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王政府的改变,并非主观的意图,而是客观的必然。因为明代的抗清斗争,发展到永历时代,已经经过了两次大惨败。在残酷的历史考验之下,大多数的官僚和意识薄弱的士大夫,他们已经经不起历史的压力,不断地从民族斗争的战线中叛变出去,当了汉奸;或是放下武器,做了顺民。当此之时,许多“旧朝之重镇”,如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之流,早已摇身一变,出现为“新朝之勋臣”。其他“世膺爵禄”的高官显宦,“藩封外疆”的总制巡抚,到这一时代,大半皆已“剃发为奴”,“变服称臣”了。虽然此外也还有一部分良心未死的士大夫,他们不肯投降清朝,但也没有勇气参加这个最后的而又似乎是没有希望的斗争。关于这一点,王船山永历实录》有云:

朝廷建立三四年来,搢绅衰落。吕大器、李若星、李永茂既以志不行,无意再起;北方久陷,寂不知有岭海立国事。吴、浙阻远,旧臣或潜避山谷,略闻音息,终莫能起,唯有南望慨叹,或赋诗寄意而已。当上初立,旧臣如万元吉、杨廷麟、刘同升、郭维经,皆旋死事。诏征用者,文安之、王锡衮、郭都贤、李陈玉、印司奇、尹民兴、刘若金,俱中道阻不得达。熊开元、倪嘉庆辈,又皆披缁放浪江湖,无兴复志。闽、蜀搢绅稍有至者,率庸猥无足采,或复寒士,起草茅大用之,类皆斗筲劣琐,自媒躁进。故任使空匮,列位多虚。严起恒,金堡皆以清品汇求实材为务,而猝不得应者。

这段纪事,暗示出当时一般被清军吓昏了的官僚和士大夫回避斗争的情形。其中除少数死于国难,其余不外如次的几类,一类是“无意再起”,一类是“推托不知”,一类是“潜避山谷”,一类是“放浪江湖”,一类是“南望慨叹”,一类是“阻不得达”。总而言之,他们都读过圣经贤传,记得“危邦不入”的教训。所以桂王政府虽空悬“任使”,多虚“列位”,而“不得应者”。于是王船山慨乎其言之曰“搢绅衰落”。

当“搢绅衰落”之时,亦即民族斗争达到严重阶段的顶点之时。当此之时,那些草茅寒士却远自闽、蜀而来,足见当时道路并非阻而不达也。这些草茅寒士,虽然“庸猥无长采”,但他们却不“潜避山谷”或“放浪江湖”,而怀抱着救亡图存之壮志。《永历实录》云:

及(上)居武冈……群臣皆遁去,莫肯扈从……于是江、楚间塾师、游客、卜筮、胥吏,皆冒举贡,自称全发起义,赴行在求仕。[1]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当寒士们“赴行在求仕”之时,并非斗争的高潮时代,而是“群臣皆遁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除了那些看不清风头的寒士,谁还来参加这个已经没有油水了的斗争呢?至于他们之“冒举贡”,这又指明直至永历时代,反对清兵的斗争还是士大夫的特权,不是“举贡”就没有参加抗战政府的资格。

当时寒士大多数皆效命前线,《永历实录》云:

江、楚、川、黔起家监纪,率皆落魄书生,依诸将自售,遽欲得部院衔,陈乞敕印,糊口行间……干请不遂,则号哭阙下。[2]

即因桂王政府中有不少的寒士参加,所以金堡慨乎其言之曰:“今日之大患,莫甚于阃外不知有朝廷,而朝廷复以匪人持政柄。”[3]诚然,当时朝廷中确有不少的“匪人”,但所谓“匪人”,不一定都是寒士,大半都是官僚或士大夫中的败类。这些“匪人”不顾国家的危急,贪赃枉法,骄奢淫侈,不减承平时代。关于这一点,《永历实录》中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

例如进士出身的何驺吾,“销银为小山,高广丈余,凡十余所”。[4]“素有文望,颇自矜名节”的萧琦,“以贿为命,鬻武弁札,至十余金而得副总兵衔,积金帛巨万,以数舰载至象州”。[5]历官至都指挥的马吉翔,“征乐纵酒,遥执朝政”。[6]故御史郭子章之孙郭承昊,“挟宝玉金币巨万,女乐十余人,从上至武冈”。[7]位列九卿的侯恂之弟侯性,“蓄无赖健儿将百人,沿两江(自南宁)东至三水,劫掠士宦商贾”。[8]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是起于草茅的寒士。

又如在将领方面,“大掠衡、湘间”的是马进忠。“各恣焚杀,尸横五百里”[9]的是王进才。“夺民田以耕,日与苗夷相仇杀”[10]的是张先壁。“每月辄驱疲卒万人,掠萍乡、永新、万载……民稍触其怒者,即磔剥之”[11]的是黄朝宣。在这些将军中又没有一处是流寇出身的。

又如在封建政治体制中的宦官,直至永历时代,也还是存在。此辈宦官依旧盘据宫廷,作恶多端。如宦官王坤,则“弄权卖国”[12],侮辱大臣。宦官夏国祥,则“频以太后旨取库金”[13]。像这样的现象,稍有良心的士大夫无不为之痛心,当时大学士李永茂曾慨乎其言之曰:

国势孤危如此,而犹唯内竖意,掣辱大臣,吾宁死草间,不能为此辈分任亡国之罪。[14]

自然,宦官和士大夫中,也有高风亮节之士如瞿式耜、张同敞,亦有舍身效命之人如何腾蛟等。他们或主政中央,或转战前敌,殉国死难,临危不苟。即在宦官中,也有一个李国辅,他在南京沦陷后,曾两度剃发变服,由广西赴南京,潜祭孝陵。他在星月下登钟山,望陵焚香,又履行周视,望见孝陵“殿垣陵甃,毁坏无余;茅茨塞望,狐啸蛩吟,如荒山穷涧”。[15]这较之当时士大夫如洪承畴者,一再榜令南京诸门,“非伐钟山树者,不准通樵苏”[16],真有人兽之别。

总之,桂王政府中,确有不少寒士参加,但主持中央大政的还是官僚和士大夫,而且在官僚士大夫中,还是有不少贪污腐朽残民以逞的败类。这些败类只知在混水中摸鱼,几乎不知尚有强敌压境。即因他们腰缠万贯,所以性命非常要紧,每当时局吃紧,便逃匿无踪。“百官溃散”,是南明史上常有的纪载。在桂王政府中,主持大政的虽然是官僚和士大夫,但以英勇的战斗支持这个政府的,却是广大的人民。因为桂王政府的官军,早在即位之次年就在三水的火并战争中消灭了,继之而起以与敌人战斗的,是人民义勇军,和反正的伪军,最后是张献忠的残部,即所谓“流寇”者是也。即因有这些人民的力量接踵继起,所以桂王政府,才能把抗清斗争坚持到底。但是桂王政府何以终于覆亡呢?这就因为他没有好好地组织这些力量,领导这些力量,发挥这些力量,使这些力量一个跟着一个被清兵消灭。因而永历的历史,也就不能不成为弘光、隆武之续,在明史上,添上一幕悲剧。

注释:

[1]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四,第1页。

[2]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一,第2、3页。

[3]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一,第2、3页。

[4]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四,第2页。

[5]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九,第5页。

[6]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四,第2页。

[7]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四,第2页。

[8]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四,第2页。

[9]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九,第2页。

[10]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第4页。

[11]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第4页。

[12]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第2、1页。

[13]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七,第4页。

[14]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五,第1页。

[15]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第2、1页。

[16]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十五,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