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朝各族人民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元朝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个时期。各少数民族迁入内地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迁移到内地来的，如新疆的畏兀儿人、阿速人、钦察人。他们是在被蒙古人征服以后，迁入中原来的；另一种方式是西域、中亚细亚的商人到内地来经商，他们就定居下来了；还有一种是由于宗教的关系而进入内地的。元朝有些回教、基督教教士从中亚和西亚到内地来。元朝时，中国已经是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原的经济、文化水平都很高，外族人想保持原有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是不太容易的，他们必然要和中原人民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有的掳掠汉族妇女为驱口（奴隶），或霸占汉族妇女为妻子；有的与汉族官僚地主联姻，这些接触和关系，促使他们更快地接受了汉人的文化。
元朝在文化上的贡献很大。中原地区今天还可以看见元朝的文化遗迹，例如北京阜成门内白塔寺的白塔，是尼泊尔人阿尼哥建筑的。这是一种覆钵式塔，在元朝以前，中国还没有见到过。另外，如居庸关云台上刻的梵文、藏文、畏兀儿文、蒙古文、汉文、西夏文六种文字，可以看出元文化的多样性。
少数民族在医药方面有不少贡献，萨德弥实搜集大批中医药方编成《瑞竹堂经验方》，忽思慧的《饮膳正要》中介绍许多动植物的药物性质。
在农业方面，有畏兀儿人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说明什么时令该种什么。
文学艺术方面，诗文最著名的有马祖常。元朝姓马的人有三种来源：一种是汉族姓马的；一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是从马哈默德一姓中取第一个字作为姓的；还有一种是信奉基督教的，是从马尔（主教）一字变来的。马祖常信奉基督教，汪古部人，他的父亲在光州（河南潢川）做官，于是在那里落户了。元朝这种情况很多，少数民族到内地来做官的，后来都落户了。《青阳集》的作者余阙，西夏人，他的父亲在庐州做官，便成为庐州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巎巎（元朝人的名字非常奇怪，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小孩刚生下来时，他母亲看见什么就取上什么名字。譬如看到丑驴，就叫孩子为丑驴，看见姓张的奴隶，就叫孩子作张家奴），字写得很好，当时有“南赵（赵孟頫）北巎”之称。巎巎是康里人，康里在现在咸海以北的哈萨克一带。现在乌丹城还保存他写的碑文。
还有蒙古人写的《元朝秘史》，是世界上研究蒙古族游牧生活的最好的史料。
少数民族给蒙古创造的文字，如乃蛮人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如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方体字。
以上所说的是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贡献。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长期和汉人相处，在思想感情、风俗习惯方面也受到了汉人的影响。例如蒙古人学了汉人的丁忧制，父母死了要守三年丧。他们和汉人产生了友情，有往来赠答的诗。因为他们长期和汉人来往，思想感情逐渐融合在一起。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元朝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有这样大的贡献。
（二）
中外交通
大蒙古国的疆域非常辽阔，因此中外交通也比前代发达。
蒙古初年，在贵由时代，罗马教皇曾经派遣传教士来蒙古。不久，法国国王圣路易派遣十字军东征，听说蒙古信仰基督教，企图与蒙古夹攻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于是派人经过伏尔加河来到蒙古的和林。
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别吉，是漠北五个集团中克烈部首领王罕的侄女。她是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在元朝的地位很高。克烈部信奉景教，贵由时代曾派人到叙利亚去请教士，结果来了一个叫爱薛的人。爱薛在中国做官，建崇福寺（基督教教堂），掌广惠司（管回回医药，相当于回回医院）。前者管基督教，后者管回回药物。蒙哥的母亲还把自己的侍女嫁给爱薛。
在百灵庙一带的汪古部也信奉基督教。在道老杜苏木还保存耶律公碑的残碑，记载着汪古部信奉景教的事迹。
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从西方到东方的人，名叫马薛里吉思。成吉思汗西征时幼子拖雷有病，马薛里吉思泡制一种名叫舍儿别赤（阿拉伯的一种果子露加薄荷）的饮料，把拖雷的病治好了。马薛里吉思信奉基督教，后来他到了镇江，元政府任命他做那里的副达鲁花赤。镇江是水陆咽喉，他利用职位在镇江修了几处忽木剌（修道院）。此外还在丹徒、杭州等地修建忽木剌。
罗马教皇也曾派孟特戈维诺到东方来，并任命他为大都教区的大主教。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教区的阿速人于1338年请求教皇再派主教。他们派出的使团携带了阿兰贵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罗马教皇的信。
当时由于宗教的关系，东西方不断有来往。就在1338年，教皇派遣马黎诺里来中国，觐见顺帝，同时还献了一匹马。这匹马全身黑色，四蹄白色，当时号称天马，又称佛郎马（波斯人称欧洲为佛郎，因此把这匹欧洲带来的马叫作佛郎马）。顺帝还令臣下写诗赋歌颂此马，并且命画家周朗为此马作了一幅画像。这张画像在1815年时还存在故宫。后来不见了，可能在1860年毁于圆明园。
总之，元朝东西交通畅通，不少西方人来到了东方，同时，东方人去西方的也很多。元世祖忽必烈初年，为了和西方通消息，曾经派铁连出使钦察汗国。元明宗和世曾经跑到察合台汗国去，回来时还带了一批俄罗斯人。明宗被他的弟弟杀死后，俄罗斯人群龙无首，开始被亲王、将军们瓜分了，后来又被组织起来，在北京附近耕种几百顷地。
忽必烈时代，北京人马忽思和汪古部人列班扫马，他们世奉基督教，去耶路撒冷朝觐圣地，经过新疆、中亚细亚，到达巴格达，朝见了总主教腆合，以后又到了叙利亚。他们回到巴格达后，腆合死。巴格达总主教又派列班扫马去西方，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以后又经罗马回到巴格达，最后死在那里。可见当时东西方交通方便，中国人已经西行，见到了英、法的国王。
当时的海路直通波斯湾。在印度洋上，有季节风，半年风向往西，半年风向往东。海船也是半年去西方，半年到东方来。马可·波罗就是从泉州启程，乘海船经波斯湾回国的。
此外，杨廷壁曾经三次去印度，还到了锡兰。到东南亚去的是汪大渊，回来后写了一本《岛夷志略》。周达观曾经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写过一本《真腊风土记》。爱薛从叙利亚到达波斯。孛罗丞相到了波斯就不回来了，帮助拉施特撰写《史集》。
总之，当时东方人去西方、西方人来东方的都很多。有的是传教的，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是使者，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三）
中国文化的西传
中国的钞票在宋金时代已经很盛行了。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时，看见中国人用黑石（煤）生火，用纸（钞）换东西，感到非常奇怪。波斯的蒙古可汗海合都时政府财政发生困难，有人提议采用中国的办法印纸币，并且请求孛罗丞相把印纸币的方法教给他们。1294年开始发行，用了两个月，商店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交易停止，路上没有行人。结果又把它取消了。
波斯人也采用驿站制度。当时畏兀儿人阔里吉思在波斯做官，就以徒思为中心，在全国各地设立驿站。由一个中心地点向四面八方发展。每一个驿站都备有马匹、酒食。用什么马，吃什么饭，住什么房子，都有一定规定。制度完全仿效中原。
伊利汗国离欧洲很近，与欧洲人往来密切。巴黎国家图书馆还保存着伊利汗国国王与法王腓力往来的信件。伊利汗国国王给法王的信中，用的是蒙文，盖的是汉文印章，印章上篆刻着“辅国安民之宝”和“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几个字。伊利汗国在当时还是忽必烈中央的一个藩属。
中国的天文历法这时也传到西方。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曾经打到波斯，并在那里建了伊利汗国。旭烈兀后来到了波斯，在那里编了伊利汗天文表，采用中国的推算方法，当时有中国人在波斯教推算之术。
1260年叙利亚之役，中国制造火药的工匠被俘，从此火药传到西方去了。
关于文化方面，著名的《史集》是拉施特依靠孛罗的帮助写成的。
（四）
西方文化的东传
在旭烈兀西征以前，有一个西域的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了中国，他准备在和林建天文台，可是和林没有条件。后来旭烈兀却在波斯建立了天文台。札马鲁丁来中国时，曾经介绍了西域的天文仪象、万年历等。当时北京除了汉人传统的天文仪器外，还设立了回回司天监，采用回回历法来推算。此外，回回炮也在这时传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