启超，早年就学于广州学海堂，便决志弃帖括，但“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一八八九年，他去北京考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2)。这是他洞穿旧学的墙壁向世界窥探新学的开始，其他维新人物，也都是这样开始向海外寻求知识的。一八九〇年，梁启超从康有为学，康“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3)。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梁启超一由舍弃帖括而研训诂词章，再由摧陷训诂词章而窥西学。一开始就显出了他的多变，然而这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变，向上的变，是人们欢迎的变。
一八九四年，梁启超离开万木草堂，去北京应试，“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翌年，他为“公车上书”而奔走，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不久又担任维新组织强学会的书记。“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著作之志。”(4)这时梁启超才二十二足岁。一八九六年，梁启超去上海主编《时务报》，随后又去湖南主讲“时务学堂”。在这几年中，他奔走于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不仅看了一些译书，也结识了许多维新人物，也参加和组织了一系列的维新活动，对维新变法的宣传表现了惊人的才能。他先后写了《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说群》《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论著。这些论著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守旧，主张维新，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的强烈要求。
十九世纪后期的维新人物，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主张变，认为只有变才能挽救当时的民族危机。拿梁启超的话来说，叫作“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5)。他认为形势逼人，非变不可，否则“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这种“变之权让诸人”的变，就是亡国。可见关心民族安危的爱国思想，是推动梁启超要求变法主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担忧“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6)，害怕人民力量的兴起。
向西方学习，是维新变法的重要途径，梁启超所作的《西学书目表》及其序例和后序，就是对这个方向性问题进行宣传的文字。他说：“古人所患者，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7)指出了古今形势的不同，当时的中国不能不“合乎夷狄”，因为这个夷狄是比中国封建主义远为进步的西方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什么？他指出那些“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的人，“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不是学习西方的正办，他所要学习的，是“西学格致之精微”，是“西政富强之本末”。(8)他的态度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9)换言之，就是中西糅合，新旧并陈。然而这种积极要求吸取西学的态度，毕竟在一定程度内是对封建文化的否定。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政治主张，是抑君权，兴民权。他认为自秦以至当时，“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10)，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1)。要使中国转弱为强，就在于兴民权。和其兴民权的主张相表里的，是他的“以群为体”的主张。他认为“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12)。那么梁启超所谓的“群”是什么？他在《论学会》一文中指出：“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这个“群”，显然是资产阶级群，可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群，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13)。可见这种绅，已不是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
作为梁启超维新变法主张的理论依据的，也和维新派其他人物一样，是其进化论观念。他说：“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暗；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14)这种新旧对比，对新的欢呼，对旧的鄙弃是从进化观念出发的，它反映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的向上要求。进而他把“三世六则”规定为人类进化的程序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15)他的三世进化说，出自康有为，但他比康有为说得明白些。更以为“中国旧论每崇古而贱今，西人则不然，以谓愈上古则愈野蛮，愈挽近则愈文明，此实孔子三世之大义也”(16)。把公羊三世说和西方的进化论巧妙地冶于一炉，这是经今文派向西方学习的杰作。
三世进化说打击了“今不如古”的陈腐观念，为“革故鼎新”的变法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进化论思想，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观点。梁启超说：“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踖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17)又说：“三世之例，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义主渐进。”(18)这种“义主渐进”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运用到现实政治斗争上来，一面驳斥了“天不变而道亦不变”的守旧观念，另一面也就必然反对革命。所以梁启超在写《变法通议》的时候，就提出：“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有未定也。”(19)对革命这种“谈虎色变”的恐怖心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软弱的表现。但是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还是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出场的，它的战斗锋芒主要是指向顽固派，所以维新变法运动在当时是有生命力的。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以破闭塞、开民智为己任，他在这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办报刊、开学会和倡导新文体等等，曾给思想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梁启超却不适当地把“智”看成了政治改革的决定因素，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20)如此大声疾呼地欲以“广民智”来破除愚昧，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不过这种迷信“智”的结果，使戊戌变法运动就只能局限于具有维新要求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狭窄领域，并且从这一观点出发，也就必然导致先精神而后形质的唯心论观点。所以他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21)
在西学和中学，新学和旧学的斗争中，如何对待孔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梁启超早年的孔子观，是渊源于康有为的孔子观，认为孔子是一个“改制立法，作六经以治万世”的大圣人。并说：“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22)这简直是以孔子学说推广的程度为人类进化的标准，预祝“太平世”（大同世界）的出现，就是“孔教之遍于大地”。梁启超心目中的孔子，和康有为心目中的“托古改制”的孔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梁启超心目中的孔子带着更多的资产阶级色彩。他认为孔子其人其思想是：“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博包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23)你看这个孔子，哪里还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崇拜的孔子，实际已是十九世纪末年主张维新变法的孔子。后来梁启超自己说：“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24)如果可以在这段话后面添上一句，那该是“寖假而孔子变为康有为、梁启超矣”，而且变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孔子和封建时代那些经学家、思想家的孔子已大异其趣，即是以资产阶级的“进化主义”“平等主义”的孔子，代替了封建阶级的“保守主义”“专制主义”的孔子。从形式上看，康有为、梁启超和程伊川、朱晦庵等人都是一样地尊崇孔子，但事实上却是两个孔子在互斗。
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是一个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对传播新学作过努力，对顽固保守势力进行过斗争，代表着他的向上时期。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影，即已使他对封建势力不能作更大的冲击。
（二）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的最初几年中，虽然跟着康有为从事保皇活动，但他和康有为有所不同，对革命派不是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而是表示愿意和孙中山合作。当然梁启超这种表示，并不是真的赞同革命，而是在混淆革命和改良的界线，借以扩大他们在海外的政治影响。
梁启超到日本后，他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获得了新的发展。他说：“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25)这个“一变”，除了理解为他吸收了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政治思想外，在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也确实起了些变化，那就是他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张曾经一度有所发展。他在一九〇一年写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指出《清议报》有四大特色：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这四点概括了梁启超当时的思想倾向和斗争锋芒。
关于“衍哲理”一项，对梁启超的思想体系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于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间，相继写文介绍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伯伦知理（以写文先后为序）等人的学说。梁启超介绍这些著名的西方哲人，目的何在呢？他曾经作诗自负地说：“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这是其积极意义。但是，梁启超的“研哲理”，更认为学术的势力可以左右世界。他说：“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26)又说：“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27)这种以学术左右世界、理论创造实事的论点，是其前一阶段“权生于智”的说法的发展，显然是头足倒置了的唯心主义哲理。但是他又说：“理论而无益于实事者，不得谓之真理论。”(28)这两句话倒是说对了，因为梁启超欲假西方的理论，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作依据，这一现实的要求，又引导他得出了有益于实事才是真理的结论来。
梁启超的思想，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年代中，某些地方有过微小的上升，这就是由于他在戊戌政变后，也多少嗅到一点事物发展的必然关系。他说：“凡办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辈当察阻力之来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来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办事遇阻力者，当作如是观，至诚所感，金石为开，何阻力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则终无一事可办而已，何也？天下固无无阻力之事也。”(29)梁启超在变法运动失败后，没有因失败而丧失革新中国政治的愿望，上述认识对他是有帮助的。他并看出：“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30)就梁启超的政治愿望来看，建立资产阶级的立宪国就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地。
爱国思想，是推动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政治活动的积极因素。梁启超到日本后，对国外形势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的处境更感危惧，所写《瓜分危言》，指出列强对于弱国，“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奥之于波兰是也；有无形之瓜分，英、法之于埃及是也”。并说“中国瓜分之祸在将来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无形之瓜分，则欧人实行之于中国，盖已久矣”。(31)他进而就铁路权、内河航行权、财权、练兵权、用人权及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等等，证明列强对中国的无形瓜分，凡“铁路之所及，即权限之所及，故争之不遗余力焉。就中国而言，则铁路所及之地，即为主权已失之地，故质言之，则铁路即割地之快刀也”(32)。逃亡异国的梁启超，瞻望这种状况，不能不感喟地说：“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33)
梁启超感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在主张兴民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新民”，于一九〇二年继《清议报》之后，创办了《新民丛报》，自称为“中国一新民”。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规定其宗旨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议，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34)他又写《新民议》一文和《新民说》一书，《新民说》长达十余万字，用更完整的资产阶级观点，论述了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问题。论公德则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何则？群有以益我，而我无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负而不偿也”。(35)论国家思想则说：“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彼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并宣称：“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36)论进取冒险则说：“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37)论尚武则说：“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38)所有这些论点，大多皆是拾取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学说而来，对当时的中国是有益的。
倡“新民说”时的梁启超，还以“破坏主义”相标榜。他说：“破坏主义何以可贵？曰：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阏进步之一大根原也……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庶乎其可也。”紧接着这一段话的后面又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39)
梁启超看到清政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大动荡后，依然毫无起色，并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居然提出了“反满”的主张，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康有为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40)
前此，梁启超跟着康有为大倡保种保教，而这时的梁启超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对保教。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他今后所当努力的，“惟保国而已”。并指出以新学新理比附于孔子言论的不当，这种比附，是“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最后宣称：“虽然，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41)这无疑是向康有为举起叛旗。
梁启超倡破坏、谈“反满”、非保教，引起了康有为极大的忧虑。为此，康有为写了两封长信：（一）《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国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想以此来纠正梁启超的言论，甚至急得“大病危在旦夕”。(42)后来梁启超追记此事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43)这是康梁思想呈现的重要分歧。
“流质多变”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顽固性虽有所不同，然而梁启超就是在鼓吹破坏、“反满”的两年中，也没有改变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本主张。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即宣示：“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在《新民说》更揭开了他自己的思想的底，谓：“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实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44)可见他的“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只是“两者并存而相调和”的表现。所以不久，梁启超即“自认悖谬”，不复谈破坏和革命的话了。他在一九〇三年七月间给蒋观云的信说：“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命矣。”(45)并说他“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46)。这就更加证明了他和革命派只是一时的貌合而已。
为什么梁启超在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倡破坏、谈“反满”的同时，没有迈着更大的步伐、跨出改良主义的门槛，而和康有为决裂呢？这固然是由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的顽固性常使其欲进还止。同时在一九〇四年梁启超游历新大陆回到日本后，黄遵宪写给他的一封信，其中透露了一点究竟。信上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仆自愧无公之才之识之文笔耳，如有之，以当时政见宣布于人间，亦必为公今日之悔矣。”(47)这段话里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原来设想的民主共和国，以为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太平世”，然而他们亲眼看到的美国却是矛盾重重，这就使得他们不能不悔然而返了。
（三）
如果说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活动有着进步的意义，在日本作逋臣最初的几年，其思想言论也还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因素，那么自一九〇三年以后的梁启超，虽然仍没有改变他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但是他的斗争锋芒，主要不是指向封建守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了。如果说梁启超从地主阶级的营垒中分化出来，曾向地主阶级作过斗争，那么现在却是以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身份和地主阶级旧雨重逢了。
到了一九〇三和一九〇四年间，国内的革命派逐步成长而活跃起来，国内的立宪派也在开始形成中，因此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对立益形严峻，斗争也日趋激烈。冯自由记其事说：“甲辰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保皇扶满之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康徒气为之慑。”(48)梁启超这时虽然还没有正式出马向革命派进攻，但是他主持的《新民丛报》却是改良派的堡垒，对国内立宪派也具有指导的作用。同时他还和狄平子在上海创办《时报》，宣布其宗旨是：“爰创此报，命之曰时，于祖国国粹固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49)这种温和的改良主张，却是想阻抑日益兴盛的革命风潮。
一九〇五年，清政府加紧伪立宪活动，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端方即频频以书札和梁启超相往还。这一年的秋冬间，梁启超“为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奏折，逾二十余万言”(50)。梁启超满以为他们的立宪主张，现在假满洲贵族可以逐步实现了，他居然住在日本而成了清政府喧嚷“立宪”的政治顾问。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政府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梁启超当日喜不可遏地写信给蒋观云说：“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51)
在同盟会成立，《民报》创刊后，梁启超便以全力对付革命，和革命争群众。他在一九〇六年春给徐佛苏的信中说：“本欲今年停报而出游”（按即想停刊《新民丛报》游历欧洲），“惟今方与彼党争舆论之动力，故《丛报》不能不办”。(52)徐佛苏给梁启超的信也说：“他党近来势颇发达，久恐有异动，排斥立宪之声，如蛙鸣之噪耳。”(53)这些言论，表示他们和革命为敌的决心。这一年，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长信，决定了抵制革命的策略。信中说：“我党今者下之与革命为敌，上之与现政府为敌。”“与现政府为敌”是次要的。信中接着说：“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近且举国欲狂矣。东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种于此间，而蔓延于内地，真腹心之大患，万不能轻视者也。近顷江西、湖南、山东、直隶到处乱机蜂起，皆彼党所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然我苟非与政府死战，则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杀彼党之势，故战政府亦今日万不可缓之着也。今日有两大敌夹于前后，成立固甚难，然拼全力以赴之，亦终必能得最后之胜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战将，广收人才，不可以制胜。”(54)看了这段话，更可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两面态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梁启超的主要斗争锋芒已由对准顽固派转而对准革命派了。
一九〇六年，梁启超写了长达五万字的《开明专制论》，是全面地反对革命派的纲领性文字，也是最能代表梁启超这一阶段的思想的文字。其中“论今日中国万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一节最为重要，梁启超把它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合刊，标为《中国存亡之一大问题》，以渲染他的政治主张。梁启超提出的“开明专制”，是对强力的崇拜。他说：“有强制则社会存，无之则社会亡，就社会一方面言之，则虽曰‘强制者神圣也’可也。”(55)他认为“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56)如俄国的彼得大帝、普鲁士的腓力特列第二、法国的拿破仑第一，就是开明专制的最著者。革命党人眼中的“载湉小丑”，那就是他所希望在中国实现“开明专制”的“巨人”。梁启超由君主立宪论者退到主张“开明专制”，但并没有改变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也仍是由他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出发的。他说：“诚以主观的良恶无定形，而必丽之于客观的适不适以为断也。”(57)这两句话似乎说得对，而梁启超却想以此来论证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实行共和的程度，连实行君主立宪的程度也没有。这就把他的主观臆断强嵌在“客观的适不适”的框子里，竟谓“以吾今日之中国而欲行议院政治乎？吾固言之矣，非顽固之老辈，则一知半解之新进也……苟老辈者多数焉，则复八股之议案可以通过也，苟新进多数焉，则尽坑满洲人之议案可以通过也”。(58)他这种厌旧又不喜新的骑墙态度，生怕“昨日犹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介于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因此他主张“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拾级而升”(59)，就可以避免他最担忧的“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这也由于他知道英、日两国君主立宪的实现，仍是经过严重斗争的，要避免这种斗争，那就最好是先之以“开明专制”。
从上述论点出发，梁启超集中攻击了民主自由思想，认为中国“内部本无此物，而欲强附益之，是继鹤膝而续凫颈也”；即使中国“内部虽有此物，然未至发达之期，而强欲踖等而发达之，是揠苗而助之长也”。三四年前的梁启超还说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的良方，此时却说：“彼卢梭民约之论，无论应用之于何国，而无不失败者，以国家本无此物也，不过卢梭等数人主观的理想，以为应有此种类之国家而已……至若洛克、孟德斯鸠、边沁诸贤之自由说，或用诸甲国而大效，用诸乙国而不效；同一国也，或用诸甲时代而大效，用诸乙时代而不效，则以国家本有此物，而自然之发达，或至其期，或未至其期也……夫或本无此物，而欲强附益之，或未达其期，而欲强踖等焉，皆所谓不适也。”(60)梁启超以国情和时代来反对中国有实现民主自由的条件，不仅抹煞了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的现实，也抹煞了革命先行者在人民群众中的觉醒作用。至于革命党人提出的“土地国有”纲领，在梁启超看来，更是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事了。
基于由“开明专制”而至君主立宪的主张，必然反对革命，反对民主自由。梁启超除以不能“踖等”为理由外，更以革命必发生战乱，而“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61)。又说：“一二十年内，我国民万不能遽养成共和资格，未养成而遽行之，必足召亡。”(62)梁启超左一个“必亡”，右一个“必亡”，其论据是中国一革命，社会秩序一破坏，帝国主义必乘机出兵干涉，“则一战而新政府可以覆亡，国家随之，则革命军为亡国之罪人也”(63)。这些论调，一方面说明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恐帝病，另一方面则是以“亡国罪人”吓唬革命派。
《民报》和《新民丛报》经过这场激烈论战后，至一九〇七年，日本政府循清政府的请求，强迫孙中山离日，加上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和孙中山的立异，同盟会处于分裂状态。梁启超兴高采烈地写信给康有为说：“革命党之势力，在东京既已销声匿迹，民报社各人互相噬啮，团体全散，至于并报而不能出，全学界人亦无复为彼所蛊惑者，盖自去年《新民丛报》与彼血战，前后殆将百万言，复有《中国新报》（皙子所办）、《大同报》（旗人所办）助我张目，故其势全熄，孙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以往，决不复能为患矣。吾党今后但以全力对待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武侯所谓欲为北征而先入南也。”(64)同盟会当时虽然受到严重的折腾，革命声势蒙受打击，但是革命党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国内各地反抗清政府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中，梁启超的所谓“全收肃清克复之功”，只说明了他的臆断和侥幸心理。
梁启超的“先入南”的战略方针，既自以为凯旋，现在却是怎样“以全力对待政府”的“北征”了。如果说梁启超的“入南”是血战，那么他的“北征”却是乞讨。他早就宣称“欲为政治革命者（按梁启超所说的政治革命即指立宪），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65)。梁启超并曾设问，如果清政府“所颁宪法，虚应故事，或更予吾汉人以不利，则奈之何？或颁矣而不实行，又奈之何”？他的答复是：“是亦在吾要求而已。要求固未有不提出条件者，夫条件则岂不由我耶，不承诺诸条件，吾要求不撤回，既承诺条件而不实行，则次度之要求，固亦可以继起耳。”(66)一九〇七年十一月，政闻社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成立的，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67)看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已成为一群政治乞丐。政闻社成立后，出刊《政论》杂志，广与国内立宪派通声气，以请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相号召。然而只是一种抵制革命、分享政权的手段罢了。
梁启超在倡导开国会的同时，他写了许多准备为清朝的立宪政府采纳施行的建议，诸如币制、外债、财政、国会制度、地方自治等方面的问题，无不竭诚地向清政府贡献出自己的意见。这是梁启超既不得志于戊戌维新时期，而想以这种乞讨的方式实现其改良主义政治于清廷叫嚷的立宪声中。事实上他已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清政府合流。
（四）
如果说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是与革命为敌，那么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却是助军阀为虐。这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更加堕落。
当武昌的炮声一响，各省相继响应，眼看清朝的统治就要完蛋。梁启超即于十一月中旬潜赴奉天，暗中活动。他在给徐勤的信中说出了自己的企图：“所最患者，此一月中，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糜烂不可收拾，今所以处之之法，则运动各督抚暂倡自立，以杀革党之势。声称不接济北军之饷，如是则革党引以为友，无所用其煽动，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俯从吾策，此则最近所分途布置也。”(68)梁启超这种想利用“督抚暂倡自立”的企图，一面是在打击革命，一面是挟清政府以就范。这种一打一拉的两手，正是袁世凯东山再起时所力行的。
梁启超的奉天之行，一无所得，悄然返日，但目睹清朝的不绝如缕，深恐革掉了皇帝，中国就会陷于不可收拾。于是抢着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又由前一阶级主张的开明专制一变而为虚君共和，认为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谁来担任这个虚君呢？梁启超谓“使现皇室能改从汉姓”，我们就应“许其尸此虚位”；否则“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圣公者，举国世泽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则将公爵加二级，即为皇帝”。(69)梁启超这种想入非非的建议，是在绝望中仍想保持君主的名义。虚君共和的主张发表后，在国内的梁党写信给他说：“虚君共和名称，长者创之，成为一种议论，袁辞爵折，竟以此名词入告，已奇矣。近日报中常发现虚君共和字样，谓将来发表为虚君共和，其字面则同，其内容绝非。盖宣布共和后，乃留此虚君号以存旧君名义耳，非虚君共和政体也。”(70)大概这时清帝退位，保留帝号，仍居故宫，已有成议。
当清帝退位既成定局，梁启超的虚君共和又全然落了空，他和他的党徒遑遑然不可终日，纷纷策议。有的说：“窃谓此时欲举事，万不可不先定名义，苟无名义，必不能号召天下，然则将附和民主共和之说耶？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不然则仍标榜君主立宪之说耶？夫在一年以前，此说固有最强之理由，今则言立不易矣。”(71)有的说：“南北磋商，今复就绪，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本初（按指袁世凯）携手，方能达其目的。”(72)有的又说：“细察国中将来党派，其一为现政府党，袁为魁；其一为民党，孙为魁，此两派人皆比较的有大党之希望”，而他们则“刻下以加入黎党为得”。(73)此时梁党之何去何从，暂时依黎，是投袁的缓冲。
改良派本来就只要在旧的基础下进行一些改良，他们的政治倾向总是反对革命的。当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袁世凯取得了清朝的统治地位后，梁启超眼看已无皇可保，于是迅速地投奔在袁世凯的麾下，并且又由虚君共和一变而为民主共和的拥护者了，他的党徒们居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宣称要为民国尽力。但是，他却教猱升木地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写信给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74)因此，一九一二年十月间，在袁世凯的敦促下，在国内立宪官僚的欢迎下，出国十五年的梁启超回来了。他一入国门，便说：“自兹以往，当无日不与大敌（按指那时对袁尚不甘屈服的国民党）相见于马上，吾则必须身先士卒也。”(75)几年前，梁启超以清朝的逋臣和革命党人“血战”，现在的梁启超却又成为袁世凯的与党而和反袁派厮杀了。当然袁世凯也尽力笼络梁启超这批立宪党人，以为己用。梁在回国后不久的家书中说：“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为了抵制反袁派，梁这时并着手把民主、共和两党合组为一大党，他说，“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但非“五十万不办”，声言将“再与交涉”。(76)袁、梁的投契，也就是改良派由拥清到拥袁的过程。
一九一三年九月，梁启超以进步党的头子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继又改任币制局总裁。据他自己说，他所以这样做，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77)他这种想法可能是真的，但是他除了充当袁世凯的俘虏外，对司法界的黑暗究竟有什么改变？对币制的紊乱究竟有什么整理？而且一个在改良主义道路上愈陷愈深的人，一切都是以骑墙的改良主义做尺度去衡量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的。正因为这样，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后的黑暗局势，不是也不可能从革命的失败和反动派的进攻去理解，却以此罗织为革命的罪过。他说：“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途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舍此以外，皆断潢绝港，行之未有能至者也。”(78)然而梁启超的途辙，对袁世凯能“消息其权限”吗？能使其自专“无所得逞”吗？恰是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已走到了“断潢绝港”。
袁世凯称帝，梁启超站在反对帝制的一面，这似乎是梁在辛亥革命后差强人意的一着。但是，他反对帝制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呢？在洪宪帝制的序幕尚未正式揭开前，梁上书袁世凯说：“国体问题已类骑虎，启超良不欲更为谏诅益蹈愆嫌，唯静观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责言，党人构难，虽云樛葛，犹可维防，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堕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79)这里除了向他的大总统表示忠诚外，最主要是怕“长萑苻之志”。接着他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是反对洪宪帝制运动中一篇重要的文字，开头就说：“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显然他的反对帝制，不是为了共和。而是“不愿国中频有革命之举”(80)。并向袁世凯献策说：“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81)因为梁启超看出了如果袁世凯一意孤行地称帝，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造成和辛亥一样乃至更大的革命风暴，那么他想依托的旧势力，将遭受更严重的打击。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积极抢夺倒袁运动的旗帜，与其说是在反对帝制，还不如说是为了抑制革命。确实由于他那改良主义的本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
辛亥革命失败后政治上的反动是帝制和复辟运动，思想上的逆流是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那时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发起的孔教会，到处活动，帝国主义分子也从中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尊孔教为国教，并列入正在起草的宪法中。这就引起了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极大反对，形成尊孔和反尊孔、复古和反复古的激烈斗争。梁启超写了《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和《复古思潮平议》两文，表示了他的态度。他说：“吾以为欲昌明孔子教旨，其第一义当忠实于孔子，直绎其言，无所减加，万不可横己见杂他说以乱其真，然而择其言之切实而通于今世之用者；理其系统而发挥光大之，斯则吾侪诵孔子之天职焉矣。”这段话主要说明了两点：一是主张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二是择其于今世有用的言论发扬之。梁启超又把孔子的言论分作三大类：“其一言天人相与之际，所谓性与天道，采明儒竭方以钻仰者也，以近世通行语指之，可谓为属于哲学范围；其二言治国平天下之大法，非惟博论其原理而已，而推演为无数之节文礼仪制度，以近世通行语指之，可谓为属于政治学、社会学之范围；其三言各人立身处世之道，教以所以为人者与所以待人者，以近世通行语指之，可谓为属于伦理学、道德学、教育学之范围。”(82)这里梁启超不是把孔子看成至高无上的大圣人，而是把孔子看作是一个具有渊博学问的学者，与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长任内，指出儒家经学实为文、史、哲、文字几个方面的内容，大致相同。这是一般资产阶级学者评价孔子学说的观点。
当时一批复古主义者和受封建遗毒最深的人，认为社会风气的败坏，是由于新学的传播，梁启超却说：“然则今日曷为以风俗特坏闻？曰特坏者，惟吾曹号称士大夫者流耳，盖日日太息于人心风俗败坏之人，即败坏人心风俗之主动者也。”又说：“中国近年风气之坏，坏于佻浅不完之新学说者，不过十之二三，坏于积重难返之旧空气者，实什而七八。”(83)进而解释“清廷曷为以骛新而得亡？正以其本不改新，而徒以大势所迫勉趋于新，虽勉趋于新，而于新之性质新之价值，实未有所了解，常以恋旧之精神牵制于其间，故新与旧之功用两相消，进退失据而一败涂地也”。梁启超这些论点，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思想文化的观点，也是折衷主义的观点，所以他在较多地批评了旧派以后，马上又回过头来说：“复古论虽曰可议，然以药数年来骛新太过之病，安见其不可！”(84)这就是他主张新，而他自己又“常以恋旧之精神牵制于其间”的证明。
（五）
梁启超曾概述近代中国进化的过程说：“在第二期（按指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时（按指“五四”及以后），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85)时代流转得快，改良派也掉队得快，事实上他们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掉了队，不过到五四时期，他们与时代的距离已愈远，而康有为更成了僵硬的化石，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面目也暴露得更为深刻了。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标示中国社会在向着崭新的道路转变。梁启超这时正在大战后的欧洲游历，心灵上也在起着急剧的变化。他在到达欧洲后与仲弟书说：“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书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况，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86)然而梁启超却是向着和中国社会相反的方向变。
梁启超在欧游的一年中，他的思想究竟有过些什么变化？在其《欧游心影录》中首先反映出来的，是大战后欧洲各国的生计和财政的破产。他写道：“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美尽善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老倌，也一个个像我们一般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头来。”(87)其次一个重要的反映，是震惊了《科学万能的梦》。他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之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88)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梁启超，是拜西方资产阶级为老师的，对那里的科学物质文明是无限歆羡的。然而战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呈现于梁启超眼帘的，却是这样一幅凄惨的图画，听到的又是盈耳的悲观论调。西方的资产阶级先生们竟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要“关起大门老等”，等着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他们。梁启超本来是一个亦中亦西的过渡时代人物，现在听到这些话，增加了他对东方文明的虚骄心。因为他所崇拜的“泰西思想界”，现在感到依然是“混沌过渡时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先生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图个东西调和”。梁启超情不自禁地说：“这种大业，只怕要靠我们才得完成哩！”(89)
梁启超这个中西调和论者，本来是要求在中国图个中西调和，现在“西洋学者”既然“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那么“东学”也就有资格“西渐”了。他说：“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所以他想“图个心物调和”。(90)他的“心物调和”的主张，是中西调和论的深化。同时梁启超认为要发扬中国的文化，非借西方文化发展的途径不可，因为“西方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从前的中国人，哪一个不读孔夫子，哪一个不读李太白，为甚么没有人得着他的好处呢”？所以他主张：“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91)上述中西文化化合的论点，也仍是从中西调和论出发的，这一论点反映了中国的不成熟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梁启超当时虽然大叫科学物质文明破产，可是他对西方的科学物质文明并没有失去信心。当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大谈科学破产的时候，加了一则“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92)这个“读者切勿误会”至关重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抨击了孔子的学说，那就是“打倒孔家店”。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巨潮面前，梁启超似乎没有明显地表示站在反孔还是尊孔的一边。一九二〇年，他写了《孔子》一书，一看这书的安排，就知其以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在整理孔子学说，就其内容来看，基本上也是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去评价孔子的。如说：“孔子主张调和，不主张排斥，因为他立在中间，看见那两极端所说，都含有一面真理，所以不肯排斥他。墨子便不然，他立在这一个极端，认为真理，觉得那一个极端是真理的反面，非排斥不可，所以他的书中，非甚么非甚么的篇名，有许多出来。孔子是最尊重思想自由的人，他的书里头从没有一句排除异己的话。”(93)又说：“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言夫理想，老子近唯心，墨子近唯物，孔子则折衷也；言夫作用，老子任自然，墨子尊人为，孔子则折衷也。”(94)孔子是古代的学问家，孔子是一个调和主义者，孔子是一个尊重思想自由的人。这个孔子显然已不是原来的孔子，而是带有自由色彩的资产阶级眼中的孔子了，在一定程度内，这个孔子也就是梁启超的化身。
梁启超所作《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的残存稿，对孔子是极端崇拜的，说：“吾将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诚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尽孔子。教主感化所及，限于其信徒，而孔子则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举中国人，虽未尝一读孔子之书者，而皆在孔子范围中也。”(95)把孔子捧为教主，甚至比教主还要广大，这全是康有为的观点，早年的梁启超是跟着康有为走的，但是“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仪，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96)。确实，梁启超此后就没有尊孔子为教主的文字了。《世界伟人传第一编——孔子》，在《饮冰室合集》中，虽然刊于一九二〇年写的《孔子》一书后，不独和上述主张矛盾，而且文字的风格与梁启超同时期的著作很不一样，提法也与《孔子》一书不相同，我以为这是梁启超早年的稿子，以其系残存稿，又属同一类著作，故附于《孔子》一书之后。
但是，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对孔子，对儒家思想，对东方文明，确实有所强调了。一九二三年，他在《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的书启中说：“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他这样夸张儒家的人生哲学，正以为它是可以挽救西方科学物质文明之弊的。进而又说：“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收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97)新中国的创造，既要求之于“内发的心力”，那么“内发的心力”具有造物主的功能。这是梁启超的“理论者实事之母”的唯心论观点的发展，也和柏格森的“自由意志”说是近亲。梁启超对柏格森是极为心折的。他在欧游期间与仲弟书说，“法国方面之名士”，“已见者殆十之七八”，这些人中他“最得意者有二，其一为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其二为三国协商主动人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二人皆为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一见皆成良友，最足快也”。书中还说：“他日复返法（按：信是由法抵英后写的），尚拟请柏格森专为我讲授哲学。”(98)柏格森是那时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敌人。梁启超和他接触，无疑会得到他的唯意志论的熏陶的。
一九二三年的科玄论战，是一场唯心论对唯心论的争吵，所不同者，一派以科学为幌子，他们是一批带有浓厚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派视玄学为真理，他们是一批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梁启超基本上是属于后者。他认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99)（张君劢认为凡人生问题都不能用科学解决）。所谓“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这种极端的神秘主义，是想把人们的感情带到永远无法理解的太虚幻境。梁启超还引证：“程婴、杵臼代人抚孤，抚成了还要死；田横岛上五百人，死得半个也不剩。”他认为这等举动，只是感情的冲动或“情急起来”的表现，“若用理智解剖起来，都是很不合理的”。(100)这样，历史上那些“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志士，包括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也都是不可理解的了。事实上这种人有着“见义勇为”的崇高感情，同时也是有高度理智的。梁启超却把理智和感情完全对立起来，是对正义的曲解，是害怕流血革命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梁启超以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反对民主革命，当中国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梁启超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反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早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年代里，梁启超就在咒骂社会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他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麦喀谓田主及资本家皆盗也”，如“夺其田而有之”，“则国家其无奈先盗矣乎”！大战后，他游历欧洲，看出“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矛盾，震惊于“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101)这些话说对了，表明梁启超有高度的政治警觉。他怀着十分恐怖的心情说：“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102)随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恶毒的攻击，谓“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103)？如果只从字面上看，以孔孟程朱代表封建主义，以易卜生代表资本主义，以马克思代表社会主义，那么梁启超在这里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了。事实上不是这样，他是以孔孟程朱和易卜生作陪衬，采取资产阶级的自由态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深入开展，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曙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都奔走相告，惊呼“过激派来了”，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拿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武器，一齐向马克思主义运动猖狂进攻。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之一。梁启超是这个流派的参加者，他认为欧美倡导社会主义革命，“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这就是不承认中国社会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既无对立的阶级，又那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中国的产业终有发展之一日，“将来浡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唯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矫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104)。这全是拾取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政策，企图以恩赐来麻痹工人阶级，从而达到劳资协调、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这是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运用。
梁启超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民主革命，尤为仇恨。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时候，他惶恐地说：“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是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望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传，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105)梁启超赞同“打倒万恶的军阀”，因为军阀实在残民太甚，但他最终还是要为“多数人自由”（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不惜和共产党人、工人、农民一拼。反映在梁启超身上的，毕竟是一种软弱的、没落的阶级感情，他害怕为革命的高潮席卷而去，一则筹款“存入花旗银行”，以作“维持生活之用”；再则准备迁居租界，或避地国外。显然，这个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梁启超，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已走投无路。
论者谓梁启超不但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106)，由此证明梁启超是一个十足的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衫先生”。其实梁启超这个时候不仅希望有“浡兴之资本家”来完成“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并极力主张“利用外资来发达自己富源”，并说“美国和日本就是最好的前例”。(107)同时期内，他类此发展资本主义、开发富源的话，还有不少。他对资本主义的文化也是始终向往的，不仅在他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书，从治学方法到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体系，而且他也要他的儿女们饱受欧美资本主义教育的熏陶。当他的孩子将取道欧洲回国的时候，他急忙写信去说：“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路回来，因为野蛮残破的俄国，没有什么可看，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种种意外危险……我替你们打算，到美国复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108)你看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苏俄是那样不感兴趣，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都是这样向往！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梁启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立场上，一直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革命，所以他晚年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革命人民越发背道而驰了。
（六）
梁启超的思想体系，就其政治主张来说，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他从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而开明专制，而虚君共和，到辛亥革命后，他竟自称为“有功”于民主共和，居然成了民主共和的“拥护者”。然而这些变化是表象，他的开明专制是君主立宪的准备，他的虚君共和是君主立宪的别称，归根到底都是反对民主共和的。清朝推翻了，他就以赞同共和的名义想在军阀的统治下实现改良政策，实际上是做了军阀的羽翼。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曾在近代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然而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而且历史规定了它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就成了反对革命的思潮，革命愈深入发展，这种思潮也就表现得愈加混浊。体现在梁启超身上的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在向西方学习和传播西学中，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旧学进行了抨击，他自称是“新思想界之陈涉”。但是梁启超是一个主张中西文化融合的折衷主义者，想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杂糅起来，以达到为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目的。同时他在文化上的折衷主义，虽然反对了旧的，但对旧学仍是采取保留的态度，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模式。
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就认为：“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109)他到日本不久，即在大同学校教中国史，晚年教学和著书，主要也是搞史学，所以作为学问家的梁启超，也只是在史学方面有些成绩，特别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建立了一个体系。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始终是唯心论的。他在维新运动中即非常强调智慧的作用，这一点，在反对愚昧、反对闭塞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他错误地把智慧、学术、理论作为事物发展的决定力量。他自己却标榜既不赞同唯心，也不赞同唯物，而主张心物调和。事实上否定唯心和唯物的对立斗争，也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梁启超并进而主张：“创造新中国”，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主”，“感情是生活的原动力”，认为“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110)这就是以“自由意志”的主观论证代替了客观事物的因果律。
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改良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的折衷主义，和其哲学思想上的心物调和主义，是互相联结的，都是植根于唯心主义土壤的。所以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必然导向反动。如果说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些折衷、调和的色彩，那么，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再也不是什么折衷和调和，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人民的对立面了。
注：此文原为《论梁启超的思想》，发表时分上下两篇，上篇题为《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十九日；下篇题为《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载《文汇报》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这里仍恢复原题为一篇，语句略有修改。记得当年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说梁启超思想变化的表征虽然，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有的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戊戌政变后的梁启超，已无改良主义思想之可言，只是全然的反动。因此，我连日赶写此论。由于当时的思潮和认识，语多苛求，辩证思维较少，对梁启超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也未能给予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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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6页。以下简称《文集》或《专集》。
(2) 梁启超：《三十自述》，《文集》第11册，第16页。
(3) 梁启超：《三十自述》，《文集》第11册，第16页。
(4) 同上书，第17页。
(5) 梁启超：《变法通议》，《文集》第1册，第8页。
(6) 梁启超：《变法通议》，《文集》第1册，第3页。
(7) 同上书，第19页。
(8)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文集》第1册，第126页。
(9) 梁启超：《变法通议》，《文集》第1册，第19页。
(10) 同上书，第5页。
(11) 同上书，第128页。
(12) 梁启超：《说群序》，《文集》第2册，第4页。
(13)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文集》第3册，第43页。
(14)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文集》第2册，第52页。
(15)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第2册，第7页。
(16)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文集》第2册，第36页。
(17)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第2册，第7页。
(18)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文集》第2册，第7页。
(19) 梁启超：《变法通议》，《文集》第1册，第80页。
(20) 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文集》第3册，第41页。
(21) 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文集》第3册，第61页。
(22) 梁启超：《新学伪经考叙》，《文集》第2册，第62页。
(23)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文集》第3册，第55—56页。
(2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第34册，第63页。
(25) 梁启超：《三十自述》，《文集》第11册，第18页。
(26)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文集》第6册，第110页。
(27) 梁启超：《新民议》，《文集》第7册，第104页。
(28) 梁启超：《新民议》，《文集》第7册，第104页。
(29) 梁启超：《自由书》，《专集》第2册，第15页。
(30) 梁启超：《康南海先生传》，《文集》第6册，第63页。
(31) 梁启超：《瓜分危言》，《文集》第4册，第30页。
(32) 同上书，第32页。
(33)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文集》第5册，第12页。
(34)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年谱》）第3册，第252页。
(35) 《专集》第4册，第12—13页。
(36) 同上书，第17页。
(37) 同上书，第23页。
(38) 同上书，第108页。
(39) 梁启超：《自由书》，《专集》第2册，第25页。
(40) 《年谱》第3册，第266页。
(41)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文集》第9册，第56—59页。
(42) 《年谱》第3册，第303页。
(4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第34册，第63页。
(44) 梁启超：《新民说》，《专集》第4册，第7页。
(45) 《年谱》第3册，第312页。
(4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第34册，第63页。
(47) 《年谱》第3册，第326页。
(48)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126页。
(49) 《年谱》第3册，第324页。
(50) 《年谱》第3册，第341页。
(51) 《年谱》第4册，第351页。
(52) 同上书，第349、162页。
(53) 同上书，第354页。
(54) 同上书，第358—360页。
(55)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文集》第17册，第15页。
(56) 同上书，第22页。
(57) 同上书，第60页。
(58) 同上书，第65页。
(59)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文集》第19册，第11页。
(60)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文集》第17册，第36—37页。
(61) 同上书，第59页。
(62) 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文集》第18册，第63页。
(63) 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文集》第19册，第59页。
(64) 《年谱》第4册，第403页。
(65)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文集》第17册，第75页。
(6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文集》第19册，第36页。
(67) 梁启超：《政闻社宣言书》，《文集》第20册，第28页。
(68) 《年谱》第6册，第555—556页。
(69) 梁启超：《文集》第27册，第46页。
(70) 《年谱》第6册，第594页。
(71) 《年谱》第6册，第599页。
(72) 同上书，第603页。
(73) 同上书，第604页。
(74) 同上书，第621页。
(75) 同上书，第660—661页。
(76) 《年谱》第6册，第666—667页。
(77) 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文集》第39册，第88页。
(78) 梁启超：《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文集》第30册，第57页。
(79) 《年谱》第7册，第729—731页。
(80) 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文集》第34册，第8页。
(81)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专集》第33册，第91页。
(82) 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文集》第33册，第63页。
(83) 梁启超：《复古思潮评议》，《文集》第33册，第70页。
(84) 同上书，第74页。
(85)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文集》第39册，第45页。
(86) 《年谱》第9册，第898页。
(8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专集》第23册，第3—4页。
(88) 同上书，第12页。
(89)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专集》第23册，第27—28页。
(90) 同上书，第36页。
(91) 同上书，第37页。
(92) 同上书，第12页，自注。
(93) 梁启超：《孔子》，《专集》第36册，第56页。
(94) 梁启超：《老孔墨以后学术概观》，《专集》第40册，第1页。
(95) 同上书，第65页。
(9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专集》第34册，第63页。
(97) 《年谱》第10册，第1017—1018页。
(98) 《年谱》第9册，第899—900页。
(99)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文集》第40册，第23页。
(100)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文集》第40册，第26页。
(10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专集》第23册，第7—8页。
(102) 同上书，第20页。
(103) 同上书，第27页。
(104) 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文集》第36册，第1—9页。
(105) 《年谱》第12册，第1149页。
(106) 《年谱》第12册，第1175页。
(107) 梁启超：《国产之保护及奖励》，《文集》第43册，第96页。
(108) 《年谱》第12册，第1215—1216页。
(109)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文集》第2册，第59—60页。
(1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专集》第73册，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