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和年谱是纪述人物的姊妹篇，传记带有创作的描绘性，年谱富有史料的客观性，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基础。但是年谱比传记远为晚出，独立的年谱著作到北宋才有，它是从年表和传记演化出来的。明清以来，年谱名作日多，遂蔚为独树一帜的年谱学。
在一个时期内，我们讳言家谱和个人的作用，传记出得少，年谱尤为罕见。以“五四”开创的革命历史而论，六十余年中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中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又有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鞠躬尽瘁之后离开了人世，我们还没有为他们写出几本好的传记来，年谱长编几乎没有，能看到的只有档案中的简历和年表之类。如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来自人民，是时代的产儿，历史著作不写英雄人物的活动，历史就会概念化，就会缺乏形象感；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更需要知道革命人物的理想和实践，从中得到启迪，所以近年来出现了写人物的活跃现象。周永祥同志的《瞿秋白年谱》正是在这种要求下欣然命笔的。
瞿秋白同志才华横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就是一个很有影响的领导人。要是他能活到今天，也还只有八十三岁，可是他牺牲已经四十六年了。这件事至今还使我们感到痛楚。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却是很不平凡的一生：他生动地最早把俄国革命的实况介绍到中国来，他是中国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他也是早期参加国际工人运动有数的中国人之一，他又是一个杰出的革命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悲壮的《国际歌》第一个汉译者也是他。所有这些，对中国都具有开创的功绩，是时代的巨流在他的生命中滚动，并以他的智慧和行动激励着人群前进。无疑，这些都有着永恒的价值。
但是，在瞿秋白同志的革命历史中，有两件事最为大家关心，一直成为评瞿的焦点。这就是“左倾”盲动主义和《多余的话》。盲动主义错误是紧接着“八七”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二十八九岁的瞿秋白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起党的领导重任，他年轻，党也年轻。在那个山重水复的局势中，他和许多同志想用仇恨和悲愤的子弹来冲破重重阴霾，由此而产生盲动。其间很少个人的杂质，确是革命经验积累不足产生的迷惘，而且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在瞿秋白同志还没有离开领导岗位就得到纠正。应该说是历史的过失大于人为的过失。因为历史的转折并没有为自己预先提供一个现成的转折方案，人们猝然临之，往往要经过挫失才能找到正确的对策。
至于《多余的话》，大家讨论得够多了。年谱中既批判了那种恶意的诽谤，也不苟同于善意的“伪造说”，作了如实的纪述。多年来，我对《多余的话》先后读过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感到确是瞿秋白同志的自白，因为文章可以代笔，意念可以虚构，而严峻的自我解剖，真实的思想倾吐，独特的文字风格，是很难假冒的，形似不能神似。我的这种认识虽很自信，却是抽象的，不能完全取信于人。一九八〇年，丁玲同志发表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以她细腻的笔调，翔实地写出了她熟悉其人的政治抱负及生活、思想、文章，说她读着《多余的话》，“仿佛看见了瞿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她从人和文得出的这个判断，比单从文字上的考订更有说服力。原来人们说我的论证有点“玄”，我想谁要是仔细读一读丁玲同志的这篇文章就不会觉得“玄”了。根据当时的访问和记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瞿秋白同志，从被俘到被刑，他没有慷慨的豪语，而是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来写完他悲壮生命的最后篇章的。《多余的话》和在狱中的诗词流露的低沉调子，不难从他早年的身世及后来政治上的抑郁找到说明，也可从他以往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历来的哲人和文学家他们那种拨动心弦的低吟，往往是对人世和历史的嘲讽，不一定是教科书所需要的。
对于瞿秋白的研究，过去着重于他的文艺活动和与鲁迅的战斗友谊，对他的著作汇编成书的也只限于文艺方面，一是鲁迅辑印的《海上述林》，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瞿秋白文集》。而他从“五四”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牺牲时的十七年间，发表的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及有关政论文章，都是研究瞿秋白和党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却还飘散于各种报刊上，或者躺在档案馆和纪念馆里。为了便于对瞿秋白的全面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一部他的全集出版，包括他的旧体诗词。这就可以减少那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段论断。
周永祥同志撰写的这本年谱，是想就瞿秋白的一生及其多方面的战斗理出一个头绪来，他参考了两百多种文献资料，访问了同瞿秋白有交谊或知其行事的有数老人，态度是虔诚的。但作者没有机会看到尚未公之于世的档案资料，当然也还会有他没有看到的已经公开的论著，在引述的论著中也可能没有做到探骊得珠。这些都将促使作者进一步去探索，在今后修订补充。现在先把它印出来，供研究瞿秋白和党史的同志参考，我想还是有益的。将来有更好更详尽的瞿谱问世，则这本年谱算是暂时承乏，为更好的瞿谱催生。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如有两本三本年谱，有所对照，对谱主的认识和某些事迹的论证，将会更为确切和深刻。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