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么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像《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1)。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〇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2)。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樾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一
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年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放出的花朵，特别是甲午战后，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要求改变当时的政治现状，以资产阶级的民权、民主政治来代替麻木不仁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开辟广阔的道路。他这种思想的历史关系，一面是十七世纪王船山、黄梨洲的民主启蒙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一面也由于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社会思想的外铄。
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奋斗目标，即“抑君权，伸民权”，具体的意见，就是改变君主专制，实行所谓“君民共主”的议院政治。因为他们认为“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3)。用谭嗣同的话来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谭嗣同全集》，页五四，以下均只简注页数）二千年来“秦政”的结果，造成“君权日盛，民权日衰，遂乃绝地天通”（页三二三）。所以谭嗣同在《仁学》内首举“仁以通为第一义”，如何使上下壅塞至上下相通呢？改良派的办法，即在“君权与民权相合”（梁启超语），或者主张“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使“上下之势不相悬隔”(4)而已。谭嗣同虽然也说过：“即不能兴民权，亦当畀绅耆议事之权……夫苟有绅权，即不必有议院之名，已有议院之实矣。”（页三〇七）论者责怪他仍在支持封建势力，而所谓“伸民权”实际不过是伸“绅权”罢了。但这只能说明是他解决上下不通的渐进论调，他的终极目的是“通之象为平等”，更殷殷寄意于“共举”“共废”的民主政治。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页五六）这种类似法国革命先导——卢梭“民约论”的思想，在谭嗣同的论著中不止一处谈到，显然是他比较成熟的论点。梁启超说：“彼辈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而理想多与暗合。”(5)那时谭嗣同虽然不知道卢梭其人、《民约论》其书，但不等于说没有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仁学》二十七界说中就这样提道：“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无疑谭嗣同是已经注意和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学说。同时他在一八九四年《报贝元徵书》说：“西书物类宗衍中有争自存宜遗种之说，谓万物必争而后仅得自存，以绵延其种类也。”（页四一四）这就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论点，而严复译的《天演论》至一八九六年才脱稿，略为说到“天演”原理的《原强》一文，也是在一八九五年写的。这说明西方的学说，在那时的中国虽然尚无译本，也已片段地传播了过来。当然由古史“尧舜禅让”的传说，加上他们耳食的一些民主概念，不是不可能导致类似“民约论”的思想的。可以举一个旁证，即一八九六年为西太后处死的太监寇连才，曾向西太后提供十条意见的末一条说：“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6)正与《仁学》所说的：“为之民主，如墨子所谓选天下之贤者，立为天子，俾人人自主”（页七六），立意相近。梁启超责怪寇连才所言“不经”，我想这倒恰恰反映了那时政治社会思想的变化，连宫廷内的太监也已波及。因此任何一种新思潮的发生，我们不从社会变化发掘它的关系，专从书本上找渊源，是本末倒置的事。
基于这种“民约论”观点，谭嗣同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康、梁那种既反对又保留的改良主义态度比起来，确有性质上的不同。因为他是摧毁性的否定君主专制。他说：“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页五一）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主讲“时务学堂”时，“艺批”上表现的民主色彩，是激进了些，这与他看过《仁学》和《天演论》两部稿本后的关系分不开。他在写给严复的信说：谭嗣同“著《仁学》三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7)。一九〇三年，革命派在上海刊行的革命读物——《黄帝魂》，节录《仁学》的部分，标题《君祸》收入，可见他的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深入人心。
纲常名教是封建制度的总秩序，也是君主专制维系的枢纽。谭嗣同既痛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页五五）。并以“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其为害，不但抑制了人们的自由活动，也摧残着人们的心灵，他说“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页六五）。谭嗣同反对纲常名教的文字，最为粗犷而大胆，而于“夫权”所带给妇女的罪恶，揭露得更为淋漓尽致，因此他主张男女平等和“可合可离”的自由婚姻，以达到男女内外通，而把妇女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重要的还不在他的大胆揭露，而是他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及朴素的辩证方法，给予纲常名教以彻底的否定，是反传统信仰的精神革命。首先由“器存则道存”的唯物论命题出发，肯定“器改变，而道安得不改变”的客观真理，这就否定了顽固派“道”永恒不变的观念，也狠狠地打击了洋务派“器可变而道不可变”的谬论。其次是提出“天理存于人欲之中”这一战斗性的伦理概念，给桎梏个性的三纲五常以沉重鞭打，为恢复人类自由意志而呼唤，所以他说“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页一六）？再其次是从“破对待”的辩证方法来否定等级制度，以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即他所说“无对待，然后平等”。
批驳维护君主专制的学术思想，是从理论上反对君主专制的重要斗争。在这个问题上，谭嗣同还不能脱出“尊孔”的窠臼。但它认为“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亦汲汲然动矣”（页五四），这样的“孔教”，然已亡于“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因此他“甚祝孔教之有路德”来革新“孔教”。可见他心目中的孔子，不是“述而不作”、拥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孔子，而是富有创造性、主张“仁通”的孔子，西报曾指出他们“用孔子的教训来辩护人民的神圣权利”(8)，颇为近似。为了要证明孔子是创制的而不是因袭的，《仁学》上举了一个有趣的事例，引用《论语》上孔子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的话，谭嗣同硬指“好古”二字是刘歆作伪加上去的，借以动摇牢不可破的尊古观念，这是康有为一派今文经学家论政的惯用手法。维新派要反对后世一味尊君的“孔学”，却不敢反对孔子的本身，乃概目后世的“孔学”，是“法后王，尊君统”的“荀学”，绝非孔子真传，所以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页五四）谭嗣同不但和康、梁一样，以今文经学的孔子来反对古文经学的孔子，而他的革命性却在大胆指出所有经学皆为过了时的东西，直言“大抵经传所有，此封建世之制，与今日事务，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必不可行”（页四六）。这里已包含着要求“质变”的合理内核，超出了一般维新派庸俗进化史观的理解。准此凡“大盗利用”和“工媚大盗”的学说，谭嗣同均予以猛烈抨击。谓“韩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邪说”，即起于“利用”和“工媚”，而且愈演愈烈，“一传而为胡安国之春秋，遂开有宋诸大儒之学派，而诸大儒亦卒不能出此牢笼，亦良可哀矣。故后世帝王极尊宋儒，取其有利于己也”（页三二二）。我们知道满洲贵族统治中国后所实施的暴力统治，虐于前代，康熙为了欺骗中国人民，又大大地提倡御用的“程朱理学”，颁发御纂的《性理精义》，并刊印《性理大全》《朱子全书》一类的书。谭嗣同称“后世君主，极尊宋儒”的话，正是针对清朝的“圣祖仁皇帝”而发，并说读宋儒的书，便是“人间地狱”。严复的《辟韩》，是从理论上反对君主专制一篇极犀利的文字，然而他仍以君主为不可弃，但“日求其与民共治而已”，与谭嗣同“共举”“共废”的思想比起来，是改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分歧。
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深入社会的思想，在谭嗣同看来，除后世“儒学”外，就是道家的主“柔静”了。他说：“乌知乎有李耳者出，言静而戒动，言柔而毁刚。”多少年来，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学子、士大夫、诸侯王、天子都学会了这一套，“言学术则曰宁静，言治术则曰安静”，以致造成一个“似忠信似廉洁一无刺无非之乡愿天下”，其目的是在“力制四万万人之动，扎其手足，涂塞其耳目”（页三七），以利于他们的“无为而治”。又以这种主“柔静”的治术，和他们侈称的“俭”为美德的社会经济思想相表里，成为“奸猾桀黠之资，悬借高位，尊齿重望，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焉”（页三九）。这样，徒使中国的政治因循苟且，成为一无生气的社会，因此他大呼要以威力、奋迅、勇敢、大无畏、大雄的气概，来廓清这些“力制四万万人之动”的精神枷锁。
康有为标示维新变法的宗旨，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梁启超主张“平满汉之界”，而提到“君权日尊”，只说“自秦迄明，垂二千年”(9)，竟不敢触到他们的本朝——清帝。谭嗣同则不然，直斥爱新觉罗氏为“贱类异种”，是“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页五五）。这里姑放下地主、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不论，而主张“满汉不分”和反对满洲贵族专制统治，是清末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分野，这种分野，不仅存在于兴中会和强学会之间，谭嗣同和康、梁之间也已存在。而谭嗣同的“鼓励排满革命”，后来梁启超也称其“词锋锐不可当”。他的“反满”思想更值得重视的，是与反对君主专制相联系的，不是狭隘的“反满”主义。他说“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之私产”，这已大大不应该；而“彼（按指满族）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页五九），摧残社会生产，更不应该。因此清朝的统治是暴君加异族，中国的民主斗争也必然是反专制与“反满”。其次是与反侵略思想相联系的，不是单纯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痛恨《马关条约》严重损失的同时，他指出清朝的“满汉之见，至今未化，故视为傥来之物，图自全而已，他非所恤”（页二八八）。更看到清朝的腐败不可救药，欧美各国“皆将借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如果“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页六〇）
谭嗣同的政治社会民主思想，归结起来：（一）反对君权，主张民权、民主政治；（二）反对维系封建制度的纲常名教和学术思想，主张解放个性、思想自由；（三）反对满洲贵族的反动落后统治，主张“华人”“自为之”。侯外庐先生说他“在政治上没有民主答案，而在社会观点上则具有直接性的答案”(10)。我以为在政治上仍是有他的“民主答案”的，如说“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页八五），不是明显的民主政治答案吗？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提供民主政治的具体内容。
二
“至少是对于近代史已被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本身解放的阶级斗争，虽然它不免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总是为了经济解放而进行的。”(11)那么谭嗣同要求政治民主的思想，事实上也是为了解除封建束缚，以达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目的。
谭嗣同在经济方面的民主要求，也和他的政治民主思想一样，有所“破”，有所“立”；但政治思想“破”多于“立”，经济思想“立”多于“破”。
第一，反对自给自足的“尚俭”经济思想。他赞同墨子的“任侠”“兼爱”，却以“尚俭非乐”的主张是“苦人”。他严斥那些说“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的保守思想，以为“俭之名立”，既“拂性之本然”，也使“货恶弃于地”。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纵欲”主义的反映，也是在破坏自足自给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为发展资本主义寻找刺激。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是“节流”的问题，而是“开源”的问题。不事“开源”、专尚“节流”的“衰世言利之臣，大率以民为圈苙中之牛豕，日夺其食，朘其脂，绝其生命，而苟焉以自救”（页九九）。因此“尚俭”和“节流”的结果，不是扩大社会生产，而是造成超经济的封建剥削更为残酷。严复说：“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重淳朴，而西人求虞。”(12)这里当然不是什么中西的区别，而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谭嗣同的反对“尚俭”“节流”和主张去俭、“开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对封建主义经济思想的斗争。
谭嗣同并从反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思想，进而揭露封建剥削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他说：“抑尝观于乡矣，千家之聚，必有所谓富室焉，左右比邻以及附近之困顿不自聊者，所仰而以为生也。乃其刻谿琐啬，弥甚于人，……以剥削贫民为务。放债则子巨于母而先取质，籴粜则阴伺其急而厚取利；扼之持之，使不得出，及其箝络久之，胥一乡皆为所吞并，遂不得不供其奴役，而入租税于一家。周礼有保富之文，富而若此，岂堪更保之耶。”（页三九——四〇）
地主阶级的“刻谿琐啬”，专“以剥削贫民为务”，乃至“一乡皆为所吞并”，这是社会不平、人我不相通的根源。因此他主张“尽改民主以行井田”（页六九），从而可以做到：“尽地利”“安土著”“均贫富”。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谭嗣同虽然没有进一步发挥“行井田”的办法，却接触到了这一根本性问题。从他的“均贫富”“尽地利”的意见来看，决不是复古，而是要求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谋出路。这一问题的提出，和他同情农民战争的态度（下文有分析）是一致的。然而没有将它和农民的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就不能成为现实的战斗武器，只能说是“平均地权”思想的发端。
第二，主张“散利于民”，发展工矿企业和商业。经济上的“开源”，是谭嗣同的指导思想，如何“开源”？他说“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页四五），并以采用机器生产为急务，谓“一人百日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一日为之有余”（页四一）。因此要以资本主义进步的生产方式代替封建的落后生产技术，就是他所期望的“开源”途径。他曾感叹地指责所谓“士”的这个阶层说：“安坐饱食，以高谈空虚无证之文与道”，而不去讲求“农工商贾之道”（页四二四）。这种呼唤，是在促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士”迅速地向资产阶级转化。过去民营工商业的所以不发展，他认为是由于封建势力的“故侵其利权，使其前跋后疐，牵制百状，力倦筋疲，末由自振”（页六四）。以此他看到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腐败不堪，竟至“一闻官字即蹙额厌恶之”，大力提倡民营企业。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主义思想者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即提出抵制外国商品的倾销，首在习“商战”。可是中国的商业终不振，外货的输入反与日俱增，谭嗣同推究其原因，以为仍是由于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阻抑。例如他说：“西人谓中国之厘金，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方欲前出，乃从而曳之，窒之，倒筑之，使不得呼吸。此商脉之所以绝，商战之所以败北，中国之所以贫且弱也。”（页一二一）
因此谭嗣同的经济民主思想，仍是在破封建主义、立资本主义，和他政治民主的要求一样。如何立资本主义？他极力鼓吹自由竞争，在《报唐佛尘书》中大大发挥了这个旨趣。为了繁荣民营工商业，不但不要“妨民之贫”，反要“鼓舞其气”，使他们“趋利若鸷禽猛兽之发”。中国要与西国争富强，“舍此无以求速效”。为要打破一切窒碍，真正实现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进而提出更有效的主张说：“创始当节目疏阔，重予人以利，而不多为否闭之法，但期风气速开，而事速以举，不问流弊如何，一于勇往直前，虽利归一二人，招致不平之怨怒，有所不恤，此欧美之所由也。”（页四四五）要求发展自由资本主义，本来是维新派共同的企求，只是谭嗣同带着为他们所不曾有的冲劲，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格。
第三，发展资本主义与“节制资本”思想的矛盾。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抱着跃登历史舞台的“雄心”。然而他们所向往的欧美资本主义，这时已是危机四伏，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小民隐受其害”，以致“工与商（按指资本家）积为深仇，而均贫富之党起矣”（页四四四）。这些状况奔集于谭嗣同的笔下，已经震撼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美梦。然而谭嗣同在这里没有退缩，作了具有历史观点的处理，以为当时的中国“贫富万无可均之理”，仍主张不要害怕“利归一二人”的去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不过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即所谓“气势已盛，守成者出”，就应“渐渐调剂其盈虚，周密其法度，过者裁抑之，不及扶掖之，始足以日臻于治理。欧美颇昧于此，均贫富之党出而警醒之，虽时时倡乱，为世诟病，实欧美之功臣也，不可少也”（页四四五）。这段话，可以说是后来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前奏，也是“民报发刊辞”中所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的初步理解。同时谭嗣同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而以“均贫富之党”有“调剂”和“裁抑”的作用，确也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较清醒的头脑。
谭嗣同由公羊三世说、小康大同递嬗的历史进化观念，以及深感贫富悬殊造成的人我相隔，他在“扶掖”自由资本和“裁抑”独占资本的现实矛盾中，他有一个崇高的信念：“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页四四四）
三
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不但后来公开反对革命，成为不光彩的保皇党。事实上早在他们带着战斗的姿态出场时，就害怕革命，阻止革命。一八九六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说：“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未定也……故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13)一八九五年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日本报纸即已刊载“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的消息(14)。而严复此时发表的《论中国分党》一文，却以孙中山的行动为“幻气游魄”，与梁启超的敌视革命如出一辙，这个问题恰恰暴露了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本质。而谭嗣同要求中国革新，又主张采取怎样的手段呢？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和改良主义者是一致的，但他认为并不是最好的途径或唯一的途径，曾用怀疑的口气说：“然则变法固可以复兴乎？曰：难能也，大势之已散也。然苟变法，犹可以开风气，育人才，备他日偏安割据之用，留黄种之民于一线耳。”（页二九〇）并以西国的“民党”兴起，即其“治化日进之凭据”。梁启超以革命为下策，谭嗣同却以变法为下策，两相对照，显然有性质上的区别。
“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易经》上的这两句话，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派所经常引用，而谭嗣同却较早地从故纸堆中找出了这种有利于斗争的辞句，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他在引用上述辞句又加以阐释说：“至谓汤武未尽善者，自指家天下者言之，非谓其不当诛独夫也。”（页六一）他的意思不是够明白了的吗？汤武革了前朝的命，诛戮那些残民以逞的“独夫”——桀、纣，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实行“公天下”的民主政治，则“未尽善”，因此他说“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基于这种认识，他更向往法国革命，以法国由君主“改民主”，那种“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愤”的雄伟气概，是值得效法的。改良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俄国的彼得变政，进而推崇的也不过是英国的君主立宪，而谭嗣同所憧憬的却是他们害怕的法国革命。
对待农民战争的态度如何，是区分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康、梁等人的要求维新变法，一面是想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一面却是为了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所以康有为害怕“陈涉辍耕于陇上”和“金田之役复起矣”；梁启超害怕“教匪会匪，蔓延九洲，伺隙而动”。谭嗣同怎样呢？他不但怀念“金田之役”，对“教匪会匪”也深表赞同，一则说“洪杨之徒，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页六二）。他以为即或如有些人所说洪杨的“谋反”为“有罪”，那也是反对“君官”的“公罪”。再则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页三二六）这段访问记，有力地辩驳了地主阶级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一向对太平天国的诬蔑，它不止纠正了错误的史事记载，也是革命感情的交流。三则以“英人助中国荡平洪杨”，是断送中国“整顿政纪”“焕然一新”的机会，否则中国不至如此“因循不振”，所以“湘军助纣（按指清政府）为虐之罪，英人且分任之矣”（页六二）。这是对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镇压革命的初步认识。和一九〇〇年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时所指出的：“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英国假戈登于满清政府，已败坏我等志向”，也“窒吾等之进步”(15)，有一致的理解。本来当时的维新派对太平天国没有不恶声相加的，谭嗣同却与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估价接近，这种友好的态度，并非偶然，恰是与封建专制统治的清政府对抗、寻找革命同盟军的表现。
谭嗣同生于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一八六五），到他参加维新政治活动、写作《仁学》时，太平天国失败已三十余年，这一革命风暴已成历史陈迹，在他眼前所呈现的农民战斗力量是“会党”。他对这一力量所表现的态度怎样呢？除了以为“会匪之兴，亦兵勇之互相联结，互相扶助，以同患难耳”；更进而指出集会结社是“生人之公理不可无也”，清政府却“不许其公”。（页六四）这是以集社结会自由的思想反对禁止“会党”的专制政治。他在一八九六年至北京时，曾热情地去天津访问“几遍直隶”的“在理教”，而且加入了“在理教”。他给他的老师欧阳瓣姜的信说：
此次在京，极力考求在理教，宛转觅得其书，乃刺取佛教、回教、耶苏教之浅者而为之。然别有口传秘诀，誓不与外人说，仍无由求之。不得已至拜一师，始得其传，则亦道家炼气口诀而已，非有他不善也。赖有灵魂轮回果报之说，愚夫妇辄易听从。又严断烟酒，亦能为穷民省却许多闲钱（三二七——三二八）。
这次友好访问，不能看作好奇心的驱使，而是为“冲决网罗”寻找群众力量的具体行动。谭嗣同的好友，戊戌政变后参加兴中会活动的秦力山，曾北上联络义和团，正是这种行动的继续。所以谭嗣同感慨地说：“今即求如李自成、张献忠，尚能跳梁中原十数年者，何可得哉！”（页二九〇）又说：“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页六一）这些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历史的寄慨，而是带着丰富感情的现实追求。
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思想，都出现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也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与革命者的促使矛盾激化以解决矛盾的途径截然不同。谭嗣同的敢于揭露现状、正视矛盾，不同意那种补苴罅漏、弥缝蚁穴的做法，以为矛盾的激化是政治社会革新的机缘。他说：“世乱不极，亦末由拨乱反之正。故审其国之终不治也，则莫若速使其乱，犹冀万一能治之者也。”（页七三）他谈到太平天国革命，同意那些所谓“有识之士”的看法：当日不若纵其大乱，中国还有改革的希望，不至让清政府的罪恶统治继续下去。这一论点，不惟是“物极必反”朴素辩证观念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否定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改良途径。革命党人詹大悲，发表于辛亥革命前夜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一文，给“武昌起义”发生了点火作用。正是这种有利于革命的论点的发扬。
为了与封建恶魔作斗争，谭嗣同推重“任侠”为“仁”的一端，谓“若其机无可乘”——没有掀起巨大政治改革运动的机会，“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页六一）。且以日本的“变法自强”，由其习尚“带剑行游”“悲歌叱咤”的侠气，得以“鼓更化之机”。他的“燕市臂交屠狗辈”（页四七五），世传他从大刀王五（正谊），通臂猿胡七（致廷）学技击剑术，正是“任侠”思想赋予的实际行动。无疑他的“任侠”思想，对反抗封建恶势力，仍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他说“杀固恶，而仅行杀杀人者，杀亦善也。”（页一六）后来流行的革命暗杀，与谭嗣同的提倡“任侠”是一脉相通的。
谭嗣同生活于中国的宗法社会中，耳目所接触的，是“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考据词章之网罗”，在顽强地阻挡新的潮流，扼杀新的生机。如果要改变这种现状，他以为只有“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页三〇三）。谭嗣同这种叛逆性格和勇敢无畏，是维新派绅士闻而咋舌的，而民主革命派却从这里得到了鼓舞和勇气。
由上述情形看，谭嗣同的思想，确实具有鲜明的革命主张和要求，他是改良派的异端，他死后六十年给予思想界的浸润，也是在于他的勇猛反抗的叛逆性格。马克思说：“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精神，然而他的诞生是曾经需要过英勇行为、自我牺牲、恐怖手段、内战以及民族斗争的。”(16)谭嗣同就是在这些方面努力过而有积极表现的人。
四
谭嗣同要求“改民主”的激进主张，是他的思想体系中富有战斗性的内容，而他的政治实践，却只是为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路线而积极活动，没有向革命迈进一大步。同时他的思想固然有光辉的革命一面，却只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伸张。这种思想和实践间、思想和思想间所表现的改良与革命的矛盾，与他的唯物论哲学思想和形而上学的矛盾是分不开的。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是他个人的出处与他所代表的阶级基础，正处于转化、发展所产生的矛盾的反映。
谭嗣同是一个巡抚的公子，生活于士大夫阶层的圈子里，饱受封建教育的熏陶。“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页一五四），恰是这种教养的写照。所以他在少时，还是“随波逐流，弹诋西学，与友人争辩，常至失欢”。这里固然说明旧势力对他的包围，却也可以看出新的力量在向他召唤。经甲午战争的大震动，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他所说“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行并其所悔者悔矣，由是自名壮飞”（页二〇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谭嗣同，在社会阶级分化和新旧矛盾的酝酿、发展中，他吸收了“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向地主阶级的传统学问举起了叛旗。无疑时代的跃进和中西文化的冲突，是当时思想界激变的源泉。然而谭嗣同个人的境遇，也是导引他走出家族、献身社会的因素，即《仁学自叙》提到的：“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加上他的往来南北各省，“考察风土，结交豪杰”，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了解日多。客观现实的刺激，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可是旧的实际，又会束缚人们思想的驰骋。谭嗣同在一定程度内打破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束缚，倾心陈涉、李自成、洪秀全等人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情“会党”，拜师“在理教”。可是并不是与他们共命运，他的教养和农民之间究竟存在着实际上的距离。当时的维新派，都主张变科举、立学校为下手处，谭嗣同也不例外，他说“变学校允为正人心之始基”，是维新变法的要图。事实上维新派的重要活动——开学会、立学堂，与广大农民的利益并无直接关系，欧阳中鹄曾函告谭嗣同说：“若辈（按指农民）全不解所谓，抗而不从。”(17)虽然谭嗣同一再痛诋“孔子庙”是“一势利场”，农夫野老皆被排斥于“门墙之外”，想改革“孔教”成为与群众有密切关系的“主义”。然而前者是实际的活动，后者却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口惠”。
谭嗣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要求，是想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但他毕竟是新生的事物，就有冲破旧樊篱争取崛兴的要求。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物质基础，代表这个阶级企图爬上政治舞台的维新派，还是一批刚从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在旧势力的包围下，他们要求冲击和战斗，谭嗣同在这一方面表现最为出色。但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出发，通过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改变地主阶级面临的末路，投向资产阶级的新天地，对他们更有利。他号召“大富则设大厂，中富附焉，或别为分厂。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页四〇——四一）。因此要求冲击和不破坏旧基础这种客观矛盾，具体地反映在谭嗣同的身上，就成为民主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活动的年代，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潮流早成过去，伴随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来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正在有力地冲击着他们那种“永恒世界”的美梦，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潮，早已抛弃和糟蹋了原先提出来的民主要求，完全不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谛，而是反对工人运动、缓和社会矛盾等各种形式的改良主义思想。因此谭嗣同所要学习的西方是早期资本主义的西方，而眼前的西方却是“均贫富之党起矣”的西方，给新生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了困惑。也就是说他们已处于“勇往直前”和“均贫富之党起矣”的矛盾中。
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是新旧斗争的主流，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也开始活动，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和康有为倡开的强学会几乎是同时出现。就个人出处的关系来说，孙中山比谭嗣同少一岁，同是在甲午战争开始搞革新政治活动的。那么为什么一个从早年带有浓厚的改良愿望迅速地跨上了革命的广途？为什么另一个有革命的愿望却只作了改良主义的殉道者？除了两人的阶级出身和所受教育不同外，有着更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那就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一开始就有两种来源：一种是由小作坊主小商人改用机器生产或经营小规模企业来的；一种是由地主、富商投资新式企业来的。由于这种歧异，他们革新政治的要求虽同，而采取的途径却是革命与改良两条路线的不同。同时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两种成功的形式：即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一八六八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反映于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斗争上，前者以兴中会为代表，后者以强学会——保国会为代表。谭嗣同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强学会——保国会的系统分不开，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感情又更接近兴中会，这是维新派人物中的歧异。谭嗣同既因本阶级带来的局限性，而又只活动于变法气氛高涨的湖南、上海及北京间，接触的人也只有康有为、梁启超、夏穗卿、汪康年、欧阳中鹄等一批主张变法的人。这时兴中会的活动，又限于海南一隅，在新旧斗争中，它还未成为主力，甚至政变后的短期内，仍没有改变这种形势。“不乐小成”的谭嗣同，也就不能不为颇有声势的维新派所动，能变法总比不变法好，“苟变法，犹可以开风气，育人才”。所以后来革命党人的《洞庭波》杂志所载《二十世纪之湖南》一文说：“此君子所以为受人愚弄之谭（嗣同）唐（才常）惜。”
谭嗣同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大胆而努力地想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为“冲决网罗”的理论依据，《仁学》就是这样的结晶，但他并没有来得及为民主主义建立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即为变法而牺牲。后来梁启超回顾这时的思想界说，他们“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的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已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18)。谭嗣同曾贪婪地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尽购当时的译书，他从傅兰雅那里看到的动植物化石和爱克司光，亟为称赏，但他也相信上帝的使者傅兰雅的谎言，说西国“更有新法，能测知人脑气筋，绘其人此时心中所思为何事，由是即可测知其所梦为何梦，由是即可以器造梦，即照器而梦焉”（页三一七），这里表现多么的幼稚，将骗术当作科学。加上他受佛教的影响甚深，以致常将自己引入了迷宫。因此他的哲学思想既有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矛盾，而政治社会思想也常陷入改良与革命的纷扰。
“不生不灭，仁之体”，是《仁学》二十七界说命题之一，说明物质世界有运动没有生灭。他将这一命题用来观察历史社会，构成富有朝气的“不主故常而日新”的思想内容，从而反对尊古守旧，主张“革去故，鼎取新”。“日新”为公理说，本来是维新派主张变法的指导思想，谭嗣同没有从这里划清改良与革命的界线，仍只引申为改良政治的论据，认为政治社会“但有变易，复何存亡”！且又乞灵于“古代的神圣”说，“孔子之论礼，谓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故礼有不得，与民变革损益而已”（页二三），大为保留旧传统张目。又如在前面已经谈到的“破对待”，对从这一辩证思维来认识客观事物，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为要求自由、平等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可是将久暂、长短、大小、多寡一概看作是相对的，连真幻也是相对的，“何幻非真，何真非幻”（页三二），就模糊了客观真理。怎样“破对待”呢？是“以参伍错综其对待”来消失“对待”，主张“暂者绵之永，短者引之长，涣者统之萃，绝者续之亘，有数者浑之而无数，有迹者沟之而无迹，有间者强之而无间，有等级者通之而无等级”（页二九）。这样就取消了事物对立面的斗争，归结为“平等”只是“致一之谓”。从民主主义的理论前提又落到了改良主义的实质。他在《报贝元徵书》叙述自己思想的矛盾说:“性急则欲速，欲速则踖等，欲速踖等，则终无所得。不得已又顾之它，又无所得，则又它顾，且失且徙，益徙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纷自扰而无底止也。”“踖等”和“循序”的迁徙，正是革命和改良两种思想的“纷扰”。
谭嗣同为维新变法而英勇就义，然而他的死不是鼓励了改良道路的继续，而是宣告改良的无望，且为民主革命发出了信号。就在他就义的当时，《字林西报周刊》带着惊惧的笔调警告清政府说:“广西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在叛徒的手中，而其发生似乎为全国各地所欢迎……四川土匪余蛮子的声势，正日益壮大。湖南，由于谭嗣同的被杀，也有反抗的情绪。”(19)事实证明：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作了民主革命的先驱，他的鲜血也灌溉了民主革命的果实。
（一九五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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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258页。
(2) 皮名振：《皮鹿门年谱》。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8页。
(4) 严复：《原强》，《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8页。
(6)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8页。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0页。
(8)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92页。
(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8页。
(10)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759页。
(11)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393页。
(12) 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1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0页。
(14)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15) 陈春生：《庚子惠州起义记》，见《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224页。
(17)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600页。
(1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1页。
(19)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89—4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