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邹容奋斗的年代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展开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给封建专制制度敲起了丧钟。当时的许多知识青年，是这一时代的触角，他们以思想言论影响社会，鼓吹革命，如邹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邹容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勇往直前，具有极大的冲击力。这不仅表现于他的惟一论著——《革命军》中，为了实现《革命军》的理想，他还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邹容字威丹，四川重庆人，亦作巴县人，重庆现在还有纪念他的邹容路。他生于鸦片战争四十余年后的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这一年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挑起了中法战争的第二年，也是中法战争结束的一年。中法战争的结果，法国殖民主义者并吞了中国的近邻——越南，资本主义各国的侵略势力，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涌入中国，它们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已在逐步形成。过十年，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完成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而且通过《马关条约》，更可以“合法”地任意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劳动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它们的工厂，大大地便利了它们的资本输出，正如当时谭嗣同对清政府的指责说：“及睹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1)各帝国主义国家紧接着这些侵略战争之后，就在中国进行独占性的侵略，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以致“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纸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2)。面临着这一前所未有的局面，中国人民展开了救亡运动。继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后，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即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以及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农民阶级的反帝斗争，前者促进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后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瓜分阴谋，但都归失败。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是“若谣传烽火逼长安，便一片降幡出石头”(3)；对中国人民却是刀子和绞架，“非迫民以威，即陷民以律”(4)。邹容生长于这个时代中，当然有极大的苦闷，但这个时代也赋予他以奋斗的责任。
至于邹容生长的故乡、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虽然还不是帝国主义的武装直接逞凶的地区，但作为侵略先锋的传教士，天主教的势力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出没于这里，基督教也在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进入了四川，所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说：外人“年来遍绘地图，辄迹及乎滇、黔、川、陕，其意何居”(5)！特别是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签订的《烟台条约》，规定“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旅，查看川省英商事宜”(6)。还有专款一条，规定英国可派员由北京动身，遍历甘肃、青海一带，或由四川等处入西藏抵印度。外国资本主义自此便公开将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列入它们的侵略日程。及《马关条约》签订，重庆又被指定为通商口岸，至此帝国主义分子“来川游历者日多”，肆行间谍活动。英商且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自制轮船一艘，安抵重庆，并无阻碍”(7)。所以造成“洋货充牣，纱布糖油入中国，沿江上溯，土物不能抵制，利溢于外”(8)。同时封建剥削也日趋严重，“川省津贴捐输，岁纳百数十万，借拨京协各饷”(9)，是四川人民极大的负担。一八七六——一八八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充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说：“正供（按指田赋——引者）之外有按粮津贴，计可得六十余万；津贴不足，则又有按粮捐输，计可得八十余万；率之常年捐输而不敷之数，仍有一百二十万。”(10)继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刘秉璋于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奏称：“川省京协各饷，需用甚巨，请援案再办按粮津贴。”(11)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又奏称：“查川省盐价逐渐加涨，每斤以至五十六文，民力商情，均形疲困。”(12)但在这些所谓正供和津贴捐输之外，还有不见于统治者章奏的压榨，即“各该省卡局税项，官吏隐匿入己，为数甚巨，弊端百出，尽饱私囊”(13)。到帝国主义结伙进犯的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和各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使中国损失极其巨大的《辛丑条约》，单赔款一项就是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摊还，年息四厘，本利总额近十万万两。清政府为偿付这笔巨领赔款，勒令各省每年担负二千三百零五万零三百两，四川每年要分摊二百六十一万八千两，因此在正供、津贴、捐输、官吏压榨之外，又加上了各帝国主义者的沉重勒索。
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这种无止境的压取，陷中国社会于残破不堪的境地，四川早已是“民力商情，均甚疲敝”，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以后，更形严重。这些事实，促使社会矛盾激化，作为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会党组织，遂充斥于四川。四川总督丁宝桢早就嚷着要“严拿啯匪盐枭”(14)，护理总督游开智（继丁宝桢任川督的刘秉璋未到任前，由游开智护理）则谎奏：“匪党劫狱焚署。”(15)远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说：“四川民情浮动，最易滋事，重庆民教仇怨本深。”(16)为什么“民教”会“仇怨本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分子的穷凶极恶，和清朝官吏的护教抑民所造成的，所以说“民之受屈愈甚，则衔恨愈深，而教会之案迭起矣”(17)。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反教会斗争，遂遍及全国。以四川来看，从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的重庆教案开始，较著名的教案有：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的巴中教案，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的黔江教案和南充教案，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的荣山、内江等地教案，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的江北教案和涪陵教案，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的重庆教案，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的成都教案。到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就在四川东部的大足、荣昌等地，爆发了以余栋臣为首的大规模反帝斗争，传檄各地，宣布要“驱异族之犬羊”。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兴起，更震动了全中国和世界。这时邹容已是一个颇解世事的少年，中国的残破景象展现在他的眼前，刺激很大。他的论著——《革命军》中，说到“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即是上述事实的反映。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已在初步发展中，不仅江浙的纺织业已开始建立基础，长江上游的四川，也“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18)。与这些新式企业出现的同时，沿海沿江的重要都市，陆续出现了传播维新思想的书报。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主办《中外纪闻》，上海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后改名《昌言报》）；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主办《国闻报》，徐勤等在澳门编印《知新报》，长沙校经书院发行《湘报》和《湘学新报》，宋恕、章炳麟于杭州创刊《经世报》，上海还有《实学报》《蒙学报》《农学报》等刊物的发行。就在这一年，四川也由改良主义者宋育仁主办了《渝报》和蜀学会举办了《蜀学报》。这些宣传维新变法、主张学习西方的刊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风尚，打开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这时倡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兴中会虽然已经成立，但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是政治思潮的主流，而且革命与改良的分野，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一般都称维新党，以与顽固保守思想对立。当维新变法这一思潮发展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政治运动时，邹容的思想已大为激动，然而使他激动的，不是戊戌政变死难“六君子”中的四川人杨锐和刘光第，而是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湖南人谭嗣同。谭嗣同死后，邹容悬其遗像于座侧，并题诗表示对他的景仰：
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19)
在封建淫威和旧传统的包围下，这种表示，具有极大的反抗性，恰与谭嗣同“冲决罗网”的精神一致。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越过维新变法的浪头，人们已憬悟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开始有较多的人想寻找新的救国途径，于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革命思想，就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这种思想，通过书刊，自国外向国内传播。如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发刊的《译学汇编》，译载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等名著；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留日学生在东京发刊的《国民报》（月刊）第二期，刊有《孟德斯鸠之论支那》《孟德斯鸠学说》两文；随着《民约论》《自由原论》均有单行本印行；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新民丛报》也刊载了梁启超的《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严复译述的《法意》也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他并在所作《孟德斯鸠列传》中引福禄特尔对《法意》一书的评价说:“人类身券，失之久矣，得此而后光复。”(20)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些社会政治学说，曾经发挥了先导的作用，现在经过译述，给中国思想界灌注了新的血液。所以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五——二十七年），鲁迅先生在南京的路矿学堂学习时，“学校看新书的风气也流行起来，鲁迅先生在当时也便花五百文买了一部白纸石印的《天演论》……学校又设了个阅报处，《时务报》《译学汇编》在这里都可以任人阅看了”(21)。清政府视民主自由思想如“洪水猛兽”，当时有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只因文卷有“卢骚二字而除名”(22)。可是他们的压制，终于阻挡不了民主自由思潮的冲击。邹容在《革命军》内说：“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
由于现实社会的刺激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邹容很快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他反抗家庭，反抗社会，反抗一切旧传统。
邹容早在十二岁时，即已诵九经《史》《汉》等书。他的父亲在重庆设商店，贸易于汉口、上海及陕西等地，是一个颇富资财的商业资本家，由于看到邹容有过人的智慧，希望培养他成为“显亲扬名”的科第中人。可是出于意外的，邹容已经不是一个愿受封建束缚的青年，他曾向他的父亲表示：“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23)即已流露了“反满”反封建的感情。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日本的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先后来到重庆，他们以教授英、日语为深入中国社会的阶梯，执行侵略政策。邹容在亟欲向世界寻求知识的愿望下，跟他们学习外国语，得“习闻欧理绪余”，开始吸收新的思想。及他就学于成都时，每与人谈论，则“薄尧舜，非周孔，无所避”(24)，因而为塾师斥退。可以看出，他这时的思想言行，已与封建传统发生了裂痕，这种裂痕是新旧思想日益冲突的表征。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在举国求新的压力下，为了掩饰他们的守旧反动，宣称要举办“新政”。派留学生、办学堂是他们喧嚷“新政”设施的重要项目。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四川总督奎俊准备派送二十多个青年去日本留学，邹容参加了这次留日学生的考试，考试的成绩并不坏，但由于他平时愤世嫉俗，见忌于权势，官厅竟取消了他的被选资格。邹容东游的志愿甚坚，不因被排斥而灰心，乃转而作自费留日的打算，经过多次向家庭展开决裂性的争取，终于得到了他父亲的同意。这年秋天，他离开四川，先到上海，入江南制造局所设的外国语补习学校——广方言馆，学习日语。他在广方言馆的时候，不满意那些带着洋奴思想来学习外国语言的人，缮写别人的书怀诗以寄慨：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这首诗里，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和与日俱增的愤激感情。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春，邹容由上海赴东京，因为他的日文程度和科学知识还不能进入专门学校，乃入弘文书院补习，作升学准备。他在《革命军》自序中说：“居于蜀十有六年，以辛丑（一九〇一年）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寅（一九〇二年）游海外，留学经年。”这几句话且概括了他那简短的经历。
邹容到日本时，中国留日学生已迅速增加至数千人，爱国革命活动，通过这批青年，就在国外活跃起来。如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他们筹备举办“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一六六一年南明永历帝覆灭，至一九〇二年适为二四二年），因清政府的干涉，纪念会虽然没有开成，却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爱国团体——青年会。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留日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与会者达千余人，马君武、刘成禺慷慨陈词，历数清朝的罪恶，邹容立即响应，演说反清。在这种日益增长的革命气氛中，邹容迅速地走上了实际斗争的行列。
当时留学界的爱国革命活动，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酝酿的初期，主要的活动方式，是开会演说和发行书刊。所以鲁迅先生回忆那时的情况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要求的大抵是新智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赴会馆（按指留学生会馆——引者），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25)邹容在参与这些活动中，进而想揭露满洲贵族的专制横暴，并唤起国人的觉醒，扩大民主革命运动。他开始参照法国革命、美国独立的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所处的环境，着手写一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即后来发生极大影响的《革命军》。
就在这个时候，清政府的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与某留学生监督的小老婆发生了奸私情事，他本来是留学界开展爱国革命活动的敌人，现在更引起了大家的反感。邹容乃出其平日疾恶如仇的义侠行为，与几个留学生一起直入姚寓责称：“纵饶汝头，不饶汝辫发。”遂截其辫发悬于留学生会馆以示众，后来章炳麟在狱中赠给邹容的诗，有“快剪刀除辫”句，即指这一故事。当然这事不是玩世不恭的恶作剧，而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政治斗争。所以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闻悉后，不仅感到“物伤其类”，更痛心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亟照会日本外务省，要向同文馆执索邹容，得而甘心。因朋友们的劝告，邹容乃离日返国。
先是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于上海，章炳麟亦与会，他们想从文化教育方面，传播革新社会的进步思想。正筹划间，清政府借口留日学生的言行越轨，多方阻止他们在国外就学，所以赴日青年陆续发生失学回国的问题。同时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因校方控制学生言论自由，相继发生学潮，学生多人被迫退学，刚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乃为这批失学青年设立爱国学社，署名学籍者一百三十二人。爱国学社的师生，本来就是一批具有爱国热情而又吸取了新知识的青少年，现在聚集一堂，议论时政，隐然成为东南革命团体。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就寄住于爱国学社，与章炳麟因政治思想的接近而建立了友谊。
还在戊戌变法时，上海已是维新派活动的基地之一，此时则又成为宣传民主主义革命的场所，也成为国内外革命青年互通声气的联络站。当沙俄霸占我国东北地区、拒不撤兵的消息传来，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人士以爱国学社师生为基础，集会张园，抗议沙俄的野蛮侵略，邹容参加了这次集会。在日本的留学生和北京的学生也行动起来了，各地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拒俄运动，革命声浪日起，因此引起满汉统治者的惊惶。约4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间，清两江总督魏光焘即电奏：“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一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饬查禁严拿。”(26)这样，就酝酿了日后有名的“《苏报》案”。
邹容来往于日本和上海的两年中，见闻日广，积蓄了比较有系统的革命理论，他除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外，复取箧中尚未写完的旧稿续成，题曰《革命军》，序末署“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记”。一九〇三年五月间，由同志集资，请上海大同书局印行。这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桩大事，因为它不仅是富有战斗性的革命宣传品，也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里程碑。《革命军》约二万言，共七章(27)：（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这样有系统地阐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当时的中国来说，《革命军》要算是第一篇著作了。作为民主主义革命先锋的孙中山，虽然已先发表过一些论著和演说，但还没有来得及对革命原理进行系统的阐发；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又较着重于“反满”的种族革命；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是此时富有爱国革命热情的名作，却不及《革命军》的从正面宣扬民主主义思想。其他如写于此时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辛辣地揭露了封建官僚制度的罪恶腐朽，有反封建的意义，却不能体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方向。《革命军》写成付印时，章炳麟为作序言，誉为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他说：
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藉，不欲跳踉搏跃言之，虽予亦不免也。嗟乎！世皆嚚昧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
二 《革命军》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革命军》一书，发扬了明末以来中国人民“反满”革命的民族思想，而“反满”革命和其反封建专制的主张，又是沆瀣一气的，因此平等自由的民主要求，是《革命军》作者最有活力而富战斗性的思想，《革命军》的可以伦比“人权宣言”正在此。
《革命军》的旗帜，既然是“反满”反封建专制和要求民主，因此《革命军》提供了解决中国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它歌颂革命为“至高无极，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事业。这里已意识到革命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人们的主观愿望是不能更易这一“公例”的。革命的所以“伟大绝伦”，是在使人类社会“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去奴隶而为主人”。革命的进行，要有明确的目标，也要划清事物善与不善的界线，即“辨其孰善也，孰不善也；孰美也，孰不美也。善而存之，不善而去之；美而存之，不美而去之。而此去存之一微识，即革命之旨所出也”。那么“去存之一微识”，不仅是革命者对世界的认识，也体现着新与旧的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广大人民与封建阶级、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它号召“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
邹容吸取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认为“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人人本来“有天赋之权利”，却为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这种权利，长此不反，“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寇、巨盗，夺众人之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这种不合理的制度，才有平等自由之可言。故《革命军》的作者说：“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与法国革命所处的环境有显著不同。因为，在中国，不止是封建势力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权利，而且有满洲贵族统治的种族压迫，特别是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使中国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加深了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所以，《革命军》进而指出:“我中国欲脱满洲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革命既然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为了“自由平等之幸福”，那么献身革命，就成为“国民之天职”。这样就使革命的基础，是“根底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无论“老年、中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通过什么力量来组织领导“无量男女”？由于《革命军》作者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也没有提出建立革命组织的明确要求，因此他的“因于国民”的革命主张，只是一种抽象的论调，而没有体现为实际的战斗力量。
《革命军》成于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及八国联军之役后，当时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推翻清政府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是亟不容缓的，所以邹容呼吁大家对待革命，要“毋中立，毋徘徊”。并斩钉截铁地指出:“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于世界之理。”这种不可动摇的坚决态度，表达了邹容对革命的认识和热情，也给那时社会的麻痹、苟安思想以重大刺激。同时鉴于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失败，邹容意识到盲目的反抗，虽然可以振奋人心于一时，却不能取得反抗敌人的胜利，所以邹容主张有策略的“文明革命”。他从反封建的意义出发，把历代的农民战争都归之于革命范畴内，但以农民战争与义和团运动是“野蛮革命”，以与他所主张的“文明革命”相对待。“文明革命”的意义怎样？即“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这一论点，具有“不破不立”的辩证原理，不仅认为破坏是为了建设，而且破坏的本身就包含着建设。这种建设主要是指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故主张“革命与教育并行”，使革命更能有步骤有策略地发动。这里与后来的所谓“教育救国”截然不同，因为它不是以教育代替革命，而是以教育为革命服务。
“革命与教育并行”的宗旨是什么？《革命军》指出:第一，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第二，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第三，当有政治法律的观念。将三句话概括起来，就是予群众以爱国的、民权的、组织的革命教育。由此三义又推演出四目，作为革命教育的标准：第一，独立不羁之精神；第二，乐死不避之气概；第三，尽瘁义务之公德；第四，以进人格之人群（即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这些认识，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新阶段的表征，它已经不像历来的农民战争那样，运用宗教的形式来组织群众，而是以革命教育来唤起群众的觉醒。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路线。”(28)正说明了革命教育对革命的重大意义。但是《革命军》作者没有将革命教育建立在发动群众和照顾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因此所谓“文明革命”反而束缚了群众的手脚，这是由于他看到了历来农民战争及义和团运动的缺点，却没有觉察到群众的伟大威力。
根据上述原理，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革命的对象是什么？《革命军》的第一句话即明白地宣布:“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邹容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先进人物一样，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励行君主专制，皇帝“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剥夺人民的天赋权利，造成历代的篡窃扰乱。十九世纪后期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也已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论点，如严复就说过这样的话:“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也。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29)但是他们的结论，只主张以民权来分君权，或者以立宪来限制君权。这些论点虽然只比《革命军》的发表早几年，可是邹容是主张以革命来扫除封建专制的毒焰，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对问题的理解显然是跃进。因此《革命军》的革命对象首先是指向清皇朝，这个皇朝是封建专制和种族压迫的结合。《革命军》自序的纪年，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日”，是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满洲贵族在北京建立皇朝算起的；章炳麟为《革命军》作的序，末署“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是从西周时代的“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年）算起的。这是从反对封建帝王的纪年来否定清皇朝的统治。邹容说“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这里充分反映了他的民族气节。
为了揭露满洲贵族对中国人民的种族压迫，《革命军》在“革命之原因”一章内，历数清皇朝的专横残暴和反动的文化统治。《革命军》从“反满”反封建的立场出发，进而有力地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士农工商四民的迫害，且在揭发其政治压迫外，又指出了满洲贵族统治下封建剥削的严重性：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则见夫黧其面目，泥其手足，荷锄垅畔，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若辈受田主虐待之不足，而满洲人派设官吏，多方刻之，以某官括某地之皮，而某吏及某民之血，若昭信票、摊赔款，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赋也，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
邹容说清皇朝口称的“皇仁”，是“用心杀人而曰救人”的勾当，赤裸裸的戳穿了他们的欺骗伎俩。尤其是他看到“农民受田主虐待之不足”，而又要受清政府的重重朘剥，这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从社会经济来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可是邹容没有从“若辈（农民——引者）受田主虐待之不足”的认识，更向前推进一步，把反封建的斗争，扎根于反对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的基础上，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这无疑是《革命军》中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局限。
邹容所处的时代，一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另一面就是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正在酝酿着新的反压迫斗争——民主主义革命。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代表新的生产力的独立阶级出现，亟切地想冲开封建束缚和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使民族资本主义能够自由发展，要求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一个掌握政权的阶级。他揭开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反对“重农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赞成“富商大贾”参加政权，乃至掌握政权。下面的这段话，明显地表达了这种愿望，更揭示了捐税厘金和“虚衔封典”等封建关系对民族资本的阻抑：
抑又闻之（外国）富商大贾，皆为议员，执政权，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诱之以虚衔封典之荣，公其词则曰派，美其名则曰劝，实则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而已。
由于大半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迫害，由于满洲贵族二百数十年的反动统治，《革命军》强调“革命必剖清人种”，作者愤慨地说：“吾宁使汉种亡尽，杀尽，死尽，而不愿其享受升平盛世，歌舞河山，为细崽、为通事、为买办、为翻译于地球各国人之下。”这里表达了中华民族不可侮的崇高气概，也与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倡导“民族国家”的主张有其渊源，是针对来自国外的民族压迫和处于国内的异族统治而发的。所以说“夫人之爱其种人，其内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为了扫除洋人讥“支那于世界有四万万国之称”(30)的谰言，《革命军》提倡“内必有所结”的民族主义，是有力的武器。但是帝国主义无止境的侵略，邹容却不能从殖民主义的本质来说明问题，只着重提出满洲贵族“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无耻勾当，是出卖中华民族的权利以维持其一家一姓的统治，如说“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又说“甲午战争之起也……偿款二百兆，割地一行省，所保者满人”的安富尊荣。虽然他也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所以助“满洲平太平天国”，是“因乌及屋之微意”，可是邹容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是从反封建到反帝国主义，以推翻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政权来割断帝国主义的内线，却没有坚决地从正面提出反帝斗争的严重任务。因此邹容的民族革命主张，还是以“反满”为主的，曾有“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愤语。当时倾向革命的蔡元培，对此有不同意见，写文刊于《苏报》说：“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人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31)《革命军》作者不能忘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残杀惨剧，他的着重“剖清人种”，没有将满洲贵族地主和一般满洲人区别开来，那种杀之惟恐不尽的心理，显然是带有浓厚的种族复仇主义倾向，是基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而发，但是满洲贵族在中国统治的两个半世纪中，造成严重的种族压迫，一般满洲人也有“坐食之特权”，不事生产。戊戌维新时，改良主义者有见及此，条陈请筹“八旗生计”，“俾得各习四民之业”(32)，所以《革命军》作者的愤慨不是没有理由的。由于这样的关系，蔡元培的《释仇满篇》，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且他寄希望于“满人自觉”来“放弃其特权”，对方在展开的反清革命是不切实际的。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思想时，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除了封建贵族和出来作为社会上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的市民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同时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富裕的游惰者和贫穷的劳动者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这种情形，使资产阶级的代表能够标榜自己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33)。邹容奋斗的年代里，中国社会除了恩格斯所指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那些对立关系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对立、满洲贵族与国内各民族的对立。因此二十世纪初年，具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中国先进人物，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满洲贵族的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使他们“能够标榜自己不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行动，是符合（也可以说代表）那一时代人民的利益的。当然这种代表性，只是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阶段的、指导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而言。
《革命军》反对封建专制，暴露了封建政治和封建剥削的罪恶，同时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封建道德，也予以有力抨击。它指出：“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吾不解忠君之谓何！”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忠君观念，邹容认为：“以言夫忠于国也则可，以言夫忠于君也则不可。”并意识到革命事业的进行，不独要革政治制度的命，也要革封建道德的命，以为“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一视一谛之微物，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掏摝”。这样，就否定了“天不变而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也打击了改良主义者拥君的奴才道德。他一面引用《奴才歌》深刻地讽刺说：“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今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另一面又刻画了那些地主、买办阶级知识分子的嘴脸，如说：“近世又有所谓通达时务者，拓腐败报纸之一二语，袭皮毛西政之二三事，求附骥尾于经济特科中，以进为满洲人之奴隶，欲求不得。”《革命军》虽然以坚决的革命立场，企图从制度和思想来毁灭封建专制主义，但是它打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却没有推广到打击支持君主专制的一切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基础。同时，对作为封建道德最高标准的孔子思想，依然采取保留态度，这就表现了其反抗封建的软弱性。
《革命军》既大声疾呼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号召“张九世之仇，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准备作长期的艰苦的战斗，效“法人三次，美洲七年”的精神，终必达到革命的目的。《革命军》最后提出了革命纲领二十五条，悬为战斗的目标，其中如：
（一）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百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一）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人及本国人。
（一）凡为国人，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一）革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
显然这些纲领的民主色彩，不但超过了兴中会成立时发布的宣言，有些地方比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提出的主张还要鲜明，如“对敌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人及本国人”，比同盟会宣言中“外御寇仇”的笼统表示就要确切。主张革命独立后的中国，定名为“中华共和国”，并充满了信心，呼唤“中华共和国万岁”，呼唤“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综观邹容《革命军》一书所表现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第一，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国民”的共同事业，因此革命人人有责。
第二，平等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后世君主剥夺了这种权利。中国革命的目的，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统治下的封建专制制度，以恢复人们的天赋权利。
第三，主张“文明革命”，革命与教育并行，要作有准备的长期战斗。
通过革命以恢复自由平等的天赋权利，又是《革命军》的中心思想。这一理论，无疑是脱胎于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邹容自己也说：“吾将执卢骚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这种思想，我们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欧洲民权思想的移植，而应看作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已经具备吸收或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尤其是中国人民要求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中国，因此输入欧洲的民权思想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早在十七世纪的思想家黄宗羲，即已萌芽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明夷待访录》是反映这种思想的重要著作，如说：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不谓之贼乎！
这些议论，严厉地打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也是封建制度处于崩溃前夜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革命军》作者虽然没有谈到他们的思想，但就中国的社会状况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来考察，《革命军》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完全可以理解为《明夷待访录》《潜书》的民主启蒙思想的发展。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思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的民权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们都曾经向西方寻找真理，我们同样不能完全离开中国本身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来考察。
三 “革命军”与“苏报案”
“《苏报》案”是清末一次大文字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政治斗争。这次文字狱的内容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次文字狱的起因，不止是反对清皇朝的统治，更主要的是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冲击了封建统治者的老根；文字发表的形式，也已经不是旧式的书刊，而是新式的宣传工具——《苏报》。邹容的《革命军》是构成这一文字狱的重要文字。
《苏报》创刊于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是一家以日本为背景的日报，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陈范（梦坡）出资购得，承办该报。陈范是一个因教案落职的县令（江西铅山），颇具维新思想，“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进而倾向革命。爱国学社成立后，因政治趋向相同，为了相互配合，《苏报》的社论由爱国学社的人轮流撰写，增加了《苏报》的战斗性；报社每月酬学社一百元，支持了学社的活动。至一九〇三年五月（光绪二十九年四月）间，《苏报》刊布的文字更加激烈，颇为社会注目，也开始为清政府所忌。
邹容的《革命军》出版后，《苏报》便于一九〇三年六月九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为《读〈革命军〉》，一为《介绍〈革命军〉》，大为《革命军》揄扬。这是《苏报》与《革命军》“反满”反封建专制的共鸣。《读〈革命军〉》说：
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撦往事，根据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介绍〈革命军〉》一文说：
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是所望于读《革命军》者。
前文指出《革命军》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较能道出邹容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全貌。后文谓《革命军》的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将邹容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局限于“排满”，显然不是邹容思想的全部内容。但“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经此介绍，声势益壮，旅沪外人，也争译为各国文字寄回本国。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也在此时出版，与《革命军》互相呼应。好像给中国思想界抛掷了一颗巨型炸弹，立刻引起波动。特别是《革命军》以鲜明的革命旗帜宣告于全国，影响尤大。
先是在张园举行爱国演说会时，即风传官方要拿人。但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在租界所设的工部局还未获得协议，一时未发作。至此“乃复有不普通、最急激、致政府惊心动魄之一名词曰革命军者，公现于世”(34)。于是清两江总督魏光焘，遂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35)为言，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禁爱国学社、苏报馆，并密拿有关人员。又派候补道俞明震由南京来上海，协同办理，嘱其与帝国主义分子妥商，使不被格阻。在“美领事与华官朋比为奸，而上海道着力行贿”(36)的情况下，得首席领事美国古纳（J. Goodnow）的同意，六月二十九日（闰五月初五），外国巡捕与清政府警察联合至苏报馆捕人，第二天又至爱国学社逮捕章炳麟。邹容为实践他的“乐死不避之气概”则于七月一日自赴工部局。除章、邹外，苏报馆馆员及有关人员四名被捕，这就是有名的“《苏报》案”。
章、邹等人被捕后，移送会审公廨审讯。审讯时，章、邹的“辩护人诘会审官曰：有被告而无原告，则狱不具。此案原告为何人？其为中国政府乎？其为两江总督乎？其为上海道乎？会审官仓皇无以对也，则谩应之曰：中国政府”(37)。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控告章、邹等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会审公廨，谓章、邹“故意诬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并摘引《苏报》一九〇三年六月一日——二十九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六日——闰五月五日）发表的：《客民篇》《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贺满洲人》《杀人主义》《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驳康有为政见书》的节录）等文的词句为罪证。讯问时，邹容坦然承认：“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清政府亟想扩大“《苏报》案”，多方交涉，希望工部局将章、邹等引渡，解送南京刑讯，借兴大狱，以达到镇压革命党人的目的。七月十三日（闰五月十九日）的上谕称：“邹容等六犯”，既“经拿获，仍着严饬速筹解宁惩办，毋任狡脱，以儆狂悖”(38)。但因各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对清政府的引渡请求表示不一，一时搁悬，当时美领事古纳则是极力支持清政府的，他曾致书上海道台说：
外人之租界，原非为中国有罪者避难之地。以在大义论之，当将反抗中国政府诸领袖，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吾观该会党之举动，疑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使非治以重罪，恐其势力不久扩张，必有害于各国商务，及骚动全国，而外人之居于中国者，并将罹其危难云。(39)
惟当时清廷秘密鞭死维新分子沈荩（曾参加自立军起事，复潜伏北京活动，并揭露清政府出卖东三省的《中俄密约》于天津的英文《新闻报》）的惨剧喧嚣于外，已经引起国人的愤慨。“《苏报》案”发生后，舆论更一致抨击，激烈反对引渡。而英美政府也坚持要维持它们的“租界治权”，声称“《苏报》案”是“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而英帝国主义的《字林西报》为此著论，谓“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40)。帝国主义者为了要巩固它们在租界内的特权，终于没有接受清政府引渡的请求。但为了阻止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各国政府乃关照他们的领事，“谓嗣后华人设报馆于各租界，不得著革命论。若再有违此者，各领事当设法禁止”(41)。
因引渡问题的争执，此案延至一九〇四年四月（光绪三十年三月），始由会审公廨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监禁期间，罚做苦工；监禁期满，逐出租界（章邹外的其他四人则已先期结案释放）。
本来反动统治者认为《革命军》是尤为“狂悖”的，但为什么章的监禁是三年，而邹是两年？原来，在第三次会审时，清政府雇请的洋律师古柏“摘读《革命军》”，称邹容所论者，无非杀人放火之事，较章炳麟之言，犹有甚焉。劝人造反，殊为可恶。但并不逃走，承认自己印行，似若疯癫，可稍宽治云云(42)。邹容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态度，在帝国主义分子看来，是“似若疯癫”。然而自“《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43)。一九〇三年八月（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即有署名“浴血生”者，作《革命军传奇》，谱邹容入狱事，假邹容的姓名为周镕。第一出首两句唱道：“男儿自有男儿性，不到民权死不甘。”(44)反映了邹容为自由平等而奋斗的决心。革命党人陈天华所作《狮子吼》小说，第七回中的“破迷报馆案”，即影射此事。其中有一段说：“那时有一个破迷报馆（按指《苏报》——引者），专与政府为难，所登的论说，篇篇激烈，中有一篇《革命论》（按指《革命军》——引者），尤为痛快。此论一出，人人传颂，革命革命，排满排满之声，遍满全国。”后来孙中山又评述此事说：“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未将章囚禁三年分述——引者）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张。”(45)
邹容“以少年为狱囚，狱卒数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麦麸饭不饱，益愤激”(46)，竟于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瘐死狱中。死时，口喷血，目不瞑，年才二十一岁，距出狱仅七十日。当时传为中毒死，如吴樾给章炳麟的信，即作如此说：“吾于邹子之死，有深疑焉，疑西人必为满政府所嗾使而毒杀之，以去后患。”(47)死后，狱吏弃其尸于颓墙外，由《中外日报》收殓，停厝于四川义庄。又数日，中国教育会假愚园开追悼会，预会者八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同时海外出刊的革命刊物，登载悼念邹容的诗甚多，如《醒狮》（留日学生刊物之一）第二期，就有署名亚庐的《哭邹威丹烈士》和署名黄天的《吊邹威丹》。一九〇六年同盟会会员刘三（季平）将遗榇移葬沪西华泾乡黄叶楼畔。
四 “革命军”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从甲午战争到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高涨的时期，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这种酝酿，一是体现于激进的改良主义者，如谭嗣同主张流血变法的革命倾向；一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出现，如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及其最初领导的武装起义。戊戌政变后，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失败了，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几年中，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兴起，已逐步代替了改良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革命军》的刊行，可以说是这种主导地位在形成中的表征。它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爱国革命的要求，尤其以奔放的革命感情，出之以浅显的文词，将理想化为常识，宣传力极大。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发生以后，《革命军》更风行海内外，大大地推动了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各地为避免清政府的注目，都更改《革命军》的名称贩卖，如在香港翻印的称《革命先锋》，在新加坡翻印的称《图存编》，在上海翻印的称《救世真言》，在横滨则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并刊，称《章邹合刊》。也有将它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逾百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数的第一位，距上海遥远的地区，卖到白银十两一本。为防检查，携带《革命军》者，每将其杂置衣履食品间以资掩蔽，可见人们对它的爱重。所以留日学生《祭邹容文》说：“《革命军》出世兮，张我大武。奋三寸管以哀吾同胞兮，应挽回我国步。不翼不胫而飞走海内兮，群捧读以当露布。”(48)《革命军》是在战斗中产生的论著，也在战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无论宣传或接受它的思想，都表现为战斗性的任务。
《革命军》出世后不久，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成立于上海、湖南及武汉等地。它们的成立，当然是由于民主主义革命势力的酝酿和中国人民的要求，可是与《革命军》在革命知识分子群中所起的觉醒作用也分不开。如吴樾就曾由友人授与《革命军》一书，至“三读不厌”(49)。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在东京创立，所发布的宣言和纲领，也可以说是《革命军》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发展和具体化。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一直就非常注意翻印《革命军》，以扩大革命宣传：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他在旧金山曾函请洪门会首领出资刊印《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的华侨；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他又写信给张祝华（永福）说：“海外各地日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50)此书不仅引起孙中山的重视，成为同盟会的重要宣传品，也在海外华侨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孙中山后来又在《革命原起》中追记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显然《革命军》是“革命风潮初盛时代”极有代表性的论著，同时也指导了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一九一一年十月（宣统三年九月）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清皇朝迅速崩溃，这不仅是满洲贵族反动统治的颠覆，也是二千多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被推翻。鲁迅先生后来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字宣传，觉得“那时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51)。约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鲁迅先生还在日本的时候，便看到了《革命军》，他还说他所以“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我们只要一读《革命军》的文字，也还会被他的爱国感情所吸引，现在我将《革命军》的结论摘录于下，也可以从中体会鲁迅先生对它的评价。
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缺之饮食！尔毋自暴！尔毋自弃！……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资格，尔其率四万万同胞之国民为同胞请命，为祖国请命，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则尔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名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
一九一一年一月（宣统二年十二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追念邹容对革命的贡献，赠以“大将军”荣衔。一九二二年章炳麟访得邹容葬所，为醵资修治墓道。一九二四年章炳麟作《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刻石于墓所。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还曾建立《赠大将军邹烈士纪念碑》。邹容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其斗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将永远占着光辉的一页。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 * *
(1) 《谭嗣同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88页。
(2) 《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88页。
(3) 《革命军传奇》，《江苏》第6期（1903年8月出刊）。
(4) 刘申叔：《普告汉人》，《左盦外集》第14卷。
(5) 冯桂芬：《善驭夷议》，《校邠庐抗议》。
(6) 黄月波等：《中外条约汇编·中英条约》，第15页。
(7) 《昌言报》第1册（1898年出刊），第13页。
(8) 《涪陵县重修县志》第18卷。
(9)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07卷，第6页。
(10) 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第13卷。
(11)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62卷，第9页。
(12)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82卷，第7页。
(13)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84卷，第5页。
(14) 《清史列传》第54卷。
(15)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31卷，第11页。
(16)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29卷，第9页。
(18)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45卷，文华斋1928年版。
(19)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第4编。
(20) 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2页。
(21) 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第58—59页。
(22) 《短批评》，《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
(23)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第4编。
(2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列传》第4编。
(25) 《鲁迅全集》第6卷，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556—557页。
(26)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16卷，第15页。
(27) 本书所引《革命军》词句，系根据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革命军》一书。
(2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01页。
(29) 严复：《辟韩》，《严几道文钞》第3卷。
(30) 《国民报》第3期。
(31) 新潮社编：《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释“仇满”》，中华书局1920年版。
(3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54页。
(33)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34) 《社说》，《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52页。
(35) 《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74—75页。
(36) 《外论》，《国民日日报汇编》，第28页。
(37) 《癸卯新民丛报汇编》，第884页。
(38)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17卷，第14页。
(39) 《外论》，《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14页。
(40) 同上书，第21页。
(41) 《警闻》，《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27页。
(42) 《警闻》，《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第47—48页。
(43) 《记事》，《江苏》第4期。
(44) 《小说》，《江苏》第6期。
(45) 孙中山：《革命缘起》。
(46) 章太炎：《赠邹大将军墓表》。
(47) 张天化编：《血花集》，第25页。
(48) 《醒狮》第1期。
(49) 张天化：《血花集》，第11页。
(50)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中华书局1933年版，原件系影印未列页数。
(51) 《鲁迅全集》第1卷，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