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把剥削阶级一个一个地打倒下去。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仅仅理解为要有选举出来的政权，要有共和国。”(1)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主要就是为了要有一个“选举出来的政权”，一个共和国。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以同盟会为旗帜的革命党人，是采取革命办法的，对清政府和立宪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在革命的进程中，仍有着较大的妥协性，宋教仁也不例外。这种妥协性正反映了软弱的阶级性格。
宋教仁开始活动的年代，已是二十世纪的初年，他在二十二岁的那一年（一九〇三），由受传统教育的漳江书院进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这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潮正在兴起中，宋教仁恰恰赶上了这个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一九〇四年，宋教仁随同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并参加了湖北第一个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所以他没有经过改良主义的曲折，一开始就踏上了民主革命活动的道路。同时，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不久，便遭到袁世凯的暗算，又没有经受其他革命党人后来的变化。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年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年。就这个意义来说，宋教仁完全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
一九〇四年华兴会成立后，便决定当年农历十月西太后生日在湖南起义，宋教仁负责常德一路。因起义计划先期泄露，官府追捕甚急，宋教仁只身出亡，船自岳州过螺山，口占长歌以寄慨，有“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等句，发抒了一个满怀斗志的爱国青年的感情。
宋教仁到日本后，初就学于顺天学校、政法大学，继入早稻田大学学政法。这时中国的留日学生已有数千人，正在国外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宋教仁在日本最初的活动，是和田桐、白逾桓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这个杂志改变了以省区命名（当时《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杂志均以省区命名），能就全国着眼，表示了对整个国家民族安危的关心。宋教仁看到陈天华的《警世钟》印有黄帝肖像，便据以插印于《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刊号，并题云：“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昔赖帝之栉风沐雨。嗟予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祖！”(2)这里证明宋教仁最初从事革命活动，是以“反满”的民族革命作为指导思想的，是由“反满”革命向着民主革命思想发展的。基于这种思想，他主张用黄帝纪年以代替帝王纪年，这样，也就直接否定了清帝的年号。他的日记从一九〇四年开始，便书为“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并和上海《国粹学报》讨论黄帝纪年的具体办法，后来《民报》采用的黄帝纪年，就是以宋教仁的意见为依据的；而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纪年，又大都是以《民报》为依据的。这一行动，使清政府发生了极大的震动，驻日公使吕海寰曾向清廷奏报道：“遣派学生出洋游学，成才固多，然见异思迁者亦复不少，即如行文纪年，直书黄帝甲子，袭耶稣之名词，置正朔而不奉；又剪发改装，皆仿西制，以为便利。夫正朔服制为帝王行政之大端，倘令该学生自为其政，纷纷效尤，相习成风，纪纲安在？”(3)《二十世纪之支那》只出到第二期（后改为《民报》），这一期一出刊就被日本警察局全行没收，因它刊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触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疮疤，日本政府就给以“妨害公安”的罪名而勒令没收，宋教仁并被传审。这是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力量最初的压抑。一九五九年，日本史学界编写的《日本史学之发展与现状》报告，其中涉及有关辛亥革命历史的部分，却竭力渲染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帮助，他们有意抹煞了日本政客经营中国的阴谋。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宋教仁是这个同盟的积极促进者。被推为司法部的检事长（同盟会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及湖南主盟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大力进行了革命宣传和武装起义。宋教仁是《民报》的编辑人之一，继续致力于革命宣传工作，就他的日记所记和《民报》所载，这时他写了不少时评，《民报》第二号即刊有《既设警部复置巡警道果何为耶》《南洋华人求入日本籍》《尼夫阿利亚之独立》三篇。这些短评的内容，主要是在揭露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和发扬民族的自由独立思想。他在《民报》上还以“勥斋”的笔名发表了两篇译文，一为《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一为《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前文描述了一九〇五年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的革命声势，说俄国九千万农民，“一朝悉起而背畔，又何物能拒之耶”！又说工人总同盟罢工的口号一经发出，“职工遂起响应，各种公共之机关全行停止，尔后旬余国内常为黑暗之世界”(4)。后文不但赞叹地说：“自社会革命之说出现于世界，而后人道胚胎，天理萌芽，将来全世界之问题，其于是焉解决乎！”而且其中将《共产党宣言》的最末一段译道：“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5)
宋教仁译述这些东西，是可贵的，他并在日记中记道：“阅报知俄国革命党大起，全国各等社会皆动云，噫！返视吾国之民气则何如矣！”(6)表示了对一九〇五年俄国民主革命的向往。但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固然不可能有什么理解，就是俄国民主革命的激进纲领也没有引起他应有的注意。一九〇六年一月间，宋教仁在宫崎滔天家里做客，宫崎民藏（滔天之兄）“出其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观之，言平均地权之说者也”(7)。他对这本书毫无表示。同年三月，宋教仁又会见了一位俄国革命志士，这位革命志士向宋教仁说了许多道理，说他自己：“向来系极专主张民主主义的，然观之于美国民主国也，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法国亦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亦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诸国，其人民于政治上之自由，未尝不获多少也，然社会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余近年所主张者，较前稍变，实兼政治、社会两方面而并欲改良者也云云。”(8)然而言之者谆谆，对宋教仁这个听之者却是藐藐。当时孙中山和有些革命党人盛称的以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为内容的社会革命主张，宋教仁也没有赞一词，他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9)。所以人们讥之为“二民主义”。后来宋教仁在《社会主义商榷》一文中说：“夫吾人非反对社会主义者，吾人惟以为凡唱一主义，不可不转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10)那时的革命派，往往把激进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宋教仁断定欲在中国推行他们所谓的社会革命，一定和中国这个“客体事物之现状”不相适应，“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很难想象。这正是对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纲领表示怀疑。
在向西方学习中，宋教仁最感兴趣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和议会政治，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他陆续翻译了《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澳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德国官制》等等，而《英国制度要览》又引起了他更多的注意。当一九一一年四月间，正是在广州大举起义的紧张日子，宋教仁参预了这次起义工作，继陈炯明任编制课课长。但他到香港后，却致力于草拟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成三巨册，准备充当未来的民主共和国的叔孙通。这种努力，对于坚定革命信心，鼓舞革命斗志，不能说没有积极作用。可是宋教仁不是以更大的注意力集中对付当时最为迫切的你死我活的实际斗争，就未免缓急失宜了。
个性发展、个人自由等命题，在当时有反对封建束缚的积极意义，宋教仁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一样是服膺这些东西的。但是宋教仁把这些东西发展到了极不合理的程度，他说：“盖古今宇宙之间，除我之外，即无所谓万物，亦无所谓古今宇宙，皆自我眼中目中心中以为有之，始乃有之者也。我而欲谋真正完全之为我主义，即余所言范围不可不大，时间不可不长之谓也。但予犹有未想到者，即程度一面，盖程度亦不可不高者也。合此三者而又加之以利害关系，推之极真且大，则为我之说，庶无弊矣。……余尝思及‘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二语，欲以‘唯我’二字当之。”(11)当时宋教仁好读王阳明的著作及其年谱，深受王阳明思想影响。他把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思想和王阳明的学说结合起来，成为他的唯我论——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宋教仁的唯我论又从章太炎那里得到论证，他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记中记道：“晚餐后，与章枚叔谈最久，谈及哲学，枚叔仍主张精神万能之说，以为万事万物皆本无者，自我心之一念以为有之乃有之矣，所谓物质的亦不过此之一念中以为有此物质始乃有之耳。余以‘唯我’之理质之，并言此我非肉体之我，即所谓此之一念也云云。枚叔亦以为然。”(12)宋教仁的主观唯心论和章太炎的主观唯心论一样，发挥过激励革命信心、敢于和清政府作斗争的作用。但是，宋教仁由这种思想出发，必然导致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表现在政治活动上就是以个人为中心和崇拜权势。以后他对袁世凯的妥协以及以自我为中心地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行动，和上述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显然，唯我主义的思想，以为万事万物皆由于我之一念，貌似坚强，实际上却是脆弱的，恰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空虚。这里也正说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学习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思想的同时，也深刻地刻上了帝国主义反动哲学的烙印。
（二）
同盟会这个松懈的阶级联盟，在它成立后的第三年（一九〇七年），即开始分化，不仅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对孙中山有异议，以至公开分裂；黄兴和孙中山的意见也有参差，在制订国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孙主张用青天白日旗，黄主张用井字旗，为此，黄兴竟声称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分析此事说：“余则细思庆午（黄兴）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至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宋教仁看到内部这种分歧，不是积极地去寻求解决的途径，却产生了畏难的消极情绪，他说：“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13)因此，他辞了同盟会庶务长职（一九〇六年冬黄兴离东京，宋代黄职），而有东北之行。事后黄兴并没有离开同盟会，而且还是极力维持同盟会的，这一年焦达峰、张百祥等创立共进会，黄兴还责以不应立异。宋教仁也还是在同盟会的旗帜下积极地进行斗争。
一九〇七年四月，宋教仁、白逾桓及日本人古川清等，潜赴东北，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对“马贼”进行联络，谋占奉天，与南方起义相呼应，曾致书“马贼”头目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的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举大业……”(14)宋教仁去东北活动这件事的本身，是有助于革命的，但他的“早自为计”，却反映了独行其是的自由态度，也是对同盟会表露了分化的痕迹。宋教仁这次在东北的活动，因招兵失败，白逾桓被捕，结果无所成就。
宋教仁自东北返回东京的两年多中，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领导工作，并从事政治经济等学科的研究。由于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不在东京，加上内部的纠纷，宋教仁的领导又不太孚众望，所以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没有振作得起来。谭人凤说：“未几，《民报》以被日人干涉封闭，同盟会由是日衰落，而宪政党遂愈猖獗矣。此戊申（一九〇八）秋冬间事也。”(15)至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党人“见总会全力集中于南部，而本部精神，惰懈不堪，实足使大多数省份同志日趋消极”(16)，宋教仁也拟“避人避世，迹遁烟霞”(17)，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虽然如此，宋教仁这时的积极面究竟是主要的，他和谭人凤、林时爽、居正等相与讨论，亟谋补救办法，并建议著名的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佥谓上策运动甚难，下策行之而败，且足以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宜决用中策。”(18)这个三策，是革命党人当时的战略方针。大家赞同“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的中策，说明了长江流域的革命势力正在酝酿发展，也反映了他们已认识到在长江中游起义“然后北伐”的形势，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于是进而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商讨，宋教仁又建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长江革命”。他们将此事就商于在香港的黄兴，黄兴这时正以全力策划广州起义，来不及注视长江的形势。这年冬，宋教仁至上海，和于右任等主办《民立报》。《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宣传影响甚大的报刊之一，特别是它促进了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
这时的宋教仁，更显著地表现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论家，他在《民立报》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如《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滇西之祸源篇》《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极东政局之转变》《希望立宪党者其失望矣》《论英日同盟条约之修改》《日俄同盟之将成》《四国借款之用途》《历法评议》《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英国之国会革命》等等。就这些文章来看，宋教仁主要评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关系的变幻，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三是对清政府和立宪派的抨击。这些文章有不少激动人心的内容，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有较大的影响。如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形势说：“经济的侵略和武力的侵略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为之辅，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19)
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的大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等相率自香港返回上海，他们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更为坚决了。宋教仁“遂时时以葡国革命之时机经历，著为论说批评，以诏同志。其为言曰：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争），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重旧政府之所恃者使为己用（用政府军队）。此三事皆革命成功之原则也”(20)。这是具有策略性的意见，可以使清政府迅速瓦解，后来武昌起义的进行，大体和这些意见相合。这种要求速胜的心理，没有持久作战的打算，也就埋伏了革命半途而废的危机。此前在东京倡议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至是年七月三十一日（闰六月六日）始正式成立于上海，设庶务、财务、文事、交通、会计五总务干事，由谭人凤、宋教仁等分任之，组织总务会议；规定设会长一人，虽然说是“虚位以待”，但隐约地是以黄兴为对象的；由谭人凤起草了宣言，由宋教仁起草了章程，宣言指出：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形势日大，然而不能取得胜利，是由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进而指出设立中部同盟会的缘由说：“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按指黄花岗烈士），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举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以气郁身死（按指赵声），一以事败心灰（按指黄兴），一则燕处深居，不能谋一面（按指胡汉民），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诸汪洋泡影中矣。……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乎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21)中部同盟会成立后，随着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四川等省设立分机关，又以两湖为活动的中心。孙中山在其《革命原起》中说：“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孙中山虽然没有说出中部同盟会来，但对于“转谋武汉”的活动是表示首肯的。
中部同盟会，肇因于一九〇七年同盟会的开始分化和共进会的成立，酝酿于一九一〇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告成于一九一一年四月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它一方面反映了部分革命党人对孙中山侧重在边省起义的不满，所以吴玉章同志说：“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组织虽然号称是同盟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从它发表的宣言来看，实际上是因为对同盟会的领导有些不满而采取的独立行动。”(22)另一方面却发挥了在广州起义后同盟会处于涣散状态后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对长江革命形势的推进。谭人凤和宋教仁是中部同盟会的主要活动分子，他们秘密往来于沪汉间，和孙武、居正等商讨进行方法，于是文学社、共进会事实上成了中部同盟会的分机关，《民立报》成了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而“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参加者亦以《民立报》关系人物为特盛”(23)。因此，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直接推动的，同盟会对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则是通过中部同盟会来体现的。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夕给中部同盟会的信，就完全表达了这种领导关系。信中说：“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于川蜀亦有掎角之势；及天民、芷芬两兄来，始悉鄂中情势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后以谋进取耶！惟念鄂中款虽有着，恐亦不敷，宁、皖、湘各处，需用亦巨，非先向海外筹集多款，势难联络办去。今日与朱君执信等商议，电告中山先生及南洋各埠，请先筹款接济……鄂事请觉生兄取急进办法，如可分身，能先来港一商尤盼。”(24)虽然中部同盟会“认南部分会为友邦”，对孙中山的领导似有不够尊重之嫌，但它适应了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沟通了武昌起义和孙、黄之间的关系，所以谭人凤和宋教仁的这些活动是有功迹的。
同时也必须指出，中部同盟会原“定宣统五年（一九一三）为大举时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及四川保路运动掀起，武汉已在弦满欲发，正是大好的革命形势。黄兴已看出“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为虹”（寄谭人凤诗中语）的气象。宋教仁也为《民立报》写了《论川人争路事》的社论，鼓励四川人民和各省人民说：“假令川人潜察政治盛衰倚伏之故，达观世界大势变化推移之数，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湘、鄂、粤人及各省人亦同时并举，风起水涌，以与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或将因此一扫而尽……”(25)接着，宋教仁又写了《川乱感论》，向全国人民呼吁：“吾同胞可以猛省，翻然起，倜然兴，而无再秦越相视，以救此水深火热之同胞也可。”(26)这是号召大举革命的声音，但是宋教仁并没有立即行动起来。当武昌起义，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响应，全国已卷入革命的大风暴中。宋教仁虽然及时指出：“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27)并在《民立报》发表《警告日本人》的社论说：“湖北革命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军也。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目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其大坂《每日新闻》《报告新闻》等，且谓各保护租界等手段，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其狡焉思启之心，可谓如见。吾不解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28)就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宋教仁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不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狡焉思启之心”给以当头棒喝。但是，他把英、美帝国主义的伪装中立，看作是“交涉权义之所接”，竟以一般国际惯例来衡量帝国主义，是不了解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使然。这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共同缺点，后来终于大上帝国主义的当。
宋教仁虽有这些较好的表示，但据谭人凤的纪述，他这时仍不听敦促，滞留上海不进，直到十月下旬，才随同黄兴去武汉，这就落后于形势了。
（三）
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当初，召开各省都督代表会议，有在上海还是在武汉之争；推举大元帅摄行中央政权，有举黄兴还是黎元洪之争。这些争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宣告解决，前者因克复南京议建为首都而息争，后者因孙中山回国举为临时大总统而息争。但在同盟会内部，对于正在酝酿建立中的中央政府，又有采取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分歧，居正记其事道：“同盟会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中山），宋钝初自宁赴会。席次，克强与英士、钝初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定，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宋钝初主张内阁制，总理力持不可，克强劝钝初取消提议，未决，克强定期赴宁，向代表会商定。”(29)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所持的理由，据他自己后来说：“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会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30)
在宋教仁极力主张实行内阁制时，章太炎大为宋教仁揄扬，他宣称：“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昔在东方，尝以江左夷吾相许，今其成效粲然，卒为功首，犹复劳心综核，受善若虚，上宰之任，不患无人矣。”(31)章太炎的意见，不行内阁制则已，要行内阁制则“总理莫宜于宋教仁”。经过多次讨论，孙中山已同意行内阁制，并拟议以黄兴任内阁总理，黄兴不愿就，婉劝始有允意。但各省代表会议原在武汉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总理，至此宋教仁提议修改，代表会反对，结果南京临时政府仍维持总统制。无论效法美国的总统制或英、法的内阁制，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至于采取哪种制度为好，可能和那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如人事、习惯等等有关，却很难说二者有什么优劣之分。由于宋教仁坚持内阁制，加上章太炎为他捧场，引起了人们的猜疑，以致孙中山提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反对，直至设立法制院，才把他位置为法制院总裁。
上述问题，是表现着宋教仁的个人出处和处事态度的。有些近代史的作者，认为宋教仁的主张内阁制是为了把自己安放在总理的位子上的说法，是一种谣传，是出于政客们的妒忌心理。宋教仁自己也曾经声辩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32)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来说，宋教仁这种态度是正常的，也说出了他自己的抱负，在中国建立责任内阁制的抱负。但是，宋教仁太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躯壳了，以为在这个躯壳里，只要有他这样有能力而肯“当此大责任”的人，就可使民主共和国万岁了。这是不了解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进行革命的重大意义，也是唯我主义导致自我迷信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另一躯壳，是和内阁制密不可分的政党政治。宋教仁也同样醉心于政党政治，他说他所要努力以赴的，是“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已；而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33)。政党政治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度里，早已成了欺骗和压榨人民的工具，然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它并没有过时，甚至还是一种不太成熟的理论，这是伴随着中国的不太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而来的。
本来在武昌起义前，中国两大政治势力——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壁垒是非常森严的，但到清帝退位、中华民国的招牌挂起以后，这种壁垒便慢慢在模糊和消失中。章太炎采取取消主义的态度，倡言“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张謇便写信给黄兴向同盟会进攻说：“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34)作为同盟会活动分子的宋教仁，不是坚决地抵制这些攻击，而是迁就这种心理，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35)。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和主观心理的变幻，就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的前后，出现了一种政党大分化和大融合的离奇局面。一九一二年五月，原来拥护黎元洪的“民社”（其中主要人员是由共进会分化出来的）和章太炎、张謇等人的“统一党”以及“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小党派合并为共和党，与同盟会对抗，成为袁世凯的与党。为了抵制反对派的结合，并在国会造成多数党的声势，以达到实现政党内阁的目的，宋教仁积极活动，即以同盟会为基础，于一九一二年八月，合并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此外还有一个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民主党。
同盟会的改组为国民党，论者谓与孙中山无关，这也不尽然。事实上孙中山仍是国民党的理事长，在成立会上以党魁的身份作了长篇演说，并写信给南洋同志说：“近有数政团与同盟会政纲相和，协同合并，定名为国民党，业于八月间开成立大会，……今国民党基础已定，势力已宏，此后当体察大局情形，从稳健上相机行事。吾国国基未固，势力衰微，是犹大病之后，不宜遽投剧剂，维持之责，是在政党。”(36)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后类此表示，不止一二处，直到“二次革命”后，他才对这个国民党深致不满。虽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孙中山所同意的，但是主动者却是宋教仁，特别是宋教仁运用其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兼容并包地将大批官僚政客吸收入党，而且同盟会原有的成员也有许多蜕化为政客官僚了。国民党并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平均地权”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后的“男女平等”纲领；又把有斗争意义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不敢冒犯帝国主义的“维持国际和平”，其政纲和同时期的其他党派已没有多大的区别。谭人凤说：“吾当日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37)这说明了当年改组的国民党，较之它的前身同盟会已大为逊色，它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褪色的产物。
清政府被推翻以后，宋教仁和好些革命党人有一个错觉，即不是认为革命尚未成功，而是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所以宋教仁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38)以“建设”代替“破坏”，以“政治的见解”代替“铁血的精神”，这无异是宣布放弃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上进行的。
当时宋教仁起草了《国民党大政见》书，表达了他的全部政见。首先认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是为了“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他所谓的良政治，就是实行他津津乐道的责任内阁制，这是属于政体的；其具体政策则主张：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整理军政、整理财政、整理行政、开发产业、振兴民政、兴办国有交通业、振兴教育、统一司法、运用外交等等。其中开发产业一项，提出兴办国有山林、修治水利、放垦荒地、振兴实业、奖励仿造洋货工业、奖励输出商品各事，加上兴办国有交通业，是一个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也是宋教仁经济建设的抱负。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提供这种建设的环境，纵有良好的方案，也就只能是表达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心愿罢了。
在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嚣中，宋教仁和袁世凯之间，国民党和袁党之间，既是合作的，又是有矛盾的：合作表现为拥袁，表现为“朝野一致”；矛盾表现为限袁，表现为互相视为敌党。革命党人曾想利用《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并且想在政治制度方面予袁世凯以限制，这就是《临时约法》放弃总统制又回到内阁制的实际原因。《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作者曾为宋教仁鸣不平说：“从前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教仁想把它变为责任内阁制，那些对于宋教仁怀疑忌心的代表先生们，因为要打击宋教仁的原故，拼命的反对，使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现在所制定的约法，预备在袁世凯临时总统任内施行，又因为要抑制袁世凯的野心的原故，竟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了。”事实上，责任内阁制没有实现于孙中山临时总统任内，如果能实现于袁世凯临时总统任内，仍是宋教仁所赞成的。因为，宋教仁认为“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之机关组织为准”。在他看来，责任内阁制就是这种“为准”的国家权力机关，何况现在又增加了一层抑制袁世凯的作用，这是任何政治家都不应忽视的现实意义。
当时有声望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解除了临时大总统职，黄兴也放弃了兵柄（解南京留守职），章太炎则几乎已和立宪官僚一个鼻孔出气，只有以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为己任的宋教仁，退而想以在野党的身份监视袁政府，进而希望成立政党内阁以握取政权，从而实现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幻想。这就必然引起袁世凯的猜忌，而欲加以笼络，笼络之不得，就以去之为快了。这种冲突，一边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袁世凯进一步制服原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问题，另一边是资产阶级想保持《临时约法》上的阵地以限制袁世凯的问题。其间仍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的，如果抹煞了这一点，把袁、宋之间的斗争仅看作是个人权力的冲突，则将模糊了历史上的是非界线。
一九一二年十月起，宋教仁专注力于选举运动，自京汉路南下，以国民党党魁（代理理事长）身份，到处演说，发表政见，批评时政，为国民党竞选众议员和参议员鼓吹。两院选举揭晓，国民党所取得的议席占绝对优势，于是国民党人大为欢欣，进而宣传成立一党内阁。宋教仁这时已成了全国的风云人物，满以胜利在望、准备凯旋了，然而袁世凯早已为他设下了陷阱。马克思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敌人时就算打败了敌人，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树立而不过现在言之尚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一切对现实的感觉。”(39)当时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宋教仁就是这样的弱者。
袁世凯的暗杀宋教仁，继之以解散国民党和国会，是对《临时约法》的彻底摧毁，是对原先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进一步打击，也是为他自己的复辟铺平道路。章太炎说：“武昌倡议，而渔父亦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40)可是，宋教仁即在被迫和唐绍仪内阁连带去职（农林总长）后，仍以调和南北为己任，常告蔡元培等：“无攻袁太过，且时与袁党赵秉钧、梁士诒等相周旋。”(41)显然，宋教仁不是什么“才高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而是死于资产阶级要求专政和大军阀坚持独裁的斗争，也是死于对敌人的妥协。
何以死于妥协？柳亚子的悼宋教仁的诗中道出了这个究竟。诗云：“不用吾谋恨，当年计岂迂！操刀悭一割，滋蔓已难图。小丑空婴槛，元凶尚负嵎。伤心邦国瘁，不独恸黄墟。”(42)诗的头两句，是带着谴责和遗恨的心情说的，因为当年主张北伐、反对和袁世凯妥协是被看作不切实际的迂阔，现在却怎样呢？第三四句是指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姑息养奸，以致袁党坐大欲去不能了。这都暗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因果关系。其中包含着一条真理，那就是你不能制裁敌人就必为敌人所乘，何况当时的革命党人还错误地期望袁世凯作中国的华盛顿呢！
宋教仁垂死时，黄兴照着他的语意写了一通遗电给袁世凯，还在那里“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民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可见宋教仁对窃国大盗袁世凯始终没有切实的觉察，对尽力于资产阶级的宪政也是至死不悔，所以孙中山给他的诔词说：“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想在辛亥革命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基础上，建立整套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是一种幻想。毛泽东同志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43)这个评论对于宋教仁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总的说来，上文是把宋教仁放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前提下，也是把他放在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之一的前提下进行评述的。从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对他的褒和贬，有两条衡量的标准：一条是能否维护革命的一致性，对同盟会及其纲领的态度；一条是能否以坚持革命的态度来对待事变的发展，即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宋教仁的言行，在不同程度内体现了这两条，所以他是那时的革命者，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但他这个革命者，有着较大的妥协性，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来说，也带有较多的政客气味。
（一九六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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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0页。
(2) 宋教仁：《我之历史》（即《宋渔父日记》）第2册，桃源三育乙种农校印行，第4页。
(3)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9669页。
(4) 《民报》第3号，第9页。
(5) 勥斋：《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民报》第5号，第80页。
(6) 宋教仁：《我之历史》第2册，第213页。
(7) 宋教仁：《我之历史》第3册，第4页。
(8) 同上书，第19页。
(9) 宋教仁：《我之历史》第5册，第7页。
(10) 《民立报》，1911年8月14日，第1页。
(11) 宋教仁：《我之历史》第5册，第10页。
(12) 同上书，第26页。
(13) 宋教仁：《我之历史》第6册，第12页。
(14) 同上书，第20页。
(15) 《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号，第40页。
(1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09页。
(17) 同上书，第42页。
(18) 张相文：《宋教仁传》，《南园丛稿》第8卷，北美印刷局1929年版。
(19) 《宋渔父先生遗著》，《宋渔父》第1集前编，第24—35页。
(20) 《宋渔父先生遗著》，《宋渔父》第1集后编，第6页。
(21)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览要》，《建国月刊》第3卷，第4期。
(22) 吴玉章：《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
(2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50页。
(24) 《建国月刊》第3卷，第4期。
(25) 《民立报》，1911年9月14日，第1页。
(26) 《民立报》，1911年9月9日，第1页。
(27) 《民立报》，1911年10月15日，第1页。
(28) 《民立报》，1911年10月19日，第1页。
(29) 居正：《辛亥札记》，第110页。
(30) 宋教仁：《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词》，《宋渔父》第1卷后编。
(31)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录》，国学书室1915年版，第4页。
(32) 宋教仁：《答匿名氏驳词》，《宋渔父》第1集前编。
(33) 宋教仁：《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词》，《宋渔父》第1集后编。
(34)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172页。
(35) 章太炎：《太炎最近文录》，国学书室1915年版，第77页。
(36) 甘乃光：《孙中山全集分类索引》上，第214页。
(37) 《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67页。
(38) 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25页。
(39)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7页。
(40) 章太炎：《〈我之历史〉序》。
(41) 蔡元培：《〈我之历史〉序》。
(42) 《宋渔父先生哀诔三》，《宋渔父》第1集后编。
(4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