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研究元史的概况
近年来，研究元史的人逐渐多起来了。这一套学问是清朝末年西北舆地之学（或称西北地理）的继续和发展。
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这和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有关系。因为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边疆问题一天天多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了解外国情况，了解边疆问题。这许多地方在历史上的情况究竟怎样？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于是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新风气。
我们先从徐松（1781年—1848年）讲起。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嘉庆十年（1805年）以进士入翰林。后来在湖南做主考。有人控告他犯罪，充军到了伊犁。出关以后，没有什么事情，常常骑着马，带着画了方格的小册子，根据所到的地方把山川曲折画成很简单的地图。每一方格表示若干方里。在充军新疆的几年中他亲身到过不少地方，后来写了好几部有关新疆的书，直到今天还很有用。一部是《西域水道记》，仿照郦道元《水经注》的体裁。在书中记载着每一条河流经过什么地方，有什么城市，把各朝代（包括元朝）历史事实也组织进去。这部书写得很好，直到今天，在研究新疆历史地理和考古时还是很有用的。另一部《汉书西域传补注》，说明汉朝西域各国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地方、哪些城市。对于《汉书·西域传》的研究，能够超过这本书的还不多。此外，他还写有《新疆赋》。
徐松的门下士中最著名的是沈垚（1798年—1840年）。沈垚字敦三，号子敦，乌程人，贡生出身，是一个不得志的文人，精通历史地理。徐松也爱好地理。沈垚就住在他家里，写了很多文章。这也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他有《落帆楼文集》《西游记金山以东释》等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是钱大昕、段玉裁游苏州玄妙观时，从《道藏》中找出来的。这部《西游记》记载山东登州道士邱处机率领弟子到中亚兴都库什山见成吉思汗的经过。金山以西的地理，徐松曾加以研究。沈垚在《西游记金山以东释》中专释蒙古地区的地理。沈垚到北京前，曾当过沈曾植父亲的家庭教师。后来沈曾植在年轻时候就对西北地理很留意，或者就是受到沈垚的影响。
比沈垚稍晚一些的有张穆（1805年—1849年），著有《蒙古游牧记》。此书以地理为纲，以历史为纬，把历代的有关史事分别抄录在蒙古各旗的下面，是研究蒙古地理不可少的参考书。
与张穆同时的有何秋涛（1824年—1862年），著有《朔方备乘》《圣武亲征录校正》。何秋涛将北方地理书籍及他本人所做的考证抄辑在一起，成一部相当大的书，送给皇帝。皇帝赐书名为《朔方备乘》。
此外，还有龚自珍（1791年—1841年），他是段玉裁的外孙。儿时，段玉裁就教他背诵《说文·部首》。但是，他壮年时所研究的问题和他的外祖父完全不同，他写了《蒙古声类表》等文章。乾嘉时期，封建社会的学者瞧不起少数民族的文字，只重视古代汉语的音韵训诂之学。但是他们的下一代龚自珍就大不同了，他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字，不仅懂蒙古文，还通藏文和维吾尔文。时代变了，有远见的学者所注意的问题、所研究的对象也变了。
和他同时的还有魏源。我们知道，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为了了解世界情况，立刻派人到澳门去买外国书籍报纸，把他认为必要的译成中文，借以了解外国的情况。魏源和林则徐是好友，魏源根据林则徐收集的一部材料编为《海国图志》。魏源认为元朝的版图在西北很广阔，仅仅根据中国的史料还不足以说明元朝的基本史实，因此发愤重修元史。《元史》是明朝的官书。书成后很多人对它不满意，但也不敢重修，不敢提意见。所以在明朝只有《元史续编》《元史补遗》之类的著作。清初邵远平写了《元史类编》一书，此书又名《续弘简录》。因为他的曾祖邵经邦曾著《弘简录》，想续宋朝郑樵的《通志》，但是没有力量续这本书的“二十略”，只有纪、传二体。邵远平的书只是想续曾祖的《弘简录》，还不是想重修元史。
第一个重修元史的是钱大昕（1728年—1804年），据说他的《元史稿》共一百卷。1905年— 1906年时，日本岛田翰到江南访书。在《访余录》中说：1905年时还亲眼见到钱大昕的书，有二十八册，但是已经不全了，前二十五卷缺了。既然在1905年时还能够见到这部书，因而很多学者认为这部书将来很可能被发现。目前留下的只有《补元史氏族表》和《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是把元朝的蒙古人、色目人的世系列成表，好像家谱。旧《元史》没有经籍志，《元史艺文志》就是这一部分的补充。这两书都是《元史稿》的一部分，但是全书没有刊行。
写成了书，而且流传到今天的，最早的就是魏源的《元史新编》。当时已经有一些欧洲的书籍译成汉文。魏源是非常注意西方事物的，于是把一些欧洲的材料搜罗在自己的书里。今天看来，有很多东西没有意思，因为他所依据的，大多是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普通著作，如莫里逊的教科书等。但是在当时能有这样的眼光，读这样的书，并且敢于采用外国的材料，已经是很特殊的人物，就算是了解外国的人了。
以上所谈的这批人物和著作多半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企图侵略中国，边疆问题日益频繁。许多人就注意边疆地理，同时还涉及边疆历史，于是就写出了这些东西。
鸦片战争以后，1861年在北京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外交事务，派出驻各国的公使，因而元史研究的进步，速度就更增加了。
1889年，伊尔库茨克博物院院长雅德林采夫到蒙古去考察。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元朝的都城和林在什么地方，雅德林采夫在外蒙古的额尔德尼发现了元朝都城喀拉和林的废墟，同时还在附近发现“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这三块碑的发现惊动了世界。
1892年俄国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院士又到那里去考察。将考察所得，编纂为《蒙古古物图谱》，1893年出版。
阙特勤是突厥毗伽可汗的弟弟，阙特勤碑是唐玄宗为他立的。碑的一面为汉文，隶书，其他三面为突厥文。碑上的汉文没有什么用处。最重要的是突厥文，上面写了阙特勤的一生。
《蒙古古物图谱》印出来后，帝俄驻中国公使喀西尼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阙特勤碑写了一个跋文。
《蒙古源流》的作者是鄂尔多斯乌审旗的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前半部是讲西藏历史，是根据所谓《嘉喇卜经》节录的。《嘉喇卜经》是帝王世系的意思，是元末明初人福幢的著作。这本书汉文有两种译本：一种称《西藏王统记》，另一种称为《西藏正教史鉴》。《蒙古源流》的前半部没有什么用处，后半部关于明朝鄂尔多斯的这一部分，写得很详细，很有用处。沈曾植著有《蒙古源流笺证》。
沈曾植死于1922年。他还著有《元秘史笺注》，也是死后才刻出的。
前面提到的《蒙古古物图谱》中，除了唐朝的碑以外，还有元朝的碑。李文田认为这是很宝贵的材料，把这些碑文抄了出来，编成《和林金石录》。李文田（1834年—1895年）也是西北地理专家，著有《元秘史注》。这本书现在还有用处。最近这本书的木刻本还重印了。此外，还著存《圣武亲征录校正》。《圣武亲征录》和《元朝秘史》是两个孪生兄弟。波斯文《史集》中的《成吉思汗传》记载成吉思汗的先世和他本人的一生事迹。我们如果把《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和《史集》中的《成吉思汗传》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圣武亲征录》和《成吉思汗传》几乎每一节都是相应的。所以这些材料大概来源于一个“祖本”。而《元史·太祖本纪》又是从《圣武亲征录》抄来的。它们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表来表示：
王国维的《圣武亲征录校注》，是在李文田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就是文廷式。他非常注意元朝的历史。1890年以前，《永乐大典》大部分还存在，文廷式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把片段的元朝文献抄了一些，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来这些东西收入《广仓学宭》丛书中。
清朝末年，中国很多士大夫到日本去考察，文廷式就是其中之一。日本的学者在明治维新以前处处学中国，在此以后就处处学西洋。文廷式去日本时，所谓东方学开始输入日本。内藤湖南（1866年—1934年）托文廷式回国后抄一本《元朝秘史》寄给他。1901年那珂通世才得到这本书。以后他根据《元朝秘史》的蒙文，将它翻成日文，称为《成吉思汗实录》。这本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蒙兀儿史记》和前几十年的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都受到它的影响。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洪钧（1839年—1893年）。洪钧于1887年到了圣彼得堡，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他在出国以前就很留心西北地理之学。
1876年英国的霍渥斯用英文写了一部《蒙古史》。这部书共分五册，其中第一册记载蒙古先世、族源以及从成吉思汗到清朝末年的中国蒙古族历史；第二册及第三册记载俄国境内的蒙古汗国（如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等）的历史，第四册记载波斯的蒙古汗国，即伊利汗国的历史；最后还有附录索引。这部书于1888年出版完。
在此同时，俄国人贝勒津翻译出版了拉施特的《史集》，译本是俄文与波斯原文的对照本。贝勒津的译本和波斯校刊本，发表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中。现在我们把贝勒津所发表的译本和校本，列表如下：
《史集·部族志》俄文译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五卷，1858
《史集·部族志》波斯原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七卷，1861
《史集·成吉思汗传》（即位前）原文及译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十三卷，1868
《史集·成吉思汗传》（即位至死）原文及译文，《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十五卷，1888
洪钧到达圣彼得堡的次年，恰恰霍渥斯及贝勒津的著述都出齐了。这对于一位研究西北舆地之学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洪钧利用他左右译人的方便，把贝勒津的译文，都翻译成汉文了。最后他把研究所得写成《元史译文补证》。《部族志》虽然也译出来了，但是他死后稿子遗失了。这样一来，我们中国的学者除了汉文的元史资料之外，知道域外文字中还有许多蒙古史材料，这就为元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屠寄著有《蒙兀儿史记》。他本人不懂外文，由他的儿子帮助他。找来的所谓新材料大部分没有史料价值。这部书的特点是在正文以后还有考异、注解、断句。初学的人，读它很方便。“蒙兀儿”这个名词是杜撰的。屠寄根据《元朝秘史》蒙古字的汉文音译解释很多专有名词。但是他不知道蒙古语言的特点，多不可信。
屠寄在处理史料方法上比较武断，好像元朝地理什么地方都能够找出来似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部书有很多地方是存在着问题的。
《新元史》的作者是柯劭忞（1850年—1933年）。他与徐世昌同年，是民国初年的一个清朝遗老，在《新元史》中他还写“臣曰”。《新元史》的材料来源不注明出处，所以他采用的材料不可轻易置信。北京大学出版了他的《新元史考证》和《译史补》。前书是他的残稿，很有用。可惜剩余无几了。
旧《元史》的缺点之一，是一人两传。因为它是出自众手，主编人没有周密审阅。《新元史》是一个人写的，但是在《氏族表》里，也出现一个部落两表和一人两表的情况。其所以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译音上的问题。从波斯文翻成欧洲文字，有时音点被点错，整个读音就变了。于是一个部落变成了两个部落，或一人变成两人。在《新元史》中就自然会出现一人两表（如绰儿马罕）、一个部落两表的情况。
下面我们谈一谈近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受到西方汉学影响的学者。
陈寅恪先生早年注意东方语言文字，写过元史方面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对《蒙古源流》的研究。以后他的兴趣似乎转移了。
陈垣老先生，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还经常写文章。是一位令人钦佩的老先生。写过《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许多文章。
成绩突出的是王国维。他是海盐人，本来是一个寒士。最初在上海谋生。罗振玉看他很有天才，就把他带到了北京。他早年专治文学和哲学，研究过康德和叔本华，写过《宋元戏曲考》。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戏曲史的著作。清朝亡后，他跟罗振玉曾跑到日本。安阳甲骨文字发现后，他研究甲骨文。甘新发现汉简，他又研究敦煌汉简。他研究方面很广。就当时讲，他在学术上虽不算落后，但在政治思想上却十分反动。他担任过北京大学的通信导师和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教授。到了晚年才研究元史。他整理过《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等书。清华大学把它编印成《蒙古史料四种》。除此以外，对辽金时代的蒙古先世史收集了很多材料，做过很深的研究。
再其次是张相文和张星烺父子。张相文曾经和屠寄辩论过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寝是真是假的问题，张相文认为是真的，屠寄认为是假的。两人写了很多文章。张相文还编有《湛然居士（耶律楚材）年谱》《西游录今注》，收集在《南园丛稿》里。张星烺是张相文的儿子，翻译很多中外交通的材料（里面不少关于元史方面的材料），编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几大册。
翻译《多桑蒙古史》的冯承钧，在介绍外国学术上也做了不少工作。多桑是亚美尼亚人。小亚细亚一带，民族复杂，在那时，只懂一国文字，就无法活动。多桑通阿拉伯文、波斯文、突厥文。他收集了很多西文、拉丁文的和东方文字的材料，写成著名的《蒙古史》。当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许多材料没有译出来以前，这部书还是可以供我们参考的。这部书在解放前就翻译出来了，最近中华书局又重印出版。
冯承钧翻译了不少欧洲东方学家写的有关南海和西域方面的文章，后来汇集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现在已经出了若干册。其中差不多都是法国人的著作，特别是伯希和的文章。此外，冯承钧还写过一本《成吉思汗传》。把法国人格鲁塞《远东史》中关于蒙古史的部分，译成汉文，叫作《蒙古史略》。
在现在的元史专家中，邵循正带了几个研究生，他曾翻译拉施特《史集》中的《忽必烈纪》。翁独健领导历史研究所的一个研究组，正从事深入研究元朝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问题。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组，年轻人很多，朝气蓬勃，非常可喜。目前世界上蒙古族最多的是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号称有蒙古人百万，实际上不到一百万人。苏联在贝加尔湖的蒙古人约有三十万人。而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有将近二百万人。因此，我们希望内蒙古大学将来成为全世界研究蒙古史的中心。
中国研究元史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说一说关于欧洲研究元史的情况。
首先谈谈苏联。
中国和欧洲的交通往来，从近世来讲，首先是明朝末年利玛窦从海道、俄国人从陆路先后来到了中国。顺治皇帝入关的时候也正是俄国人到达了黑龙江的时候。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订立了“尼布楚条约”，开始了正式贸易关系。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双方议定俄国商队每三年来北京一次做生意，带来各种皮毛，然后把茶叶、绸缎、布匹带走。雍正五年（1727年）又订立了“恰克图条约”，商定俄国正教会每十年轮派一个使团来北京，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早期的俄国著名汉学家都是出自这些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比丘林（1777年—1853年）。他在1807年—1820年任俄国正教会团长来华。他曾经在圣彼得堡把中国正史中的若干外国传都翻成俄文。解放以后，苏联还重印了这部书。他又把元史中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个《本纪》译成俄文，苏联学者至今还使用它。可惜他所根据的是乾隆改过的本子。译音不可从，西方汉学家为他所误的不少。
同时有施密特。他曾得到蒙文本的《蒙古源流》，就用德文把它翻译出来，于1829年出版了原文和德文对照的所谓《东蒙古史》。
还有哀德蛮曾经把拉施特《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略）。他又采用拉施特的材料和中国的材料，写了一本成吉思汗传，书名叫《不动摇的铁木真》（1862年出版）。柯劭忞的《译史补》中所引用的材料就是根据这部书。
到了清朝末年，正教会使团中有一个瓦西里耶夫（1818年—1900年），曾经在中国住了十年，1857年把《蒙鞑备录》译成了俄文。《不动摇的铁木真》一书中引用的中国材料就是采用这部书。在《蒙鞑备录》里把鞑靼人分为生、熟两种，离汉人较远的称“生鞑靼”，离汉人较近的称“熟鞑靼”。他译“生鞑靼”为“野蛮的鞑靼人”。柯劭忞未能分析史料的来源，《新元史》的“野鞑靼”，就是这样来的。“生鞑靼”到俄国去留了学以后，回国来就变成“野鞑靼”了，很好笑。
再就是巴拉第，他是俄国正教会使华团的团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帝俄侵华的参加者。1866年翻译出版了《元朝秘史》。这是根据汉文本译成俄文的。此外，巴拉第还把《长春真人西游记》和《圣武亲征录》译成俄文。
巴拉第从韩泰华手中买到的《元朝秘史》抄本，最近苏联把它影印出来了。
十月革命前已出名的蒙古史家巴托尔德写了一本《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共两册，于1898年—1900年出版。这是研究蒙古史的必读书之一，尤其是研究中亚细亚，更需要读这本书。书里谈到中亚细亚的地理，阿拉伯人进入中亚细亚以后的情况，还有成吉思汗的西征。这本书有英国罗斯的英译本，于1928年出版，最近又再版。除此以外巴托尔德还有一本书，名叫《中亚突厥史十二讲》。这是1920年应土耳其的邀请，在君士坦丁堡讲学的讲稿。十月革命以后，他的思想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的书的材料很丰富，所以读的人很多。关于中亚细亚的历史他写了论文若干篇。最近还译成英文，编成两本小册子，名为《中亚史》。
符拉基米尔佐夫（1884年—1931年）在十月革命以后，思想有不小的进步，他写了一本《蒙古的社会制度》。可惜这部书没有写完就死了。他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写蒙古的社会制度。他的蒙文很好。书的内容很有特色。这本书的中译本《蒙古社会制度史》，翻译得太坏，是1940年根据日译文重译的，绝大部分读不懂。
柯津译写和翻译的《元朝秘史》，于1941年出版。《元朝秘史》的老蒙文和现在的蒙文有相当大的差异。前几年蒙古人民共和国达木丁苏荣根据柯津的译写本把老蒙文的《元朝秘史》翻译成了现代蒙文。现在很容易买到。
苏联院士雅库博夫斯基的《金帐汗国兴衰史》，还没有中文译本。
苏联研究蒙古史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列宁格勒，一个是莫斯科。莫斯科有亚洲民族研究所。在亚洲民族研究所里，研究蒙古现代史的人比较多。研究古代史的莎斯提娜的著作比较多。
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院又组织人力，翻译拉施特《史集》中的全部《蒙古史》。1960年俄文译本全部出版，列表如下：
第一卷
第一分册 部族志 Хетагуров 译 1952
第二分册 成吉思汗 Смирнова 译 1952
第二卷 窝阔台至帖木儿 Верховский 译 1960
第三卷 伊利汗国 Арендс 译 1946
苏联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中，也有不少蒙古史家，波兰的科特维奇（1872年—1944年）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写了很多关于蒙古史的论文。科特维奇死后，继承他的有李维斯基。
匈牙利蒙古语言学家李盖提，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他到蒙古去过几次。他不是历史学家，前几年来过中国。
下面我们继续讲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蒙古史的情况。
首先讲法国。
解放前帝国主义学术界有过这样的话：汉学的中心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巴黎和东京（在欧洲是巴黎，在东方是东京）。帝国主义分子污蔑我们到了如此程度。
耶稣会士来东方传教时，受葡萄牙人的保护。因为西方人来东方最早的是葡萄牙人，当时这个殖民主义国家最为强盛。宗教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来中国的传教士也就受葡萄牙人的武力保护。
到了康熙年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企图对外扩张，于是就派遣一些教士来中国，做他的殖民主义政治的先遣队。这就是法国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开始。
后来法国教士宋君荣（1689年—1759年），把邵远平的《续弘简录》前十卷译成法文，于1739年出版。
当时另一个教士冯秉正（1669年—1748年），把《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译成法文，全书共十三册，名《中国通史》，1779年出版，其中第九册为元史。
还有一个人不是法国人，但是用法文写了一本书。这就是多桑（1780年—1855年）。他写的《蒙古史》全书共四册，第一册初版于1824年；第二版于1834年—1835年出版。其中讲成吉思汗的一册，讲中国的一册，讲波斯的两册。这本书的中文材料是根据宋君荣的译文节录的。多桑懂得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能运用回教材料，写蒙古史最适合不过了。这本书实际上是中国材料和波斯文材料的摘录。当《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原书都是波斯文）等书没有译成汉文以前，这本书还是有用处的，因此最近中华书局又重印出版一次。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有一个汉学家叫沙畹（1865年—1918年），他翻译了很多东西，也写了很多文章。曾把《史记》的一部分译成法文。把翻译的元朝的圣旨碑汇集起来，发表在《通报》上面。碑文是用汉、蒙两种文字写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声名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伯希和（1878年—1945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他是参加者。
1908年伯希和跑到敦煌，窃去大量古代的抄本，带到巴黎。他在史料的考证方面有一定的贡献。冯承钧译过他不少东西，编成《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45年伯希和死后，他的弟子整理他的遗稿，计划出十一种（如译写和翻译的《元朝秘史》《真腊风土记》的法译本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凡是研究蒙古史的，几乎没有不和他有关系的。他死后，他的学生韩百诗任巴黎大学教授。他曾经与伯希和共同译注《圣武亲征录》，出版的约有元书三分之一。他多多少少继承了伯希和的衣钵。此外还有《元史》《宗室世系表》等译文与注释。
下面谈一谈英国。
英国过去在汉学方面，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多注重在西藏方面。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侵略西藏，派人到西藏各地进行调查、勘察、绘制地图。他们在西藏快解放时才走光。对于蒙古史英国人做的工作很少。
英国人中，比较著名的就是霍渥斯（1842年—1926年），著有《蒙古史》，共三卷，五大册。第一卷出版于1876年，第二卷于1880年，第三卷是1888年。这部书是用英文写的，在中国很著名。过去有人写了一本《元史学》，就是根据这本书的材料写的。霍渥斯是最没有资格研究蒙古史的，因为他不懂东方语言，他的书大部分是抄多桑的，另外还搜集了一些德文和法文的材料，都是间接材料，价值很低，但是过去被只能读英文的人捧得很高。
目前曼诺斯基对回教方面的材料知道得较多。最近他把苏联巴托尔德关于中亚细亚的论文译成英文，名为《中亚细亚历史》，共两册，但是都是巴托尔德几十年前的东西。英国在这方面研究的人不太多。
不过目前有一本书很著名，这就是波义耳用英文翻译的《世界征服者史传》。这是从波斯文译成英文的，先后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他在序言里说：几十个专家帮助他译成了这本书。这本书有了英译本，对于不懂波斯文的人来说很有用处。
总之，直到今天，英国研究西藏的人比较多些，研究蒙古史的人是不多的。
再谈一谈德国。
1833年俄国圣彼得堡皇家学院悬赏征求一部金帐汗史，任何人都可应征，但是要求能采用中文材料、回教材料、古钱币学和一切考古的材料。（外国钱币和中国钱币不同，他们的纸币上印有皇帝的像，还有一些文字，可以根据这些材料排世系、排年月，所以古钱币很有用处。）当时有一个奥地利人汉默耳（1774年—1856年）以德文著作《金帐汗史》应征，于1840年出版。他还著有《伊利汗国史》。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本书很出名。因为是用德文写的，当时中国懂德文的人很少，对这本书不大知道。他还把瓦萨甫的《伊利汗史记》译成德文。
德国人海尼士（1880年—），通晓汉、满、蒙等几种文字。这个人非常反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拥护希特勒的。现在在西德，已经是老人了。他翻译和译写的《元朝秘史》有三册。一本是德文译本，用的是花体字；一本是《元朝秘史》音译本；还有一本《元朝秘史》用字的字典。有一年他到乌兰巴托去，到了科学委员会，找了一本《蒙古源流》，近来影印出版了。这个人的见识不高，做学问很笨。现在有很多德国汉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另外，现在德国施普勒，主编一种手册，名为《东方学手册》。他写有《伊朗的蒙古人》《金帐汗国史》。他对回教的材料掌握得很多，对中国方面的材料知道得很少，价值不高。
还有一个人叫海森，这个人解放前夕才从中国走了。他专门在中国搜集蒙文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如《水晶鉴》等。这些都是当时在北京印的，用蒙文写的。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日本的情况。
第一个研究蒙古史的是那珂通世（1851年—1908年）。1900年以前，文廷式去日本时，内藤湖南托他找《元朝秘史》。后来那珂通世从文廷式那里得到了这书，据此学习蒙文，并且把它译成日文，名《成吉思汗实录》十二卷。他很重视中国对蒙古历史的研究，在日本出版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李文田的《圣武亲征录校正》，并且加以重新整理。此外还有论文集，都收集在《那珂通世遗书》中。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主要是学习中国，明治维新以后，主要学习欧洲。第一个完全走西方汉学家道路的是白鸟库吉（1865年—1942年）。
白鸟库吉原来在德国留学。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后，把中东铁路南段划给日本，日本就以南满铁路为据点来侵略东北和蒙古。为了便于进行侵略，就需要调查东北和蒙古的经济、地理和人口。于是日本帝国主义找了一批御用学者来进行调查，白鸟库吉是领导东北史地调查工作的。白鸟库吉晚年用拉丁字母译写《元朝秘史》，称为《音译蒙文元朝秘史》。他的学生很多。“东洋文库”就是他主持的。现在美国每年专门资助“东洋文库”大量美元替他们进行工作。“东洋文库”过去是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现在研究中国目前的情况。
箭内亘（1875年—1926年）在日本以研究蒙古史著称。他死后，其门人纂辑了他写的论文编成《蒙古史研究》一大厚册。这本书在中国影响很大，解放前就已经全部译成汉文了。这本书出来以后，对于一般学习蒙古史的人来说非常方便。
其次就是羽田亨（1882年—1958年），他主要是研究中亚细亚史，写有《西域文明史概论》。（“敦煌学”这个名词，是一个带有殖民地意味的名字，是帝国主义分子把中国的文物盗窃出国后，为研究这些东西而创造出的名词。）羽田亨在晚年编了两本书：一本是从《明实录》中抄出有关蒙古、满洲的史料，称《明实录钞》，蒙古篇九册，满洲篇六册，最后还有一册索引，共十六册；另一本是朝鲜《李朝实录钞》。孟森（孟心史）的《明元清系通纪》就是根据《李朝实录》和其他材料写成的。如果要研究明清关于东北的情况，这是一部重要材料。其中有关蒙古和东北的材料，也印出来了。
最近死去的和田清（1890年—1963年），是“东洋文库”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明朝蒙古。明朝蒙古是冷门中的冷门，他写了很多文章。日本为他出了一本纪念册。他的文章大体都收入他的《东亚史研究》中。
再次小林高四郎，现任横滨大学教授。解放前他在中国居住时，找了蒙古人学习蒙文，搜集了很多材料，专门研究《元朝秘史》，出了一本《元朝秘史研究》。
此外还有一个岩村忍，是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曾经去阿富汗做过考古发掘工作。在人文科学研究所里设有汉简班、元典章班。他主持元典章班。京都大学最近把《元史语汇集成》也出版了。
以上这些人从白鸟库吉以来，完全走的是西方汉学家的道路。从语言、史料着手，做一些考证工作。
上面我们大体介绍了一下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研究蒙古史的情况。我们知道，蒙古史的研究，是一门带有世界性的学问，许多国家都在研究它。那么我们研究蒙古史的水平如何呢？我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在世界上来比较，我们是有一定水平的。研究蒙古史不能关起门来搞，必须要看一看世界上各国的研究水平。
今后我们如何研究蒙古史呢？在这里，我个人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有个领导人在前年去南京大学时，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他说，我们是一个大国，现在别人瞧不起我们，说我们的国家不如人家。我们一定要拼命赶上，人家会的我们要会，人家不会的我们也一定要会。我看研究元朝的历史也应该如此。
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在语言文字上造诣较高，我们今天也一定要赶上。研究蒙古历史，语言文字是一种障碍，有些译名不好记，就是因为我们对语言文字掌握不好，一看就头痛。资产阶级史学家研究阿尔泰语系的语言，特别是研究蒙古语言和突厥语的关系，逐步解决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语言文字方面一定要下功夫。另外，关于蒙古史的材料，东方文字和西方文字都有不少记载，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下一些功夫掌握，至少要学习一两种东方文字来弥补我们在语言文字上的缺陷。这些史料如果我们自己都能掌握，就不会使人家觉得我们落后了一步。
其次，我们研究历史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来，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找符合我们的意见的材料，用来证明我们的意见。千万不可用个别史料来为自己的主观意图服务，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工作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汉学家研究些什么呢？他们研究辽朝的契丹人如何统治汉族，女真人又如何统治汉族。他们的结论是为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还有一种民族沙文主义者，说清朝时蒙古人受不了压迫都向俄国跑，在那里得到了温暖，好像帝俄是天堂。
再次是要用阶级观点，要用唯物史观看问题。我们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就是怎样，不能拿今天的思想来要求古人。这样要求是不可能的。我们常常议论古人如何如何，我们学习历史的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我们生在当时，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可能是那样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情况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估价。过去有一个口号是“一论、二史、三工具”，现在看来还是这样。历史发展的趋向是怎样，这些事件在当时产生什么作用，这样来研究历史，慢慢地对历史上的成就也就看得愈来愈清楚。我们学习蒙古史，往往说蒙古人屠杀了很多人。但是进行屠杀的是蒙古的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蒙古人也是被驱使被压迫的，他们甚至被迫卖儿卖女给别人充当奴隶，他们也是被压迫阶级。从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就不会有民族偏见了。其次是要掌握史料。但是史料也要有分析，特别是内在的分析。再次就是要花很大功夫来掌握语言文字这一工具。
（二）
研究元史要读一些什么汉文书？
研究蒙古历史第一部应该读的是《元朝秘史》。蒙文《元朝秘史》现在有三种本子：一种是叶德辉刊本；一种是《四部丛刊》三编本，这书明朝初年有刻的，现在北京图书馆保存有原刊本几十页；还有一种是苏联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的影印本，有李文田的注释。
其次是《元史》，我们已经谈过了，这里就不说了。
再其次就是《圣武亲征录》，有李文田的校正，王国维的校注。收集在《王静安先生遗书》中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本子。
另外就是《国朝名臣事略》，苏天爵编。其中包括有四十七个人的传记。第一个是木华黎，最后一个是刘因。前四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后面都是汉人，没有南人。因为收集的都是元朝初期的人物，即大蒙古国时代的人物，后来的人都没有收集进去。《元史》列传就是按照这种体裁编的，《元史》列传的前三十二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后面都是汉人和南人。它的编法是某人死了后，把他的行状或神道碑等材料加以剪裁，按照时代排列。《元史》中这四十七人的传某一段从哪里来，都可以根据它找出来。此书有元刊本，流行较少。《四库全书》本把人名地名都改了，一改就不知道写的是谁了。最近中华书局把元刊本重新影印出来了。
《高丽史》是明初叶朝鲜人郑麟趾编的。写于李成桂推翻高丽王以后。因为朝鲜当时名义上是中国的属邦，他们的君主只有王，所以书中的“纪”只称“世家”，不称“本纪”。1957年—1958年朝鲜把它影印出来了，共三册。研究辽、金、元史时，这是一本必读书，有些材料对我们很有用处。
《庚申外史》，明朝权衡著。庚申是元顺帝的生年。书中谈元末农民起义事迹较多。
另外一本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必读书，即《国朝群雄事略》，清初钱谦益著。没有收进《四库全书》。钱谦益原在明朝做官，后来降清，又做了清朝的官。书中记载着和朱元璋争天下的刘福通、韩林儿等人的事迹。这本书对我们编资料很有用处，所摘录的资料一律注明出处。有些材料在今天已经不易见了，但是在这本书里被保存下来了。
《北巡私记》，刘佶著。记载元顺帝于1368年逃出了北京，先到了上都，后来又到了应昌。这本书只有几千字。
《辍耕录》，陶宗仪著。这本书是元朝笔记中较好的一本，并且有很多较重要的材料。最近中华书局又重印出版。
还有是关于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材料，一本是《长春真人西游记》，李志常撰。记载长春真人到兴都库什思汗去回所见的沿途情况。
《西游录》是耶律楚材著的。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西游录》分为两部分：前半段是写耶律楚材去西域的沿途情况；后半段是骂邱处机的。1926年以前知道的就只有前半部（盛如梓的《老学丛谈》中有《西游录》节录）。直到1926年日本神田信畅才发现了全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是南宋遣人出使蒙古议定联合攻金时，使臣调查蒙古的材料。前书为赵珙所著，是他参加使团去蒙古回来的调查报告；后书是彭大雅、徐霆所著。在这两本书里，记载了蒙古人的衣、食、住、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这两本书对研究蒙古初期的社会经济情况非常重要。
《真腊风土记》是周达观出使柬埔寨的记载。《岛夷志略》是汪大渊游东南亚的所见所闻。这本书有两种注：一种是沈曾植注，载《古学汇刊》；一种是藤田丰八注，载于罗振玉的《雪堂丛书》中。
此外，还有元朝人的文集，约近二百种。在这些文集里保存了一些神道碑墓志铭。这些文集中比较著名的如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元遗山集》、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集》，忽必烈时代有郝经的《陵川集》、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再稍晚一点的有刘敏中的《中庵集》、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和苏天爵的《滋溪文稿》等等。
（三）
蒙古社会性质问题
在谈社会性质问题以前先谈一谈蒙古族的起源问题。关于蒙古族的起源问题，有的说起源于突厥，有的说起源于匈奴，有的说出于吐蕃。有种种说法。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不妨先看一看我国古代北方阿尔泰语系中有哪些民族，这些民族分支的情况。
通古斯语族中有：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满洲。
蒙古语族中有：蒙古、鞑靼、瓦剌、准噶尔。
突厥语族中有：坚昆、丁零、高车、哒、铁勒、突厥、回纥、黠戛斯（吉尔吉斯）、沙陀、汪古。
还有一些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属哪个语系的：匈奴、大月氏、东胡、鲜卑、柔然、室韦、契丹、奚。
古代民族在蒙古高原，由于时代不同，名称也不一样。蒙古兴起以前，名称很多。北方民族在殷周时代有各种名称，到战国时称匈奴。南匈奴后来并入鲜卑。柔然兴起后又被突厥消灭。后来回纥、黠戛斯相继称雄漠北。契丹、女真建国中国北方。所以在蒙古地区居住的民族在历史上非常复杂。
上面三大系的分布地区大致是：通古斯族在东北；蒙古族在额尔古纳河一带；突厥族在西北地区。
蒙古东部是室韦、契丹、奚，在今东北。肃慎、勿吉、靺鞨是北方民族。蒙古在古代不知道叫什么，明朝称鞑靼，清朝称瓦剌，这是属于蒙古语系。满洲属通古斯语系。
蒙古、突厥、通古斯三者的关系是兄弟关系，它们共同从一个母语来的。但是，有人说这三个语系是母子关系，不是兄弟关系。就是说蒙古族出于突厥。那么在语言学上就讲不通，就等于说法语来源于西班牙语，或者说西班牙语来源于意大利语，这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说“蒙古族出于突厥”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另一种说法是“蒙古族出于室韦”。室韦原来分布在呼伦贝尔湖以东。说“蒙古族出于室韦”是对的，更确切地说，是出于蒙兀室韦，但不是室韦的全部。可是这也不解决问题，因为它实际上还没有说出它的族源。
第三种说法是出于吐蕃。无畏空写了一本《蒙古宗教史》，在青海出版的，就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从《蒙古源流》来的。《蒙古源流》的作者是一个喇嘛，于是就和西藏拉关系，说蒙古最早的首领源于吐蕃。是近人的附会之说。
第四种说法是出于东胡。东胡属什么民族？有什么根据说出自东胡？从语言学上讲，蒙语我们很清楚，东胡语和匈奴语如何？有何共同之处？这些问题都弄不清楚。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第五种说法是出于匈奴。这种说法问题就大了。匈奴是两汉时期北方一个相当强大的民族。在东汉末年，匈奴人和汉族老百姓一样，给汉族地主当佃户。成吉思汗建国是在十三世纪初，从匈奴灭亡到成吉思汗建国，其中又经了鲜卑、柔然、黠戛斯、鞑靼等，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要想把它们挂上钩是不容易的。并且谁也不知道匈奴语是怎样，是不是阿尔泰语系？如果是，那么是蒙古语、突厥语，还是通古斯语？目前还没法解决。
蒙古族的演变，在成吉思汗以后我们清清楚楚，在此以前我们就难以推测了。推论和设想不可太远，宗教家的附会之说，难以置信。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族，起源于额尔古纳河流域是肯定的。至于它的先世究竟如何与古代挂钩，在考古学和语言学资料贫乏的今天是难以解决的。
蒙古族的世系传说不外乎根据以下几种材料：第一是《元史·宗室世系表》；第二是《元朝秘史》；第三是拉施特的《史集》。但是在合不勒汗以前的世系，以上诸书的说法各不相同，而且谁又能断定十三世纪的传说材料是完全可靠的呢？
有人说，根据《元朝秘史》，蒙古族最早的祖先是苍狼和白鹿，后来生下了儿子名巴塔赤罕，以后一代一代到了成吉思汗。但是，蒙古族到了1204年成吉思汗时代才开始有文字，在此以前根本没有文字。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能够把自己的祖先往上推到几十代，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能不能叫任何一个记性好的老人说清楚他几十代以前的老祖宗呢？可能有人说，有些少数民族是可以记忆自己许多代的老祖宗的，譬如彝族，他们可以背出几十代祖先。我们知道他们有一种特殊办法。比如南诏国王世系就很好记，我也可以背出，如：细奴逻、逻盛炎、盛炎皮、皮逻阁、阁逻凤，阁逻凤的儿子叫异牟寻，下面是寻阁劝、劝龙晟……他们父子联名，很好记。如果不是这样，几十代祖先就不好记。但是蒙古族的传说就不是这样。根据成吉思汗以前祖先传说，一代一代往上推三百多年，作为研究历史的材料，是靠不住的。
总而言之，关于蒙古先世的传说，我们可以这样讲：最早是和突厥人在一起，文化水平比突厥低，它就采用突厥人的传说；后来和西域人接触，又采用回教先世的传说；后来又信奉喇嘛教，又采用了西藏人的一些神话故事。把这些都扣在自己的头上，作为自己的祖先传说。这样看来，这个民族和多方面都有联系，但是这些关系都不能在研究民族来源的问题上作为挂钩的确实材料。
下面我们谈一谈十二世纪蒙古的社会性质问题。
一种说法是蒙古无奴隶社会。前几年我也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同时还认为蒙古族也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封建社会飞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可是为什么蒙古族老是往前跳，从原始社会一下跳到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一下跳到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想用元朝买卖奴隶和大量掠夺奴隶来证明蒙古是处在奴隶社会阶段。而且说在两宋时期，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到了元朝，人身依附关系又加强了。
今天在帝国主义的“文明世界”，还有人口买卖的事实。用这样事实来说明今日帝国主义国家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这是谁也不会承认的。那么用元朝买卖奴隶来说明蒙古处在奴隶社会阶段，岂不也是难以令人信服吗？至于说元朝人身依附关系比两宋时代加强了，我们找不到有力的证据。
蒙古族是不是经过了不发达的奴隶制？它有奴隶，但是，是家内奴隶。这种说法倒有些合乎情理，但是这方面材料不多。我们研究蒙古社会性质，只能够拿《元朝秘史》和拉施特的《史集》作基本材料。根据《元朝秘史》来看，当时的奴隶究竟从事什么劳动？打了一次仗，俘虏来的人，男人杀了，女人该做奴仆的做了奴仆，该做妻子的做了妻子。有人说：俘虏了敌人以后，做茶饭的有了，使唤的有了，有的是用于看门、喂马、剪羊毛、挤牛奶。大批奴隶都做佣人，他们大体上都是家庭奴隶。牧羊用不了多少奴隶，一个人骑上马就可以放牧大批羊群。佣人多了对牧主不利，那么剩下来的人究竟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谈一下个人意见。据波斯文《史集》，蒙古初期有一种“老奴隶”。所谓“老奴隶”，不是说这个奴隶的年岁很大，而是说这个奴隶的祖先就是奴隶。老奴隶和主人是同伴关系，而不是主奴关系。游牧民族打垮了另一个民族，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或者是把它完全杀光，或者是留下。留下的就作为老奴隶，不解散他们的部落组织，整个部落作为征服部落的奴隶，就像汉朝的“属部”，是这一集团世世代代的奴隶，是整个部落的奴隶，而不是某个人的奴隶。在蒙古亦是如此。如札剌亦儿部（即木华黎所属的部落）被蒙古人打败了，就成为蒙古族的属部。在其他部落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例如在匈奴的历史中，记载着匈奴人俘虏了大批汉人，但不是把他们分给某个人做奴隶，而是把大批汉人集中在漠北某一河边种田，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根据《汉书》的记载，他们在内地的子弟能够知道他们在漠北的消息，当他们的子弟在内地无法生存时，还跑到匈奴那边去寻找他们的亲人。尤其是契丹人更为显著，他们俘虏了很多汉人，并且设立了州、县，命令俘虏来的汉人在那里种田。时间久了，由于交往的关系，属部的语言、风俗、习惯就采用了统治阶级集团的语言、风俗、习惯，于是变成了这个民族的成员，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个民族也就扩大起来了。能不能这样来解释游牧民族和被他们征服民族的关系呢？把被征服民族作为属部，那么老奴隶就不是个人的奴隶，而是这整个部落的统治集团的奴隶。我们研究历史不能简单化，各个民族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要根据各个民族的特殊性来看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人类社会分为五个阶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有它自己的特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那就要根据这些特殊情况、根据材料提出自己的结论，拿别的地方的结论在我们这里硬套是不行的。我认为用这种游牧民族的奴隶的情况来解释蒙古社会性质问题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