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不受海洋和疆域的限制。世界三大宗教从公元一世纪起都先后传入中国，最早是佛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后来是基督教。佛教传到中国产生了许多“高僧”，产生了中国自己的各派佛教哲学；伊斯兰教成为回族、维吾尔族等我国少数兄弟民族特有的信仰，自成一体；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则自十六世纪中叶开始来到中国，频频活动，历二百余年，至十九世纪初期，基督教（新教）的布道者相继踏上中国大陆。随之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大炮狂暴袭来，摧毁了中国的固有防线。传教士乘势涌入，上下渗透，步步推进，公然在中国广阔的领土上按行政区划分设教区，深入到各个城镇和村落，变外来为内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势力。
显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与早年传入中国的那些宗教的时代大不相同了。他们虽然也有利玛窦、马礼逊、李提摩太、丁韪良、司徒雷登等大批著名传教士，但是除了前期的利玛窦等有较多的宗教气质外，从鸦片战争起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已看不到“高僧”的形象，即使他们中有人自称中国为其“第二故乡”或“半个中国人”，也大都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中国人民久已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因为：资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骗性的传教士作为侵略爪牙；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但需要利用宗教统治本国人民，而且需要把这种统治方式向国外延伸，决不是传教士发什么“善心”所能改变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是神学的婢女，那么到了近代中国，他们的神学就成了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这个事实，也就使中国人民必然要把反洋教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要揭穿他们的伪善及其罪行。
然而，传教士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与中国的封建文化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别的。为了侵略和传教，他们既不满于封建势力的顽固，又要同封建势力相提携；既要阻止中国的革命，又要用西方科学文化作媒介。所以，他们对近代中国的革新和改良也有所赞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则极端敌视，横加干涉。这些情况，说明了他们在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急剧演变中有过这样和那样的作为，而他们掀起的无数风浪，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斑斑创伤，却是谁也不能抹杀或改变的事实。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既是传教士，还是有传播宗教的一面，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信了教，吃教和仗势的恶棍毕竟是少数。
一百多年来，我国对西方传教士的行径，有很多记载，也有着很多亲历，却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写出一本较为系统、完整的专著，看到的只有教会及有关人士宣扬《中华归主》一类的传教史和教士传记。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顾长声同志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我们多次谈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谈到史学界久已提出应写而没有写的“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史”。他熟悉教会历史，带着责任心毅然承担了写这本书的任务。在撰写中，改用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为题，以其更能说明近代中外关系中的这个特殊方面的内涵和外延。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日录夜作，五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本约三十万字的书，填补了中国近代史著中关于传教史的一个空缺。在五稿中，我读过三稿，觉得这本书依次写来，取材典型，文无窒碍，不是近代史加传教的泛论，而是一本有鲜明个性的历史著作：
第一，以传教士东来的梗概作序曲，然后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迄一九四九年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全过程，并以传教士自身的活动所构成的段落为章目，既能首尾一贯，重点又较集中。
第二，以传教士依托和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为主线，对他们参预军事、外交、政治特别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种种行为，进行了有机的论述。
第三，在铺叙众多传教士和史实的同时，对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传教士、教案、教会学校和广学会那样的出版机构，又着重作了介绍和分析，一般中有特殊，更能显示出教会势力的各种关联和影响。
第四，全书从事实出发，史料大多取之于传教士的论著和传记及外国人写的传教史，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和言论，现身说法，再以中国的记载印证，一洗不切实际的浮夸之词，给人以信史的感觉。
这本书的问世，无疑将丰富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内容，作为“传教士与中国”的专史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开端，它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蓝图。
（一九八〇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