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政府本为马士英等少数阉党余孽所包办。他们“外假复仇之虚名”，阴通清廷，残杀正士，引用奸邪，剥削人民，可以说无恶不做。当时的士大夫虽然眼见就有灭亡之祸，但迫于马士英等的淫威，或被屠杀，或被囚禁，或被放逐，已经无力挽救危亡了。惟当时尚有一有力之人物，这就是巍然雄据于武汉的左良玉。他看到群小盈朝，早已不满，曾一度派遣湖广巡按御史黄澍同承天守备何志孔入朝，弹劾马士英。黄澍有疏曰：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将帅能成功于外者。必陛下内秉精明，外采舆论。国人皆曰可杀则杀之。毋因一时之才情博辩，误信小人，使党羽既丰，祸患骤至。
又云：
正人君子，乞陛下师事数人以树仪表。使辇毂之下，贪污结舌，邪佞闭气，无所容其树党庇奸之私，而后讨国门以外之贼无难。［1］
黄澍等的疏奏，当然不能被采纳。以后为伪太子案，左良玉又上书，请保全东宫。其言有曰：“前者李贼逆乱，尚锡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致一家反视为仇。明知穷究，并无别情；必欲辗转诛求，遂使陛下忘乌屋之德，臣下绝委裘之义。普天同怨，陛下独与二三奸臣保守天下，无是理也。”左良玉的疏奏，亦未被采纳。
四月初四日左良玉反了。他捧着伪太子的血诏，为坛而哭，洒血誓师。一面部署三十六营，沿江而下；一面传檄江西，檄袁继咸联兵，同清君侧。同时，并发布了讨马士英的檄文，号召天下。其檄文云：
盖闻大义之垂，炳于星日；无礼之逐，严于鹰鹯。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马士英，根原赤身，种类蓝面。昔冒九死之罪，业已侨妾作奴，削发为僧。重荷三代之恩，徒尔狐窟白门，狼吞泗上。会当国家多难之日，侈言拥戴劝进之功。以今上历数之归，为私家携赠之物。窃弄威福，炀蔽聪明。持兵力以胁人，致天子闭目拱手；张伪旨以詟俗，俾兵民重足寒心。本为报仇而立君，乃事事与先帝为仇，不只矫诬圣德；初因民愿而择主，乃事事拂兆民之愿，何由奠丽民生。
幻蜃蔽天，妖蟆障日。卖官必先姻娅，试看七十老囚，三木败类，居然节钺监军，渔色罔识君亲，托言六宫备选，二八红颜，变为桑间濮上。苏、松、常、镇，横征之使肆行；檇李、会稽，妙选之音日下。江南无夜安之枕，言马家便尔杀人；北斗有朝慧之星，谓英名实应图谶。除诰命赠荫之余无朝政，自私怨旧仇而外无功能。类此之为，何其亟也。
而乃冰山发焰，鳄水兴波。群小充斥于朝端，贤良窜逐于厓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列猪貑，如阮大铖某某等数十巨憝，皆引之为羽翼，以张杀人媚人之赤帜；异己者，德并苏、黄，才媲房、杜，如刘宗周、姜曰广、高弘图数十大贤，皆诬之为朋党，以快如蛇如虺之狼心。道路有口，空怜“职方如狗，都督满街”之谣；神明难欺，最痛“立君由我，杀人何妨”之句。呜呼！江汉长流，潇湘尽竹，罄此之罪，岂有极欤？又况皇嗣幽囚，烈祖悲恫。海内怀忠之臣，谁不愿食其肉……本藩先帝旧臣，招讨重任……是用厉兵秣马，讨罪兴师。当郑畋讨贼之军，忆裴度闲邪之语。谓朝中奸党尽去，则诸贼不讨自平，倘左右凶恶未除，则河北虽平无用。［2］
左良玉的军队，很快就由武汉到了九江。袁继咸的部将郝效忠、郭云等见左军入境，遂大掠九江，左良玉的军队也加入抢掠，九江大火。左良玉在船上看见大火，顿足呕血而死。左良玉虽死，但他的儿子左梦庚还是劫袁继咸挥兵东下，破安庆，进迫采石。
当时南京的群小见左兵渐逼首都，起了恐慌。于是马士英不管清兵南下与否，内战第一，竟从江北国防前线上调回黄得功、刘良佐的队伍，并派遣刘孔昭、阮大铖、方国安、朱大典一齐出马，指挥内战。从来没有提过军事的兵部尚书阮大铖，这次却告了奋勇，他“衣素蟒，围碧玉”亲自督师江上。虽见者骇为“梨园装束”，但他演的却是一幕真枪真刀的活剧。夏完淳说得好：“大兵大礼，皆娼优排演之场，欲国之不亡，安可得哉！”［3］
自黄得功、刘良佐的队伍南撤以后，刘泽清亦借口勤王，率兵大掠而南，徐、邳、扬、泗，秩序大乱。当时史可法以清兵正大举南进，淮、扬吃紧，接连上疏请停撤江北之军。但福王的回答是：“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史可法又上疏曰：“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辅臣何意蒙蔽至此！”其时朝中稍有国家观念的官吏如姚之孝、尚宝卿、李之椿、吴希哲等都请准备迎击外敌，但马士英厉声指诸臣曰：
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异议者斩！”［4］
阮大铖也说：
与其左兵之来，不若清师之来，我且用清师以杀左氏。
注释：
［1］以上分别见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12、39页。
［2］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41—42页。
［3］夏完淳：《续幸存录》，第12页。
［4］以上分别见三馀氏：《南明野史》卷上，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