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日日报》（以下简称《日日报》），一九〇三年八月七日（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创刊。
《日日报》是以迎战的姿态，在封建反动势力黑云压城的逆境中诞生的。一九〇三年上半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集会演说，刊文著书，宣传革命，无所顾忌。清政府极为恐慌，匆忙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在六月底七月初，逮捕了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和邹容等人，封闭了《苏报》和爱国学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清政府抓人封报的专制淫威，非但没能抑制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反而促使它在更大的范围内呼啸向前。先前活跃于《苏报》馆和爱国学社的部分革命志士，与被迫解散的爱国学社的一些学生，重整旗鼓，一边秘密散发革命小册子和革命派在海外出版的各种书刊，一边筹划创办新的刊物，以代替被封禁的《苏报》。于是，《国民日日报》应运而生。
《日日报》由江西谢小石出资，原《苏报》主笔章士钊以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人创办。卢和生，广东东莞人，自幼生长香港，早年留学英国，曾任上海西报记者。为避免清政府干涉，《日日报》遂以卢和生为发行人，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报社在新马路梅福里，租得一楼一底，楼下安置印刷机及铅字，楼上作编辑室。担任报纸文字工作的，除章、张、何、陈外，还有苏曼殊、陈独秀、金天翮、柳亚子、高旭、刘师培等人。
《日日报》继承了《苏报》宣传革命的主旨，篇幅、取材较《苏报》新颖，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之一。“发行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1)发行数月之后，报社中经理、编辑两部，因权限问题，大起争执，卒致各向外国公堂提出诉讼。经友好冯镜如、叶润、连梦青、王慕陶诸人奔走调处，无效。香港《中国日报》记者陈少白闻讯，以为同志内讧，有碍大局，亲赴上海设法调解，并设宴邀集沪上同志联络感情，最后双方各允息事而止。但经涉讼风波，原先出资赞助的人大失所望，不再支持。最后，《国民日日报》以经费无着停刊。具体停刊日期不详，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有第一百十七号（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三日），由此推定，停刊当在十二月三日以后。《曼殊大师年谱》说十二月一日被查封，不知何据，也可能在查封中还出了两三号。
《日日报》的内容丰富多采，有社说、讲坛、外论、中国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批评、世界要事、地方新闻、新书评骘、南鸿北雁、世界之奇奇怪怪、个人行为、谈苑、文苑、小说、本埠日记等栏，辟有名曰《黑暗世界》的副刊。一九〇四年十月，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将《国民日日报》的内容分类编辑，出版了《国民日日报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共四集。这里依据《汇编》，对该报的内容分题评述。
一、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君主专制
像二十世纪初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报刊一样，《国民日日报》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作为自己的中心内容之一。“国民”，是当时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宣传民主时的术语，与“奴隶”为对待之词，“奴隶者国民之对待也，民族问题，只有两途，不为国民，即为奴隶”。(2)他们所说的“国民”，指立宪国家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奴隶”，指专制国家毫无民主权利的人民。《日日报》以“国民”为名，清楚地表明了它的政治倾向。《日日报》公开宣称，“以当今狼豕纵横，主人失其故居，窃愿作彼公仆，为警钟适（铃）铎，日聒于我主人之侧，敢以附诸无忘越人之杀而父之义，更发狂呓，以此报出世之期，为国民重生之日”(3)。明确地以宣传民主，恢复民权，反对专制作为其宗旨。这类文章主要有《国民日日报发刊词》《箴奴隶》《说君》《上海黑暗社会自序》《黄帝纪年论》《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道统辨》《奴隶狱序》等。
这些文章，大多以愤激的笔墨，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专制下中国的黑暗状况。其中《黑暗世界现状》一文，写得尤为淋漓尽致。文章列举了中国各行各业的黑暗状况：“其神昏昏，其欲逐逐，不识不知，浑浑噩噩，今日中国全国黑暗之景象也。至于因风煽焰，弱侮强拜，亿万黄金，输诚域外，为枢府之黑暗。残害志士，妨碍文明，取悦权贵，苞苴夜行，为疆臣之黑暗。逼人咄咄，臭气重铜，大权无上，秽乱春宫，为阉寺之黑暗。灯火荧荧，烟云冉冉，昏聩龙钟，行乐苦短，为宫闱之黑暗……钻头觅缝，狗苟蝇营，磨牙吮血，虎狼食人，官场之黑暗也。头脑冬烘，性灵若死，一事不知，苦抱废纸，士林之黑暗也。终身力作，日夕不舒，卖妻鬻子，以供官符，田野之黑暗也。献剥骨髓，如鲠在喉，狐狸当道，关吏丰收，商旅之黑暗也……成不相让，败不相救，虏掠奸淫，遇官则走，党会亦沉于黑暗。互相攻讦，互相倾轧，无名之争，败坏道德，志士亦沉于黑暗。黄口乳臭，跳舞拍张，鼓动血气，信口雌黄，游学亦沉于黑暗。国民萌芽，文明种子，务使破败，成其专制，学堂亦沉于黑暗……呜呼，天地四塞，上下不通，一腔热血，两眼顿空，十八重地狱，未足喻其苦，三千年浩劫，未足穷其终。”(4)《奴隶狱序》则直接称中国为“奴隶狱”，并指出了中国人民既受本国帝王官僚，又受外国侵略者奴役的“四重奴隶”的悲惨境遇：“吾国之上民则狱囚也，各省之督抚则狱吏也，满清政府则堂翁也，钤束满清政府之英俄法德等国，则堂翁之堂翁也。吾之土民，是己为四层之奴隶。”(5)
文章特别指出，在这样黑暗的国度里，人民不但早已丧失了自己的权利，而且思想也早就麻木，习以为常。“驯服专制政体之下既久，一切横敛惨杀之毒，亦已司空见惯，以为吾侪小人，侥幸寝馈于黑甜之乡，而老死于黄馘槁项，不见兵戎，亦即了此一生，安问所谓国民，安问国之属于谁？”悠久的专制传统，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窒息了人们的思想，使国家的主人变成了国家的奴隶，从而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局面：“其上有僭窃盗贼之习惯，其下有奴隶牛马之习惯，两点相并，其僭窃盗贼也不可思议，其奴隶牛马也愈不可思议。至于今日，羁勒于非种人之下，内奴外奴之重重胶结而不可解，国展转其已亡，人嬉游以待死，号称数万万，宁可当欧洲第三种族之一指趾哉！”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清代的专制，是秦以来封建专制的延续和发展，要彻底批判清代专制，就不能不对中国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的历史进行一些回顾和批判。文章在揭露现实中的黑暗状况的同时，还对历史上专制统治造成的黑暗进行了揭露。社说《说君》(6)一文的第三节，赫然以《君祸》为标题，从争位之祸，辱国之祸，战伐之祸，种族之祸，杀人之祸几个方面，揭露了专制制度的祸害。该文在“辱国之祸”的一段说：专制君主“彼素以得之傥来之物，只图一己之淫乐，而无一毫之公意，则断送天下者，乃辱人之国，而非己之国，则在彼无所不安”，所以在外族入侵时，就难免要出现晋怀帝、晋愍帝、宋徽宗、宋钦宗那种只要自己活命、不要国命的亡国之君。在“愚民之祸”的一段指出：“秦政者，愚民之大魁领也”，其愚民之术，“如历法、郡县、燔诗书、禁诽谤种种沿袭至今，而不能去”，秦以后，“诗书虽不燔而甚于燔，（人以明祖之八股较秦皇之燔诗书，其愚民尤甚——原注）诽谤之禁较秦尤为烈”。
《日日报》认为，自古及今，种种黑暗状况，都是君主专制造成的，“种种罪恶，唯君所造，何以故？以君能纳一切，吐一切，生杀一切。故国有一君，而国多百祸，世有百君，即世界多无量祸”(7)。这里，把历史上的一切罪恶都推给君主专制制度，以为君主专制在历史上一点好作用都没起过，并不科学。但它在唤起深受专制毒害的国民的启蒙运动中，正是振聋发聩的雷霆之声。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潮高涨的重要标志。
文章还探讨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发展、必然灭亡的原因，以及历史上对君权限抑的情况，认为“君也者，成立于野蛮时代，发达于半开化时代，而消灭于极文明时代。野蛮时代者，即上古原人，竞争最烈，有一二负势力者出而慑伏之，而即拥以为君之时代也。半开化时代，乃人类智识渐开，视天下为一二人专有物，而崇拜英雄之时代也。极文明时代，乃群治日进，自由竞争，共和宪法，斐然成章，确见君主为赘物，纯乎服从公理之时代也”。并认为君主的产生，是由于三种原因：军事上之无强力，政治上无自治力，宗教上之迷信。这里把君主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来看待，在历史上产生，也将在历史上消灭，这就剥去了君主制度的神圣外衣。更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并不像大多数启蒙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认为君主的产生，是“天生之民主之君”，一开始是作为兴利除害的社会公仆出现的，而认为君主是“竞争”“慑伏”的产物。这里虽然没有联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剩余，阶级的出现等根本原因，但比兴利除弊的说法，较接近于实际。文章认为，在历史上，君权本是有所限抑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膨胀起来，最后发展到没有任何限制的顶点。中国在尧舜之时，本是君民共主时代，秦朝开创了君主专制的历史，“举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悉归之一人一姓”，但是两汉之外戚，六朝之世家，唐代之藩镇，对君权尚有一定的阻碍。到了宋朝，“外戚、世家、藩镇无存矣，其所存者，君主之压力耳。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文章认为，在君权独尊以前的古代，限制君权的办法有三条：立君之权在诸侯。废君之权在百姓、清议。君权独尊以后，人们对之限抑的办法就变为另外两条了：隐讽，用祸福以惕君或托灾异以儆君(8)。
《箴奴隶》(9)是《日日报》二十九篇社说中最长的一篇，八千多字，理论色彩也最浓厚。此文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丧失民主权利，沦为专制制度奴隶的各种原因，鼓动人民振奋起来，实行“强盗主义”，进行武装反抗。文章认为，中国人民沦为奴隶有四大原因，历史原因，风俗原因，教育原因，学派原因。其中说：“历史为进化主义，使国民日趋于高尚者也，而吾国不然，吾国之历史，乃独夫民贼普渡世人超入奴隶之宝筏也……今吾历史一握于独夫民贼之手，设立若干种奴隶规律，划成若干套奴隶圈限，以供一己之操纵，其绝无民义可知……是故独夫民贼视天下人皆草芥牛马也，乃专务抹杀一切奴隶之权利，而唯以保其私产之是图，用悬一一丝不溢之奴隶格式，号召天下，入此格式者为忠为良，出此格式者为僇为辱。胎孕既久，而奴隶二字，遂制成吾国人一般之公脑，驯服数千年来专制政体之下，相率而不敢动。”以后虽然屡经改朝换代，但专制未变，奴隶亦未变，不过“本种民贼之局，一变而为异种民贼之局……民贼者……乃搜集前朝遗事，号曰史记，设局以编之，置官以掌之，以当年之效死于我者，既感其德，复苛以罪，曰某某贰臣，某某叛逆，当年之抵死于我者，既遭其噬，复贡其谀，曰某某忠愍，某某节烈，意谓此种奴隶，吾先利用之以墟人国，今仍利用之以立吾义，毒鞭之更轻拂之，使人堕落奴隶而毫不知觉”。这就说明几千年来，不光历史是专制君主变人民为奴隶的历史，而且历史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君主奴役人民的一种工具。文章指出，专制统治必然要建立一套礼仪规则，久而久之，就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又反过来促使“奴隶出产益旺”，所谓叩头、请安、长跪、匍匐、唱诺、恳恩之类，成了金科玉律；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纲常主义”。文章指出，中国三千年来之教育，一言以蔽之，曰奴隶教育，“于儿童学语之初，即告以奴隶之口号，扶立之顷，即授以奴隶之拜跪，借口于佩佩之训，而赠以奴隶之徽章，不曰‘金玉满堂’，则曰‘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号，拜跪，徽章，牢印于脑膜而不能去。未几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时而仆责，时而唾骂，务使无一毫之廉耻，无一毫之感情，无一毫之竞争，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隶之格”。文章还指出，孔子儒家学说，“于君民一关，太看不破”，鼓吹尊君，其后宋儒之学，大都名为孔学，实为老学，“静也、虚也、柔也、无为也、无动也、老派之玄妙也，即奴隶之教授法也”，这样，“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隶沉没一度”。由于上述历史、风俗、教育、学派诸原因，致使中国专制制度下的奴隶，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他们不像欧洲国家的人民，在明显的等级制度下，明白自己所处的奴隶地位，因此，要鼓动他们起来推翻专制统治，做国家的主人，困难就特别大，“吾国之奴隶，虽百林肯而救亡之策无可施，释放之说不可开也”。这里既反映了资产阶级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革命性，也反映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国人民所受封建专制毒害特别严重的这一特点。
文章认为，中国四万万人，其中二万万妇女，历来被“国人视为玩物”，全属奴隶。男子中，老幼一万万，孤独无靠，附属他人，也是奴隶。剩下的一万万丁男，可分为工、农、兵、商、读书、官吏、官亲、娼优、强盗等十六类，其中十五类都是奴隶，只有强盗不是，因为他们“无所隶属，出没于深林丛棘之中，打家劫舍，杀官焚署以为常，不幸就捕，则信‘十八年仍为好汉’之说，毫不介意”。文章得出结论说：“夫强盗主义与奴隶主义绝于反对者也，是天下之能冲决奴隶之网罗者，唯强盗”，“故吾中国，欲革除国体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欲革除个人之奴隶，不可不用强盗主义”。《箴奴隶》对封建专制黑暗的揭露，奴隶形成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没有超过梁启超在《清议报》的一些文章和《积弱溯源论》的思想水平。但二者的结论不同，梁启超由此得出了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结论，《箴奴隶》则得出了实行“强盗主义”的武装反抗的结论。
无畏（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10)是一篇有特色的反对专制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是帝王纪年或帝王年号纪年。戊戌变法运动中，为了托附孔子，否定君主专制，康有为仿效耶稣纪年法主张孔子纪年。为了既否定君主专制，又反对清朝的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相继采取了黄帝纪年法。《黄帝纪年论》就是从理论上为这种纪年开张的文章。刘师培在文中指出了用黄帝纪年的几大好处，文后还附有“黄帝降生后大事情表”，以黄帝降生后四千六百十一年，相当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一九〇〇年。一八九八年，梁启超写过一篇《纪元公理》，论证以孔子纪年的合理性，为变法造舆论。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则是为革命造舆论的。此文在当时影响颇大，被收入《黄帝魂》一书中。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包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多采用黄帝纪年，受此文影响也是原因之一。由于黄帝本是传说中的神奇人物，其生年史书众说纷纭，所以人们以黄帝生年推算的年份也不一样。武昌起义时，各地多采用宋教仁的说法，以一九一一年相当于黄帝降生后四千六百零九年，与刘说相差十三年。
《道统辨》(11)是从道统方面批判君主专制的一篇论文。道统，指儒家传道的统绪。唐代韩愈正式提出此说，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一脉相承的传授儒术的正统，自己则隐然以继承孟子自居。宋代朱熹则摈弃韩愈，以周敦颐、二程上承孟子，自己又接周、程。清人孙夏峰则在朱熹后面又加上陆、王诸人。道统是君统在学术上的投影，是君主专制的护符，要彻底批判君主专制，就不能不对道统说进行批判。《道统辨》首先探讨了道统说的起因，指出一是由于世儒标榜，二是出于愚民的需要。“夫专制君主之御民也，必托黜邪崇正之名，以束缚臣民之思想，使臣民柔顺屈从，而消磨其聪明才力……彼以尊君抑民为目的，见夫宋儒尊三纲定名分之说可以有利于专制也，遂从而表章之，名为尊圣道，实则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文章接着分析了道统之说的荒谬性，认为按照平等的观点，一个朝代同时存在的几个不同学派，无所谓谁是正统的问题，而且尧、舜、文、武、周公，孔、孟的学说，本来就互有歧异，不尽相同，无所谓“统”，更何况立教施政，本须因时而变，不宜“泥于一家”，所以道统之说，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文章进一步指出了道统之说的严重危害：（一）助长专制之焰，“今之创道统之说者，不过以国有正统，家有统系，则道亦当有宗传耳”，一道无二统与一国无二君是相一致的，“正统之说，足以长君主专制之焰，统系之说，足以启家族压制之端”。（二）阻碍学术发展。时代在不断前进，情况在不断变化，尧舜周孔所处之时，“其语之不适用于今世界者，更仆难终。若执道统之说，则是当今之新理新学，古圣贤所未言者，无论其为公理与否，皆以异端邪说斥之，入主出奴，固执而不知通，其狭隘之范围，阻滞学术，岂浅鲜哉”！（三）致使学术日衰。“学术所以进步者，由于竞争也，学者各出其所见所闻，以互相辩诘，互相折衷，然后真理见。中国学术所以日衰者，由于宗师之一统也。宗师之一统，即学术之专制也。”（四）阻碍思想自由发展。“吾中国之学术，其最盛之时代，莫战国若。其所以致此盛者，则由于思想自由，而不束缚于一说之下耳……中国之君主，与教皇不同，其所以信道统之说者，名为信道，实则阻思想之自由耳，名为尊孔，实则借孔教为奥援耳。”
另外，遁公（秦力山）的《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12)也是一篇值得一提的文章。文章谈的是如何解决娼妓问题，涉及经济平等和土地问题。文章认为，娼妓问题，不但在当时的上海不可能解决，就是西方各国也没有解决，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到社会大文明的时代，是时，“智识平等，贫富平等，有此两平等，则娼妓不废而自废。智识平等可以免生理上之逼迫，贫富平等可以免经济上之逼迫”。认为娼妓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将娼妓问题与经济问题联系起来，认为经济平等是解决娼妓问题的前提，这在当时，堪为不可多得的高见。文章还说：“我知社会主义畅行，则举国皆公民，而道德心弥满于天地，虽有娼妓，亦无荡子，无旷夫，无怨女，无贫民，然则娼妓何从而来乎！”尽管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在中国赞赏社会主义的，此文是较早的一篇。文章还看到知识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智识何以能平等，曰教育普及则智识自然平等。教育何以能普及，曰经济充裕教育自然能普及。”对于如何实现贫富平等，文章有一段很重要的话：“鄙人于庚子过金陵时，见城北一带，颓垣破瓦，鞠为茂草，闻其地主，则不公不私，成为一种无用之地，及查其何以至此，则洪杨破金陵，其地主已或逃或死，至大定后，遂任其荒落，洎今不知其主之为谁何。鄙意以为吾国他日若有动机，则举全国之地皆可以作江南城北观，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以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国家虽取十之三四，不为过多，农民即得十之六七，亦可加富。此外，可开之垦地，可伐之森林，以及其他种种可开之利源，尚不知几何。今日岁入八千万，他日则虽无量恒河沙数之八千万，不过反手耳。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这里实际提出了这样一个土地主张：没收地主土地，收归国有，均配给农民耕种。这种主张，较稍后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更为激进些，因为它不但有土地国有的内容，且有剥夺地主土地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含意，具有更加彻底的反封建性质。秦力山的这一主张，是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与刘师培的《悲佃篇》的思想很接近，很值得研究。
二、宣传爱国主义，鼓吹反清革命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朝成为“洋人的朝廷”，清统治者成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境内不仅各划一块或几块势力范围，而且不断扩大侵略权益，瓜分危机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揭露清朝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爱国主义，鼓动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就成了《国民日日报》的重要课题。
一九〇〇年，沙俄利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占领了我国东三省。一直到一九〇三年四月，沙俄非但拒不履行中俄双方签订的撤兵规定，反而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激起中国留日学生和全中国范围内的拒俄爱国运动。这时，日本也不甘心它在东三省的侵略利益为他人染指，积极筹备对俄一战。这样，一场新的灾难又要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对于这些问题，《日日报》先后发表了《俄国之满洲政策》《满洲问题与租界会审公堂》《满洲撤兵问题》《东亚之风云观》《东方之危急与国民之感情》《满洲问题之沉寂》《论瓜分之局》一系列文章，还译述转载了大量的外国报纸对满洲撤兵和日俄战争问题的评论和消息。这些文章，揭露了沙俄侵略别国的狡猾手段：“俄国有二大特色，一曰外交上之特色，二曰军事上之特色。其侵略人国也在此，是以不可不察。所谓外交上之特色者，圣彼得堡外交界之大本营为外务部，当其乘风云而放外交之大气球时，必先试以小球，以察风云之适否，适，则大气球可出；否，则永藏其真面目也。此乃俄国外交之通常手段，他国时为之迷惑，中国屡受其欺骗。所谓军事上之特色者，俄之军人挟其责任于一身，不待政府之命令，所向侵略，如收成效，则政府即引为大利，直嘉赏之；如不成功，则认为个人所为，与政府无关，而免其咎。呜呼，狡哉俄人。”(13)文章还揭露了沙俄对东三省的野心：“俄国在满洲之举动，首欲独占满洲之经济，以满洲为其一部分，以治芬兰之法治之，致全力以经营。不出数年，吾知满洲秽小之村落，将变为斯拉夫人之繁荣市邑，东胡人种之游牧地，必变为白人之商工场。”文章批驳了清政府把收回东三省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想法：“夫己之国而赖人之力以为之争，己之国为何国？试问人之争之者，为己乎抑为人乎？人以权利之所在，而大集视远东之一隅地，群思争肥而噬，而将遭其噬者，反瞠而不知所为，吾不知其国之尚有人焉否也。”文章号召全国人民，收回东三省，千万不要靠外国，也不能靠清政府，只能靠国民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满洲之失，乃满洲政府恃外人以失之也。满洲政府恃外人以失之，乃全国之人恃满洲政府以失之也。呜呼，满洲政府而可恃，则全国之人皆卖其祖宗之乡矣”(14)。文章还揭露了清朝政府屈辱卖国的无耻嘴脸，指出对于满洲问题，“以情理论之，中国全部人民对于国土丧失，外权侵入之感情，自应群动爱国心，图拒俄之运动。而满洲朝廷对于国土保全之责任，尤应联络友邦，鼓舞国人，以决然拒俄之要求，此自然之势也。乃其计不出此，瘼视国土，偷安旦夕，国民义愤，目为叛逆，友邦忠告，弃若弁髦，甚至遣内监以交欢俄使，受五百万金，密卖满洲之事，且喧传中外矣”(15)。
为了激发人们反对外国侵略的斗志，《日日报》发表了一些爱国主义的诗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社说《恐怖时代》(16)对义和团运动作了肯定的评价：“排外与媚外，二者之比较孰优？曰排外为优。盖排外者，知恐怖时代之将至，因惧生愤，因愤生仇，以外力之终不可已也，遂奋力而排之，虽不可得排，而排者固全未丧中国民族之资格。北清事变，西人评论，据为黄祸之实证。倘全国之民族，皆以神拳之能力，有所组织，亦未见外之不可排也。”资产阶级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多持否定态度，只有《开智录》发表过一篇《义和团运动有功于中国说》，加以肯定。《恐怖时代》的肯定，虽不及《开智录》那篇文章肯定的充分，但它毕竟是有所肯定的。
署名“爱祖国者”（高旭）的《爱祖国歌》，充满了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深厚感情，和祈祝她早日成为独立、自由、平等的强大国家的满腔热望，笔调深沉，感人肺腑，照录如下：
今日何日兮，汝其返老还童之时。汝之疾果谁可救治兮，而我曷敢辞。汝虽不谅我脑珠费换兮，我终渺渺其怀思。（诗中汝字悉指祖国——原注）
我日祝汝之壮健兮，我夜祷汝之康强。汝既占有四千年历史兮，发出无量数贤豪之古光。殆为天之骄儿兮，何不竞争于二十纪之场！
江山惨淡其寡欢兮，浮云黯黯而无色。噫嗟，汝之存亡兮，何一人之无责！汝之魂惝恍而未归兮，我将上下以求索。
演万头颅之活剧兮，汝其飞跃以步佛米。汝苟无至平等之乐园兮，斯皆尧兄而舜弟。汝之前途当腾一异彩兮，汝之福命佛如饮甘醴。安能长此以终古兮，我思汝而流涕。
汝为世界上无价之物产兮，汝岂不是以骄夸。我愿为祥风兮，恣情披拂而莫我遮。以激起汝自由之锦潮兮，以吹开汝文明之鲜花。
我以汝为友兮，我以汝为车。我与汝有密切之关系兮，相期不失此令誉。爱根盘结而不可解兮，忍矜他人之莫我如。纵天荒而地老兮，我情终不远汝以离疏。(17)
《日日报》继承了《苏报》“反满”革命的传统，发表了一系列“反满”革命文字。这些文章，比起后期《苏报》，激烈程度虽然逊色一些，但在“苏报案”之后的舆论界，却不失为佼佼者。主要有《王船山史说申义》《原叛》《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海上大风潮起放歌》，还有关于“沈荩案”和“苏报案”的诗文多篇，其中诗歌占一定比例。
像当时大多数革命宣传一样，这些文章一面频敲民族危亡的警钟，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一面着力渲染满汉矛盾，鼓吹“反满”革命，剑公（高旭）的《海上大风潮起放歌》(18)写道：“中夏侠风太冷落，自此激出千卢骚。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声嚣嚣。全国人民公许可，从兹高涨花锦潮。割我公产赠与人，台胶旅大亲手交。东三省地今又送，联虎狼俄如漆胶。绞我膏血恣淫乐，忍使遍地哀鸿嗷。天崩地岌云惨淡，苍鹰搏击饥虎哮。砧上之肉终噉尽，日掀骇浪飞惊涛。两重奴隶苦复苦，恨不灭此而食朝。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万家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州仇公义昭。堂堂大汉干净土，不许异种污腥臊。还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扫穴倾其巢。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指将头颈对镜笑，男儿定要吃一刀。独立檄文《民约论》，谁敢造此无乃妖！少所见应多所怪，唁唁跖犬纷吠尧。冷血动物悉蠕蠕，鸡鸣风雨独嘐嘐。请看后人铸铜像，壁立万仞千云霄。廿一势头廿纪末，伟人名姓全球标。香花供养买丝绣，笔舌叠过汗马劳。挑战异类决雌雄，万年福祉庆同胞。冬冬法鼓震东海，横跨中原昆仑高。”吴门生的《官场杂闻》(19)中写道：“朝廷蒙蔽非今始，仕路荣华自古空。那得雷公一霹雳，死他多少叩头虫。叹息当朝执政臣，唯知媚敌与欺民。衣冠禽兽有威势，奴隶官员无谏诤。遍地昏昏难入目，漫天暗暗莫藏身。可怜华夏人称鬼，不若戎夷鬼作人。”《豚尾奴》(20)中写道：“我告新国民，快刀去割豚，即以其法还相治，欲杀胡儿纠辫子。”这些诗歌中均时时迸发出革命的火花，快语横生。
《王船山史说申义》是作为社说发表的，没有注明作者，刘师培的《左庵外集》收入了此文，章士钊又说此文系他所作。(21)此文采用按语的形式，列一段王船山的史论，加一段按语，发一通议论。全文的宗旨，在于强调种姓之辨，为“反满”革命制造舆论，后被收入《黄帝魂》一书中。
《原叛》(22)是副刊《黑暗世界》中的一篇。文章的主旨是说，不必讳言“叛”，革命之“叛”是正当的。世人动辄称革命党人为叛党，其实“叛”字本非“恶谥”，旧注谓“叛”为“离贰之意”，亦通作“畔”，“犹田有蹊径，畔然分上下也”。要说“叛”，孔孟都“叛”了周，汤武革命也是“叛”，而这些都是顺天应人的。今天，清朝政府的暴政，早就“十倍桀纣”了，“鹿台之广，三里而已，以视今日颐和园之庄严为何如？大聚乐戏，沙丘而已，以视今日宫中之演剧通年不绝，通宵不出者为何如？剖贤人之心，一人而已，以视杀沈荩之惨局为何如？……今日之黑暗，十倍桀纣之时”。言下之意，对于这样的朝廷，早该起而“叛”之了。文章还说，其实清朝统治者本是“叛”的典型，觉罗氏“家法禁母后干预政事，诸公则请太后三临朝。家法禁立储，诸公则共议立溥仪为大阿哥。家法禁尺寸之地与人，失地者不得入庙，诸公则受九百万之贿，即以立家法之祖宗朽骨卖之强寇”。清朝自身已“叛”，为何不准他人“叛”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一今日政府与革命党之影子也。”
《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和《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是宣传革命、反对保守的文字。前文为章太炎作，文章认为，对于像清朝这样腐败的政府，用“维新”二字是不妥当的。要说维新，只有彻底推翻它，否则，绝无“新”的希望。“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23)这实际上也是向人们表明，改良主义的“维新”之路是走不通的。后文是一篇社说，未注明作者，文章回顾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世风”的变化。所谓“世风”，“一时舆论之所趋向，即为一时之世风”。四十年分为六个阶段：格致汇编之世风，经世文续编之世风，盛世危言之世风，时务报之世风，清议报之世风，新民丛报之世风。文章认为，从格致汇编到新民丛报这一世风变化的过程，是一个认识逐步进化的过程，但这些世风，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救中国：“总括之，格致汇编也，命之曰制造；经世文续编也，命之曰洋务；盛世危言也，命之曰时务；时务报也，命之曰变法；清议报也，命之曰保皇；新民丛报也，命之曰立宪（此语似强——原注）。吾人细思，由制造以至洋务，吾民之脂膏，被人吸去者几何？吾民之土地，被人转赠朋友者几何？又由洋务而时务，而变法，而保皇，而立宪，吾民之膏脂，被人吸去者几何？吾民之土地，被人转赠朋友者几何？呜呼，盘古民族其终亡矣乎，何以有此进步之世风？其终不亡乎，何以甘为三等奴隶而不耻？虽然，言论者，事实之母也，吾民族无有此进步之世风则已也，吾民族既有此进步之世风，吾请吾族独立不羁之国民，断不容以立宪二字误乃公事也。”(24)文章最后指明了，靠改良，靠立宪，是要误国的。
《国民日日报》还以大量的版面，登载了当时震动中外的“沈荩案”和“苏报案”的有关情况，包括案件的发生、经过、审理情况、中外交涉、各国态度，以及对沈荩和“苏报案”中心人物章太炎、邹容的回忆、纪念的诗文、轶闻轶事等等。有关“沈荩案”的三十余篇，有关“苏报案”的近七十篇。沈荩（一八七二—一九〇三年），字禹希，又作愚溪，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曾参加维新运动，一八九九年与唐才常联络会党，组织自立军。一九〇〇年自立军起事失败，他潜往京津地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一九〇三年七月遭捕，被清政府活活鞭死。《日日报》保留了很多当时人们的报道、评论，是我们研究两案的重要参考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为了引渡章、邹，是如何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可以看出，英国政府不同意引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其在租界的治外法权；可以看出，美国驻沪领事与美国政府一个同意引渡，一个反对引渡的矛盾态度；还可以看出英、美与俄国在引渡章、邹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后面隐藏的各自的利益和打算。《日日报》对当时会审公廨审讯章、邹的消息报道，比起一般报纸都详细得多，还发表了湖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魏光焘致清政府关于严办苏报案的电文。又如，转载《旧金山哥赂报》关于保皇派对“苏报案”反应的一条消息：“顷接华盛顿京电，称外部是日接到檀香山保皇会一电，系请美政府设法挽救上海被拿之维新报馆主笔者……昨日下午，闻本埠保皇会亦以此事，电请美政府转电上海美领事挽救，盖因昨报俄法美等国公使，主将被拿之人交与清官办理，独有英公使梗之，故向美请救之电，亦与檀山不约而同也。”(25)这是研究当时保皇派对“苏报案”态度，及保皇派与革命派关系的重要资料。
此外，《日日报》还登载了不少明清遗事，如关于清初钱谦益的轶事，扬州十日的惨状等，借此渲染种族观念。关于乾隆皇帝封岳飞的一则名曰《岳飞之倔强》的掌故中，有这么一段话：“增吾国历史上之异彩，有一人曰岳飞，目下吾同胞所最哀痛最崇拜之大人物亦唯岳飞。本朝封典于中国古代有名者，无贤不肖均及之，而独岳飞未尝受此皇恩，可谓咄咄怪事。尝闻之父老，证之野史，均言乾隆朝亦曾封岳，唯所封赠之匾额，数悬上而数自裂，乡野愚民咸谓岳爷在天之灵，犹以本朝为金人，故痛耻不受此封。乾隆亦大怒，遂罢此举，并制诗一章云：‘天命有所归，忠魂犹未许，汝不受我封，我亦不封汝。’”(26)既有嘲弄清朝祖宗的意味，又寓有不承认清朝的深意。
《国民日日报》宣传革命，反对改良，攻击政府，不遗余力，引起清朝统治者的莫大忌恨。清政府鉴于“苏报案”办理棘手，不敢贸然封禁，又不甘任其发展，乃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谓：“上海逆党著书刊报，煽惑人心，大逆不法，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依然妄肆蜚语，昌言无忌，实属执迷不悟，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买看。如有寄售《国民报》者，提究。”外务部又行文总税务司，谓：“八月初九日，接准南洋大臣咨称，据苏松太道袁树勋禀称，查上海苏报馆著书刊报，煽惑人心，业将报馆封闭在案。现又有人创设《国民日日报》，仍然放肆蜚语，昌言无忌。该报执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于为非，扰害大局，耸人观听，借广销场。但使无人阅其报纸，彼必支持不住，不难立即闭歇。除分咨沿江各省，通饬一体示禁，不准商民买看该报外，应请剀行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国民日日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不久，总税务司回复外务部：“查邮政局接收寄件，均以信字为主，随到随寄。虽有时因特别之故，有开看之权，然其大致，总以如何接收，如何转寄为本。现奉前因，除抄录来往文件，通饬各口邮局，遇有封皮书明“国民日日报”交局，概不准其收寄外，理合申复。唯查如此禁寄，防不胜防，实属不妥。查此项日报系在中国印行，前数月《苏报》馆既由中国官宪封闭，《国民日日报》似可一律由官宪查封，方为清源之法。”(27)双方将皮球踢来踢去，清政府无可奈何，亦未敢采取封禁措施。
三、宣传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
这类文章主要有《革天》《论中国信天之思想》《中国鬼神原始》《瞢之来简》等。这几篇文章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人们关于天及鬼神迷信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其发展和危害，特别指出了迷信与专制的依存关系，强调要反专制，争民主，就不能不给封建迷信以鞭笞。
《革天》(28)是一篇社说。文章首先批驳了古人言“天”之谬，谓：“中国数千年来之学子，莫不以天为最大之指归，以便为其遁词之地。凡遇有不可思议、无可解说之事，辄曰天也天也，而人相与信之，因有此迷信，而遂生出误点。一误以事之成为天命所归，而妄欲得天者，假符窃谶，以扰乱天下之安宁；一误以事之败为此天亡我，而失势者遂任意丧志，一齐放倒，以沮败人群之进步。凡此皆不善言天者之过也……福善祸淫者，言天者万无可移之案语也。然善果福耶，淫果祸耶，则凡世间录贤奖正，惩奸指佞之法，皆宜作废，而听以治天下也，且又何以颜渊死，盗跖生也！论其当然，则当然者，非天也，理也。”文章也批驳了近人言“天”之谬，认为达尔文、赫胥黎所谓的“物竞天择”二义，“以凡事无非由天之所演，天行之虐，必人治以救之，此固已一新言天之面，质之倚天以求福者，足以醒其迷梦。然而虚言不如实验，与其天演，吾毋宁言人演也。”其实，达尔文的“天演”，本指客观规律，并非指“上天”，与作者要强调的“人演”并不矛盾。作者在这里误将“天演”之“天”作为“天帝”之“天”了。文章彻底否定“天”对人的作用：“语曰：‘人定胜天’，今易之曰：‘人定代天’。代天者，以己之权，行己之志，无所谓天者也。”所谓“天”，实际是其色苍苍，没有意志，与人世无关，“冥冥而无足凭”的东西。文章指出，言天，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两大危害：（一）“愚民恃天自相蒙蔽，以阻人群之进步”；（二）“狡民倚天售其奸诈，以贼人群之进步。”文章最后指出：“崇尚不可知之天道”，就会“沮败当前即是之人道”，“中国数千年之坐误于此者多矣。今者公理大明，人智增进，将冲决无量之网罗，大索同胞之幸福，而仍遮蔽于此，岂可训欤！甚矣，天之不可以不革也。革天者，非天之所以为革也，有革之者在也。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这里指出了写作《革天》一文的现实意义，指出对天的迷信，已成为人们前进的一大障碍。
《论中国古代信天之思想》(29)也是一篇社说，可以看作是《革天》的续篇。文章探讨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天的迷信的起源：“人之生也，不明万物所以运行生灭之理，见夫日月所以照临，山岳所以对峙，江河所以流，草木所以丛生，禽兽所以蕃息，迹其原因而不得，乃从而为之辞。以人世界测空虚界，不仅谓虚空界同于人事界也，且谓空虚界可以治人事界也，而一切信天之思想，由此而兴。”这个说法是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文章认为，古人谈天，也有比较好的说法，共有三种：（一）申包胥说的“人定者胜天”；（二）子产说的“天道远，人道迩”；（三）《尚书》上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前二说强调人的作用，后一说“称天制君”，能够“防人君虐民之祸”。
《中国鬼神原始》(30)，研究了鬼神之说的起源、种类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文章开头就指出，鬼神之说的兴衰与民智成反比例关系，“鬼神之盛衰，与民之智愚相比例，民智日卑，则鬼神之说盛；民智日启，则鬼神之说衰”。鬼神之说在中国历史上盛行有五大原因：（一）君主之愚民。“中国之君，自称天子，以天命天讨之权，操之于一己，而民之无知识者，惑于神圣不可侵犯之说，奉行君命，罔敢或违，而无道之君，益得以逞其虐焰……呜呼，神道设教，利在一时，称天抑民，害在万世，闻万岁之呼，受天书之赐，专制之祸，缘此而萌。”（二）臣民之制君。“君权之国，忠臣不敢谏，志士不敢谋，以致民隐不上闻，君思不下逮，一、二忧国之士乃创为灾异之说，以儆人君……虽为欺天欺人之学，然使人君以修省为心，则固未始非权宜之策也。”（三）乱民之惑众。（四）愚民之祈祷。（五）诗歌之鼓煽。文章认为，随着科学与文明的发展，“格致日明，物理日辟，吾知不出百年，中国士民将无有道鬼神之说者矣”。看到鬼神说与科学文明的对立，预言科学的发展将消灭迷信，认为鬼神之说在历史上曾在讽谏君主方面起过好的作用，这是此文的特点。
《瞢之来简》(31)是读者给《国民日日报》的来函摘录。函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大报箴奴隶信矣，曷教吾国民以由奴进民之方法。奴性原因，莫重于风俗，而其中必有最要之一点，即大报中崇拜偶像之说也。吾国民质，举饮食、起居、贫富、贵贱、疾病、生死，皆属之于神，归之于天，若绝无人力之可恃者。不独今之民质然也，足下试起孔孟以下之学问家诘之，以彼之知识所不能析之理，有不归之天者乎？起尧舜以下之政治家诘之，以彼之能力所不能及之事，有不归之神者乎？独夫民贼，称天以临民，民之视之，亦以为天也。妖僧蛊道，称神以惑民，民之视之，亦以为神也。事事归之于天，人人听命于神，于是乎，锢耳目，梏手足，锁灵魂，不敢与天争，不敢与神争。（种种恶因皆由此生——原注）有人若无人，而一国之人皆死。人已死矣，何尤乎其为奴，何遽与之言国民！蒙以为今生吾民者，在革神，在革天，天革神革而后民性革，民性革则命不革亦革。不然，虽天假以杀人柄，能杀尽现在不能杀尽将来也。”这段话，提出了下面几个问题：（一）中国人受封建迷信毒害太深，要启蒙，必须要启迷信之蒙。（二）神权是君权的护符。（三）要革命，首先要革天革神的命，即首先破除迷信。（四）不扫除迷信，即使革命成功了，也不可能得到巩固。作者把破除迷信的重要性，提到国家的存亡、革命的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了。
辛亥革命以前，对于启蒙工作，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就做得不够，对于危害数千年的迷信，批判得甚少。《国民日日报》在短短数月之内，发表了好几篇这类文章，内容集中，观点鲜明，颇富思想性和科学性，这比起当时其他的革命报刊，不能不算一个重要的特色。
四、其他
当时，遍及全国的学潮是革命风潮高涨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苏报》原辟有“学界风潮”专栏，报道学潮，以为声应。《国民日日报》也辟了“学风”一栏，报道各地学潮，介绍学校历史。这些文章主要有《苏州毓元学堂退学始末记》《江震学堂学生退校始末记》《江北高等学堂大冲突记》《福建大学堂腐败之真相》《湖南学界之风云》《北京大学堂学生公上管学大臣清辞舆地历史教习扬模书》《江西教育会起点之远因及现状》《江西大学堂之历史》《福建蒙学堂小历史》《河南高等学堂》等等。这些文章，为研究当时的学潮和学校的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资料。
《日日报》在“政海”一栏的题为《德国之社会民主党》(32)的文章中，还读到了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并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有关的文字是：“本年六月，德意志帝国国会行总选举，改选议员，其有最惹世人之注目者，社会民主党大得胜利……推其所以，盖因近年来，德之军费日加，国民不堪负担，食物日贵，国民多怀不平。该民主党向奉马枯士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为圭臬，激烈过度。当本年选举之时，其表张之政纲……颇合于民心，得全国之欢迎，是其在各政党而得莫大胜利之所以。自今以后，吾知凡国之民，将日厌君主之专制，而社会民主党努力之增加，更有不可限量者。少年皇帝，其将如何，帝国主义，呜呼危矣！”文中的“马枯士”即马克思。一九〇二年十月，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马克思，称之为“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但没有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就已见的材料看，在中文中，较早使用“共产主义”一词的，当推此文。(33)
《日日报》还有少量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字，如《女杰郭耳缦》《理想虚无党序言》等，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郭耳缦的事迹，鼓吹暗杀，称无政府党是“倒专制，杀特权，最侠烈、最博爱的党人”。
《日日报》也存在一些缺点。有些文章，论述不深不透，草草收笔。有的文章，有头无尾。《说君》一文，文中说要写“专制君祸”和“立宪君祸”两部分，结果只见“专制君祸”，未见“立宪君祸”部分。《中国魂》文中原说，对民族主义分“古代”“中世”“近世”三段来论述，结果只写了“古代”“中世”，便无尾而终，亦无交代。难怪《国民日日报汇编》编者在《中国魂》后附识：“此报论说之不完备，无有过于是篇者。存之以见此报之最大缺点，阅之慨然。”此外，所载诗歌，亦有一部分纯系文人墨士遣兴之作，没有什么价值。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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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自由：《上海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报》，《革命逸史》初集。
(2) 《奴隶狱序》，《国民日日报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4集。
(3) 《国民日日报发刊词》，《汇编》第1集。
(4) 《黑暗世界现状》，《汇编》第4集。
(5) 《奴隶狱序》，《汇编》第4集。
(6) 《汇编》第1集。据张继说，《说君》系他所作。见张继《回忆录》，《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2号。
(7) 《说君》，《汇编》第1集。
(8) 《中国古代限抑君权之法》，《汇编》第2集。
(9) 《箴奴隶》，《汇编》第1集。
(10) 无畏：《黄帝纪年论》，《汇编》第1集。
(11) 《道统辨》，《汇编》第3集。
(12) 遁公：《上海之黑暗社会自序》，《汇编》第1集。
(13) 《俄国之满洲政策》，《汇编》第1集。
(14) 《满洲撤兵问题》，《汇编》第3集。
(15) 《满洲问题与祖兴会审公堂》，《汇编》第2集。
(16) 《恐怖时代》，《汇编》第2集。
(17) 爱祖国者：《爱祖国歌》，《汇编》第2集。
(18) 剑公：《海上大风潮起放歌》，《汇编》第1集。
(19) 《汇编》第4集。
(20) 《汇编》第4集。
(21) 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
(22) 《原叛》，《汇编》第4集。
(23) 《论维新二字之荒谬》，《汇编》第1集。
(24) 《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汇编》第3集。
(25) 《汇编》第1集。
(26) 《汇编》第4集。
(27) 以上几则史料，均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7页。
(28) 《革天》，《汇编》第1集。
(29) 《汇编》第2集。
(30) 《汇编》第2集。
(31) 《瞢之来简》，《汇编》第1集。
(32) 《德国之社会民主党》，《汇编》第一集。
(33) 按：《浙江潮》第8期（1903年10月10日）所载《新社会之理论》一文，亦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时间与此差不多，见该书284、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