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元史以前，首先谈一谈元史的基本特点。
元朝的版图很大，但时间不长。过去讲元史的，将它截头去尾，从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帝昺投海死算起，到1368年朱元璋部下攻下北京，元顺帝北逃为止，这算作元朝。实际上，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到元朝统一中国有七十多年；从元朝统一全国到1368年元朝灭亡为止，又有近九十年。合起来共有一百六十多年的时间。时间虽然只有一百六十多年，可是它东北到朝鲜、库页岛，西到东欧、地中海，南到爪哇，北到西伯利亚等广大地区。在当时的世界上，亚、欧两大洲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和它没有发生过关系。因此，当时亚、欧两大洲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都有关于它的记载。东方有汉文、日文的记载，中亚和西亚有波斯文、阿拉伯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等诸种文字的记载，欧洲还有拉丁文、古俄文的记载。如果研究元史，想把所有有关的记载都读一遍，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上研究元史的人很多，日本人称为蒙古史；欧洲有所谓东方学，其中一支是蒙古史。除了中国以外，蒙古人民共和国［1］当然用不着谈了，苏联也有很多专家研究蒙古史；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研究蒙古史的专家比我国还多，欧洲如法国、德国和英国也有很多研究蒙古史的专家，尤其是法国，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前半期，几乎成为研究蒙古史的一个重要地方。近二十年来，美国也开始在研究。
我们祖国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现在有五十多个民族。从语言系统上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汉藏语系，另一个是阿尔泰语系。它们的分界线大体上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的是阿尔泰语系，长城以南的是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包括汉、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新疆维吾尔族是突厥族的一支）、蒙古、满－通古斯（女真、现在的满族都属于通古斯族）三个语族。从民族关系来看，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阿尔泰语系各族和汉族的往来最密切。
历史上的蒙古族和今天的蒙古族的分布有些不一样。今天的蒙古族分布在三个地方：一个是苏联贝加尔湖一带的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一个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是我国的内蒙古。在这三个地区里，内蒙古的人口最多，约有一百六七十万，蒙古人民共和国约八九十万，布利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有三十万人。蒙古史所包括的范围很广，而元史只不过是蒙古史中的一部分，但是，这是蒙古历史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时代。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长子朮赤在苏联境内建立了钦察汗国，次子察合台在中亚细亚建立了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在天山北麓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幼子拖雷仍守蒙古祖产。拖雷的儿子忽必烈建立元朝统一了中国，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了伊利汗国。因此，研究蒙古历史就要包括这样广阔的地方。
下面我们简单地谈一谈元史的划分阶段问题。
1206年，全蒙古贵族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举行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并上尊号为成吉思汗。这一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建国的一年。1271年忽必烈宣布改国号为大元。从1206年到1271年称为大蒙古国时代。
大蒙古国时代，还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206年到1234年灭金，为一阶段，因为金朝灭亡意味着淮河以北的整个北方为蒙古人所占领；从1234年到1279年南宋灭亡，为另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蒙古和南宋进行斗争的时期，经过四十五年的斗争，最后蒙古人统一了全国。
元朝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260年是忽必烈掌握政权的一年。从忽必烈掌握政权算起，到1368年元朝灭亡为止有一百零八年。这一百零八年可分为三个阶段：忽必烈在位时期共三十五年，可以作为一个阶段，这是他接受汉法的时期（汉法就是汉族的封建统治制度，忽必烈就用汉人的封建制度来统治汉人），时间是从1260年到1294年。从1294年忽必烈死，到1333年元顺帝即位前的三十九年间，可以作为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是皇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时期，其中大多数皇帝都是在位只几年就死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在位的时间也是三十五年，又可以作为另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全国各地人民的反元大起义蓬勃发展起来了，如红巾军的起义。起义时间是从1333年元顺帝即位到1368年元朝灭亡。
下面还需要简单地谈一下研究元史的史料，因为以后还要不断地提到。
1．《元史》，明朝宋濂等撰。朱元璋攻下北京（洪武元年，1368年）就下令修《元史》。但是对于元朝末年顺帝时的材料没有收集齐备，于是派人到各地采集遗事，又修了几个月。两次合起来不到一年时间，《元史》就修成了。因为成书很快，取材不广，编纂人也不够认真负责，有为一人立两个传记的。但《元史》是明初编成的，离元朝时代不远，其中谬误之处虽多，但可用的材料也不少，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材料。
由于《元史》存在许多缺点，因而有许多人想重写或改写。但是因为它是官修的，明朝没有人敢重写，于是就陆续出现了《元史续编》《元史补遗》一类的著作。
2．《元史类编》，是清康熙时邵远平编的。邵远平的曾祖邵经邦在明末时曾著有《弘简录》，目的在于续郑樵的《通志》。邵远平著《元史类编》的目的在于续《弘简录》。所以《元史类编》一书又名《续弘简录》。此书只有纪、传，没有表、志。
3．《元史新编》，是清朝魏源编的。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从澳门得到一些西方书报，派人选译。关于外国历史、地理的材料魏源据以编成《海国图志》。同时他知道了西方也有关于元朝的材料，可补《元史》的材料不足。于是纂成这部《元史新编》。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见到的材料还是有限，今天看来并没有多少价值。
4．《元书》，清末邵阳人曾廉编。这本书以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又增加了一些事实。但搜罗不广，价值也不太高。
5．《元史译文证补》，清末洪钧撰。作者于光绪十五年至十八年（1889年—1892年）任驻俄公使。当他初到列宁格勒时，恰好俄国人贝勒津翻译的《史集》出版（《史集》是十四世纪初期波斯人拉施特关于蒙古史的重要著作），洪钧发现《史集》和《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汉文材料事实基本相同，于是根据《史集》俄译本，并参考多桑的《蒙古史》，从事考证和补充《元史》，因而写成了《元史译文证补》。这是中国人利用西方著作研究蒙古历史的开端。书中对于元宪宗以前史事的证补较为精密。
6．《蒙兀儿史记》，武进人屠寄撰。本书非为订正《元史》而作，内容不限于元朝一代，对三大汗国，记载也很详细。取材除旧《元史》以外，还收罗了许多西方史料。这本书并没有完成，只编成了二十八册，屠寄就死了。屠寄在这部书中，有自注说明自己的意见。最大的缺点是有些地方太武断。
7．《新元史》，胶州人柯劭忞著。作者是屠寄同时的人。他利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书，间接吸收了西方史料，同时采取了钱大昕、魏源、何秋涛、李文田等人的研究成果，又根据《元朝秘史》《元典章》《元经世大典》残本等史料充实和修正了《元史》。《新元史》好像是一部官书，材料都不注明出处。所以我们引用材料时，还得查找原材料的来源。《新元史》究竟搜集了不少资料，对我们研究元史是有帮助的。
除了这些材料以外，还有关于元朝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的材料。如《元典章》，这是把元朝政府档案中有关各项制度的法令汇集而成的，分诏令、圣政、礼部、工部、兵部、刑部等十门，记载了元朝英宗以前的典章制度，是研究元朝政治、经济、法律、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此外，元朝留到现在的文集有二百多种，其中有许多人物传记和奏章。这些材料都很有用处。
以上都是汉文材料。关于这一方面的材料是很多的。除了汉文材料以外，还有蒙文材料。
现在世界上研究《元朝秘史》的人很多。为什么叫作“秘史”呢？因为这里面记载的事迹是不能外传的。此书于1240年在克鲁伦河畔的行宫写成，记载了成吉思汗和他祖先的事迹。其中有许多事情不能为外人知道，例如成吉思汗曾经用弓箭射死自己的兄弟；他的母亲诃额仑是他父亲从蔑儿乞部抢来的；他的妻子孛儿帖和他刚结婚不久就被蔑儿乞部人抢走了，回来时生下一个孩子。由于这些事关秘禁的材料，不能让外人看，所以称为“秘史”。明初编写《元史》的时候，派人把《元朝秘史》译成汉文，他们根据蒙文的读音用汉字拼出，每一段后面都译出汉文。全书共分二百八十二节。这本书有各种文字的版本，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都有不同的版本，有的根据蒙文用拉丁字母译写，有的根据蒙文译成欧洲文字。
此外还有一部《黄金史》。这本书的孤本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在今乔巴山省发现的，已经刊行。
除此以外，在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的云南、内蒙古还保存着一些蒙文碑刻，这些东西就像汉文中的甲骨文一样，非常宝贵。
除了蒙文的材料以外，当时波斯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所以也有许多有关的历史记载。除了拉施特的《史集》以外，还有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志费尼是波斯人，1252年曾经跟随他的父亲东来朝见元宪宗蒙哥（忽必烈的哥哥），到达了和林（现在的乌兰巴托西南）。和林是当时蒙古的都城。他们父子在蒙古皇帝手下做过大官，对于蒙古的情况非常熟悉。要知道蒙古人在中亚细亚，特别是在波斯一带的活动情况，就看这本书。这部书有英译本，但还没有汉文译本。我们希望在一二年内能够译出来。
前面所提到的《史集》的作者拉施特也是波斯人，他是波斯的蒙古皇帝的丞相。蒙古皇帝把皇室内部的秘密记录，即所谓“金册”给他看了，所以他了解蒙古族先世的情况。此外，在呼伦贝尔地区有一个孛罗丞相，忽必烈派他去波斯。他到了波斯以后就不回来了。孛罗丞相对于东方的情况很清楚，帮助拉施特写成了这部书的蒙古史部分。这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分两册，第一册部族志，记载蒙古先世、古代传说、其来源及居住地区的形势。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材料；第二册成吉思汗传，记载成吉思汗一生的事迹。第二编讲中国的蒙古皇帝，从元太宗窝阔台，直到元成宗铁穆耳时代的史事。第三编讲波斯蒙古王朝的历史，从旭烈兀到合赞汗时的史事。洪钧所翻译的就是《史集》的第一编第二册的成吉思汗传。此书近年有新的俄译本，1946年出版了第三编，1952年出版了第一编，1960年出版了第二编。这部书对于研究元史很有帮助，我们也应该把它译成汉文。
十九世纪前半期，亚美尼亚人多桑，参用西方传教士用法文翻译的中国文献和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记载，编成了一部法文《蒙古史》。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材料没有翻译成汉文以前，这部书对我们很有用处。其中所提供的材料在今天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1］本书地名均为作者写作时代的旧称，为保存原貌，本书再版时一仍其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