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在世时，就把他所占领的土地分给儿子、兄弟、外戚。以蒙古为中心，东边分给兄弟，历史上称为东道诸王；西边分给儿子，历史上称为西道诸王。成吉思汗有四个兄弟：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别里古台。前三人是他的亲兄弟，最后一个是异母弟。哈撒儿分封在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海拉尔河一带；哈赤温分封在兀鲁回河（现在锡林郭勒盟东部乌拉盖河）；斡赤斤分封在蒙古最东北部，再往东，界外就没有蒙古人了；别里古台分封在斡难河、克鲁伦河一带。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是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的封地是：长子朮赤在海押立至不里阿耳，就是巴尔喀什湖以东的海押立往西到苏联伏尔加河上游的喀山，据《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说，成吉思汗曾经把蒙古马蹄所到的西方封给他的长子，所以朮赤的封地最远。次子察合台封地在维吾尔之地至不花剌及撒马尔罕之间，包括河中和吐鲁番，驻地在阿力麻里（现在的伊犁）。三子窝阔台封地在叶密立、霍博（新疆克拉玛依市以北、塔城以东的额敏县至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一带。四子拖雷封地在蒙古，根据蒙古的习惯，幼子守产，称为斡赤斤，意即火王，守住烟火。
大蒙古国的都城设在和林，就是今天的额尔德尼昭。“额尔德尼”是宝贝的意思，“昭”是庙的意思。最近在和林遗址发掘出来的街市、宫殿，根据考察的结果，断定是窝阔台时代建立的和林城，宫殿遗址的琉璃瓦脊和北京城宫殿的琉璃瓦脊一样。同时发现碗底上写有张、王、李、赵等字，估计可能是工人吃饭用的碗，因为怕拿错了，所以在碗底上写上字。和林这个都城所统治的地方是西至伏尔加河，东到朝鲜，南到长江，和林就是这样一个大蒙古国的都城。
就土地来说，当时分为两种；一种是份地，为成吉思汗的兄弟、子孙们所有；另一种是公共土地，大体是刚占领的土地，像阿姆河以西，一直到伊拉克这一带地方，作为公共财产。公共财产，每个儿子都有份，所以每个儿子都派人到这里来收税。金朝灭亡后，汉族地区的一些州、县、府也分给其兄弟、子孙了。总的说来，汉族地区绝大部分土地是国有土地，是公共财产，私人有的只是一些份地。封地称为兀鲁思，是世袭领地。
定宗死，宪宗未立，国家没有皇帝而只有摄政的时候，漠北诸王都派人到北京来索取财货、弓矢、鞍辔之类，并且派人到西域去索取珍珠、宝石之类的东西。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土地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封地，另一种是公共土地，各家都有权力到公共地区来要东西。
在这个统一的大蒙古国中，窝阔台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设站赤，一件是穿井。站赤，就是驿站。凡是带着皇帝符牌的人，都可以到站食住，喂饱马匹。当时有水站、陆站。窝阔台把过去的驿站引申到俄罗斯、波斯去，这样就沟通了东西驿道，交通很方便。为什么穿井？因为蒙古有很多地方没有水，牧区无水就无法供给牛羊的饮料，所以需要穿井。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都要顾及整个大蒙古国的统治。到忽必烈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皇帝只重视汉族地区，西方诸王都不听他的指挥了。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称汉族地区为契丹，称长江以南的南宋为南家，又称“蛮子”。汉族地区是屡经战争的地方，成吉思汗时，蒙古势力仅到汉族地区边缘，注意力放在西方；到了窝阔台时，金朝灭亡了，才注意经营汉族地区。南宋灭亡以后，蒙古皇帝忽必烈可以说就已成为中国各族的皇帝了，和中国其他朝代的开国皇帝一样。在大蒙古国时代，汉族地区只是它的一部分，忽必烈时代，西北各兀鲁思都独立了。两人所处时代不同，因而注意力也不一样。
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十二万九千人的军队被他的几个儿子、兄弟分了，而且分得非常不平均。幼子拖雷在成吉思汗打仗时，总是跟着他，成吉思汗临死时就分给拖雷十万一千人，其他兄弟、儿子总共才分了二万八千人。拖雷部下有十万多蒙古兵，老将都掌握在拖雷手里，所以不久政权就从窝阔台系转移至拖雷系。这在蒙古的历史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以后，最肥沃的汉族地区就落在拖雷这一支的手里，一直保持到元朝灭亡。
大蒙古国的版图这样大，民族非常复杂。拖雷这一支所占领的地方原来都是蒙古人，而成吉思汗其他几个儿子所占领的地方，如俄罗斯的钦察汗国，绝大部分是突厥人。窝阔台后王所占领的地方也是突厥人，察合台汗国大部分是突厥人，再往西就是波斯、阿拉伯人。这几个国家就语言来说，朮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个汗国都是使用突厥语。就生活方式来说，朮赤领地的人民是游牧生活，中亚细亚的察合台是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而波斯、伊拉克等地，城市却很多。就宗教来说，中亚细亚、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拉克、叙利亚等地信奉回教。少数蒙古人统治广大辽阔的土地，为了进行剥削，就必须通过当地的统治阶级，实行旧有的制度。如果不接受当地的经济制度和文化，把原来的蒙古的社会经济制度强迫施行于这些国家，也无法行得通，特别是到了具有高度封建经济文化的汉族地区，更是无法贯彻。所以朮赤、察合台这几个国家，都一个个地方化了。占据汉族地区的统治者，也必须采取汉法。在西北和中亚细亚的少数蒙古人，如果继续使用蒙古语就无法活动，所以他们也很快地放弃了蒙古语，采用了突厥语。在宗教方面，他们原来信奉珊蛮教，而突厥人信奉回教，因而他们也改信回教了。在生活方面，他们也放弃了游牧生活，开始过城市生活了。
大蒙古国的版图这样大，西方诸王都逐渐地方化了，在汉地的也逐渐地方化了。《耶律楚材传》里提到一件事：当时蒙古有一个贵族叫作别迭，他说：“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就是说，汉人对于国家没有用处，不如把这些地方空着，让它长出牧草来放牛羊。马克思说：“依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受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也谈到过：文明较低的人民是战胜者的时候，他们往往为被征服的人民较高的文明所同化。这就是说，一个落后的民族，到生产发展较高的民族的地区，就必须要采用这个地区的统治方式、剥削制度，尤其是不通过当地的统治阶级就无法进行剥削。蒙古贵族到汉族地区以后就是如此。别迭的话既反映了他们想使华北改变成为蒙古地区那样的愿望，也反映了蒙古贵族到汉地以后束手无策的情绪。实际上，不通过汉族地主阶级，他们也无法进行统治。别迭的办法是开倒车的。所以耶律楚材说：现在需要南征，军需供给要有来源，如果征取中原的地税、商税以及盐、酒、铁冶、山泽的利润，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多万石，完全可以供应军需，又怎能说“无补”呢？于是窝阔台就要他试一试，结果确实有效。窝阔台因此非常重用耶律楚材。
这里我们还要讲一讲蒙古统治者的掠夺方式。蒙古军每到一处，就直接进行抢掠，但是抢掠也有规定，不能乱抢。谁先抢，谁后抢，要看“功绩”的大小。如果在这次战争中，你出的力最多、立的功最大，那么抢劫民宅时，你可以先进去。进去时，在门上插上一支箭，表示你有优先权，别人再来时，看见门上有箭就不能进去了。他们抢到的东西还要分配。成吉思汗是最高将领，无论谁抢的东西都要分给他一份。花剌子模的都城玉龙杰赤（现在的阿姆河下游，咸海地方附近），是成吉思汗三个儿子打下的，他们把俘虏的人口、财物都均分了，没有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非常生气，三天不许儿子见他的面。后来蒙人用“撒花”的办法敛钱。“撒花”是波斯文（因为当时的国际用语是波斯语），足见这个办法不是蒙古原有的，也不是汉地的，而是中亚细亚的办法。波斯语的“撒花”就是礼品的意思，中国人当时翻译为“人事”，有些地方现在还把送礼叫作“送人事”。当时有一句诗写道：“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老百姓负担很重，这个来了要送点人事，那个来了也要送点人事。对公共地区，谁都有理由来要撒花银，因而使得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对最高统治者也是不利的，于是只好采用中国原有的、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俸禄。
蒙古没有进入中原时，人民也是被瓜分的对象。每一个部落都有一定的牧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把老百姓分给他的兄弟、儿子。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他最小的兄弟分得一万百姓，大儿子朮赤分得九千百姓，察合台八千百姓，越往下分得越少，但都是几千人。有了人，有了羊、牧场，才可以剥削。没有人，光有牧场也不行。到了中原以后，突然获得了大批土地和人民，人太多了，没有办法分，只好按照中国过去的老办法分地。把这块地方（例如正定、石家庄）分给你，把那块地方（例如邢台）分给他。分了地以后，领主直接收税不便，耶律楚材提出五户丝的制度，就是每家交银二十二两四钱。两家交四十四两八钱，其中二斤交给中央政府，十二两八钱归领主。也就是每户给领主六两四钱，五家合起来共三十二两，适为二斤。但是分封在这些地方的领主绝不只拿这么一点，他们还随时派人额外加派，虽说五户丝是一种制度，但是领主们并不完全按制度办事。除了五户丝以外，还有岁赐，就是每年要给诸王多少银子或绸帛等这类东西。
除此以外，蒙古贵族还有一种剥削方式：蒙古人不善于做生意，把钱交给回回（西域）商人做生意。但是怕赔本，就放高利贷。当时称为斡脱。政府设有斡脱所，斡脱是突厥语“同行”的意思。为了避免严重的剥削，很多西域人希望加入斡脱。这些西域商人来到中原后，就变成了吸血鬼。有些人还干讹诈钱财的勾当。例如回回商人把一些东西丢在路上，自己藏在路旁，如果有人把东西从地上捡起来，他们就跑出来说：这里面有些什么什么东西，要求赔偿，进行讹诈。再就是借钱，借五十两银子，明年要还一百两，后年要还二百两，这种高利贷叫作斡脱钱。这些就是回回商人帮助蒙古贵族对广大人民进行剥削的方法。
蒙古贵族到中原以后，统治方法逐渐起了变化。这种改变也有一个过程。最初，一个可汗取得政权要经过大聚会（即忽里勒台），由亲王、公爵、驸马、诸王、大将参加，在会上推选一个可汗，譬如窝阔台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推选出来的。窝阔台死后，又推选他的儿子为大汗。但是，蒙古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掌握在拖雷手里，而不是在窝阔台手里。所以到了忽必烈时，忽里勒台只是徒具形式了。蒙古从忽必烈到顺帝有好几位皇帝都是拥立的。拥立皇帝的多半是镇守和林的大将。这种拥立的办法说明蒙古贵族争夺权力的斗争愈来愈激烈。蒙古贵族都有自己的亲信人物，称为官人，最早称为伴当。譬如成吉思汗年轻时候，有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富裕牧民子弟充当他的伴当，当成吉思汗的马被偷时，这些伴当就冒着危险帮他把马找回来，打仗时追随左右充当亲信战士（有人翻译为亲兵，我看还是称为伴当合适）。这些人都是牧民出身，后来，都成为世袭贵族。成吉思汗以后的元朝政权主要掌握在几十家蒙古贵族手里，他们都是成吉思汗时代的伴当的后裔。蒙古初入中原，将帅和地方官都是世袭的。这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是不利的，因此，进入中原不久，就采取了中原的老办法——迁转。就是：做了三年官，有功就提升一级，做得不好的就降级。
进入中原以后，蒙古统治者对待被征服的人民也逐渐有了变化。当蒙古人过着游牧生活时，一两个人骑在马上看守一群羊就够了，用不着很多人来放牧牛羊。所以对待被征服的人民非常残酷。譬如打败塔塔儿部以后，就下令，凡是跟车轴一般高的男子都杀掉，收养妇女和小孩作为奴仆，这个民族几乎被消灭了。初到内地时也是这样，打下一个城市后，男子一般都杀了，妇女留作仆人，小孩长大了也可以作仆人。但是男子中有一技之长的，如木匠、铁匠，就留下。读书人不要，通通杀光。因此，有一些读书人就冒充工匠，被保全下来。可见，蒙古最初对外族人不是俘虏就是屠杀。成吉思汗的时候，想改变漠北的生产，就迁十几万人到漠北去，但途中死了很多，没有成效。进入中原后，蒙古统治者准备把大批汉人迁到北方去，但是内地人民不愿意迁居，因此，蒙古统治者就在中原设立了探马赤军镇压人民。
此外，蒙古统治者还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允许人民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通过教士来麻醉人民，以便于进行统治。当时，在蒙古统治下有多种宗教：也里可温（基督教的一种）、回教、朮忽（即犹太人，波斯语）、佛教、喇嘛。几乎包括了各种宗教。元宪宗蒙哥曾说过：宗教就像一只手的五个指头，每个指头都有它的用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统治。这是承袭汉人的统治方法。蒙古统治者还通过汉族地主帮助他们进行统治和剥削。这样一来，蒙古王朝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就变成汉制的封建王朝，与原来在漠北和林时的王朝不同了。
有些同志说，耶律楚材对于蒙古实行汉化有功。关于耶律楚材，他在大蒙古国时代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成吉思汗时代；另一个阶段是窝阔台时代。成吉思汗没有深入中原地区，没有采用汉法，因而不需要耶律楚材的封建统治知识。耶律楚材曾经写过一首诗说：“自天明下诏，知我素通蓍。”就是说，他是作为技术人员——卜者而被成吉思汗召去的。因为成吉思汗和他的士兵都很迷信，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卜卦，以询凶吉。但是卜者的地位是不高的。耶律楚材是世家出身，父亲通历法，他自己也写过许多有关历、卜、星相的著作。成吉思汗西征回来时，带他回来，他潦倒十年，如同过着俘虏生活，所以他在成吉思汗时代是不得意的。
当窝阔台占领北中国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提上日程了。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他每岁可以在汉地搜刮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耶律楚材得到窝阔台的许可，建立了十路征收课税所。这十路是：燕京、太原、大同、山西平阳、正定、山东东平、热河、大定、滦州、济南。就是说，从山东中部的济南，到河北中部的正定，再到山西北部的平阳府，这一块地方，一年要纳银子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各路的征收课税使都是懂得封建制度、封建剥削和封建统治的官僚地主，都是耶律楚材推荐的。因为他的试验有成绩，窝阔台非常信任他。据《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在窝阔台三年，耶律楚材当上了中书令。当时大蒙古国在中国的势力仅仅限于黄河以北的中原这么一块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耶律楚材做大蒙古国的中书令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蒙古人只称他为也客（大）必阇赤（书写人，书记）。在大蒙古国当中书令（国务总理）的只有一个人，这就是失吉忽秃忽。成吉思汗把他当作第六个弟弟看待。他是断事官，称为也客（大）札鲁忽赤（断事官），中原的户口由他掌握，民间的案件由他断定。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儿子，所以失吉忽秃忽是窝阔台的长辈，也是宰相，地位是很高的。耶律楚材当时的地位只能和镇海一样。镇海是畏兀儿人。当时在大蒙古国境内，中亚细亚用波斯文，蒙古用蒙文，汉地用汉文。那么掌管汉文的人是谁呢？就是耶律楚材。他是在皇帝左右专管汉文的头目，所以称为大书写人。
耶律楚材之所以能够担任这样的官职，是因为他提出了如何使用汉法来剥削人民。当时蒙古统治者正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剥削汉人，耶律楚材就适应了这种需要。当时回回商人掌管财政，妨碍了汉族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汉族商人地主跟回回商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耶律楚材和回回商人也有矛盾，例如专管财政的奥都剌合蛮主张扑买中原赋税，为耶律楚材所反对。这对人民是有益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忽视。但是，对耶律楚材也不能评价过高，因为当时蒙古刚刚开始汉化，所占领的汉地还有限，还不是全面推行汉化的时代。
［1］见《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