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主革命的杰出宣传家
清末的留学生运动，是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陈天华在这一运动中有其出色的表现，他是一个具有丰富爱国感情的民主革命宣传家。
陈天华字星台，别号思黄，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生于湖南新化，出身于贫寒家庭，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说他：“幼饭牛，有奇气，十五入蒙塾。”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为世界强国，“雄视东方”，给予中国社会的刺激甚大，因而青年群往彼国留学，想寻求富强的途径，义和团运动后去者益众。陈天华就在这个浪潮中，由新化实业中学堂资送往日本。客观环境迫使当时的留学生，不能不由书斋走向社会，以政治活动代替常规的进修。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帝俄霸占东三省，各国新闻喧嚣瓜分中国，日本《英字新闻》刊《支那分割之风潮》说：“环球各国莫不注意支那之问题，思伸指而尝之，势力范围之说，日腾报纸；疆域变色之图，广售通衢，其势汲汲，俨若水中泡，风前烛矣。”(1)陈天华看到这般光景，大为悲恸，啮指血，成书数十幅，邮寄国内各学校，想唤起国人的觉醒。是时各省留日学生为鼓吹革命，纷纷编印刊物，有《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江苏》、《浙江潮》等，陈天华、杨笃生则发刊《游学译编》及《新湖南》。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陈天华和黄兴、刘揆一、杨笃生等，在湖南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不久又组织同仇会，为联络会党的机构。他们先后归国活动，准备于是年秋起义湖南，未发事泄，党人潜遁上海公共租界谋再举。黄兴、陈天华等均被捕，获释后，仍赴日本，又和宋教仁等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陈天华为发起人之一，担任书记部工作，和马君武、宋教仁等起草会章及文告，《革命方略》即为陈天华所写。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他又参与编辑工作。
《民报》出刊后，革命旗帜益著，清政府企图扼杀海外革命活动，请求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日本政府遂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留学生八千人群起抗议。陈天华坚决主张归国策划，反对忍辱留日的软弱态度。他在爱国责任心的驱使下，忧时感事，一时又不能自解，竟投海自杀，时为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年仅三十一岁。他说他的救国，“惟有两途，其一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即他自认为“苟可以达救国之目的”，不惜以身殉，希望因他的自杀，使国人“有所警动”，“群讲爱国”(2)。他在死前给留学生总会诸干事的信还说：“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保全国体，不重辱留学界耶！”(3)这和谭嗣同的“不有死者”无以励来兹的思想，有相通的地方。他的死曾经引起国人的悲愤，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当他的灵榇归葬湖南岳麓山时，“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4)。然而这种强烈的冲动，究竟不是韧性的持久的战斗办法。革命党人禹之谟、宁调元以经营葬事，触当道怒，禹之谟竟被捕下狱，宁调元走上海得免。(5)宁有《哭陈天华》诗，其中一首为：
生不能期入玉门，万言遗草怕重论。
南风不竞天将丧，东海难填石尚存。
差幸鲁连能作伴，更无宋玉解招魂！
逢人莫问东瀛事，入笠曾招几放豚。(6)
陈天华在短暂的生命过程中，曾集全力于反抗帝国主义和爱国革命的宣传，著有《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近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小说）等小册子，及刊载在《民报》上的论文。其中如《猛回头》和《警世钟》，以浅显通俗的文笔，写慷慨淋漓的爱国感情，流传长江各省，影响尤大。当武汉革命团体日知会设阅书报社，传播革命思想时，《猛回头》和《警世钟》即其中的重要宣传品，他们且通过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将是项书册暗置同营兵士床上，以广流传。因此“《警世钟》《猛回头》等，输入湖北湖南之各学堂各军营中，而新化学界革命之思潮，几不可遏止矣”(7)。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北京火车站投弹暗杀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说他读过《警世钟》及其他革命书刊后，“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8)。由于这些书刊具有极大的战斗性，因此更遭清政府和守旧派的嫉视。如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新化留日学生杨源浚新自东京归，带有陈天华之《猛回头》七千册”，放置新化中学堂，“皆被诸校董焚去”(9)。又如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浙江金华人、龙华会会员曹阿狗，熟读《猛回头》，演说爱国革命，为清吏捕杀，且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可是自此辗转向上海购阅是书的人，比以前更多。这些事例，都说明陈天华的论著深受群众欢迎，在辛亥革命时期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根本问题有两个：第一是在帝国主义的瓜分形势下，如何挽救中国的危亡？第二是解决中国的问题，采取改良的手段还是革命的手段？陈天华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坚决主张反抗帝国主义；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反对改良、主张革命。他留下的文字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和这两个重大问题有关，尤其是揭露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中国所处的危境，跃然纸上，有极大的说服力。
二 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初年，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中国在它们的疯狂侵略下，已陷入鸦片战争后未有的紧张局面，这一局面给生活于当时的陈天华以异常的激动。陈天华的论著中，不仅深刻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民族矛盾，而且流露着深厚的不可动摇的爱国思想。他说：“日本侵略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湾，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帝国主义的魔爪不仅紧紧地抓住中国的领土，阴谋瓜分；而且夺取中国各种权利，无孔不入地压榨中国人民，同样是使他发指的。他说：“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遇陵践；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探汤。”（均见《猛回头》）这些简短的词句里面，就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事实，和中国人民无数的血泪。帝国主义为了想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更有意地造成歧视和排斥中华民族的恶劣心理，这在陈天华的笔下，也历历如绘。他指出当时的一些事实说：“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美国多年禁止华工上岸。今年有一个谭随员无故被美国差役打死，无处申冤。……中国学生到美国，客店不敢收留。有一个姓孙的留学生和美国一个学生相好，一日，美国学生对孙某说道：我和你虽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孙某惊问道：这话怎讲？美国学生道：你们汉人是满洲的奴隶，满洲又是我们的奴隶，倘若我国的人知我和两层奴隶的人结交，我国的人一定不以人齿我了。孙某听了这话，遂活活气死了。”这种卑鄙心理是殖民主义者制造民族优劣论的恶果，以便利他们对他民族的奴役，严重地破坏了民族间互相往来的友好关系。陈天华把这些掠夺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叫作“民族帝国主义”。更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及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蔑视，如说：“他（指帝国主义——引者）最重的是富户，最贱的是穷民。他本国的穷民，且不把在人内算数，何况所征服的敌国！”（均见《警世钟》）可见陈天华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不止是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屈服的崇高品质，也指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压迫，所以他那真实的感情，给予人们以无限的激动。他针对资本主义轻视中国为“睡狮国”，写成小说《狮子吼》（其中并影射“《苏报》案”），在《民报》上刊出时，其中有眉批一则说：“读此篇而不怒发冲冠、拔刀击案者，必非人也。”（《民报》，第四号）足证感人之深。
基于对帝国主义无限的愤怒和对祖国深厚的爱，陈天华的反帝主张是异常坚决的，超过和他同时代的民主革命者。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见《猛回头》）对印度、越南及非洲遭受殖民主义者的奴役，他寄予极大的同情，并愤慨地引为国人的警告，要人们赶快起来救亡图存，不能再存丝毫苟且和等待的心理。他说“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方能救得中国”。他痛恨“平时没有预备，到了临危方说预备，及时过了又忘记了”（均见《警世钟》）。这种因循苟安的态度，恰是帝国主义所最欢迎的。如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中日《天津条约》订立后，黑田清隆曾由中国回日本说：中法战后，中国积极图强。他主张速与中国一战，侵占朝鲜。伊藤博文则认为中国不足畏，他说：“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而睡觉矣。”(10)为了洗刷这些耻辱、改变封建统治者给中国带来的暗影，陈天华呼吁青年不要空谈救国，不要推诿责任，认为当时不是再等待的时候了，而是行动起来的时候了。他尖锐地批判那种等待态度说：“问他何不奔赴内地，实行平日所抱的主义。答道：我现在没有学问，没有资格，回去不能办一点事。问他学问资格何时有呢？答道：最迟十年，早则五六年……到了实行的时节，就说没有学问、没有资格，等到你有了学问资格的时候，中国早就亡了，难道要你回去开追悼会不成！这学问资格，非是生来就有的，历练得多，也可长进。”（见《警世钟》）不仅给一般人的苟安心理和观望态度，痛下针砭；同时他还看出“历练得多，也可长进”的认识规律。
自鸦片战争后，满汉统治者已逐渐为帝国主义所胁服。在他们看来，“洋人之患，此天所为”，是不可抵抗的灾祸，因此只有卖国投降的一条路。经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他们更以奴颜婢膝的嘴脸来款待帝国主义。陈天华的坚强的反帝思想，恰与满汉统治者的“结与国之欢心”的投降路线对抗，他有一种信念，认为只要人人起来抵抗，洋人在中国将四面受敌，使他们由“深入腹地变为深入死地”。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曾主张“诱敌深入内河”（《海国图志·筹海篇》）以歼敌，陈天华发扬了这种爱国战略思想。因此他号召“洋人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业，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见《警世钟》）。他还呼吁妇女们要学习法国的罗兰夫人、俄国的苏非尼亚，一齐负起爱国革命的责任，不把洋鬼子赶出去，决不罢休，这种决心，是具有完全歼灭敌人的战斗气概。他主张打硬仗，主张流血牺牲，但不是徒然拿性命去拼，认为“要驱外人”，须“先学外人的长处”。他在《狮子吼》中假马世英和康镜世的对话，提供了带有策略性的意见：“马世英道：别项不要讲，即如枪炮一项，洋人的枪，能打五六里，一分钟能发十余响；中国的鸟枪，不过打十余丈，几分钟内才能发得一响，如此我们没有近到他们面前，早已成肉泥了。康镜世道：只要舍得死，炮何足惧哉！马世英道：事到临危，正要这样说，但是预先不要存这个心，学到他的，把来打他，岂不更好吗！”这里是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1)的爱国思想的发展，也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因此他认为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心思是很好的”，而“不操切实本领，靠着那邪术”，却是“大大的不好处”（见《猛回头》）。对义和团的认识，反动统治阶级固然是诬为“拳匪”，就是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也很少有正确理解的。陈天华却称义和团为“起事”，而且承认他们的“心思是很好的”，正因为他的反抗帝国主义、反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二毛子”的意思，与义和团的英勇反帝斗争一脉相通。但是他对义和团企图依靠“神拳”抵抗洋枪大炮的愚昧想法，觉得是“不操切实本领”，结局是危险的。以此他主张“文明排外”，内里要刻刻提防帝国主义，它们要占我们的权利则一丝不答应，正常的交往则仍须维持。这种认识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由自发到自觉的初步表现。
当时清政府执行的是殖民地外交路线，后党亲俄，帝党亲英，改良派主张依英、日。发动“自立军”起事汉口的唐才常，曾经活动联络英、日；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也没有完全摆脱结好列强的愿望。如《民报》简章中标出的“本杂志之主义”六项，其中即有“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一项，《民报》第三号阐明上述六项又揭载“《民报》六大主义”一文。陈天华却坚决不赞成对帝国主义寄予任何幻想，反对依赖“外援”，他警告那些想联日的人说：“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看朝鲜”，指出“日人（日本帝国主义——引者）之隐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见《绝命书》）。所以在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的时候，他坚持回国他图，反对仰人鼻息地留在日本。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12)陈天华在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就是具有这种“最可宝贵的性格”的一个人。
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作为侵略工具，鸦片战后的几十年，外国传教士横行中国各地，而且诱骗中国教徒，供他们驱使，所以中国人民展开了一系列的反教会侵略的斗争。陈天华对这个问题表示了非常明确而坚定的爱国立场，他说“教可以自由信奉，国是断断不能容别人侵夺的”。为了发扬爱国精神，扫除思想上的障碍，划清爱国和信教的界线，他曾举出扣人心弦的事例说：“日本国从前信奉儒教，有一个道学先生门徒很多，一日有个门徒问先生道：我们最敬重孔子，倘若孔子现在没死，中国把他做为大将，征讨我国，我国怎么办呢？先生答道：孔子主张是爱国的，我们若降了孔子，便是孔子的罪人，只有齐心死拒，把孔子擒来，方算得行了孔子之道。”这个故事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它指出了信教应该服从爱国；同时因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海外开展，留学生是民主革命派的骨干力量，而其中又以留日学生为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骤增富强，是大家所向往的，所以以彼例此，说明爱国不能为别种关系所转移，认为留学生“就学仇人的国，原想学点本领返救祖国”，如果做了为洋人服务的洋奴，应“任凭同胞将他捉来千刀万剐”。（以上均见《警世钟》）在他看来，一切民族败类，都是爱国者的敌人，是人人得而杀之的。
陈天华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达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最前哨。首先表现于他的坚决性，与帝国主义没有妥协的余地；其次表现于他的自觉性，即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一定的应付策略；再其次表现于他的全面性，即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和凡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人。这些认识，是中国人民在前一世纪的六十年中，长期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的累积，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改良主义者希望通过变法以达到独立自主的愿望幻灭了，义和团的正义行动遭到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了，而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侵略阴谋越发露骨，正视现实，寻求救亡图存的方策，是二十世纪初年先进人物的严重责任，陈天华就是其中一个想肩负这一严重责任的人。
三 从爱国到反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思想
一九〇三年二月（光绪二十九年一月），留日学生创刊的《浙江潮》说：“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权派”，是鸦片战后六十年间，中国思想变化的进程。“制造派”的洋务思想，虽然与后二者的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它是近代思想变化的环节。维新运动失败后，“自由民权派”思潮逐步高涨，陈天华即其中提倡自由民权的先行人物之一。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美国的独立史，法国的革命史，是“自由民权派”的理论依据，更重要的当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人民渴望获得自由和民权。获得自由和民权的途径：反抗帝国主义，推翻君主专制的清政府，是两个重要课题。可是当时的民主革命派，还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结合起来，因此谈到民主革命，往往是就推翻清政府而言，陈天华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不例外。但从爱国主义出发，他的革命主张，是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从而挽救中国的危亡，因此他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建立于下列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从反帝到反清。清朝统治者的卖国投降，是他所最痛恨的，他由强烈的爱国感情进而倾心革命。他说：“清廷已经是洋人的政府，它向帝国主义赔款数次，差不多上十万万了，此次赔各国的款（指《辛丑条约》），连本带息，又是十万万，我们就是卖儿卖女也是出不起的。又自己把沿海炮台削了，本国的军队请各国来练，本国的矿产让各国来开，本国的铁路让各国来修，还有那生杀用人的权柄都听各国的指挥。列位！你看满洲政府，只图苟全一己，不顾汉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们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违旨的罪，兴兵剿洗，草芥也比不上。”他进而指出：“我们若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吗！”（见《猛回头》）在满洲贵族统治已二百数十年的当时，封建臣仆们还在那里嚷着主子的“深仁厚泽”，陈天华这种无情的揭露，就不能不激起人们对清政府的愤恨。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见《警世钟》）。即认识到不推翻帝国主义的联盟者——封建专制统治者，中国就谈不上独立自主。他在死前更毅然宣布：“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清执政柄而卵育之。”（见《绝命书》）可见陈天华的民主革命思想，虽然没有从理论上完全认识到反帝反封建二者的不可分割，可是在事实上已经达到了反帝反封建相互联系的结果。
第二，基于“政治问题”。陈天华以为当时的革命派，“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他的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所以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见《绝命书》）。显然与章炳麟所主张的“以胡寇孔棘之故，惟奋起逐北，摧其巢穴，以为中华种族请命”(13)的狭隘“反满”革命有所不同。因此他对清朝统治者政治上的贪污腐化，揭露无遗，如说：“他且莫讲，京城修一个大学堂，要费三十万银子，政府说费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复修颐和园，几千万银子也办出来了；每年办陵差，动辄数百万，亦是有的，独有这三十万难道寻不出么！我们百姓家里，要一钱买水吃也没有，去年荣禄嫁女，他的门房得门包三十二万，这银子从哪里来的？都是那贪官剥削我们的脂膏，献与荣禄的。”（见《猛回头》）这样的腐朽反动统治，已经尽了头，没有丝毫革新的希望，只有一条路，即“革彼羶秽残恶旧政府之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从他的论点分析，要实现民主政体，不只因为是满洲的君主专制要推翻，就是汉族君主，也一样要推翻。事实上种族革命也就包括在他所说“基于政治问题”之内。
从上述论点出发，陈天华的革命论，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客观历史的发展。他说“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终古成长夜矣”，他肯定革命是推翻暴政、促进社会的必要手段。他认定当时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刘邦、朱元璋式的英雄事业了，而是“出于国民”——出于多数人的意见。“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增进万倍，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可见他的所谓“国民革命”，实际就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设立的共和，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在陈天华看来，是属于“平民革命”或“国民革命”的范畴，他说：“中国自秦以降，革命多崛起民间，于平民革命较近之”，如“胜（陈胜）、广（吴广）发难，未数月而遍及天下，……则非出于少数人的意见明矣。”农民起义后，“则由于当时未闻共和之说”，所以仍“存君主之制”，当然他不知道从社会的基础去理解。但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历史主义地作了适当的估计，认为“彼暴君污吏，敢以犬马土芥视其民，而时懔复舟之惧者，正缘有革命者以持其后也”。（以上均见《中国革命史论》）这种认识的关系，是反映着资产阶级革命如果离开了农民的力量，就没有了革命群众。
革命的能否成功？陈天华认为决定于有无领导力量，这个领导力量不是个别英雄，而是“中等社会”。所以他说“泰西各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见《中国革命史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断定中国革命的途径，“惟有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见《绝命书》），才有成功的希望。陈天华所指的“中等社会”是什么？就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说，是相当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14)。在陈天华开展革命活动时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要求获得政治地位的新兴社会力量。据统计：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这一年，新设厂矿五十四家，资本一千四百八十余万元；其中纺织工业十四家。(15)这个力量正在发展中，它代表着新生的发展的革命力量，而当时的留学界，基本上是代表这个阶级或向这个阶级转化和发展的。陈天华的世界观，客观地反映了这个革命阶级的利益，力图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关系。他曾鼓励富人“集资设立公司，修设轮船、铁路、电线，及各种机器局、制造局、采炼各矿”，认为“多有大利可得，为何不办呢？把银钱坐收在家，真可惜”！（见《警世钟》）要国人投资工矿事业的主张，是给民族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是具有发展生产和抵制洋货的积极意义的。他说：“近今盛倡利权收回，不可谓非民族之进步也。然于利权收回之后，无所设施，则与前此之持锁国主义者何异？”领导革命的既然是“中等社会”，那么领导的革命队伍又是什么？兴中会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在广州、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在惠州的武装起义，华兴会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的准备夺取湖南，然后北向，都是发动会党力量，陈天华却认为“会党可以偏用，而不可恃为本营”（均见《绝命书》）。他所“恃为本营”的虽然没有论列，观其要“普及下等社会”，要发动士农工商来抵抗洋人，且认为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近于“平民革命”，联系起来看，完全可以理解为他是想把革命力量的范围扩大，而不限于会党，不是如有些书上所说：“他（陈天华）不赞成依靠当时农民革命的秘密组织——会党，要求缩小革命范围。”(16)这是没有根据的。依照他的认识，只能说他没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明确观念，因为陈天华是一个革命论者，却不可能是一个阶级论者。虽然他有些地方表现了蒙眬的阶级概念，如他批判留日学生划分省界的地区思想说：“彼此应为相互主义而非阶级主义也。”他也指出满洲贵族的统治中国有“主”与“奴”的区别，“今彼省与此省，非有主奴之施也”（《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他也认识到“彼泰西因革命而获自由者，次等之贵族团体也，于多数之奴隶何与”（见《中国革命史论》）！这一论点与孙中山所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17)相同。虽然陈天华已经知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资本家与平民间的社会分野，也接触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认识，这是值得重视的，然而只是“贫富悬殊”论的发展。他不可能是一个阶级论者，也和他不可能有依靠农民的明确群众观念一样。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个阶级论者，就很难要求他有明确的群众观念。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还不是民主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与其他政治主张的最后分界线，它们的最后分界线在是否反对改良主义者。在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当时，清政府企图麻痹人民，缓和革命，宣布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正为此庆幸，他“尚冀赐环有日，宣室重逢，为伪朝建不世之业”(18)。国内有些人亦为此种假象所欺骗，陈天华作《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一文，揭穿这种骗局说：“盖鬼，可畏者也；鬼而变易面目，使人不知其为鬼，而亲近之则可畏愈甚。”尤其是原先有过积极作用的改良主义者，此时他们主张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反对民主共和，诬蔑中国人民没有进行民主革命的能力，没有实现共和政体的资格，说革命会引起大乱，招致瓜分。同盟会发刊的《民报》，从理论上向改良主义者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斗争，这意味着民主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正分界线。陈天华指出：“中国自古以来，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见《猛回头》）他发表《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的论文，斩钉截铁地说：“不革命而能行改革”，犹如“乌头可白，马角可生，此事断无有也。”又着重驳斥了中国不适宜于民主革命的谬论，他说：“顾及反对共和之说者，要以就程度立言者为最坚，貌为持重，善于附会，而怠乎方张锐进之人心，其最不可不辨也。”因此他回答了改良主义者蛊惑人心的三个问题，给君主立宪的谬论以有力打击。第一，中华民族有没有能力？他一面严斥“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的论调，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统治中华民族的借口，改良主义者“亦相率为是言”，是已与帝国主义、民贼相表里；一面又肯定“吾民族有四千余年之历史，有各民族不及之特质”，必能奋发有为，将“如风之起，如水之涌，不可遏抑”。第二，中国能不能在短时期内恢复权利？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已经开化的民族，进步的速度是不会同于未开化者的濡滞，指出“欧美积数百年始能致之者，日本以四十年追及之”，相信中国的地广人众，“而谓不能驾轶之耶”！这里警悟地告诉人们不要以常规来束缚自己的手脚。第三，中国能不能完全恢复权利？他相信以中国人民的武勇智慧，必将“享有完全权利”，觉得“使中国而改共和也，当兴立兴，当革立革，雷厉风行，毫无假借，岂若今政府之泄泄乎”！进而说明中华民族的创建共和，是求“整体自由”，非求“个人自由”，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下，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在改良主义者反动论调的影响下，当时不少的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陈天华的这些论点，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也鼓舞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
为发扬民族自信心，增加社会活力，使人人能为实现中国的共和独立而奋斗，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了纲领式的十条，作为革命行动的依据：第一要除党见，同心同德；第二要讲公德，有条有纲；第三要重武备，能战能守；第四要务实业，可富可强；第五要兴学堂，教育普及；第六要立演说，思想遍扬；第七要兴女学，培植根本；第八要禁缠足，敝俗矫匡；第九要把洋烟一点不吃；第十要凡社会概为改良。这些内容，似乎与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相近，但有一个根本不同点，即改良主义者是向清政府伸手乞讨，而陈天华是从民族自觉出发，要做到这些，必须向清皇朝和旧势力展开斗争，为爱国革命准备条件。同时他的所谓“除党见，同心同德”，好像是在缓和矛盾，然而他是希望大家“同心同德”地向革命看齐，在这一条纲领底下他明白地指出：“从前只有守旧、求新二党，到了晚近，即求新一党，又分出许多党来，有主张革命的，有主张勤王的；有主张急进的，有主张和平的；有主张陆军的，有主张科学的。比从前两大党的争竞，还激烈一些，不晓得大家都没平心去想，革命才真是要紧的，……大家总不可挟持意气，彼此只可将真理慢慢地讲，今日的时势，急进是万不可无的。”显然他是以革命为真理，要大家“同心同德”地奔赴这个目标，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国革命时的情况说：“在这里，君主政体便是不现实的，而革命就是现实的了。”(19)他还具有在不同条件下，须有不同重点的观念，他说：“要把现在的江山从那虎狼口中抢转来，怎样不要陆军呢？但江山抢转来了，没有科学，又怎样行得去。”（见《猛回头》）
陈天华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君主立宪，主张采取流血牺牲的革命手段，来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很明白的，不容与改良主义者混淆。他所追求的民主共和国，他在《狮子吼》中以寓言的形式写了出来。
走到右箱看看，只见挂着“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那里面的书册不知有几十万册，……有一册上面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内称全国大小学堂三十余万所，男女学生六千余万；陆军常备军一百万，预备兵及后备兵八百万；海军将校士卒共一十二万，军舰总共七百余只，又有水中潜艇及空中战艇数十只；铁路三十万里，电车铁路十万里；邮政局四万余所；轮船帆船二千万吨；各项税银二十八万万圆，岁出亦相等。又一大册，用黄绢包裹，里面画一狮子张口大吼之状，题曰《光复纪事本末》，共分前后二编，总计约有三十万言。前编言光复的事，后编言收复国权、国家完全独立的事。
由此可见陈天华所期望和努力的光复事业，是要从清政府手里夺回政权，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国权，然后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他提出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图样，大大地超越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供的方案。陈天华期望“中等社会”领导中国建立这样的富强民主共和国，四十余年间一事无成，只有在四十余年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才有根本实现的可能，这是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国先进人物所不能理解的。可是陈天华那种不可动摇的愚公移山精神，是永远鼓舞着人们前进的，他说：“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见《猛回头》）所以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也不能不说：“君既以一死欲易天下，则后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
四 陈天华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陈天华的思想，是五十余年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优良成就，对中华民族起了很大的觉醒作用，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列宁称誉俄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能够给他那一时代一切的政治事件以一种革命的精神。”(20)陈天华对当时中国许多问题表示的态度，也有同样的性质。他的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而且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办法，最突出的即不调和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姑息地鞭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他曾以波兰亡国为例，说那些“贪生怕死的贵族，甘心做外族的奴隶”。这就是对满洲贵族、汉族地主的刻画，他认识到不革命不能救中国，主张救国与革命要同时并进，不能等到救了国再去革命，或者革了命再来救国。这样就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两个基本矛盾，有了初步的统一认识，从而使他的论点有了总的方向，所以他所写到的即使是一些个别问题，也能赋予重大的政治意义，如他的文集中《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周君辛铄事略》等文，没有不包含着宣扬救国与革命的主张。其次是他主张“万事皆当开一新纪元，不得授旧闻以相难”，当时谈改革的人，多牵引不切时代的历史以为据，或者拘泥历史以非难革命，这种旧传统成为宣传革命的重大阻力，陈天华为打破这种旧传统，大胆地提出：“革命惟问当世宜不宜，不必复问历史，自我作始可也。”（见《中国革命史论》）给保守顽固思想以当头棒喝，也给那种说不能躐等的、主张一步一步改良的庸俗进化观点以有力打击。这一点是民主革命派与改良主义者在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分野。再其次认为“空谈救国，人皆厌闻”，必须要会行，主张人人须养成“牺牲个人，以为社会；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革命品质。又指出从事革命要“出于责任心”，“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要踏踏实实地去下功夫，所以他讥笑那些“号称读书的，除了‘且夫’‘尝谓’几个字外，还晓得什么”（见《猛回头》）！而且他理解到参加实际斗争是增长历练和认识的过程。特别值得提出的，由于陈天华坚决地站在爱国革命的民主立场，而且不尚空谈，重视实践，他的主张没有掩饰和回避，其为文字做到了“我手写我心”，从他的思想深处，奔腾着高度的爱国热情，相信“只要人心不死，中国万无可亡之理”，更相信有一天我们要齐呼——“中华万岁”。因此他的文字几乎每句都能激动人们的爱国感情，在今天读起来，还有它的现实意义。
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就他的时代来说，无疑是有很大的进步性，可是他也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有其局限的一面。当他在革命屡次受到挫折时，曾一度寄希望于改革，他说“去岁以前，亦尝渴望满洲变法，融和种界，以御外侮”。（见《绝命书》）甚至在“乙巳（一九〇五年）春间，各国忽盛传瓜分中国之说，学界中闻之极形恐慌，陈天华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归国，向北京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这里说明陈天华在寻求救国的途径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一时提议请愿立宪，是为了达到救国目的，与改良主义者要保护清朝统治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当时知其“固别有用意，同志多谅解之”(21)。虽然如此，究竟他在革命问题的认识上是有破绽的，如认识到清政府的卖国，却没有明了它对帝国主义的依存关系；如认识到反清不只是为了种族革命，却没有提防到“融和种界”会和改良主义者拥清的主张混淆。同时陈天华虽然认定“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却主张“入手之方，则先之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准备”（见《中国革命史论》），就不免仍蹈当时流行革命不能躐等、须由立宪而共和的错误说法，且自陷于矛盾中。而梁启超遂援引陈天华遗书有“欲救中国必用开明专制”的意见，大写其开明专制论（见《饮冰室文集》第六册）以诘难《民报》的民主革命主张。可是陈天华认为“最初之手段，仍为革命也”（见《中国革命史论》），即推翻清朝后，经过开明专制而达于民主共和，显然与改良主义者的拥清仍有所不同。基于他对民主革命这种认识的不彻底，当革命遭受挫折，一时竟想变易救国的途径，正是对革命的持久战斗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根本问题，则由于陈天华虽然主张革命要“普及下等社会”，但把中心力量寄托于“中等社会”，尤其是中等社会的留学界，他说中国“其有一线之希望者，则在于近来留学生日多，风气渐开也”（见《绝命书》）。当然，留学生吸取自由民主思想、推动革命的先锋作用，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不与广大的群众结合，革命就没有胜利的基础。同时陈天华号召群众起来爱国革命，要“耕田的放了犁耙”，可是他鼓励“中等社会”投资工矿事业，顾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切身的利益，而对农民大众的号召，却忽视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本来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成立时的宣言中，已明白提出了土地纲领——“平均地权”，《民报》发刊词中也说到“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龚春台等萍浏醴起义的檄文，也说道：“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22)而陈天华所有的论著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还说：“吾闻孙君所抱持之主义，实为民族、平等二主义者也。”（见《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显然“平均地权”这一民主革命的根本纲领，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当同盟会成立时，一些地主阶级反清派就反对这一条，陈天华可能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否则他不应抹煞孙中山已经标榜的民生主义，而说他只抱持“民族、平等二主义”。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这一个结论说明了辛亥革命的总情况，是当时所有的民主革命者的共同弱点，陈天华的认识也同样受此局限，就上述一点来说，比孙中山、朱执信等人更不彻底一些。
陈天华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一个唯物论者，他反对“信鬼信怪”，不赞成义和团的“邪术”，因此“宗教观念，素来薄弱”，观察事物，能从客观实际出发。虽然对精神与存在的根本问题，很少探讨，但他紧紧地抓住现实，主张躬行实践，是按唯物论者的认识过程来处理问题的，当然非常不彻底，对宗教的态度即其一例。他说：“如谓宗教必不可无，则无宁仍尊孔教，以重于达俗之故，则并奉佛教亦可。至于耶教，除好之者可自由奉之外，欲据以改易国教，则可不必。”（见《绝命书》）因此他对宗教思想表示了反对，却又为宗教保留了地盘，可见他的主张“宗教可以自由信奉”，不是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宗教的所以存在，而是袭取资产阶级“信教自由”的政治原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纪革命家底无神主义文献中间，可以找到许多不合科学，又很幼稚的东西。”(23)陈天华的爱国革命思想，虽然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年，而他的思想基础还同于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思想家，那些不合科学和幼稚的东西是不足怪的。
（一九五六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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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第3期（1903年6月出刊）。
(2) 均见陈天华：《绝命书》。本文所引陈天华文句，除《警世钟》采自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外，其他皆引自《陈天华集》。
(3)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2页。
(4)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第174页。
(5) 《醴宁县志·宁调元传》。
(6) 宁调元：《太一遗书·太一诗存》第1卷。
(7) 张天华编：《血花集》，第12页。
(8)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4页。
(9)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4页。
(10)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
(11) 魏源：《海国图志》序。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91页。
(13)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第2卷。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页。
(15)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3—95页。
(16) 石峻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页。
(17)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18) 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
(19)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6页。
(20) 转引自［苏］潘克拉托伐：《苏联近代史》，省微译，中华书局1953年版，第264页。
(21)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第50页。
(2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编。
(23)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唯真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