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写了篇《论宋教仁》。过了二十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又一次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的学术讨论会，到会的中外人士一百数十人都拿到了我们编辑的《宋教仁集》，上下两册。虽无鸿篇巨制，有点东西贡献出来，总有点喜悦之情；但回顾编书的往事，又不无感慨系之。
那是在《论宋教仁》发表之后，中华书局要我趁热编宋集，我答应了。过了些时间，我才着手做，找一位同志帮我搜集和抄录宋文。那时忙于其他活动，没有把编书当作紧要任务，进展慢。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狂风四起，草木皆兵，已有的书且感到是个沉重的负担，有的偷偷销毁，有的当废纸卖，哪还敢去整理“议会迷”宋教仁的诗文呢？内乱过去，十一届三中全会驱走了人们心头的乌云，文化事业复苏了。中华书局李侃同志旧事重提，并在保存资料，编好近人专集的鼓励下，我从乱书堆里找出几篇抄录的宋文，纸已发黄，总算还有坠简之可寻。
宋教仁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有三十二岁。在他奋斗的十年中留下的大量文书，都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生活有紧密联系。他的日记是研究同盟会的重要资料，他的黄帝纪元主张是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前通用的纪年办法，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是《民报》的前身，他的《间岛问题》是间岛交涉的依据，他主持的《民立报》是武昌起义前后的重要舆论阵地，他最后一年多发表的政见政论是反袁斗争和建立议会民主政治的重要文献。在他牺牲的当初，墨迹犹新，为了纪念他，辑印过他的文集、雄辩集及合集（与别人合刊）之类，但辑录的文章很少，而且多已散失。作为革命家政论家的宋教仁，所有论著，大都是感触时弊、宣传革命民主之作，随作随发，散见于六七十年前的各种报刊上，搜集殊非易事。我们先就上海能够找到的逐篇录存，然后追踪宋教仁在国内活动的地区，好几位同志曾遍历湖南、武汉、广州、南京、北京等地，除向图书馆、文史研究单位借抄外，并访问了宋氏亲属和辛亥老人，得到他们的热诚支持，连珍藏的手稿也拿给我们抄。但原存宋氏家乡的遗物遗件，经抗日战争、再经十年浩劫，损失殆尽。我们想找到宋氏在漳江书院、武昌文普通学堂的课艺，以反映他学生时代的思想，已杳不可得。
宋教仁在日本的几年，进行了卓著的革命组织和革命宣传活动，和许多日本志士结交，发表文章和来往书牍都不少。我们能在国内找到的尽可能找了。但有些已很难合浦珠还。譬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我们只有第一期，第二期在印出时就被东京警察厅没收，从未与读者见面。两三年前，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晋治访沪，我曾托他代查，他函复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占领日本的大变动，战前东京警察厅的档案已下落不明。后又托美籍教授薛君度向美国有关方面打听，他也函复找不到踪迹。
编辑前人专集，是一项整理文化遗产的严肃工作。我们应该竭力找到集主所有的论著，不过，总有些找不到，也有些可以找到而被遗漏的，所以常有辑佚、拾遗或补编。在宋集付印之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没有编入的诗文，甚至他在《民立报》上的文章，由于我们的疏忽，也有遗漏。宋集没有标名全集，我们还是希望辑录得全些。其实历来号称的“全集”都未必全，倒是常常把别人的诗文也全了进去，原因甚多：一是笔名屡易，不无失误；二是别人假托，难免受骗；三是相似文笔，容易混入；四是互编合集，考订不严。在编宋集的过程中都碰到这些问题，我们采取审慎态度。如一九〇五年九月出版的《醒狮》第一期，刊载未署名的时评五篇，前三篇宋教仁日记中有记载，我们收录了；第四篇、第五篇有人说也是宋教仁写的，另无佐证，我们就没有收。又如一本标名《宋渔父戴天仇文集合刊》的书，混合编成，未分别署名，细加查核，其中没有一篇与我们所辑宋文的题目和内容吻合，笔调和用语也与宋文不相似，看来像书贾借名牟利，只好摈弃。
名人专集的篇次一般都以撰写先后为序，便于检查集主思想和行事的脉络；也有数量大，门类多的专集，则分类编辑，类中仍有时间先后。但诗与文从来是分开的，因为诗与其他文体有更大的特殊性。宋教仁是南社成员，诗作并不多，他的诗也比不上黄兴、赵声、吴禄贞等人。原来我们是按惯例将诗分编的，嗣后因他书影响改为按年月与各类文体混编，这是著作编年的目录学体例。诗文在专集中这样混杂编列，似乎新颖，却感别扭。有的“政论集”把诗混在长文之间，使诗也成了政论。诗贵言志抒情，诗中固然有政治，但多吐而不露，欲说还休，所以好些著名的政治诗，所指何事，至今议论不休。将诗与政论搅在一起，并不太协调。
专集是研究和评价其人最好的依据。过去对宋教仁的评价，贬词多，研究少。辛亥五十周年时，听说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位老人流着眼泪说：宋教仁反对袁世凯独裁被袁杀害了，为什么还要这样糟蹋他！那时把这看作资产阶级的眼泪，然而强烈的是非感仍是打动人们的心弦的。我在写《论宋教仁》时颇想改变对他的苛责，应该切实地把他放在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政论家的范围内来论述，却仍摆不脱给他的妥协派和“议会迷”等恶谥。宋教仁热爱自己的祖国，反清是坚决的，反帝也颇有作为，在南北和议中也没有忘记袁世凯的野性和奸狠，这是主流。他身上有没有妥协的东西？我看还是有的，在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和反袁斗争中都有所表现。这是敌我力量对比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的反映，不是宋教仁一人。至于“议会迷”，那是列宁指责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那些热衷于议会政治的人们的，与宋教仁满想以议会民主政治代替封建专制政治不应相提并论，与立宪派要求清朝政府实行议会政治也不可同日而语。相反，宋教仁的法治思想，他对议会民主政治的抱负和实践，应该说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政治遗产。我也不太同意现在有些文章把宋教仁说得完美无缺，这里姑不深论。我想，《宋教仁集》的全部内容是宋教仁最明白的自我评价，也是我们全面评价宋教仁的一份较完整的资料。
一部《宋教仁集》，本来两三年就可以完成，可我们延续了近二十年。我们失去了许多岁月，“双鬓向人无再青”（陆游句），有价值的工作成果却是常“青”的，但我做得太少，太少，太少。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