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个和中国近代政治活动极有关系的人，也是一个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极有影响的人。谁都知道，近代中国社会，变化极大，充满了阶级斗争。梁启超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里，他又是一个“流质多变”的人，他自己常常说“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也就反映了他那种多变的性格。然而早年即由地主阶级青年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转化的梁启超，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等重大历史时期，他由维新派而保皇党而立宪派而民主党而进步党而研究系而学者而社会名流，变幻的表象虽多，却有一个不变的实质在，那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正因为梁启超是一个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他的身上，也就必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阶级色彩。
（一）
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梁启超，早年就学于广州学海堂，便决志弃帖括，但“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1)。一八八九年，他去北京考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2)。这是他洞穿旧学的墙壁向世界窥探新学的开始，其他维新人物，也都是这样开始向海外寻求知识的。一八九〇年，梁启超从康有为学，康“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3)。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梁启超一由舍弃帖括而研训诂词章，再由摧陷训诂词章而窥西学。一开始就显出了他的多变，然而这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变，向上的变，是人们欢迎的变。
一八九四年，梁启超离开万木草堂，去北京应试，“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翌年，他为“公车上书”而奔走，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不久又担任维新组织强学会的书记。“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著作之志。”(4)这时梁启超才二十二足岁。一八九六年，梁启超去上海主编《时务报》，随后又去湖南主讲“时务学堂”。在这几年中，他奔走于北京、上海、湖南等地，不仅看了一些译书，也结识了许多维新人物，也参加和组织了一系列的维新活动，对维新变法的宣传表现了惊人的才能。他先后写了《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说群》《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论著。这些论著的主题思想，是反对守旧，主张维新，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对政治和经济的强烈要求。
十九世纪后期的维新人物，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主张变，认为只有变才能挽救当时的民族危机。拿梁启超的话来说，叫作“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5)。他认为形势逼人，非变不可，否则“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这种“变之权让诸人”的变，就是亡国。可见关心民族安危的爱国思想，是推动梁启超要求变法主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担忧“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6)，害怕人民力量的兴起。
向西方学习，是维新变法的重要途径，梁启超所作的《西学书目表》及其序例和后序，就是对这个方向性问题进行宣传的文字。他说：“古人所患者，离乎夷狄，而未合乎中国；今之所患者，离乎中国，而未合乎夷狄。”(7)指出了古今形势的不同，当时的中国不能不“合乎夷狄”，因为这个夷狄是比中国封建主义远为进步的西方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什么？他指出那些“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的人，“上之可以为洋行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不是学习西方的正办，他所要学习的，是“西学格致之精微”，是“西政富强之本末”。(8)他的态度是：“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9)换言之，就是中西糅合，新旧并陈。然而这种积极要求吸取西学的态度，毕竟在一定程度内是对封建文化的否定。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重要政治主张，是抑君权，兴民权。他认为自秦以至当时，“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10)，而“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1)。要使中国转弱为强，就在于兴民权。和其兴民权的主张相表里的，是他的“以群为体”的主张。他认为“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以独术与独术相遇，犹可以自存，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也。彼泰西群术之善，直百年以来焉耳”(12)。那么梁启超所谓的“群”是什么？他在《论学会》一文中指出：“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这个“群”，显然是资产阶级群，可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群，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13)。可见这种绅，已不是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
作为梁启超维新变法主张的理论依据的，也和维新派其他人物一样，是其进化论观念。他说：“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暗；新则洁，旧则败，天之理也。”(14)这种新旧对比，对新的欢呼，对旧的鄙弃是从进化观念出发的，它反映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人们的向上要求。进而他把“三世六则”规定为人类进化的程序说：“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15)他的三世进化说，出自康有为，但他比康有为说得明白些。更以为“中国旧论每崇古而贱今，西人则不然，以谓愈上古则愈野蛮，愈挽近则愈文明，此实孔子三世之大义也”(16)。把公羊三世说和西方的进化论巧妙地冶于一炉，这是经今文派向西方学习的杰作。
三世进化说打击了“今不如古”的陈腐观念，为“革故鼎新”的变法运动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但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进化论思想，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观点。梁启超说：“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踖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17)又说：“三世之例，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义主渐进。”(18)这种“义主渐进”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运用到现实政治斗争上来，一面驳斥了“天不变而道亦不变”的守旧观念，另一面也就必然反对革命。所以梁启超在写《变法通议》的时候，就提出：“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有未定也。”(19)对革命这种“谈虎色变”的恐怖心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软弱的表现。但是十九世纪末年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还是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出场的，它的战斗锋芒主要是指向顽固派，所以维新变法运动在当时是有生命力的。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梁启超以破闭塞、开民智为己任，他在这些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办报刊、开学会和倡导新文体等等，曾给思想界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梁启超却不适当地把“智”看成了政治改革的决定因素，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20)如此大声疾呼地欲以“广民智”来破除愚昧，无疑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不过这种迷信“智”的结果，使戊戌变法运动就只能局限于具有维新要求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狭窄领域，并且从这一观点出发，也就必然导致先精神而后形质的唯心论观点。所以他说：“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21)
在西学和中学，新学和旧学的斗争中，如何对待孔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梁启超早年的孔子观，是渊源于康有为的孔子观，认为孔子是一个“改制立法，作六经以治万世”的大圣人。并说：“秦以前据乱世也，孔教行于齐鲁；秦后迄今升平世也，孔教行于神州；自此以往，其将为太平世乎？《中庸》述圣祖之德，其言曰：洋溢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孔教之遍于大地，圣人其知之矣。”(22)这简直是以孔子学说推广的程度为人类进化的标准，预祝“太平世”（大同世界）的出现，就是“孔教之遍于大地”。梁启超心目中的孔子，和康有为心目中的“托古改制”的孔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梁启超心目中的孔子带着更多的资产阶级色彩。他认为孔子其人其思想是：“进化主义非保守主义，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兼善主义非独善主义，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博包主义（亦谓之相容无碍主义）非单狭主义，重魂主义非爱身主义。”(23)你看这个孔子，哪里还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崇拜的孔子，实际已是十九世纪末年主张维新变法的孔子。后来梁启超自己说：“自汉以来，号称行孔教二千余年于兹矣，而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24)如果可以在这段话后面添上一句，那该是“寖假而孔子变为康有为、梁启超矣”，而且变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孔子和封建时代那些经学家、思想家的孔子已大异其趣，即是以资产阶级的“进化主义”“平等主义”的孔子，代替了封建阶级的“保守主义”“专制主义”的孔子。从形式上看，康有为、梁启超和程伊川、朱晦庵等人都是一样地尊崇孔子，但事实上却是两个孔子在互斗。
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是一个由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对传播新学作过努力，对顽固保守势力进行过斗争，代表着他的向上时期。然而就是在这一时期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阴影，即已使他对封建势力不能作更大的冲击。
（二）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的最初几年中，虽然跟着康有为从事保皇活动，但他和康有为有所不同，对革命派不是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而是表示愿意和孙中山合作。当然梁启超这种表示，并不是真的赞同革命，而是在混淆革命和改良的界线，借以扩大他们在海外的政治影响。
梁启超到日本后，他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获得了新的发展。他说：“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25)这个“一变”，除了理解为他吸收了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政治思想外，在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也确实起了些变化，那就是他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张曾经一度有所发展。他在一九〇一年写的《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指出《清议报》有四大特色：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这四点概括了梁启超当时的思想倾向和斗争锋芒。
关于“衍哲理”一项，对梁启超的思想体系有着较大的影响。他于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间，相继写文介绍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伯伦知理（以写文先后为序）等人的学说。梁启超介绍这些著名的西方哲人，目的何在呢？他曾经作诗自负地说：“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这是其积极意义。但是，梁启超的“研哲理”，更认为学术的势力可以左右世界。他说：“然则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26)又说：“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27)这种以学术左右世界、理论创造实事的论点，是其前一阶段“权生于智”的说法的发展，显然是头足倒置了的唯心主义哲理。但是他又说：“理论而无益于实事者，不得谓之真理论。”(28)这两句话倒是说对了，因为梁启超欲假西方的理论，为他的改良主义政治作依据，这一现实的要求，又引导他得出了有益于实事才是真理的结论来。
梁启超的思想，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年代中，某些地方有过微小的上升，这就是由于他在戊戌政变后，也多少嗅到一点事物发展的必然关系。他说：“凡办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辈当察阻力之来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来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办事遇阻力者，当作如是观，至诚所感，金石为开，何阻力之有焉！苟畏而避之，则终无一事可办而已，何也？天下固无无阻力之事也。”(29)梁启超在变法运动失败后，没有因失败而丧失革新中国政治的愿望，上述认识对他是有帮助的。他并看出：“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30)就梁启超的政治愿望来看，建立资产阶级的立宪国就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地。
爱国思想，是推动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政治活动的积极因素。梁启超到日本后，对国外形势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的处境更感危惧，所写《瓜分危言》，指出列强对于弱国，“有有形之瓜分，俄、普、奥之于波兰是也；有无形之瓜分，英、法之于埃及是也”。并说“中国瓜分之祸在将来者，指有形之瓜分言之耳，若夫无形之瓜分，则欧人实行之于中国，盖已久矣”。(31)他进而就铁路权、内河航行权、财权、练兵权、用人权及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等等，证明列强对中国的无形瓜分，凡“铁路之所及，即权限之所及，故争之不遗余力焉。就中国而言，则铁路所及之地，即为主权已失之地，故质言之，则铁路即割地之快刀也”(32)。逃亡异国的梁启超，瞻望这种状况，不能不感喟地说：“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33)
梁启超感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在主张兴民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新民”，于一九〇二年继《清议报》之后，创办了《新民丛报》，自称为“中国一新民”。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规定其宗旨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议，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34)他又写《新民议》一文和《新民说》一书，《新民说》长达十余万字，用更完整的资产阶级观点，论述了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问题。论公德则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权利，即有当尽于其本群之义务，苟不尔者，则直为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何则？群有以益我，而我无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负而不偿也”。(35)论国家思想则说：“国家之立，由于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仅恃一身之不可，而别求彼我相团结、相补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团结永不散，补助永不亏，捍救永不误，利益永不穷，则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此兼爱主义也，虽然即谓之为我主义亦无不可，盖非利群则不能利己，天下之公例也），苟不尔，则团体终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几乎息矣。此为国家思想之第一义。”并宣称：“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盖非是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36)论进取冒险则说：“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37)论尚武则说：“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38)所有这些论点，大多皆是拾取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学说而来，对当时的中国是有益的。
倡“新民说”时的梁启超，还以“破坏主义”相标榜。他说：“破坏主义何以可贵？曰：凡人之情，莫不恋旧，而此恋旧之性质，实阻阏进步之一大根原也……快刀斩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其庶乎其可也。”紧接着这一段话的后面又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39)
梁启超看到清政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大动荡后，依然毫无起色，并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居然提出了“反满”的主张，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康有为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40)
前此，梁启超跟着康有为大倡保种保教，而这时的梁启超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反对保教。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他今后所当努力的，“惟保国而已”。并指出以新学新理比附于孔子言论的不当，这种比附，是“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之于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铁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从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饷遗我国民也。故吾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最后宣称：“虽然，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41)这无疑是向康有为举起叛旗。
梁启超倡破坏、谈“反满”、非保教，引起了康有为极大的忧虑。为此，康有为写了两封长信：（一）《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国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想以此来纠正梁启超的言论，甚至急得“大病危在旦夕”。(42)后来梁启超追记此事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43)这是康梁思想呈现的重要分歧。
“流质多变”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的顽固性虽有所不同，然而梁启超就是在鼓吹破坏、“反满”的两年中，也没有改变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基本主张。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即宣示：“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在《新民说》更揭开了他自己的思想的底，谓：“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实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44)可见他的“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只是“两者并存而相调和”的表现。所以不久，梁启超即“自认悖谬”，不复谈破坏和革命的话了。他在一九〇三年七月间给蒋观云的信说：“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命矣。”(45)并说他“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稍变矣”(46)。这就更加证明了他和革命派只是一时的貌合而已。
为什么梁启超在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倡破坏、谈“反满”的同时，没有迈着更大的步伐、跨出改良主义的门槛，而和康有为决裂呢？这固然是由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的顽固性常使其欲进还止。同时在一九〇四年梁启超游历新大陆回到日本后，黄遵宪写给他的一封信，其中透露了一点究竟。信上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当明治十三、四年，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仆自愧无公之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