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的人不一定是伟大，伟大的人不见得都成名。世间的事业是由大多数无名英堆用眼泪和血汗来填地基铺路轨的，那些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奸雄，他们可以伪装慈悲的脸孔，利用宗教的外衣来攻城掠地，窃据要津，欺世盗名。他们深知心理，懂得做阴阳脸，人面兽心，口蜜腹剑。他们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道义或信用这种东西，虽然当他们认为环境需要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伪装道貌岸然的样子。
十五六世纪之间，意大利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兼著作家，这个人可以说是怪杰，而他在政治的影响上，比较中国的纵横家更进一步。他曾著书立说，而他的崇拜强权、政教合一的理论，正是近代帝国主义者的指南针。
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马基雅维利。
一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于1469年5月3日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他的父亲是个法官，家里薄置田产，田租的收入已经使一家人过得很舒服，用不着单靠薪水来过活。
他的身材中等，头部很小，鼻子颇尖，两目炯炯有光，嘴唇又薄又长，所以他微笑时酷似讥讽的样子。他年轻时对于拉丁和意大利的古典下过苦功夫，博闻强记，娴于辞令，虽然他对于希腊的古典并不十分熟悉。他不通希腊的古典固然是个缺陷，另一方面，这倒使他的文笔矫健，见解深刻。他细心研究世故与人情，他运用新兴的意大利的简练生动的文字来写作，同时他也利用罗马人的名著来孕育他的想象力。
当时的佛罗伦萨城有两种绝对相反的生活方式，一边由热烈的严肃的沙畹拿洛拉（Savonarola）领导，另一边由爱好铺张扬厉的罗兰兹（Lorenzo）带领。前者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很薄弱，后者对于他却有强烈的断然的影响；因为在他的著作里，他一再提到罗兰兹，而他的毕生的大著《君主论》（The Prince），就是贡献给罗兰兹的孙子。
他自述年轻的时候整天跟一些喜欢闲荡的少年在一起玩耍，斗鸡走狗，寻花问柳，服装穿得很华丽，说话尖酸刻薄，谁最能够中伤别人的心灵深处，这种人最受人恭维。他虽然和一些恶少年周旋，但他在家时却拼命用功，增加技能和知识。根底既这么结实，才气又那么洋溢，怪不得他后来在社会上稍露头角时，便一鸣惊人。
二
当1494年查理八世侵略佛罗伦萨，马迪西被迫出走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才正式加入政治舞台。他在恩师亚特烈恩尼的指导下，担任高等法庭的二等录事。四年之后，亚特烈恩尼变成共和国的总裁，他也被擢升为副总裁兼秘书。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了十四年之久。他的顶头上司在军部和内政部有很大的权力。他们遣派自己的使节到外国，他们和佛罗伦萨各城打交道，他们支配联合邦的军事据点。在他们的扶掖下，马基雅维利从事掌管文件，组织军队，周旋于各国外交团之间。1499年，他第一次被派赴意大利的某宫廷去磋商借款。第二年，他亲赴法国，和路易十二商讨碧沙事件。这些使命，给他以极好的机会，搜集欧洲各国的军事政治的情报，同时也养成他的独特的政治见解。他一面认识意大利的外交的复杂微妙，一面了解外国的外交家手腕的高低。这些丰富的经验，给他归纳为政治的基本原则，作后来著书立说的重要资料。
1502年他被派到波治亚·茜萨（Cesare Borgia）的营盘，他的任务就是要监视这个人的一切行动。他亲眼看见波治亚怎样被他的部下阴谋行刺。因为他和波治亚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便根据他本人对于波治亚的个性和人格的深切认识来发挥他的政治主张。他非常佩服波治亚的胆大心细，及巧妙地运用残暴和虚伪的手腕。换句话说，他把波治亚理想化了。
在这期间，他和柯锡尼小姐（M. Corsini）结婚。婚后，他一连生了好几个孩子。夫唱妇随，矢贞矢信。小风波虽然免不了，但大体上，他的家庭总算很和睦。
三
1503年，马基雅维利回到佛罗伦萨，他倾全力来研究意大利的军事，在他精通各种军队的利害得失后，他决定给意大利组织一支国军。他主张一个政府对于国防事业的费用一点也不可以吝啬。他起草一篇报告，提议新军队组织大纲。到了1506年冬，他的计划被采用，同时政府组织一个特别部，派他为部长。那时佛罗伦萨划分为若干省，每省各抽多少名步兵，作常备的国军。常备军的总司令为米芝勒图（Don Micheletto），即谋杀波治亚的刺客。光是这个委任，便可证明马基雅维利是千虑一失。就计划而论，这无疑的是政治的天才；就用人而论，这当然是个大失败，因为米芝勒图是个流氓，他绝对不能够鼓起一般兵士的爱国热诚。
那时亚历山大六世突然死掉，朱利亚二世升为教皇。波治亚军队的溃败，使中央意大利陷于混乱，因此，马基雅维利须伴着朱利亚到许多叛乱的城市去巡视。在这期间，克服碧沙的战争是在进行中，马基雅维利除例行公务外，须想法到处征兵。他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仍念念不忘写作，他写诗，也写喜剧，这证明他的确是才气洋溢。
1507年，麦哲米仑准备在罗马加冕，他给佛罗伦萨所派的军饷太多，于是马基雅维利受命前往宫廷去请愿，途中他却绕了一个圈，经过瑞士的几个名城，在这儿，他稍微逗留一些时间，悉心研究瑞士和德国的内情，尤其是德国的兴衰强弱的基本原因，他更有彻底的了解。他认识德国的民族性，然后归纳为切实的结论。后来他到法国觐见路易十二时，他也做过札记，虽然他对于法国的观察不如德国那么深刻，但他对于一个民族的精华都有正确的认识。
天有不测风云，他所效忠的政府塌台，再也不能抬头了。他毕生最信任的国军也是中看不中用，不能保护佛罗伦萨城。因为他是前任长官的红人，所以他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敌人都很妒忌他，虽然他对于新上司仍奉命唯谨，而且时常给马迪西提出新建议。他所组织的国军被解散，他的职位被褫夺，他被迫亡命，幽居于一小城，连公开场合都不准他露面。1513年，波斯可里（Boscoli）的阴谋的案件发生，他无辜受累，而他受诬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名字见于波斯可里的备忘录里。他被毒打拷问，直至马迪西被选为教皇后，他才得到释放。此后，他的政治生命告一结束。他于失望烦恼之际，只靠耕田所得来的一点收获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
一个在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的人，突然被打进冷宫，甚至到处被人监视歧视，他们内心的感觉如何，我们不难想象。过去他虽然也酷爱拉丁和意大利的古典，但文学并非他的职志。现在投闲置散，除偶尔兴致来时，从事写些诗文外，他不得不把全副精神寄托于读书和著述了。
四
1513年冬，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叙述他著书的方法与动机。白天躬耕陇亩，跟家属和邻居闲话桑麻。到了薄暮时分，他回到家里的书斋。在入门处，他脱掉满身尘埃的农民的衣服，穿上最华贵的礼服，然后神交古往今来的大人物。他们给他以盛大的欢迎，有问必答，和他恳恳深谈。晚上这几个钟头是他最快乐的时间。他忘怀得失，简直不知天南地北，更不知什么是生死荣辱。
他把研究的心得，一一笔记下来，经过修饰润色之后，便成一专著《君主论》。关于这本专著，他曾说：“当人们阅读本书的时候，他们将知道过去十五年间，我是无倦无怠地专心研究政治问题。……关于我个人的忠实这问题，想大家不会有什么疑问，因为我一向是守信，所以我不知道怎样叫做背信。像我这样有信义的人，当然是本性难移；而我的家境的困难，又正可证明我的正义。”
1520年，佛罗伦萨的商人请他出来调解他们和卢加的纠纷。同年，他又从事文学上的活动，并且发表他的另一名著《战争的艺术》（Art of War）。此外，他还受枢机主教的命令，从事《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的撰著。据说，他之所以能够找到这份差事，一来他的文名广播，得孚众望；二来执政者知道有真才实学的人，如没有好好的安置，结果一定会酿成事变。
1526年春，克里蒙二世派他去考察佛罗伦萨的堡垒，同年的夏天，他奉命去帮忙教皇在朗巴第的军事委员（F. Guicciardini）。到了秋天，这两个人又在波隆拿晤面。他们本来相知很久，现在更进一步成为挚友。第二年，他又被派去担任折冲樽俎的职务；但是，当他接受教会最后的一次职务时，他便与世长辞，时为1527年6月20日。
说来很奇怪，像他这么有学问、有才能的人物，生前并不怎样引人注意。他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并不见得有很大的功绩，反之，他个人最大的成功，完全靠他的一枝笔。而他那本《君主论》有他独到的见解及具体的主张，旁征博引，取譬设喻，在政治思想史上自有他的地位。
五
《君主论》共分二十六章，其中主要讨论了几个问题，即政治、军事、权术，以及意大利衰弱的原因和解放的途径。每章的篇幅很短，言简意赅，真理俯拾即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是在读洋书，而是在研讨先秦诸子，尤其是孙子和韩非子的著作。
首先他给国家做个定义，把它分为共和国和君主国，而君主国又分为世袭的或新兴的。世袭的君主，因为许多事情都一仍旧贯，不但没有人反对，而且能得到人民的爱护。
人民好像水一样，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所以君主须想法得到人民的拥护。假如有人对君主表示不满，他应该赶快想法补救，借以平抑民怨。因为政治上的时间因素非常重要，任何麻烦的事情，只要事先预防，或者赶快补救，都是有办法。到了木已成舟，大错已经铸成的时候，要想补救的办法，那可困难了。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搞政治的人须取法伟人，纵使他的能力不如伟人，至少他可以养成鉴赏力，尝尝那种滋味。
新兴的君主的成功，一半靠机会，一半靠能力。没有机会，这等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能力，机会也是白白错过。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大受迫害，所以摩西登高一呼，天下响应。因为罗慕洛（Romulus）在故乡被人遗弃和鄙视，所以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王。因为波斯人不满美特（Medes）的统治，而美特本身又懦弱颟顸，所以居鲁士（Cyrus）才能够借题发挥。因为雅典人非常散漫，所以忒修斯（Theseus）才有机会表现他的才干。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人定可胜天，天定也能胜人。只要一个君主是文武兼全，而又得到适当的机会，他是无往而不操胜算。
新兴的君主所遇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厉行新法。那些旧人物为着饭碗和工作习惯的关系，当然群起反对，直至事实证明新法的确是很好的时候，他们才会相信。老实说，与其低声下气恳求人家相信，不如用武力来强迫他们相信。历史证明许多用武力来布道的先知一一成功；不用武力，单靠祈祷来布道的先知一一失败。姑定不失败，他们所实施的新法实在很难维持得长久。
突然崛起的君主，根基太过浅薄，他必须提心吊胆，步步交针，免得反对者的暴风雨一来，他就吃不消。普通的君主是先打好基础，然后即位；他是先即位，然后补打基础。时间容或有先后，但根基必须打得切切实实，这才能够长久维持他的地位。
贵族要支配和压迫人民，人民不愿受贵族的支配和压迫，二者竞相雄长，各方面把自己阵营中最本事的人捧出来争取王位。平心而论，从贵族阵营中出来的代表，远不如从平民阵营中出来的代表那么容易办事。前者有许多势均力敌的同志，谁也不佩服谁；后者是特出的人物，同党中很难找到一个像他那么本事的人，所以他更容易取得他们的爱护。
靠民众的力量起家的君主，绝对要和民众维持良好的友谊。其实，这事情很好办，因为民众的要求有限，只要君主轻刑罚，薄税敛，不压迫他们就行。
在平时，谁都爱说漂亮话，表示慷慨赴死的志愿；在战时，真正能够履行诺言的恐怕寥寥无几了。聪明的君主须想法在任何环境下取得民众的信任，说他们一离开君主和国家就不能生活。
六
自古雄才伟略的人，对于进攻退守的战略没有不悉心考究。马基雅维利是个政治家，他的注意军备本是意中事。据他的看法，一个君主应该奠定军事的基础，否则他将会毁灭。国家的主要的基础在于精良的法律和军备。军备恶劣的国家绝难有良好的法律。假如你要有良好的法律，你必须先有优良的军备。
照他的意思，军队可分为几种：佣兵，辅兵，混合兵。佣兵和辅兵是无用而又很危险。假如一个国家靠这些军队，它的前途将毫无保障；因为他们的精神涣散，纪律太坏。无事时，拍着胸膛，自夸英勇异常；一遇事变，他们先开小差。他们既不信天，又不信人，名虽为兵，实同土匪。他们之所以当兵，为的是每月能够领到一些薪水，可是这有限的薪水是吃不饱饿不死的，所以他们绝不愿意为国家效命。
佣兵的队长也许很能干，也许毫无能耐。假如他们很能干，你不能信任他们；因为他们自命不凡，经常想法压迫你，或者违抗你的命令而后快。假如他们没有能耐，你还是会吃亏。
一个君主如要用兵，他必须身先士卒，备尝艰苦，把军队中可用的人一一遴选出来，把那些没有才干的人完全挤掉。
佣兵固然无用，辅兵也不见得靠得住。所谓辅兵是指借助外国的军队。这种军队也许本身不错，可是请他们进来的人，宛若引狼入室。他们打了败仗，固然是完蛋；打了胜仗，主人将给他们做俘虏。辅兵的害处比较佣兵更厉害，因为佣兵是一盘散沙，他们要起来倒戈，还需要相当时间来准备；辅兵是团结一致，受外国的军官的指挥，一声叛变，马上会置你于死地。佣兵的缺点在于懦弱无能，辅兵的缺点在于英勇善战，所以聪明的帝王深知佣兵辅兵都不能应变，他们必须组织自己的军队，而这种军队是由自己的老百姓中遴选出来的。
的确，名位权势必须以自己的实力为基础，碌碌无能，因人成事的事情，绝不是英主所干的。因此，有意打天下的人，必须整军经武，悉心考究战术和战略。假如一个人懂得战术和战略，那么已经有权势的人可以维持他的现有的地位，本来没有权势的人也可以平步上青云。相反的，假如一个人对军事完全外行，那么他将受他的士兵的鄙视，到了大势已去，人家将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走了。
提到军事，平时和战时是一样重要。研究和行动，理论和实践，须双管齐下，这才能够达到六辔在手，运用自如的乐处。关于行动，长官须特别注意兵士们的组织和训练，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同时，对于地形、地势、山陵、沼泽、平原、河流等东西须了若指掌。只要一个人畅晓一个国家的详情，那么关于其他国家的大势，他不难触类旁通。
聪明的君主，须努力研究历史，把历代的大人物的盛衰胜败的原因，详加分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举一动，须以大人物为己任。因为平时训练有素，所以机会来时，他可出奇制胜，万一环境很坏，他仍旧能够屹立不动，肆应一切。
七
政治军事讲完之后，须进一步讨论待人接物的方法。马基雅维利不想抄袭前人的成规，因这多是迂腐而不近人情。他想根据个人的经验，再参考历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分析毁誉、宽鄙、仁暴、信教、远怨、出名等原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看来颇能引人入胜。
他是个注重权术的人。他固然要亲善远恶，可是，假如一件事情本来是罪恶，结果却对国家有利，他还是利用它。他认为世间的事情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的事情，表面上好像是美德，可是运用不得当，将使你国破家亡；有的事情，表面上好像是罪恶，可是运用得当，却能使国家兴盛。盛衰兴亡的道理，固然很明显，但它的征兆很微，所以世界上只有知己的人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
平常人都知道慷慨是美德，鄙吝是罪恶，但他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中间还有个条件。他希望得到慷慨的美名，他却不想老老实实地挥金如土。他认为过分慷慨，将使国库空虚，届时你将繁征暴敛，想尽方法来筹款。俗语说，人穷志短，到了床头金尽的时候，谁也瞧你不起。
假如你是够聪明，你用不着害怕人家说你鄙吝，因为过了相当时期，鄙吝的人可以积聚大宗财富，要兴办任何事业，即刻可以兴办；万事不求人，这是多么写意啊！接着，他举出许多例子，证明那些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多是鄙吝的起家，因为鄙吝才可积钱，有钱才能够兴办事业。
话又说回来，慷慨的美名，一个人不能不具备。凯撒将军的慷慨，使他变成罗马的名人；但是，当他已经成名之后，他如继续挥金如土，乐善好施，那么财政的拮据，将使他的政府垮台。此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司令官不妨叫他的士兵去乱抢，或者把自己所掠夺来的财富分一部分给人家。这所谓慷他人之慨，长官何乐而不为。
谁都知道仁慈是美德，残暴是罪恶，但他认为残暴有时胜似仁慈。只要君主能够使他的老百姓尽忠，那么他可不必害怕残暴这个恶名；因为有时君主太过宽大，治安发生问题，暗杀抢劫的事情相继发生，结果非使全体人民遭殃不可。
执政者最好得到人民的爱戴，同时又要得到他们的畏惧。假如二者不可得兼，他宁愿舍爱戴而取畏惧。只要你能成功，那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都由你支配了。他认为一般人对于财产的重视超过生命，杀父之仇很快会忘记，财产被掠夺却没齿难忘。拥有大军的帝王用不着害怕残暴的恶名，否则“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他既不能统一他的军队，当然不能使他们服从他的命令了。
八
表面上是伪君子，事实上是真小人；表面上是言忠信，行笃敬；事实上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种人往往会成功。据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世界上有两种竞争的办法：即法律和武力，用法律来对付人，用武力来对付禽兽。因为法律的力量不能够维持社会的秩序，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武力来补充法律的不足。每个人须懂得运用这两种特质，二者缺一不可。以动物而论，光是做狐狸固然不够，光是做狮子也不行。狮子须提防陷阱，狐狸须提防野狼。因此，一个动物须兼备狐狸的聪明及狮子的武力，用聪明来侦察陷阱，用武力来吓走野狼。文武齐备，软硬兼施，这才能够达到目的。
假如人性全善，那么你不妨心口如一；只因人性有善有恶，所以你有时必须口是心非，遇必要时，还须假装做好人。马基雅维利以为帝王谈吐时须充满怜悯、信念、仁慈、正直、虔诚等口头禅，而虔诚这一点最关重要，因为普通人只靠耳闻目见来品评你的高低，甚至以耳代目，他们根本很少机会跟你发生关系。谁都看到你的外表，只有极少数人认识你的内在的价值，而这少数真正了解你的人，不敢违反大多数的意见。他们只问效果如何，不问来源如何。“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大权在手，你就是做土匪出身，人家照样会崇拜你。
人主须绝对避免贪得无厌，奸淫掳掠等行为。假如普通人的名誉财产不受影响，而且都安分守己地过活，不多管闲事，这时候，你只需用全力来对付少数野心家，这当然是再容易不过。外表上，他须维持伟大、勇敢、持重、坚忍等美名；私交上，他须使人相信他的判断是军令如山，绝对不能收回，同时，他须使人相信，谁也没有办法欺骗他，包围他。
人主须想法避免民众的怨恨及轻视。假如他能够得到人民的由衷的爱戴，那么周围左右所有的阴谋，可不攻自破。聪明的君主绝对不使国内的名士权贵心怀怨恨，以至铤而走险，迫上梁山；他须想尽方法来联络他们，羁縻他们，取得他们的欢心。相反的，他们如心怀敌意，那么他的地位难免发生动摇了。
一个国家既有贵族又有平民，政府如拥护贵族，将开罪于平民；如偏袒平民，又要得罪贵族。为缓冲计，开明的国家，例如法国，早就成立国会，让大家都有扬眉吐气的地方。
少数人的怨恨是免不了的，但是君主须避免大多数人的怨恨，尤其一些权贵们的怨恨。“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懂得这个道理，真是天下太平。
以身作则，言出法随，是君主的大名广播的原因。例如西班牙王斐迪南，从微贱的地位一跃而为遐迩驰名的大王，主要的是得力于他的非常的手腕和事业。他假装信神，利用宗教作护身符，以便进行他的阴谋。
当两党斗争的时候，君主绝对不宜中立，他必须偏袒一方。相反的，假如他严守中立，不发表自己的主张，那么无论哪一党胜利，他都是失败。胜利那一方面不相信他，为的是他没有帮他们的忙；同时，失败这一方面也不会托庇于他，为的是他不会同情他们。简单说一句，只有无关痛痒的人希望你严守中立，但是你的朋友却希望你用武力来支持他的主张。大抵优柔寡断的君主，为着免吃眼前亏，时常采取中立的态度，结果他还是要吃大亏。另一方面，假如你倾全力来帮忙一方，那么当人家功成名就的时候，你多少可以沾到一点光。
一个人固然要跟人家成群结党，但是你所交的与党或同志千万不要比你更本事，因为他如胜利，你将受他的支配；到了受人支配的时候，你所有的面子和地位都完了。
世间的事情往往利害互见，聪明人须仔细考虑，两害相权从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凡是利多害少的事情，你随时都可举办。
君主须提倡各种艺术、学术，甚至商业、农业。他须负起赞助人的责任，时常给人民以种种便利。此外，遇着节日，也应该举行展览会、运动会，以便与民同乐。
“观人于其友”，人主是否贤明，只需观察他的周围的朋友便知端的。假如他的左右很能干很忠实，他可以说是够聪明，相反的，人家对他将没有什么好感，为的是他没有知人之明及用人的手腕。
自动认识人家的长处者为一等人才；因他人的认识人家的长处，自己才效尤者为二等人才；既不知自动认识人家，又不肯虚心听从他人的指示者为三等人才。一等绝妙，二等还过得去，三等毫无用处。
观人于其微，见微知著。假如你的部属对他们的利益重视过你的利益，这个人绝不可重用；因为真正为人服务的人，须把个人的利益置诸脑后，他应该把君主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看待。只有这样，他才不至见利忘义，随后把你抛弃。
“放郑声，远佞人。”这话是很有理由。一个帝王如要远佞人，他必须让左右知道，他们如对他说老实话，他千万不会见怪。话又说回来，假如人人都对他说老实话，那么人们对他的敬意便无形中减少了。为方便计，君主须选择一些类似中国古代的铁面御史一流的人物。他可以向他们垂询所有问题，虚心领教他们的意见，然后下个正确的结论。他要让他们随便发言，谁没有说老实话，他应该发脾气，但最后的结论仍须由自己决定。事实上，发言盈庭，可以采纳的并不多，只有少数的英主才懂得从善如流，取长舍短，把良好的建议与劝告用来作治人治事的张本。
九
上述的待人接物的方法，如能一一遵守，那么君主将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新兴的君主比较世袭的君主更占优势。他如有一技之长，人家将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为什么呢？为的是厌旧喜新是人之常情。新君主上台后，他须树立新主权，加强良好的法律、军备、同盟、模范。事半功倍，一举数得，这证明新兴的君主是更占优势。
聪明的君主是居安思危，因为平时有准备，所以大难临头的时候，可以从容不迫地起来应付。另一方面，庸懦的君主做人毫无把握，活一天，算一天，从来不加准备，不知未雨绸缪，所以事变发生时，他除仓皇遁逃外，便希望人民因为讨厌新来的统治者的缘故，想法接他回朝。须知“天助自助者”，你不能自己先放弃应尽的责任，等到一败涂地后，希望人家替你复辟。
普通人以为“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这种原始的宿命论是要不得的。须知命运至多能支配我们一半的行动，还有一半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譬如河流，当洪水泛滥的时候，真是沛然莫之能御；但当洪水已退，天朗气清的时期，人们不能不预为准备，建筑堤岸，疏浚河道，开凿运河。这样一来，第二次洪水泛滥时，人们纵不能完全控制水势，至少可以减轻它的破坏性。
意大利毫无屏藩，毫无防备，所以欧洲政局一变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它。但是，假如它能够加强它的防守的力量，像德国、西班牙、法国一样。那么外国如到意大利来侵略，绝对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动。
大抵成功的人，他的行动是顺天应人，适合时代的精神。相反的，他的行动如不能适合时代的精神，他将无往不败。世人所追求的不外名和利，目标虽一样，但手段容或不同。有人小心翼翼，有人慌慌张张；有人用武力，有人用手腕；有人很耐心，有人很鲁莽；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说来很奇怪，有时两个人都是很谨慎，可是一人成功，一人失败；有时两人完全用不同的方法，可是二者都成功。此中的奥妙，完全在于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是否适合时代的精神。
识时务者为俊杰。当环境改变之后，你应该跟着改变，否则你便会毁灭。可惜普通人的顾虑多不够周到，他们不能够及时改变作风，结果只有倒霉一条路。
中年以上的人的性格和作风已经有定型，他们多不善适应新环境。青年人毫无后顾之忧，同时，又富于冒险性，所以环境如有变动，他们在短期间内就能够适应。所谓成功和失败，只看行动和环境是否相配合而定。
不到霜降，不能显出黄菊的气节的高尚。同样的，一个国家如没有经过极大的困难，极大的压迫，它将不知道精诚团结，发愤图强的可贵。意大利几经战败，国内四分五裂，在这当儿，只要一个领袖的才干是出类拔萃，他不难号召全国的智勇兼全的人为国家驰驱。
西班牙的骑兵脆弱，瑞士的步兵幼稚。假如意大利能够及时组织一个新军兼采骑兵步兵的一切长处，而力避它们的种种弱点，这样一来，意大利将无敌于天下。
十
英国大史家马考莱在他所著的《马基雅维利论》，对于《君主论》一书及其作者有彻底的了解和锐利的批评。他说马基雅维利是个“恶魔、罪恶主义、野心和仇恨的发明家。在他的致命《君主论》一书出版以前，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他这样的伪善者、暴君、卖国贼、伪装的道德家，或方便的罪犯。”这一连串的罪名，是就该书在政治上所发生的恶影响而论；但是，就文论文，他的见解的深刻，趣味的高尚，文笔的犀利，是不容我们否认。
原来意大利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无论诗歌、哲学、绘画、建筑、雕刻，很少国家能够跟它匹敌。但是知识的增加，趣味的高尚，徒使人变成无神论者及懦弱无能之辈。马基雅维利是个爱国志士，是个通今博古的天才，他对于祖国的纷乱，不能熟视无睹。俗语说：“弱国无外交。”这话是错误的，因为百孔千疮，支离破碎的国家所最需的，就是外交。他一生参加外交活动，前后达二十年之久。他的外交报告既能增益知识而又很有趣味，叙事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而他对于人情事物的评论更是娓娓动听。
虽然他一生所担任的职务及个人的生活习惯都是绉绉的，可是为着国家的富强着想，他不能不拼命研究军事的理论、军队的组织，及历代名将成败得失的原因。这一层在《君主论》里固然略加叙述，在《战争的艺术》里更有极详细的分析。前者注重一个有野心的君主的发展，后者注重一个有野心的民族的进步。无论个人也罢，民族也罢，他的浓厚的祖国爱无日不驱使他想法使佛罗伦萨城整个解放。
由于他的深知卓识，他的著作早已成为近代政治思想的鼻祖。他毕生的成就，在精通人性人情，这一半归功于他广泛的社会经验，一半得力于渊博的历史知识。的确，历史是一面镜子，在明镜的面前，妍媸美丑，纤毫毕露，要掩饰也没有办法了。
至于他的缺点，是在于他把政治和伦理分开，而且把人类当做政治动物看待。他是毫无保留地把各种卑鄙的手段描写出来，让人家自己去选择，难怪一般道德家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感觉头痛，说他是集狡猾的大成。
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强权政治的把戏不过如此而已。我们读马基雅维利的书，而又研究他的生平的志行，知道他本人固然是满腹经纶，但在政治舞台上他并没有太得意。我觉得他的遭遇宛若中国古代的孙子和韩非子，因为时运不济，命运多舛，他自己一生的心血所寄托的理论，只好让那些较幸运的野心家去实行了。
195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