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灯严统》诤
《五灯严统》廿五卷，费隐容撰。，前二十卷悉本《五灯会元》，仅将天皇悟以后各代，及云门、法眼二宗，《会元》所标为青原下几世者，改为南岳下几世；又将卷六末《未详法嗣》，移置卷十六后，而著无明慧经、无异元来等于其中，即谓之《严统》。如此著书，亦太易矣，顾与重刻《会元》一次何异，而乃以《严统》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地地之声，尤距人千里，诤乌得而不起乎！夫天皇、天王之诤，本起于北宋，《释氏疑年录》五曾论之。盖北宋末，五宗惟临济、云门特盛，好事者乃造为云门亦出南岳之说，欲以息诤，而不知诤因此而愈炽也。《石门文字禅》廿三《（僧宝传）序》，谓“自嘉祐至政和之初，云门、临济两宗之裔，卓然冠映诸方”；《林间录》最早载《丘玄素伪碑》，亦谓“今妄以云门、临济竞者，可发一笑”；元丰三年孙觉序《玄沙备广录》，谓“近世言禅尤盛，而云门、临济独传”；宋徽宗序《续灯录》亦谓“云门、临济二宗，独盛于天下”。据此，可见北宋云门之盛。息诤者欲引云门归南岳，会皇、王二字，传写偶误，遂谓有两天皇，天皇属青原，天王属南岳，而云门自随天王属南岳矣。《释氏疑年录》所谓“其意不在天王，而在云门之改属也”。
《俍亭语录》十三，有《祁季超居士来书》，谓：“天王之误，实始于张商英，《林间录》出大观元年，误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马祖。后十七年为宣和六年，《僧宝传》成，请侯延庆作序，谓庆口：‘达磨之后，析为二宗，其一为石头，曹洞、云门、法眼宗之。’是《林间录》之谬，觉范已自悔其非，潜行改正，不宜与商英同条共罚也。”亭答之曰：“尊见极是。弟非敢苛求觉范，但张无尽无忌惮小人，本不足责，其视云门、临济，一如元祐、熙宁，亦欲分门裂户。觉范误信，遂尔堕其术中，一盲众盲，为可怜悯。大川济作《五灯会元》，祖述传灯，无别为天王道悟者。后一二百年元至正间刻，误引《林间录》作小注，皆自觉范开之。故曰商英不足责，责在觉范，虽侯延庆辨之于卒，罪何补哉！”
季超祁骏佳，俍亭净挺，即徐继恩，皆三宜孟弟子，其说实先得我心。然谓元至正间翻刻《五灯会元》，始引《林间录》作注，则吾见宋宝祐本《会元》，已有此注，不始于元也。盖南宋以后，云门渐衰，曹洞起而代之，叶梦得在绍兴中著《避暑录话》，其卷上言：“近岁谈禅，唯云门、临济二氏，及洞山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又绍定二年吕潇序《天童净语录》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则机关不露，临济则棒喝分明，虽作用弗同，实殊涂一致。”又元大德四年陈晟序《云外岫语录》云：“禅有五派，今行于四方者，曰临济，口曹洞，然学禅者多宗临济，而曹洞为孤宗。”据此，知宋末元初，与临济并称者为曹洞，非云门，与北宋时异。故济云之诤，遂移为济洞之诤也。
至明两宗并微，晚而复振，撰灯录者纷起。《严统》之病，在过信《林间录》及讹谬不堪之《佛祖通载》。《丘碑》之伪，辨者已众，《通载》之谬，言者尚希，《严统》以《通载》为曾颁入藏之书，笃信而不加别择，遂有此失。然当时之诤，不尽在天皇之改属，而在列无明慧经于《未详法嗣》，及谓湛然圆澄来源无据，大伤洞上之心。洞上显学，莫觉浪盛、三宜孟若，盛为无明之孙，盂为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为原告，费隐为被告，而掀起禅宗史上所谓甲乙两宗大哄矣。甲乙者，顺治十一、二年甲午、乙未也。于时奔走作调人者，有箬庵问、继起储；加入战团者，有远门柱、百愚斯；旁观者，居士则有黄梨洲，缁流则有藕益旭。柱著《摘欺说》，斯著《辟谬说》，今从略。
《宗统编年》“顺治十一年”条，载箬庵问《与继起储书》云：“自鼻祖西来，六传至大鉴，宗虽列五，派实两枝，药山得悟于马祖，而仍嗣石头，太阳寄托于浮山，而代付投子，两枝何尝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饮水，尚谓泥于文字语言，岂同为的骨儿孙，几欲操戈对垒，宁不为识者痛哭嗤笑乎！径山《严统》，有当严不严之弊，遂开不当严而严之衅，天皇、天王，其说已久，阙疑成信，著书立言之慎，固应如是。《会元》以南岳、青原，俱称大鉴第一世，足见古人之公。寿昌、云门，不忝为曹洞中兴之祖，有统系，无统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东苑隐德深潜，得栖霞而大阐，车溪一段公案，去世不远，见闻当有公评，是是非非，法门关系，宁免纷争。独至藉力有司，世谛流布，此实下策，不得不为洞上诸公扼腕。栖霞、显圣，久系相知，径山复同法嫡血，自无坐视之理。昨至吴门，审知专遣座元，往还两间，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宁复有秉为法无私之公，如吾老侄禅师者乎！敬为前佛后佛，额手称庆。”
径山指费隐，寿吕指无明，云门指湛然，东苑指晦台元镜，栖霞指觉浪，显圣指三宜。吾尝谓称僧应称其名号，不称其所住院，盖寺院所同也，名号所独也。车溪公案，见《严统》凡例，亦攻击洞上石雨方者。继起储复费隐书云：“储频见诸方聚讼盈庭，纷纭溢路，未尝不寝食徬徨，抚髀浩叹。盖法门至今，臂之旭赢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击之剂，则元气顿尽，亡可立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归无竞之风，尽坐柔和之室，吾祖之道，久而愈光，虽赴汤蹈刃，亦所不辞。承绅士殷勤致恳，谓两家所信谅者，惟储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灵，俾法门不致瓦裂，则彼此幸甚。”结果卒将《严统》毁版，诤始寝。事后继起与姜伯璜书，言：“两宗角立，老僧与南涧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时即对天界浪兄、愚庵三兄曰：云门、法眼归青原，无减于南岳，归南岳，何损于青原，吾辈争之，尽成戏论。”当时济上往来书翰，悉以俗谛相称，如侄禅师、孙禅师之类，与洞上人相称则不然，以洞上世系有争论，两宗辈数不易比拟也。故此书兄觉浪、兄三宜，而箬庵与继起书，则称老侄，亦宗门掌故之有趣者。
或疑济上显学，当时尚有木陈，何以箬庵、继起出头，木陈不与？不知此事木陈本在被告嫌疑中，无调人资格。因木陈曾撰《禅灯世谱》，列有两天皇，误与《严统》等，《云外泽语录》十四，有《妄刻（续灯）诸录说》曰：“慨自《禅灯世谱》行，而诸方所刻，将十余处，各各自誉为正传，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创丛林，立规矩，其志岂为欲已名之高挂传灯以为荣乎！为串习机锋语句求后昆之宗尚乎！谋寺院，闹门庭，祈子孙，如间巷庸俗之所为乎！今乃昧其性，而区区窃法门之名，以济其私，不知何所图而为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结交权贵，上章乞圣救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如《佛祖统纪》、《续高僧传》，岂非圣敕颁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尚不能操其柄，况道脉乎！”云外，天隐修孙，亦木陈之禅师也，其言可谓直矣，然本陈不以为谤己也。
《南雷文案》四有《答汪魏美问济洞两宗争端书》云：“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俱绝，存者性临济、曹洞耳。近济宗依《五灯会元》附注，谓有两天皇道：石头所传之天皇，不再传而绝；其出为云门、法眼之天皇，则马祖所传者。于是南岳得四宗，青原仅一宗，以此而分优劣，至两家聚讼不已。弟常谓昔之学佛者，自立门户者也，今之学佛者，倚傍门户者也。自立门户者，如子孙不藉先人之业，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门户者，如奴仆占风望气，必较量主者之炎凉。云门、法眼，其宗既绝，犹过去之高门巨族也，吹已冷之焰，为扫室布席之光，则郭崇韬哭子仪之墓，又何怪乎！故两家是非，不必为之辩。”魏美汪沨，常与三宜往还。国变后不入城市者也。
《灵峰宗论》五之二，《复钱牧斋书》云：“济云斗诤，不啻小儿戏，阅《儒释宗传窃议》，可付一笑矣。”《宗论》五之三，《儒释宗传窃议》云：“禅宗自楚石琦大师后，未闻其人也，庶几紫柏老人乎！寿昌无明师，亦不愧古人风格。今之争师资授受者，警诸世主，身苟无道，天子不若匹夫，桀纣是也，今之虽有师承，颠覆如来教戒者，何以异此。苟得其道，匹夫竟开大统，汉高明太是也，今之虽乏师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灵峰薄益，即居士钟始声，崇祯间曾辑《辟邪集》，攻天主教，后为僧，名智旭。其持论若此，故所举紫柏、无明，皆《严统》所指为未详法嗣者。而雄视当时之密云圆悟，反不在益议中，满益可谓豪杰之士矣。
顺治十二年，薄益及箬庵卒，十六年原告觉浪卒，十八年被告费隐亦卒，《严统》之诤，已成陈迹。惟费隐卒后，继起继住金粟，竞因《严统》旧案，为居士盐官徐昌治所翘，致有赔修衣塔之事，亦法苑珍闻也。《无依道人录》卷下，《辛丑年纪事》云：“继和尚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见，不谋于众，不闻于盐，奔走当事，为压服诸护法计。且继公曾受托，许藏老人《严统》板八百余块，及携板至灵岩，悉送杭州销毁，未免老人介意。但此《严统》内，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资刻成，以此推敲，进院迟至六月十五，方对张侗老招认刻还我板。因于十三十四日，挪金购一新做塔样，小而精巧，此时河涸，止可力荡。复捐工费作料，匠人，刻字人，写字人，一齐入山，造成费隐容禅师舍利衣钵之塔，明尊旧住持也。”无依道人即徐昌治，崇祯间辑《圣朝破邪集》，攻天主教，与钟居士《辟邪集》相呼应，固费隐信徒也。侗老张侗初鼐，曾著《甲乙倭变录》，《鲒埼亭集外编》有跋。此事可为《严统》一诤之尾声。不意康熙七年，复有《晦山天王碑》之诤。
二《晦山天王碑》诤
天王碑者，荆州城南天王寺之碑也。寺建于楚僧水鉴慧海，而《碑》撰于吴僧晦山戒显。《俍亭语录》十三，《与青原和尚书》，述此事甚详，曰：“僧自楚中携一小刻，是楚僧水鉴于荆州城中一土地祠，伪立天王道悟名色，惑乱乡愚，如小说家误杜拾遗为杜十姨，伍子胥为伍髭须故事。询其所由，水鉴盖费和尚孙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铁，谓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即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纪载，并无其人，丘、符二《碑》，都缘伪造，五百年影响狐疑，当烧《严统》时，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尚、浪杖人与先愚庵老人，及啸峰兄、竺庵兄、百愚兄、远门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门昆季，诸方正人，语特详尽，即济宗名宿，从未有言《严统》为是者。当时如南涧、灵岩诸老，曲为调停，早有废置此书之论矣。天王名号，在在有之，四天王今时丛林设立庭庑，固不独荆州一处。地中出铁，诚有‘天王’二字，亦何预法门事，乃欲借此描摹，谓是渚宫道悟，可谓痴人说梦矣。盖《严统》烧废，在甲午、乙未间，水鉴以戊戌还楚，住铁佛寺。又三年，从天王土地祠种种捏怪，不过为他福严画蛇添足，法门正人，已有起而辨之者。顾中间刻一碑记，读其词旨，殊似不伦，前后且不足论。即诋道原尊宿，谓是讹书，只此一语，何其敢于非圣耶！夫道原尊宿非他人，韶国师之子，法眼之孙，于天皇为九世，于石头为十世。当时历代亲承，师师传授，从何处得有差讹。苟使龙潭信不得法于天皇，则雪峰老汉，必不曰自从先德山、石头以来，传此秘密，云门、法眼两派，必不丝丝传述，自云系出青原。且《传灯》出自景德，杨文公大年，更加删订，大年宋代名臣，非张商英可比。《心灯》出于元末，《通载》纂自近人，并皆依据伪碑，支离附会。前焚烧《严统》时，辩书盈尺，亦既详且至矣。从来议论之是非，决于其人之邪正，杨大年，正人也，张无尽，败类也，不信大年，乃信无尽，已是没鼻孔汉；况丘、符两《碑》，全然无据，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黄元公司理，一时喝破，海内宗匠，耳所共闻。荆州去丈室不远，岂能听其倒耶！”
书无年月，而称愚庵盂为无老人，愚庵卒于康熙四年。书与青原和尚，青原即无可智，卒于康熙十年。又云“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黄元公已喝破”，集生余道裕，元公黄端伯。《雪峰语录》末，附余集生《辨龙潭不嗣马祖书》，崇祯十二年刊版，越三十年为康熙七年，则此书当作于康熙七、八年间也。书中所举洞上人名，皆见世系表，鼓山老和尚为元贤，浪杖人为觉浪盛。啸峰大然，竺庵大成，与无可皆觉浪嗣。百愚净斯，伴我净侣，瑞白雪嗣。远门净柱，石雨方嗣。惟岑净，尔密液嗣。书中何以不举撰碑人名号？为贤者讳也。何贤乎晦山？晦山与无可、亭，皆以遗民逃禅，本同气类，故为之讳也。晦山娄东人，《娄东耆旧传》：“王瀚，字元达，国变为僧，号晦山，名戒显，字愿云。庚寅夏入庐山，遂主席江右。”瀚虽入空门，悲愤激烈，曾檄讨从贼诸臣云：“春夜宴梨园，不思凝碧池头之泣；端阳观竞渡，谁吊汨罗江上之魂。”读者俱为扼腕。陆桴亭《诗钞》五：“晦山愿云和尚，予旧同学也，国变弃儒为僧，驻锡云居，便道归里，过予斋剧谈，赋此以赠：一别廿年久，归逢非偶然，头颅悲各异，肝胆喜同怜。劫火未应熄，浮生宁苟全！何时上庐岳，携手白云巅。”陈确庵《诗钞》五，《望云居》：“我友愿云，以名诸生丁国变，削发为僧，隐于云居，思之而不得见，乃作是诗：一峰天上是云居，慧远于今此结庐，他日故人来入社，不知沽酒意何如。”读此，可略知晦山之为人矣。
晦山薙染于华山，而得法于汉月弟子具德礼，戒律精严，化行江楚，名甚著，故水鉴借以为重。《碑》撰于康熙元年，水鉴刊版传布。洞上位中符即撰《法门锄究》以诤之，时在康熙六年，对水鉴固大肆讥弹，对晦山亦未尝为讳。曰：“惟善人能受尽言，吾于晦公，岂敢以不善人待，故尽言之也。”今《法门锄宄》末，有石潮宁《书后》，对晦山尤加责备。其言曰：“年来济洞两家，幸安和好，实法门福。不谓今又突有水鉴者，于荆州城南御路口，买孔蔚然文学宅基，构庵而居，平白凿空，额名古天王寺，诳惑愚痴，乱真害是。夫荆州城南，固有天王土地堂，居民凡于事神具乡贯，则莫不曰‘城南天王土地堂祠下’云云。若天王寺，则从未闻也。而有之者，但曰城东天皇寺，称荆南首刹，重兴为道悟禅师，乃龙潭信馈饼得法之地，《湖广全省志》第七十四卷载之甚详。今草市大殿岿然，巷名事实，种种可稽，固不与凿空假捏之城南天王，可同日语。嗟嗟！水鉴构庵供佛，何必借名古迹，始为得计，即借名，亦须考郡乘《寺观类》中有无，有然后借之，今借之于脱空无根，岂不仍成虚捏，水鉴之愚，一何至是！晦山居然一知识，不以真语实语诚谛语取信方来，乃于举事孟浪之水鉴，反从而文其过，饰其非，是岂所谓见道之知识哉！吾闻晦山亦法门正人，于圆戒羯磨时，尝有‘宁断吾舌，毋毁法门，如违此誓，甘堕苦坑’之语，刻之梨枣，意在息诤。乃今遽作此文，以非为是，指空言有，于所立之誓，迥尔相违，将为可以蒙惑戒子，聋警方来。，晦公晦公！请以自所制立誓息诤文，向清夜无人处，洗心净虑，细读一过，问之自己，以为何如。康熙七年秋初，金陵天界法弟大宁谨书。”大宁亦觉浪嗣，与无可同门。
《锄宄》又附有禅通剑叟是《诤晦山书》曰：“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莫不载青原出石头，石头出天皇悟，悟出龙潭信。信家世于荆州天皇寺巷，是以楚产，习知楚事，今其故里与子孙具存，何所容旁参异议。矧前贤刊有《正讹》、《熄邪》、《据实》诸书，行世既久；近在本朝，甲午、乙未间，经朝野巨儒，大公至论，力为抵正。台翁为法门砥柱，岂不习闻之熟，了然于费公之诡谲乎？一闻有妄人水鉴者，将土地堂建为天王，僭称祖刹，以伪乱真，以乌有先生，篡空王之嫡派。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严诃斥以正之？胡乃为文勒石，佐助妄人狂骋！《春秋》责备贤者，恐适以宽妄人之过也。闻在癸卯，天然湘大师与台翁邂逅生生林，语之故而告之悔。乃复走荆访其故老，考其遗踪，拜其祖茔，验其铭状，果与《传灯正宗》所志者，的切著明。归舟遽取原稿于江汉焚撒之，因咬齿自誓曰：“显实为水鉴所卖，敢昭告于青原、石头、天皇、龙潭诸大祖师，我若不废此藁，断此葛藤，祸如白水。”台翁言犹在耳，江汉之间，一时传颂，莫不心服子路改过之勇。今妄人以尼告发，而太守公差锁拿，暴其过恶于道路，百丑传播，贿乃脱逃。所恨太守不知法门大事，不能一奋萧斧，直碎其碑，以掩日月之蚀。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誓，故留之以有待也。倘蒙俯鉴愚忱，转托知交，以废石改额之权，仍属之太守；或台翁自命一介之使，直自为之，则台翁芳名，不惟远播千古，而是老死深山，亦可无憾也。戊申八月杪，禅通弟空是和南奏记，时年七十五。”
晦山《复剑叟书》云：“承谕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与洞上诸知识，多水乳交好，岂肯存生灭心，怀人我见，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阅藏汉上，因水鉴兄勤恳求文，孟浪属笔，然亦实未到荆州时作也。是秋因护国请，遂亲履其地，一到新创天王，心疑非天王遗址，何故诸家记载，皆云城西，而此在城南？急欲索回原藁，水鉴已往仪真矣。岂意水鉴多事，刊版传送。且弟署款，不过曰水鉴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禅师，妄自标榜，夸张过分，岂不取笑识者耶！幸近日水鉴兄传得刻本到山，拙作止刊木板，未曾上石，其现勒石天王者，乃一榷关使李护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载碑尾，现册可证。辱老法翁见教，自愧一时妄作，以涉争端，道听涂说，实非信史。弟在青原拈香，何尝不曰三宗鼻祖；且亲到天皇，其城西城南，岂肯妄为曲说。虽水鉴兄兴复古寺，亦属好事，然欲以城南而混城西，显则不敢复附会矣。拙作幸未刻石，不必虑其传远，前文偶尔孟浪，自知忏悔，倘有校正理论等事，老法翁自为主张，显断不怙过也。已西七月初六日，灵隐法教弟戒显再拜谨复。”
据剑叟书，则晦山于撰《碑》之明年，即觉为水鉴所卖，誓将此稿销废。据晦山书，则此稿仅刊木流布，未曾上石，上石者，另一李姓之文。然吾尝见水鉴《六会语录》，卷十有天王寺碑文，乃水鉴自撰；又有一《荆州天王禅寺中兴碑记》，注“康熙元年撰文，二十三年立石”，结衔称“前住南康云居、现住黄梅四祖、晦山戒显撰文”；又一《碑》，注“康熙三年撰文立石，二十三年入志”，结衔称“赐进士出身、奉敕提督湖广荆州等处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郑日奎撰文”，而未见晦山书中所谓榷关使李姓撰文。又卷二有天王寺立二碑、兼碑文入《荆州志》，上堂云：“今寺鼎兴，重树丰碑，郑工部、显云居为文，胡驿宪修入郡乘。”今检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十八《艺文》，只有郑日奎撰记，无戒显及李姓撰记。《志》修于康熙二十四年，有“原任江西管理通省驿传盐法道、按察司参议、江陵胡在恪序”，所谓胡驿宪也。然何以郑日奎之文，撰于康熙三年，同年即立石，而晦山之文，撰于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乃立石耶？是可疑也。盖晦山于撰文之明年，亲履其地，即发见水鉴之谬，急欲索回原稿。又数年而《法门锄究》等诤书出，水鉴不得不掩旗息鼓，以避其锋。越十余年而剑叟九十，恐其人已卒。晦山卒年岁数无考，然与陆桴亭、陈确庵、吴梅村皆同学，《梅村家藏稿》一，《赠愿云师》诗，序云：“愿云二十而与予游，甲申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学道一著，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卷十三《喜愿云师从庐山归诗序》又云：“愿师住云居十年而归，赠予《五十初度》诗，其落句3‘半百定将前诺践，敢期对坐听松声’，盖责予前约。会时方丧乱，衰病无家，高堂垂白，不能随师以去也。”卷五一《具德和尚塔铭》又云：“伟业称同学于晦山者四十年矣。”《铭》撰于康熙七年戊申，时梅村年六十。而《灵隐寺志》七，载徐增撰《晦山诗文集序》，云：“和尚与吴祭酒生同邑，年相若，又同学，才名不相下。”晦山既与梅村年相若，则康熙二十三年，晦山亦七十五六。梅村康熙十年卒，年六三，桴亭康熙十一年卒，年六二，确庵康熙十四年卒，年六三。《晦山诗文集》吾未见，吾所见晦山之文，止于康熙十一年《灵隐寺志序》。吾恐康熙廿三年，晦山已卒，水鉴乃敢用其名立石，而荆州又多一伪天王寺碑也。
《广阳杂记》四，言：“冰鉴和上，为费隐和上之孙，而独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鉴尝参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荆州有天王道场，女能重兴之，不胜如亲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道场，废久矣，惟存一铁块，基皆为人所占，和上遂于此发愿寻访，久而后得，竭力恢复，今已轮焉免焉，俨然一祖庭矣。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济洞二宗，各以其所见，互相是非，浴血而战，兵连祸结，至今未已，俟予少暇，为彼考之，自有定案矣。”故《杂记》五又有《天王天皇考》，所引不出《严统解惑编》范围，仅考出丘玄素确有其人，见欧公所录《贞元神女庙》诗而已。然黄梨洲答汪魏美书，早已考出。虽有其人，不能证其碑不伪；即有其碑，亦不能证其碑必真。晦山可谓实有其人矣，且果曾为天王寺撰碑矣，然今《水鉴语录》所附之晦山《碑》，何尝非伪耶！非然，何不与郑日奎《碑》同时立石，而必迟至二十余年后耶？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辨《丘碑》真伪者，可以此为鉴矣。《杂记》冰字盖误。玩其词句，继庄似尝与水鉴游也。
三《五灯全书》诤
《五灯全书》百廿卷，编辑者霁超永，林野奇孙，道葊静嗣，见本书百；校阅者轮庵超揆，汉月藏孙，继起储嗣，见本书八六，皆临济密云悟三传也。书成于康熙卅二年癸西，时永住京师圣感寺，揆住玉泉山华严寺，曾进呈御览，颁内府梨板刊行，冠以御制序，盖半官书也。书合《五灯会元》及《五灯会元缵续》，而增其所未备，南岳、青原下，各迄于三十七世，集五灯之大成，为宗门之宝窟，与《严统》之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语矣。
顾天皇、天王，仍信有二人，不据《景德传灯》，而据袭谬沿讹之《佛祖通载》，可云未达一间。至洞宗世次，悉据洞上人著述，本无可议，而竟以此婴一部分洞上人之怒，肆其斗诤，则甚矣载笔之难也。盘山拙庵智朴，瑞白雪孙，百愚斯嗣也，闻永著《五灯全书》，洞宗叠出五代，天皇仍据《严统》，特著《存诚录》初刻二刻以诤之；《电光录》又有《与霁永五书》，皆诤此二事，今录其第二书如下：
“事本于真，理贵乎正，友朋有切磨之益，前有书不见答，兹再持问。公知洞宗五代叠出乎？曾见大觉希辩自撰之《塔记》乎？曾检胜果《佛祖传法偈》之碑文乎？一载辩参觉有省，觉指礼楷一段因缘，亲口自述，公孙师资，颜色相接，岂比后人揣摩伪造之词也；一直载芙蓉楷、鹿门觉、青州辩云云。即此二《碑》所载，便可斩尽狐疑，何必牵引葛藤，搬弄是非邪！圣感去二碑不远，举足便至，公若不知，何谓穷搜极讨邪？若果不知，妄自属笔，是谓孟浪；若知而不取，是谓眇目盲心人矣。居敕建之宝坊，受皇恩之荣宠，作此讹谬之伪书，欺人诳世，清夜思之，能无愧乎？永公永公，何所图而云然乎？不过紊乱别人之统系，张大自家之谱牒。如此心行，恐龙天不祐，宪律不容，于宗镜堂中，无处著脚，三涂苦趣，置身有地哉！虽然，我更为公谋之，急据二《碑》厘正洞宗世次，求哀忏悔，犹不失为正人。若坚执《续略》、《缵续》等书，谬辩不从，此真妄人也已矣。勿足道，勿足道！癸酉九月二十日。”
五代叠出云者，洞宗世次，芙蓉楷下，有有丹霞淳、长芦了、天童珏、雪窦鉴、天童净等五代，而后至鹿门觉、青州辩者。有无丹霞淳等五代，而以鹿门觉直接芙蓉楷者。主有者谓无者删削五代，主无者谓有者叠出五代，各是其是，为洞宗内部一大诤。青州辩《塔记》晚出，真伪无定论；胜果寺《传法偈》立于明正统十一年，亦未尽足据。《五灯续略》，远门柱撰，《五灯缵续》。涵字宽撰，皆主有五代者也。
《蔗庵范语录》三十，有《考定宗本说》，其略：“先老人住云门时，范问及湛组拈大觉香，谓传洞山二十六代，董玄宰撰《少林无言塔铭》，谓传普洞二十六代，《续略》则云三十二世，何也？老人曰：前人不谬，所谬者后人。以大觉、无言俱出润祖之门，故叙洞上源流，世代井然。老僧欲正之，而此书传久，若动则费手矣，姑存疑以待贤者。据《鹿门塔铭》曰：‘鹿门自觉禅师，从芙蓉楷公落发，亲依久之契悟，出世住大乘，徽宗崇宁间，诏住净因，政和迁鹿门，遂终焉。又青州辩《自叙》：“政和间参鹿门自觉，记后，觉使见芙蓉，道经邓州，得谒丹霞淳，宣和间出住青州，次补华严。此实据也。而后之续传灯者，只收丹霞至天童净一派，而不及鹿门、青州者，或世同地异，集其所闻见，其遐陬绝域，或闻而未见，不敢擅收，非埒彼此。今丹霞淳五代叠出，为《续略》所误，盖远门不知丹霞与鹿门实同门昆季，而芙蓉嗣曰净因自觉，即鹿门觉，非天童净下别有一鹿门觉也。今白岩考历祖出处，世数年代，真确无疑，且有《鹿门塔铭》、青州《自叙》可证，吾宗人应尊行以传后，否则终古不明矣。”
先老人者三宜盂，白岩即位中符，与远门柱同嗣石雨方，而二人持论不同，三宜则是符而非柱。符后著《祖灯大统》，《宗统编年》于“宋宜和元年”载丹霞淳寂，谓《祖灯大统》删五代为误；于“南宋乾道九年”载天童净寂，引月函潜《洞宗世次疑问》。月函则疑删五代为合也，今录其说如后：
“洞宗有《祖灯大统》之刻，见闻其书者多非之，非之不一端，其著者没浮山之代续，删济宗之两祖，南潜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据青州《塔记》，削去芙蓉楷下丹霞淳五世，南潜则甚疑而不敢骤决其非。考《湛然澄语录》（嗣法门人明怀编）：‘万历甲寅，师开法云门广孝寺，拈香云：供养北京大觉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凉大和尚。’乙卯开法径山，拈香辞同：而《宗门或问》原序，题‘会稽云门显圣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门圆澄撰’。《涅槃会疏》诸书自序，皆世次炳然。今之非《祖灯大统》者，以云门澄称曹洞三十二传，世数合丹霞五人；然考之《语录》，则实称其本师为二十六代，自序则称二十七代。使云门拈香是，则《大统》之削五人不可非也；使云门拈香非，则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当谁准也。时己巳中秋后五日。”
月函本遗民逃禅，见后《树泉集》章。《祖灯大统》之刻，木陈曾著《宝铎醒迷论》四篇攻之，载《百城集》廿一。月函所见之《湛然澄语录》，称本师为二十六代，似也；然吾所见《湛然语录》，有称本师为三十一代者。故同一语录也，甲编者与乙编者异；同一编也，元刻与翻刻又异；同一刻也，初印与后印又异，盖编者、刻者、印者随时有所改易也。至谓删削五代者，为欲与济宗老宿争坐位，则诬词耳。窃尝考之，洞宗自宋南渡后，盛行河北，惜其时江淮河汉，纵横万里，悉为战区，古刹名蓝，多罹兵燹，历数百年，未遭残破者，仅燕京一城耳。《金史》八载金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然区区一城，能保存几许！中国分裂，南北隔阂，道人窜身荒谷，声闻罕通，谱牒源流，遂生淆乱，此时为之也。欲使不生异议，应选举天下同派博学宗徒，开大会决定之，不然，彼一是非，此一是非，终无定论也。今智朴乃以此诤超永，不亦异乎！使永而删削五代，不又为反对删削者所诤乎！则永固左右为难者也。
其与永第四书，则又重提天王之案，若有甚不得已者，此斗诤所以终不能息也。曰：“二月下旬，遣僧持书并《存诚录》去，获公款待，归述所言，殊非雅论。谓悉据洞宗著述谱五代，非臆创也；谓天皇天王据《佛祖通载》，非《严统》也。试问永公，洞宗著述，除净柱伪说之前，更有何说？伪说足据，青州自撰之《塔记》反不足据乎？伪说足据，《续略》以前诸家金石之文献反不足据乎？请公下一转语。再问永公，《佛祖通载》载龙潭崇信果谁属邪？本朝顺治十年，通容《严统》出，始翻乱藏典，据《会元》小注收龙潭为天王之嗣，援云门、法眼为马祖之所出，以致诸山公诘，有司公讨，卒至丑态百出，难于为言。今公集《五灯全书》，不能救正其非，且从而效之，阴惧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词，曰据《通载》，然《通载》所载果如是乎？余埋头盘山，二十余年，未敢轻易论法门事，恐辱宗风，迫不得已，四次寄书与公，苦口劝诫，即欲杀欲割，亦不敢辞，无他，惟冀报佛恩祖恩于万一耳。《存诚录》二刻成寄览。甲戌五月十五日。”
与超永书外，复有《上张相国素存书》云：“近有妄人，突出伪书，诳君罔圣，靡所不至。某视法如泰岳，视身如游尘，恐辱至道，不惜微躯。作《存录》刻成，进呈览观，今以二刻奉上，我大护法不忘宿因，俯垂明鉴，法门幸甚。”素存张玉书。又有《与王侍郎阮亭平》云：“某辱知遇于先生，几二十年，不为不久，先生知某戆直，不为不深，书札往复最夥，不为不信。而先生谓某岂好辩之人哉：然事有不获已者，即斧钺当前，固弗避耳！或谓出家应忍辱，不应辩诤，此户外之见，皮肤之语也。昔吾佛世尊，有折摄二门，降伏外道，制诸魔王，非一概慈悲，以听其戾乱横诐也。今超永根《严统》之伪书，引近日之讹言，种种缪乱，某若隐忍而不敢言，此诚法门之罪人也。前《存诚录》初刻成呈览，今以二刻奉上。先生灵山嘱累，当代鸿儒，维持世道，不无公论。”《蚕尾集》八，《答拙庵禅师书》云：“侍者至自山中，询知道味甚适。大刻《存诚》二录，具知卫道苦心。向所以不奉报者，以天界浪杖人与费隐一段公案，流传诸方，至今以为口实，似不必又烦笔舌。且张无尽行事污人齿颊，其言何足为有无哉！冤亲平等，岂况斗诤，唯吾师裁之。”拙庵来书急，渔洋答书缓，拙庵来书热，渔洋答书冷。渔洋所养，超于拙庵矣。
惟徐华隐嘉炎撰《拙庵语录序》，颇为拙庵张目，然亦限于丘玄素伪碑一节，至洞宗世次，局外人不能赞一词也。序有云：“余于禅宗，雅不能为杨大年、张无垢之入室，顾常留心考证之学，于方外典籍，时复博稽而详核之。独怪近者两宗之争，为张无尽所传丘玄素伪碑事。无尽之品，视无垢不啻薰莸，观其阴阳于惇、卞之间，已非君子，彼所援附，岂足为信，乃欲借以独张南岳之军，为识已陋矣。拙庵争之急，辨之疾，固有所不得已”云。无垢张九成。序作于康熙卅八年己卯，华隐己未鸿博也。然鸿博参加《五灯全书》之诤者，尚有潘次耕来，则别有作用者也。
石濂大汕，住广州长寿寺，自称觉浪盛嗣，不知其是否也。著书名《证伪录》、《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全书》兼攻《严统》，攻《丘碑》兼攻叠出五代。潘耒乃作《天王碑考》反驳之，见《遂初堂别集》四，耒非袒《全书》，实恶大汕耳。然《天王碑考》，皆陈说，无发明。《遂初堂别集》又有《致粤东当事书》、《与梁药亭书》、《答鼓山为霖书》，皆攻大汕。为霖道霈，永觉元贤嗣，主有丹霞五代者，曾为书辟位中符，同是洞宗，而主张与位中、大汕、智朴对立者也。
耒《致粤东当事书》谓：“大汕明知皇上为圣感寺僧霁作《五灯全书序》，而故将霁极力诋毁，故将御制序所褒之书极力贬剥，兼有‘不顾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瞒请当今御制序文’等语，隐然谓皇上不当制序，则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删去五代，则有灭绝祖宗之罪，故不得不辞而辟之。”夫僧人灭绝祖宗，与居士何涉，而来乃热心至此。
其《与梁药亭书》，则因梁为大汕作序，请梁将序撤回。书谓“《严统》毁板，乃浙中当事一时剖判之事，而以为奉旨严禁，是矫旨也；《五灯全书》业经御览赐序，而痛加非毁，是讪上也；削洞宗丹霞淳等五代，是删削祖宗也；素称三十四世，而忽称二十九世，是紊乱世次也。此皆有伤世教，有碍法门之大者。弟念同乡之谊，不得已作书数千言规之，冀其少知悔悟。”又谓：“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于贵乡，三十余年，而无人检点也”云云。此则侮辱粤人之甚，吾见大汕《离六堂集》，序者十五人，梁药亭、屈翁山外，江浙人为多，中有徐电发轨，亦己未鸿博，与潘来同邑，而盛称大汕，岂亦念同乡之谊耶？何毁誉之悬殊也。
《续槜李诗系》三九，选大汕诗，引沈归愚曰：“石濂主广东某禅院，能诗通画理，安南国王师礼之，以货币结往来宾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赠平等，作诗文詈之，石濂亦以诗文交詈，翰林忿入都，适桌司某往任广东，属其猝擒治，缓则有救之者，臬如其言，刑僇递归，旋殒。君子讥石濂之不检，而叹翰林之褊窄也。”臬司许嗣兴，此康熙四十一年事。大汕本诤《五灯全书》，而反为潘束所诤，以致于死，固梦想不及也。然大汕与翁山交恶后，曾欲首其《军中草》，陷之死地，见《国粹学报》第七十八期选录潘束《救狂书》，果尔，则潘亦效汕所为耳。《渔洋南海集》下，有《咏长寿寺英石赠石公》诗，而《分甘余话》四极诋之，殆受潘之影响。《道古堂集外诗》，《游长寿庵伤石濂大师》云：“离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讧，纷纷志乘无公道，缔造缘何削此翁。”注：“省府县志皆不言师建寺。”深惜之也。余季豫先生言《援鹑堂笔记》四六论潘向汕索赇事颇详，可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