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和流氓二者之间的距离，恐怕不会超过蝉翼轻纱似的薄纸。庄子说得好：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用最通俗的话来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得志的就是王侯将相，倒霉的就是土匪强盗。
一般说来，当最后的一次脉搏停止的时候，一个人被捧为英雄，或被骂为流氓，大概有点把握了。古人所谓“盖棺论定”，就是这意思。但是有时“盖棺而论不定”，甚至一个人死了几百年，几千年后，因为读史的人的观念改变了，英雄和流氓的位置也倒置了。例如王莽、王安石、洪秀全，在正统的文人学士的眼光中，他们不是草寇，便是奸雄；不过从新史学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是英雄，便是大儒。
一个人在本国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在异国里却被视为流氓。例如希特勒，他曾被认为是德国的大英雄；但在民主国家里，他却被骂为混世魔王的大疯子。又如丘吉尔，他是英国的战时领袖，但在纳粹的报章上，他的别号为“天字第一号的公敌”。邻国之贤，敌国之仇，在不同的空间，像在不同的时间那样，英雄的评价颇不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
平心而论，英雄也罢，流氓也罢，这种人总是不平凡的人物。据我的分析，凡是做英雄的人，至少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
第一，才具。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这话是千真万确。庸俗的人贪财，稍微高明的人就爱名。事实上，芸芸众生，谁也不愿意轻易认输，把自己骂得一文不值，把人家捧为英雄。然而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必须这个人的才具真正能够出类拔萃。有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的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有的十八般武艺，件件在行；有的文能抚众，武能威敌。换句话说，做英雄的人，总有他的一套看家本领，人家想学也学不到。只有这样，人家才觉得心悦诚服，自动地推崇他为英雄。
第二，勇敢。世界上有一技之长，一艺之优的人多得很，不过这些人多是畏首畏尾，不敢负起责任。因为他们缺乏勇气，不负责任，结果，他们的才具无论多么优越，至多只能给人家利用，不能利用人家。《史记·项羽本纪》载陈婴的母亲告诉婴说：
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
“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这纯粹是投机取巧，因人成事的帮闲或帮凶的办法，真正勇敢的人绝对不那么干。真正勇敢的人，在战场上是身先士卒，誓无反顾；在文坛上是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须知成功失败的关键，全在于那一股傻劲。有了傻劲的人，一鼓作气地往前冲，前敌一被冲破，后防宛若拉朽摧枯，毫不费力。这是指一帆风顺的胜利者而说。万一前途困难万端，做英雄的人须本着再接再厉的大无畏精神，继续不断地努力，持之以忍，守之以恒，迟早总有成功的一天。
第三，果断。做英雄的人，一生所奔走的不外对人和对事。关于对人，他必须有知人之明，容人之量。老实说，“知人”这工作十分困难，必须博访周询，才能够懂得一个人的个性和能力。到了一个人的个性和能力被充分了解后，你才可以舍其所短，用其所长。例如刘邦，他的战略和战术，远不如韩信；阴谋和诡计，远不如张良；运筹帷幄的功夫，远不如萧何。但他懂得三人的特长，而且充分地让他们发挥他们的才具，结果，在政治地位上，这位由流氓出身的英雄稳坐了第一把交椅，其余三杰，充其量仅能做英雄的助手罢了。
关于对事，做英雄的人，更需要有远见，否则判断错误，坐失时机，错了一着，输了全盘。到了全盘失败的时候，他虽然费尽唇舌来解释，也无济于事，所谓“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就说明这个道理。
在商场上，我们知道“早晚时价不同”；在战场上，我们知道“时不可失”；在政治舞台上，我们更要知道在某种环境下，某国可结为“友邦”，某国可算是“假想敌”。这种时机的判断，需要最高的才具及最大的勇敢。古人说得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说明优柔寡断的人绝对不能成大事。
谁也知道在才具和勇敢上，成功的流氓刘邦，远不如失败的英雄项羽，可是项羽的吃亏处，就在果断二字。当鸿门宴的时候，范增再三暗示项羽，把刘邦干掉，可是项羽缺乏果断力，一再拖延，终于把大好机会失掉。另一方面，项羽要把刘邦的父亲拿来做人质的时候，刘邦却很幽默地说了几句：“……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措辞多么犀利，态度多么坚决，这绝不是婆婆妈妈的人所能做得到。
的确，英雄不是平凡的人物，他必须在才具、勇敢、果断这三个条件上有惊人的表现。不然，“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英雄的大名，哪里会随随便便地送给你。
本书所述，都是西方的大英雄。这些英雄虽经过时间的淘汰，仍不失他们的历史地位，虽然将来时间再拖远一点，他们的地位恐怕都要让给文化的战士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我写完《西方英雄谱》，对于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不禁寄予无限的怅惘！
1953年4月8日连士升志于新加坡的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