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同志，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一个颇著声名的人，但他的声名不是来自革命，而是来自相反的方面。这个事实，在人们的心目中久已概括了他的一生，似乎盖棺论定。他晚年的重大转变，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却很少人知道，晦而不彰。
一九七六年四月里，上海《辞海》编辑部一位同志打电话问我：听说周总理曾经谈到杨度加入了党，这事你知道吗？我感到突然，不太相信地回答道：没有听说过。她又问词目“杨度”的内容要不要修改？我说：没有确凿依据，仅凭传闻，不能修改。当时上海正在编注《章太炎诗文选注》，也有条关于杨度的注释。我向注释组同志转告了《辞海》编辑部提出的问题，表示不能轻听轻信；还说杨度后来在上海投靠杜月笙，成为杜氏的有名食客，原来没有写，倒要加一笔。
话虽如此，事出有因，须得弄个明白。随后别人函询北京有关同志，复信说敬爱的周总理在病中确实关照过王冶秋同志，说《辞海》如有“杨度”这条词目，应告诉上海把他加入共产党一事写上。我也查阅了些别的资料，多处记载，三十年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围剿”和反围剿斗争，杨度站在反围剿一边，参加过民主文化的组织和签名活动。这样，心里比较踏实了。就在当年七、八月间修订《章太炎诗文选注》上册时，我对杨度这条注释，代为加了受革命形势的影响，他晚年在上海参加了一些民主进步活动一类的话，要《辞海》近代史词目修订的同志也加上这类的话。为了慎重，没有档案和其他可靠文字为凭，仍不敢把共产党员的称号同杨度的名字联在一起。（现正在修订中的《辞海》，对“杨度”一条已改写。）
对于杨度、杨晳子的名字，我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耳熟了。他书写的对联，字摹魏碑，至今留着印象。以后研习近代历史，不断接触了关于杨度的记载，觉得他是个有才华的人，在政治上却走入了歧途，以致他的才华，他学到的西学被他的反动政治行动淹没了，有点为他惋惜。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在民族灾难和阶级矛盾的强烈刺激下，社会政治思潮勃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救国”论，“立宪救国论”是叫得最刺耳的一种。他们主张要有部宪法，要有个皇帝，以为有了皇帝加宪法，中国就可得救了。凡持这种主张的，被称为立宪派，或君主立宪派，杨度就属于这一派，是这一派的佼佼者。为了较全面地认识他的变化，有必要在这里说一说他的来历。
杨度原是清末大名士湘潭王闿运的学生，一八九七年赴长沙应乡试，中举人，其时湖南推行新政，得以初窥新学；一九〇二年去日本留学，同杨笃生等创刊了早期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一九〇三年回国参加清朝举行的经济特科，考中第二名，不料被指为“康梁余党”，遭缉拿，因“苏报案”囚禁上海租界的章太炎为此还写了《狱中闻湘人某被捕有感》的诗两首，其实杨度已先期得讯逃避上海，重走日本。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邀他入盟，拒不加入，他却以宪政名家的身份，由熊希龄牵线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写报告书。一九〇七年正当《民报》与《新民丛报》激烈论争时，他别树一帜，搞了个《中国新报》（月刊），既不赞同《民报》宣传用武力推翻清朝的主张，也不完全附和《新民丛报》的保皇党言论，倡议开国会决定国是。一九〇八年得到张之洞、袁世凯的推荐，入北京，被任命为宪政编查馆行走，并由袁世凯透过奕劻的关系，到颐和园向亲贵们演说立宪要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一年春夏，在清朝的伪立宪活动中，他参加了资政院，并请召集国会的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同汪精卫组成“国事共济会”，主张即日停战，召开临时国民会议，协议政体，清朝和革命军都应服从协议，为袁世凯制造机会，大招非难，“共济会”旋即宣布解散，他改变途径，暗中为袁联络。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派他为参政院参政。一九一五年拉拢孙毓筠等成立“筹安会”，发表洋洋一万数千字的《君宪救国论》，为洪宪帝制奔走呐喊，这是杨度十余来年策划立宪政治的高潮。
但是袁世凯的皇冠迅速落地，一九一六年三月洪宪帝制取消，杨度自己也被列为祸首，通令要拿办他，他只得避居青岛，作诗《避难行》，自叹末路；更目睹一九一七年张勋的复辟丑剧像泡沫一样破灭，从此他才绝了“立宪救国”的念头。一九一八年七月，北京政府下令赦免洪宪余孽，他结束了在青岛的亡命生活，到上海等地旅行。正是在这种极度沉落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五四运动起来后，孙中山很快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走上了新的征途。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杨度受孙中山之命，来往于上海、北京间，与曹锟等军阀周旋，为南方的革命势力缓冲。一九二六年迁居北京，学画礼佛，看来过着很恬静的生活，实际在从事革命秘密工作。一九二七年四月他从汪大燮那里获得张作霖将捉拿李大钊同志等的噩讯，立即密报，进行营救，事虽不成，他却尽了最大的努力，事后又多方帮助和维护被难同志的家属。这就表明他获得了新的起点，有了显著变化，陶菊隐的《六君子传》说了他“到光明之路”。然而近三十年来，我们在探讨历史中从好些先进的中国人身上看到了这种转机，却很少在杨度同志这种人身上去探寻消息。
不久前读了王冶秋同志的《难忘的记忆》和夏衍同志的《杨度同志二三事》，确切地说明了杨度同志的入党是周总理批准的，夏衍同志当时是党组织派去同他秘密联系的人。可见论断一个人的一生，怎样从事实出发，特别是他们在所处时代的剧烈转变中怎样使他们前后异趋，必须认真研究，要以他们的每一步社会实践为依据，决不能用凝固的眼光去对待变化中的人和事。我们当然要歌颂那些一生革命的崇高形象，但也要承认那些在崎岖道上行进而晚节可风的人。
在近代中国，时代变化的脚步快，新陈代谢快，对立面向各自的相反方面转化也频繁。这个历史辩证法深刻地刻画在人们身上：有的人掉队了，由先进变为落后；有的反戈一击，由反动变为革命。杨度的大半生是在军阀、官僚和政客中度过的，他最后的政治抉择，投向革命，不过是社会大变革中敌我转化的一小例。就他个人来说，有这点认识和勇气，由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阵营里来，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了。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以他先前的暗影抹掉他晚年的余晖。
杨度同志不是一个能上马杀贼的战士，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深入工农群众的宣传、组织家，而是以他的特殊经历，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这并不是绘画绣花，也是冒杀头之险的。他和杜月笙的接近，据他自己说是杜的“清客”，正因为他能当“清客”，才能做他所要做的工作。须知那个年代党在上海开展工作，钻到杜月笙门下掌握他的活动，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据说一九三〇年杨度同志探获一个紧急情报，曾使党避免了一次很大损失。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以往的复杂历史问题，分析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是很有用的。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