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列强侵略压迫的刺激
鸦片战争，开中国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外在环境变化尤大，列强的侵略压迫与时俱增，尤以甲午战后为甚。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德传教士能方济 (Nies) 、韩理 (Henle) 二人在山东巨野县被杀。德遂作为借口，命海军于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由胶州登陆，实行强占胶州湾的计划，经数月之交涉，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迫订租借胶州湾条约，“山东全省利权形势拱手让之腥羶”(1)。俄人用同一高压手段，于三月六日（3月27日）取得租借旅大。三月十二日（4月2日）总理衙门接受英国最后通牒，允待日军撤退后将威海卫租界予英。三月十九日（4月19日），法使吕班 (Dubail) 以照会三端致总理衙门，总署以“事机所迫，终难峻拒”，允将法海军强占的广州湾租借予法。各国不但强迫租借我港湾，并获得筑路权、采矿权。凡此种种，当然引起中国朝野的愤慨，人民尤感切肤之痛。三月七日（1898年4月27日）直隶大名府四壁已贴有杀戮外人的告白，文曰：“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亦如之，完了。”四月初，山东巡抚张汝梅已接到“直隶东明交界有新立义民会名目，四出传单，于直、豫、苏各省，欲与洋教为难”的报告。义民会即义和团，其组成分子皆淳朴善良的农民。在农民心目中，传教士为“洋鬼子”侵略欺压中国的代表，因此而有“打洋学”（洋学即教堂）(2)之举。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3)。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反外空气，弥漫全国，及至庚子，乃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节 教士教民的欺凌
自教士获得自由出入我内地传教，并建筑教堂的特权后，外国教士大量入我内地传教。在我国人民心目中，那些黄发碧眼的教士们，远涉重洋，携带着大量金钱，到中国来的目的，绝不是仅仅为了劝人向善，而是别具用心。否则，教士果真悲天悯人，救济穷困，收养孤儿，医治病人，何不在其本国而来中国？所以教士窃取婴儿眼珠点银子、造红丸的传说依然盛行于民间，加以愈是偏僻不开通的地方，教士愈是活跃，更加深人民的疑惑。教士们不避困苦的传教精神虽值得钦佩，但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受儒、佛、道三种传统思想的熏陶，对不敬祖先、不拜神佛的西教道理格格不入，最初入教者“寥若晨星”。部分教士为发展其教务，不惜利用金钱收买穷困人民，入教者如欲经商，教士给以资本，“亏折许复领，至三次则不复给，仍詹之终身”(4)。无赖分子见吃教人有利可图，纷纷入教，教士不加选择，“来者不拒”(5)，于是“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6)。彼辈入教各有目的，并非真心向善，所以耶稣伟大的牺牲精神，不能感动其为非作歹之心，反变本加厉，恃教士为护符，更加大胆妄为，“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银应交公廷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种妄为，几难尽述”(7)。教士不察，反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多方袒护，从无教士责罚教民之事(8)，而各国主教，遇有教案，只听教民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曲迁就而后已。(9)不宁唯是，教案一起，外人便借端勒索，“重则割地，轻亦输金”(10)。不法教民，有恃无恐，横行乡里，鱼肉良民，无法无天，被欺凌至无法容忍的良民，只有诉之于官，但地方官畏外人如虎，办理教案偶有不慎，即将丢官。于是，遇有民教冲突，不能持平办理，“每多迁就了结”(11)。一般道府不明了教案情形，多抱定“宁可把咱们百姓亏一亏，以了此事，而全大局”(12)，甚至有不论是非，不顾曲直之地方官，“遇民教争讼之案，待教民则如奉骄子，遇良民则摧折之，凌辱之。重以官房之锁押，胥役之需索。甚者，罚令出钱赔礼。又甚者，枷打冤民，死而后已。若此之类，不可枚举。”(13)百姓申冤无处，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14)待势力强大，纷起报复。庚子四月十五日，涞水县高洛村教民三十余家被杀害，即为该村首事阎老福受教民欺凌侮辱，积忿太深，乃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的报复行动。艾声记其事说：
此事起衅，在同治末年，该村有习摩尼教者六家，其村首事阎老福，恶其淫邪，禀请县令于子坚笞辱之。六家挟仇，遂入天主教以图报复，久之始与安家庄席教士说明复仇之事，教士迟迟始诺，因于光绪己亥正月，搭盖灯棚寻衅，诬阎老福毁教堂。省城窦教士挟清河道、涞水令高拙园押阎老福等六人以酒筵款教民张姓，乞怜罢讼，而教民索赔万金修教堂，并令老福等跪门筵酒陪礼，上宪日以函牍数四，催令结案，不问是非，不准稍延。高公计无所出，幸赖该县商人，有与京城总教士熟识者，极力排解，令老福赔银二百五十两，设席二十余筵，并赴安家庄总教堂叩头陪礼始了，高公因此获咎，教民益横。未半年，入教者增至二十余家。
自正月义和拳流传至涞，老福意在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不意教民不服，以枪炮自卫，说和不了，拳民积忿太深，一日之间，飞帖啸聚定、新、涿、易、涞各州县拳民，烧毁至如此之惨，亦奇劫也。(15)
此次烧杀事件，归咎于教士教民的欺凌。因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高洛村绅民按旧俗合街搭棚庆贺神明时，教民张才等“找至棚内辱骂不休，撕毁神像，并要烧棚”。已是无理至极，欺人太甚。不意教士杜保禄反诬乡绅阎洛福等毁教堂，辱之为“土匪”，请易州道“提传亲结，严加训责”。其致易州道函云：
仰慕夙深，徒抱识荆，素愿光仪不隔，益殷御李私忱。敬维贵道，绩著恩威，泽涵中外，德辉引企，私祷弥殷。启者：涞水县高洛村，向有教民，素成性善，故十余年间，被村中土匪欺压，至再至三，均经含忍。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底，地保阎洛奉，香头阎洛计，管事阎凤、单九经、阎五章、阎洛福倚仗势豪，强占教民地方，起搭迎神会棚。因在教民地方迎神赛会，大碍教规，故教民婉言商与伊等迁移别处。伊等好言不听，反恣意辱骂，闯入礼拜公所，祭物等俱摔毁一空，仍凶心不息，后同公禀控教民为邪教在案各节。均由敝查明函请涞水县尊究办。正月十六日，旋荷来信，言差查各件无真，业已完结。显系敝诬不实，故复函祈究办。该县尊竟被土匪胥役欺弄，至今月余，案仍冰搁，教民益被欺压，殊非贵国除暴安良之意。今即请贵道提传亲结，严加训责。专此布达，并候升安。(16)
该函说涞水县知县祝芾“竟被土匪胥役欺弄”，实则所云各节，多系诬陷，与事实相反。祝芾呈报事实真相说：
涞水县为详请转请销案事：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据卑县高洛村，民人单久经、阎凤、阎喜、阎五章、张献玉、阎印玺禀称，窃身等系住高洛村西街，每逢正月内，身等合街搭棚庆贺神明。不料有张才等，崇信邪教，嗔身等不遵伊教，找至棚内辱骂不休，撕毁神像，并要烧棚，请传讯等情。卑职当查此案，牵涉民教，必须妥慎办理，未便据该原告一面之词，遽准传讯，致累教民，当即批示申斥，一面选派晓事绅士刘坊、方开格前往查明劝谕。即于月之十一日据该绅面禀，已经完结，请免传讯等情。卑职因查案经绅士妥理完结，但愿民教相安无事，未便深究。旋接杜教士来函，以毁坏祭物等词，属即严办等因。卑职细思，如果毁坏祭物，教民何以未请勘验？况该绅查明，仅止教民撕毁灯棚神像，及口角言语，遂函覆杜教士而去。及卑职奉藩宪举办大计，檄调验看，于正月二十八日赴省。三十日在省垣寓次，接卑署送到宪札，以奉道宪因杜教士函诉札，委宪台亲临下县讯结等因，并奉道宪传谕卑职速回。即于二月初一日，乘火车驰归。先至高洛村，勘明张才住处，在该村十字街旁。该村向搭灯棚，均跨十字街。张才供称，街旁是伊住家。当经卑职谕以后灯棚，移搭他处，两造均允遵断。复勘明礼拜公所，有北土房一间，并无桌几铺陈，东首有土案一座，约半张方桌高大，外系白灰，查明案边有损坏形迹，长二尺六寸，宽三四寸，至寸余不等。据教民蔡洛正指称，东墙上原挂画幅，有损坏形迹，地上放有纸花一对。讯据教民蔡洛正供称：礼拜公所土台，系阎洛福喝令打毁。据原告人等供称：伊等并未入公所，且原告六人中，并无阎洛福之名。今蔡洛正说要罚钱，伊等情愿认罚等语。卑职当查该原告等，以搭棚细故，来县渎控，致教民有所借口，亦不无过失，当将阎洛奉六人，及教民续指之阎洛福暂押。一面出示晓谕居民，保护教民。并派绅士刘坊、耿温润等遵照宪谕，持清苑陈令代求杜教士函，往安庄候席教士酌定赔款数目；凡二往，均为席教士门下阻格。正在设法办理间，蒙宪台亲临下县，提审阎洛奉等，供仍无异。旋据阎洛福之子文生阎肇修，央求京城樊教士，函知保定杜教士，安肃席教士，议定六条。随查六条内开：一、立永不滋事字二张，一存敝堂，一存案卷。二、安庄席教士前设席一桌。三、车接安庄、石柱、汝河三处教友至高洛村，设席两桌。四、另设二桌为本高洛村教民。五、损坏物件等赔补纹银二百五十两。六、高洛村教民，在本村还有当空一段，内有树木，因此常起事端，今在京议定，树木全归教民锯去。设席日期，席教士处定夺。各节齐办完备，到安庄席教士前求名片，外带立那二张字据，至敞堂设席一桌，等因；并由该生取席教士名片，恳将在押之阎洛福等开释，前来，当经如数筹银二百五十两、交原绅等当面交明，一面将阎洛福等释回，谕令照约办理。该原告等均无异词。随于月之廿三日，在高洛村设席，两造见面，和好如初。至约内所称空地一段，是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卑前县于令任内事，当时于令断归村民掌管，村民卖树得钱数十千生息，为该村公用。今教民并索此项本利钱一百二十千，在六条之外，该村民等亦皆允从。其灯棚仍照前断，此后不准在张才家门外搭盖。原被告等均已遵断完结，应毋庸议。至诬教为邪，虽系乡愚无知，惟究有不合，业已从严责押示惩，请免置议。除将办理情形，先后禀明，不复赘叙，并照约取具永不滋事字据，存案备查外，所有讯结缘由，拟合详覆宪台查核；俯赐转请销案，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另册具呈，伏乞照详施行。(17)
这篇报告，将事实真相分析极详。教民非但阻挠合街搭棚庆祝神明的传统惯例，又将公产十余年所生之本利全部霸占。乡绅阎洛福无故被诬坐牢，赔银二百五十两，设筵多席谢罪，并逼令赴安家庄总教堂叩头陪礼，在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观念下，“素爱体面”的士绅阎洛福(18)所遭受的侮辱，较之杀头尤为难堪。及拳民起，遂不顾一切，招拳报复，于是发生高洛村烧杀事件，为庚子拳变大烧杀的开端，若水之溃堤，一发不可遏阻矣。
第三节 天灾的影响
山东、河北人口密度大，水旱灾荒多。而乡民因人口多，耕地少，风调雨顺，衣食尚可勉强维持，然无甚储蓄。每逢天灾人祸，就发生严重民生问题。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连年河决，甚或一年数报。如光绪二十一年三月癸酉，济阳高家纸坊河决；七月乙巳，荥泽河决；七月己酉，寿张、济东河决。二十二年六月丁卯，河决利津。二十三年二月庚午，河决历城、章邱；十二月甲子，利津河决。二十四年七月丁巳，河决山东，上中游济阳等六县同时并溢。(19)“当夫决口之时，水高数十丈，壁立而行，瞬息千里，田园村舍，当之者立变泽国，浮尸蔽水，顺流而下，或挂树杪，或触寨楼，其有幸逢渔舟、货艇他乡遇救者，百无一二。田庐漂没，今年之糊口无资，文契荡然，后日之生理亦尽。”(20)由于连年水灾之创痛未复，民气不靖，过事生风者在所难免。二十五年秋，直隶、山西、山东一带大旱，直至次年春未下大雨，不能耕种，由津至京，“一望赤土，不见寸草”(21)。山西更“涓滴无之”(22)，河南的旱灾也相当严重，因而民情浮动。(23)因旱灾不能耕作，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24)饥民遂附从义和拳仇教，乘机焚毁教堂，抢掠教民财物。(25)北方数省大旱，愚民认为是由于洋人在中国传教、造铁路、设电线，触怒天神所致。若杀尽洋人，以平天怒，自然风调雨顺。拳民告示说：“患祸之来，实自洋鬼。伊等到处传教，设置电线，修筑铁道，不信神圣之教，而污渎神明。天神之意，以为电线宜割断，铁路宜拆毁，洋鬼宜斩首。当彼之时，洋鬼之厄运临头，降霖之期尚远，一切皆对待洋鬼也。我（玉皇大帝）此时命令尔等正直之团民，尔等宜万众一心，歼灭洋鬼，以平天怒。此将为尔等有利之举。功成之日，需风需雨，均听尔便。”又说：“兹因天主、耶稣之教，欺神灭圣，不信佛法，怒灾积结，降下神兵八百万，扫除洋人。甘雨不降，不久刀兵滚滚，军民有灾，佛传如不传，必受刀头之灾，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可保一村之灾，灭洋人，甘雨速降。”(26)当时有“杀了洋鬼头，猛雨往下流”之谚。(27)政府非但不加禁止，反而鼓励，那些望雨若渴的愚民，几乎都变成拳民，特别是直隶境内。
第四节 政府的鼓励
义和团虽不是政府所承认的合法团体，但因其为“捍卫乡闾，缉治盗匪”的民间组织，颇著成效，所以甚得地方官的赞许。山东巡抚张汝梅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0日）奏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28)清廷不置可否，朱批：“知道了。钦此。”(29)但其已获得政府的默许，是无可置疑的。待戊戌政变发生，各国偏袒光绪（俄例外），英日保护康康，慈禧仇外心切，谋求报复，遂有利用拳民以对外之心，于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1898年11月5日）谕令近畿直隶、山东、山西、奉天四省兴办团练，守望相助。同年十一月十九日（12月31日），及翌年二月六日（1899年3月17日）谕令充实并改良地方民团(30)，义和团遂成为政府承认而鼓励的合法团体，参加愈众。加以鲁抚毓贤揣摩慈禧意旨，暗中鼓励，拳民“设坛至遍城内外”(31)。二十五年九月，平原拳民不听安抚解散，聚众数百与官军战，为官军击毙数十人，毓贤大怒，于十月初六（11月8日）上奏，谓知县蒋楷“昏聩糊涂，几酿大祸”，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又以统带袁世敦“此次弹压查办，实属猛浪”为辞，“应即撤去统带”(32)。清廷悉如所请。由于毓贤袒护拳民，东省各属拳团大起，纷与教士教民为难，教士认为毓贤鼓励排外，群请公使使用压力，迫清廷惩罚有关人员。清廷迫不得已，于十一月四日（12月6日）命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袁世凯为一新人物，颇为各国所重，认为满意。但袁于到任之后，引起亲拳民者的恐惧，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27日）御史黄桂鋆奏谓：
窃维山东教案迭兴，民情嚣动，朝廷欲遏乱萌，特命袁世凯往权巡抚事……惟山东当多事之秋，讹言四起，人心惶惑，操之稍急，患不胜言。比闻袁军陆续调扎山东，外间谣传，谓将剿办刀会、拳会。治乱之机，即在眉睫。虽镇慑自不可少，而拊循尤所当先。
若袁世凯此次到任，开诚布公，持平办理，民心既服，教案自迎刃而解。万一稍涉张皇，激之生变，铤而走险，势所必然。迨至揭竿群起，不得不剿，剿而不胜，固损国威，剿而立平，多伤民命。我国家岁费数千万金钱，豢养战士，不以御外夷，而以残百姓，岂练兵之本意哉！况乎，仇教者既被夷诛，从教者益行恣肆，一日不入其教，一日不安其生，势必驱中国之人胥归彼教而后已。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载舟覆舟之喻，不可不深长思也。
臣亦知袁世凯素有谋略，岂肯草率从事。惟被议者回护前非，必将流言四布。且袁世敦为袁世凯昆弟，其说尤易动摇。一着如差，全局必震。纵即治以殃民之罪，已无补于时事之危。相应请即电旨，饬令袁世凯妥筹办法，速即出示，剀切晓谕。务期情势俱协，庶几民教相安。固不可袒纵吾民，致启外衅；尤不可激成众怒，致生内乱。即或事多棘手，亦必计出万全。山东幸甚，天下幸甚。(33)
慈禧一面要应付外人，一面要笼络拳民，于是这封奏折很快发生效力，第三日即二十七日上谕：
袁世凯电悉。前因屡有人奏陈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等语。当于二十四日详切寄谕该署抚遵照矣。拳民聚众滋事，自无宽纵酿祸之理。惟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查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著袁世凯相机设法，慎之又慎；严饬吉灿升、马金叙等随机因应，各了各案，毋轻听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稍涉操切，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34)
这道上谕里面大有文章，拳民“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才能“示以兵威”。但仍“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傥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显系警告袁世凯，纵然拳民攻击官兵，亦不可进剿。廷旨如此，善观风色的言官，遂对袁世凯实行围攻，十二月初三（1900年1月3日）御史熙麟奏说：
窃自侍郎袁世凯奉命署理山东巡抚，东省士民，因该侍郎为袁世敦之弟，人心即甚惶惑。乃该侍郎初到署任，即有必将义和团匪类尽行剿绝之言，传播于外。且闻到任次日，即有主剿电奏。幸朝廷远虑，切戒不得妄动。而所部将弁营勇，恃其声望，复哗传于外，以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举有灭此朝食之势。于是讹言四起，人心惶惑愈甚。其强悍者，则思纠众附团，劫洋目以抗官兵。其懦弱者，则思质地保险，避官兵以从洋教。势甚岌岌，不可终日，夫劫洋目以抗官兵，此于蛮之故智，袁军诚强，自无难制以兵力。若争从洋教，至不得已典质粮地，以为身家保险之计，则东省全境，不属于团，即属于教。属于团，已难猝办；属于教，何计挽回。是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奴才赋性迂拘，闻之不胜恐惧。为此亟亟上陈。
至东省民教争哄，自非兵力不能弹压。可否于四军中如马玉昆、董福祥、聂士成，简派一员以为袁世凯之代。庶主将既无袁世敦昆弟之嫌，而所部晓然于替代袁军之故，亦不致妄播流言。流言既息，即民心稍定，民惑可解，然后徐筹开解镇抚之方。山东全境无恙，亦大局无虑矣。(35)
接着御史高熙喆于初五日（1月5日）上奏：
风闻袁世凯到东之后，立议先剿后抚，以为上策。殊不知会民虽不相安，犹是朝廷赤子。若教民者，寄其身家妻子于教堂者久矣，一旦有事，将为我御敌乎？抑为敌图我乎？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乃必欲剿会民以快教民之心。然则教民若挟教堂之势，以肆其报复，勒令该抚尽杀良民而后快，试问该抚又将何以处之耶？且朝廷纵不为民情计，独不为息事计乎？日者戕毙良民，袁世敦已激变于前矣。今都下汹汹，皆谓袁世凯先行痛剿，然后奏报。虽属传闻，未必无因。万一百姓遍传谣言，互相煽动，以至祸起燎原，不可收拾。该抚自问，能当此重咎否耶？(36)
紧跟着，御史许佑身于次日（初六）上奏：
闻已革山东候补道员袁世敦，因民教构衅，带兵弹压，误伤民命。署理抚臣袁世凯职任封疆，办理此案，自不至有心袒护。而在山东人民观之，则袁世凯为袁世敦之弟，不免妄生揣测。况闻袁世凯长于治军，而情性太刚，杀戮过重，似于办理教案，不甚相宜。(37)
第四天即十二月初九（1月9日），御史熙麟又上一折，认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2月30日）山东肥城杀死英教士卜克斯，是“该抚有心激成”，以实行“其主剿之言”(38)。因此他建议撤换袁世凯。(39)同一天，给事中王培佑也上一折，亦认为“激之杀教士者则该署抚也”(40)，建议与熙麟同。
慈禧虽未即将袁世凯撤换，但心意所趋，岂能逃过聪明机敏的袁世凯之锐目。其屡受言官的攻击，固非为慈禧授意，然为慈禧所默许已见诸上谕。其对拳民态度，不能不慎重将事，一方面要遵奉慈禧太后意旨，笼络拳民；一方面也要平息其辖境内民教之争，以免外人遭受损害而引起严重交涉。于是，除派遣军队保护教士、教民、教堂外，并广刻劳乃宣著《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散播民间，并编就诗歌，布告各处，说明义和拳为白莲邪教的旁支，久列严禁，劝导乡民不可听信拳民邪说，以为釜底抽薪之计。同时，张贴告示，说明传教士不可自由来往。除非紧要事件，不得出外行路。如果必须旅行，应请求地方官，派军队护送，以保安全。袁世凯深知拳民邪术误国，必须痛剿。但又不能违背慈禧意旨，而外人利益又须顾及。处此必剿而不能剿，反外而不能不抚外的错综复杂情势下，乃采暗施压力、明不言剿之策略，颇具成效，拳民竟无法在山东活动，转向直隶发展。
慈禧极力袒护拳民，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1900年1月11日）有“会亦有别”，办理教案，“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的上谕，略谓：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拏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吾民亦当以保卫桑梓身家为念，勿听煽惑以构祸兴戎，勿挟威势以欺侮乡里，庶闾阎安谧，借释宵盱忧勤，是所至望。(41)
这道上谕，只责备地方官办理不善，未言及义和团仇教之非。对拳民及反外的守旧分子来说，自是莫大的鼓励。慈禧久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借以试探各国态度。如反应良好，进一步即实行废帝，因讽各公使入贺。不意各公使非但不贺，反有违言。慈禧大为愤慨，认为各国干涉内政，实不可忍，非给洋人点颜色看看不可，滔天之祸，种因于斯。
由于慈禧鼓励，拳民遂由保家一变而为保国，在扶清灭洋的号召下，其势大张，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拳民已浸入直隶南部各属。直隶总督裕禄派提督梅东益等带队“督同地方官妥为弹压解散；并于有教堂之所，拨队保护”。(42)谁知三月十八日（4月17日）上谕有“各省乡民设团自卫，保护身家，本古人守望相助之谊，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43)等语。拳民遂不服晓谕，公然抗命，“视焚戮抢掳为无罪，抗官拒敌为分内”(44)。到了二十二日（4月21日），清苑姜家庄教民房屋已被焚毁。四月十五日（5月13日）涞水高洛村教民数十人为拳民所杀。接着定兴仓巨村教民房屋焚烧罄尽。裕禄认为拳民无真实本领，所演拳棒毫无门路，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尤反对将义和团筹办团练之说。(45)遂派兵拿获滋事匪徒，分别惩办，闹教之风，渐次止息。(46)但由于慈禧的屡次制止，裕禄不得不改变态度，拳众知总督莫奈我何，因此才发生四月二十四日（5月22日）练军分统杨福同为拳民所杀之事。裕禄认为拳民“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应“严行剿捕，以免致成巨患”。其四月二十五日（5月23日）致总理衙门电报说：
本月十五日涞水之高洛村、定兴之仓巨村拳匪滋事，伤毙教民，焚烧房屋，当派道员张莲芬、练军分统杨福同带领兵队前往查办，旋在高洛村拿获拳民二十名，起获布袋及黄纸牌位器械等件，曾将办理情形电达钧署在案。连日该道等查拏捕缉，并搜获教民尸身数具，高洛、仓巨村匪徒渐已解散。复又闻定兴县属之石亭地方有匪徒聚众设立拳厂之事。二十三日分统杨福同前往劝解查禁，该匪抗拒，当经拿获二名，余众均散。二十四日又散而复聚，杨福同带队七十人复往劝导，讵该匪等均聚村外，于杨福同甫抵村外，匪聚数百人突起围住，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连扎致伤堕马，旋即殒命。该匪等仍复进村，负隅抗拒。查该拳匪等聚众设厂，借仇教民为名，烧杀抢掠，扰害地方，并胆敢恃众戕官，实属穷凶极恶，法所难容，若不予以惩罚，必致顽梗者益肆强梁，被胁者难于解散。现在匪徒肆行无忌，亟应添调营队，分布涞水、定兴、安肃、涿州一带，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如敢再行抗拒，即严行剿捕，以免致成巨患。至分统杨福同劝谕聚众拳民，遽致被匪戕害，实堪悯恻。除饬查明该员死事详细情形奏请恩恤外，所有涞、定拳匪滋事情形，谨请代奏。(47)
慈禧于二十七日（5月25日）命军机处寄裕禄电旨一道，文曰：
奉旨：裕禄电悉。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此事，各处情形不同，迁就适足养奸，操切亦恐滋变。该督务当饬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是为至要。余依议。钦此。(48)
这道电旨避重就轻，先说“查拿首要，解散胁从，办法均是”，后说“务当严饬派出文武，相机操纵，勿稍大意”。对被拳民戕杀奉命劝谕解散的分统杨福同，则只字不提。这无疑是承认拳众残杀教士教民，焚烧教堂教民房舍，戕杀劝谕解散的武员等等是合法的行为。拳众得此鼓励，于是，大肆烧杀起来，两日后即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夜，开始拆铁路、砍电线、杀洋人。裕禄将拳民行动及其措施，于五月一日（5月28日）电告总署，文曰：
顷据卢保铁路委员知府夏人杰面称：二十九夜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三河店所住洋人二十余人现尚不知下落，丰台黄村势甚危急，等语。裕禄现急由津先拨步队一营，今日坐火车赶往丰台黄村一带保护铁道。惟匪势甚众，恐兵单不敷弹压捕击，而天津除拨赴涞、定、河间等处外，营数无多，尚须留防租界，拟即商令聂士成亲带所部马步数营至丰台、长辛店一带相机查办，以免滋蔓难图。谨请代奏。(49)
直到五月三日，才接到“近日拳匪滋事，琉璃河至长辛店一带车站局厂，均被焚毁，亟应惩前毖后，认真弹压。著裕禄饬令聂士成将卢保、津卢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是为至要”的上谕。慈禧对政府数百万巨款所修的铁路，任令焚毁，只说弹压保护，并无剿办字样。初七又发一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拳匪滋事，地方官办理不善，请旨惩处，并陈管见一折。据称：直隶涞水县拳匪滋事，该县祝芾，既未能消患未形，迨事起仓卒，又复张大其词，遽请调兵，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以致匪徒反噬，咎无可辞，等语。著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至带兵员弁，亦当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并著荣禄严饬在事各营一体遵照。(50)
此谕对涞水戕官，归咎于该县祝芾怂恿杨福同诱杀拳民所致，认为祝芾“咎无可辞”，“著裕禄确切查明，从严参办”。对京畿一带拳民蔓延，谕令“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唯恐各军剿办拳民，同日谕令北洋军统帅荣禄，“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谕曰：
电寄荣禄：近畿一带，拳匪聚众滋事，并有拆毁铁路等事，迭次谕令派队前往保护弹压。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51)
由于慈禧命令不准剿办拳民，于是“各军均袖视”(52)。唯有忠勇性成、赤心为国的直隶提督聂士成，以职责有关，不计利害，率军赴卢沟桥一带保护铁路，被迫剿击拳民。招致慈禧的痛恨，以“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为借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53)。其后联军攻津，聂士成督军猛抗，身先士卒，血战多日，终因敌众我寡，后援无继，战死于八里台。其作战的英勇，战斗力的坚强，为国牺牲的壮烈，深为各国联军所钦服，而慈禧太后竟说：“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54)可见慈禧对聂士成仇恨之深。慈禧为袒护拳民，将拆铁路、焚教堂的罪过，委之于“奸民会匪”，五月十日（6月6日）上谕谓：
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团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借端滋扰，拆铁路，焚烧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宣布晓谕。该团员等应即尊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倘有奸民会匪从中怂恿煽惑，希图扰害地方，该团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叛民，一经大兵剿捕，势必父母妻子离散，家败身亡，仍负不忠不义之名，后悔何及。朝廷深为吾民惜也。
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改，即著大学士荣禄，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昆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至派出队伍，原所以卫民。近闻直隶所派之军，不但未能保护弹压，且有骚扰地方情事。即著直隶总督裕禄，严行查办。并著荣禄派员查访，倘有不肯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兵丁，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55)
慈禧这道上谕分明是说拆铁路、烧教堂的不是拳民，而是奸民会匪。假若“仍不悛改”，才“实力剿捕”。但是“仍以分别首从，解散胁从，为要”。若有营哨各官约束兵丁不严，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换句话说，拳众拆铁路、斫电线、杀人、放火可以无罪。官员约束不严，兵丁扰民，定要杀头。真个官兵不如拳民了。
慈禧态度如此，裕禄为功名利禄计，不能不逢迎意旨，而改变态度，由反对拳民一变而为保护拳民。
总之，义和团的大起，因素复杂巧凑。倘没有列强要瓜分中国的刺激，人民也不会仇外；纵有仇外之心，若无教士教民的欺凌，也不会产生群起排外的事件；纵有仇外之心，排外之事，若无天灾频仍，人民也不会有那样疯狂的行动；纵然人民疯狂反外，若无慈禧的奖励，也不会促成千古未有的奇变。如果没有列强要瓜分之祸的刺激、教士教民的欺凌、连年的天灾，纵令慈禧想尽方法来鼓动人民排外，也未必能达到目的，更不会那样波澜壮阔。因中国人民向来是四海一家，对外人和平相处，非等遭受到不能忍受的迫害时，是不会揭竿而起，一致对外的。若慈禧不纵容拳民，事态绝不会扩大到无法收拾。中国以农立国，靠天吃饭，水旱灾荒，时常发生，何以已往发生天灾而无排外之事？至于民教不和，由来已久，教案迭起，历有年所，依然是因案了案，随起随平。拳民起于山东，何以袁世凯代毓贤而鲁境无拳祸？若慈禧最初一意主剿，端、庄辈何敢猖狂乃尔！杀一儆百，拳民乌合，定作鸟兽散。宋庆下令杀团，天津拳民皆散，所余无几，杨柳青“镇中初有团十三处，闻宋宫保杀团之令，各团皆散，地方静谧”(56)，可为明证。故归根结底，庚子拳变，实外人启之，少数愚昧权贵煽之，而其主要因素，实由于慈禧鼓励拳民排外所致，否则不会发生。因此，庚子拳祸，万方有罪，罪在慈禧，因逢迎而获罪诸臣冤枉，忠君爱国的拳民无辜，祸国殃民之责，慈禧实不能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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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翁文恭日记》。
(2) 见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3) 见《义和拳告白》。
(5) 罗得克夫：《义和团记》。
(6) 见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7) 李东沅：《传教论》。
(8) 《清季外交史料》一二〇。
(9)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山东巡抚毓贤片。
(10)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
(11)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李秉衡片。
(12) 《高枬日记》。
(13)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御史高熙喆折。
(14)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史黄桂鋆折。
(15) 艾声：《拳匪纪略》。
(16)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
(17) 祝芾：《庚子教案函牍》。
(18) 同上。
(19) 《清史稿》德宗本纪二。
(20) 《光绪东华续录》一三五。
(21)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
(22)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
(23)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河南巡抚裕长片。
(24)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
(25) 《直隶广宗县志》卷一，大事记。
(26) 见《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
(27) 李杕：《增补拳匪祸教记》，页四四七。
(28) 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山东巡抚张汝梅折。
(29) 同上。
(30) 清《德宗实录》。
(31)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
(32)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山东巡抚毓贤折。
(33)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御史黄桂鋆折。
(34)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寄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电旨。
(35)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御史熙麟折。
(36)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御史高熙喆折。
(37)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御史许祐身折。
(38)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御史熙麟折。
(39) 同上。
(40) 见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给事中王培佑折。
(41)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前编。
(42) 见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十日直隶总督裕禄片。
(43)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上谕。
(44) 见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后编“杨协戎禀”。
(45)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46) 同上。
(47)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48)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电旨。
(49)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直隶总督裕禄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50) 清《德宗实录》。
(51) 清《德宗实录》。
(52)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六日督办铁路事务盛宣怀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报。
(53) 清《德宗实录》六月乙酉上谕。
(54) 清《德宗实录》。
(55) 清《德宗实录》。
(56) 见《天津一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