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旧两派的态度
庚子三月，京师已有拳民演习，每天下午必有一二十孩童及少年人若干，在煤山对面宫墙下操演。(1)到了四月中，大街小巷亦纷纷传习，各处张贴揭帖，内言某日焚毁北堂，某日焚毁使馆。(2)而慈禧太后对于这一类的报告，仅批一“览”字。(3)这不是明明鼓励拳民吗？因此，不久各处设坛演习符咒，日以砍刀炫惑市人。(4)拳民大队集中在涿州一带，时慈禧意尚未定，于五月九日（6月5日）命刑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赵舒翘前往晓谕。次日，再派大学士刚毅往保定一带，名为安抚解散，实则令二人看验拳民神术是否可靠。(5)赵舒翘起家科第，学问淹通，本甚明白，见义和团降神附体是邪术，不可信，但夙因刚毅援引，相处亲密，不敢立异。十三日（6月9日）返京，慈禧问他“义和团是否可靠？”他只装出拳匪样子，道是“两眼如何直视的，面目如何发赤的，手足如何抚弄的”，絮絮叨叨说了一大篇，到底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回覆。赵的覆奏是转捩的关键，如此时能将真情实状，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拿定主意，一纸严诏，立时可以消弭。(6)由于他的含混陈奏，慈禧遂误认为拳民神术可靠，定能消灭洋人，正可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次日即谕令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上行走，主办外交的总理衙门遂为极端主战派所掌握，大局乃急转直下。十五日（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为董福祥军所杀。是日义和团纷纷进城(7)，大烧杀随之而起，次晨焚海岱门教堂。(8)从此，京师城内城外所有教堂及教民房产等焚毁殆尽(9)，教民死者极多。慈禧虽会再三谕令“弹压解散”(10)乃掩耳盗铃，愈禁愈多，因自刚毅回京覆命，未及数日，即有拳民数万到京，旗书“奉旨义和团练”、“助清灭洋”、“替天行道”、“义和神拳”等字样。(11)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拳民烧大栅栏老德记药房，不准救火，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街，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延及。(12)珠宝市一带数千家付之一炬，火光烛天，三日不熄。(13)数百年精华荟萃之区为之荡然，九城同日闭市，交易不通(14)，拳民杀人放火，横行无忌(15)，人心惶惶，京师陷于疯狂混乱中。
由五月二十至二十四日（6月16—20日），慈禧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时朝廷分新旧两派，新派皆通达时务之士，对内主剿，对外主和；旧派皆昏庸颟顸之徒，对内主抚，对外主战。新派以光绪为首，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内阁学士联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等为中坚；旧派以慈禧为首，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及守旧的王公大臣为中坚。新派视义和团为“拳匪”、为“乱民”，反对对外开战，他们认为义和团万不可恃，纵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16)因此，力言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17)即令对外开战，也只能对一国开战，而不能对各国开战，否则，将有灭亡之虑。所以联元说：“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18)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19)袁昶说：“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又说：“以一孱国，当八强国，为孤注之一掷，此宗社存亡之机所系，不仅胜负之数，乃危道也。”(20)所以他们主剿，以为只要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21)，以弭衅端而消祸变。
新派主和、主剿，反对对外开战，更反对围攻使馆，认为中外无此前例，且背公法。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22)又说：“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23)袁旭说：“洋人诚然非我族类，然乱民如此猖獗，内不自治，而欲将各行人聚而歼，古今从无此办法。”(24)若杀使臣，各国定联合报复，伪许袁第三疏说：“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仍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为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此疏虽系赝品（详附录一：许袁三疏真伪辫），但足以代表当时的新派思想与主张。
战争既起，他们仍然主张送各使臣出京，既可杜各国责备之口，又可留作他日转圜之机。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折说：
窃惟此次用兵，各国协以谋我，仰赖皇太后、皇上宸谟默运，大沽告捷，目前巨祸稍纾。然臣窃闻师直为壮。又闻春秋之义，不戮行人，故日：兵交，使在其间可也。今官军围攻使馆，数日不解。聚而歼之，既乖古谊，亦未足以示国威。徒使彼国之师，见而切齿，其致死于我，必十倍于寻常。彼若杀我使臣以相报复，是朝廷自杀无罪之臣也。若阑入边境，肆其屠戮，是朝廷自杀无罪之民也。设彼置我使臣不杀，入我边境不扰，而专据理以相话责，则彼辞甚直，而我将何以自解？
臣愚以为战事不可不备，而使臣不可不保。应请饬下枢臣，设法照会各使臣，告以今日战衅，实由各国兵弃不守保护常例，逢人开枪，以致军民激而为此，并非朝廷之意。现拟约定时刻，彼此停攻。一面派兵护送使臣出京。其洋兵亦勒令尽数遣出。彼既自分菹醢，而忽有更生之庆，宜无不感戴皇仁，就我约束。后虽胜负无定，而曲直已分。可以示天朝不杀之恩，可以杜万国责备之口，可以灭敌人裂眥之愤，可以留他日转圜之机。近闻各督抚电奏，多有保全使臣尚可挽回之语。而驻英公使罗丰禄所述英外部之言，以为保护使臣，即不算我国开衅。是使臣之保全与否，其关系于大局者甚重。臣所谓筹全局以纾后患者此也。(25)
新派思想主张均极正确合理，慈禧如能采行，剿办拳民，绝不致引起庚子之祸，惜不幸遭到旧派疯狂的反对而不果行。
旧派极端仇外，其仇外思想，种因于甲午战争，促成于戊戌变法，爆发于己亥建储。及至庚子，乃利用拳民反外，因此主抚、主战。视拳民为“义士”、“义民”(26)，认为拳民有神术，故称之为“神拳”。既有神术，定能“保清灭洋”，此乃天助中国，所以载漪说：“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必收用之。”(27)后来载漪竟在总理衙门设立神坛(28)，要利用“神仙”来对付“洋鬼”，真是异想天开。欲“以洋鬼子之皮衬其轿，以洋女人充其下陈”的大学士徐桐(29)也说：“此天意也，异种自此绝矣。”(30)王公贝勒咸奉其言为圭臬。(31)有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灯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者(32)；有言“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者(33)；有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者(34)。因此，端王、澜公、滢贝勒、濂贝子主战愈力。(35)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36)退一步说，即令神术不可信，而人心是始终可恃的。所以慈禧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37)因此，绝不能剿拳民而失众心，否则，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獗于外，那时候，大局就不堪设想了。五月二十日（6月16）贝勒载濂奏折说：
本月十九日钦奉谕旨，派奴才会同奕劻、载漪、荣禄，督率各该员弁，严拿拳匪。闻命之下，再四思维，管见所及，敢为皇太后、皇上敬陈之：十七、十八两日，辇毂重地，杀害教民多名，焚毁教堂多处，实属骇人听闻。然推其发泄太骤之情，端由积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惩治，恐复溃甚防川。若果断绝根株，将来赔款巨万，偿命多人，实有非今日力所能给者。彼类愿或不遂，仍多责言。彼时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撅于外，大局何堪设想！
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傥饬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伏祈宸衷立断，以快人心。国家幸甚。(38)
此折足以代表旧派的思想主张，慈禧遂抱定“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的政策(39)，于是急招义勇，固结民心，认为“民心既固，兵气亦扬”(40)。所以宣战诏也说，彼凭悍力，我恃人心。
旧派既主战，更主围攻使馆。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含璧舆梓何异？则下策矣。”启秀说：“使臣不除，必为后患。”刚毅说：“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41)因此，他们认为凡反对攻使馆者，是“通夷”，是“汉奸”，必杀之而后快。许、袁被杀时，徐桐说：“此等二毛子，多杀几个甚好。”(42)兵部尚书徐用仪被捕时，荣禄欲往约徐桐请入谏，徐说：“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43)立山、联元之死，所加的罪名是“通夷”。(44)就这样昏耄不通之老臣决策于前，柔媚取荣之大臣诡随于后，仇洋特甚的慈禧，中经希旨诸臣的鼓惑，一意主战(45)，战争遂不能避免了。
第二节 下诏宣战
载漪既主战，为激怒慈禧太后，乃伪造照会，由江苏粮道罗嘉杰遣其子于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夜三鼓密呈荣禄(46)，荣素持重，此次竟为所惑，入宫呈奏，太后“既惧且愤”(47)。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二十一日（6月17日）御前会议情形说：“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二十三日（6月19日）适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抵京，略谓：“本月二十一日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照会：各国现驻大沽口外水师提督、统领等，托由本总领事转致公文一件，限至明日（即二十一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尔即当以力占据。”(48)慈禧以各国欺压太甚，乃决定宣战，照会各国公使，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49)公使皆有忧色，会议于西班牙使馆，至是日晚七时，始书就一联合照会，略谓：“公使团应允出京，但所限二十四点钟，为期太迫，不及收检行装，且京津一带，交通久已断绝，群盗如毛，九十哩之长途，难以安达，须中国政府担保必无危险始可。”(50)并请于二十四日（6月20日）九点钟回复。届时中国政府并无回文，各公使又会议于西班牙使馆，扰攘半时许，毫无所决。德公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以事先同总理衙门有约，定于十一点钟聚会，各使皆劝其勿往，具有日耳曼不甘示弱血性的克林德，雅不愿中国政府讥其因恐惧而失约，“少顷即坐其绿红呢官轿以出，通事西君亦坐轿同行”(51)，至东单牌楼时，为神机营军官恩海所杀，翻译官伤股逃免。
德公使既被杀，局势更紧急，慈禧谕令各省督抚，“各就本省情形，通盘筹划，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52)二十五日（6月21日）慈禧接获裕禄连日接仗获胜奏折，喜出望外，认为“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53)。遂正式下诏对外宣战，诏曰：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卹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54)
同时谕令各省督抚说：“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必能得力。如何办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55)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56)后以京津一带团民无所统属，于二十七日（6月23日）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谕曰：“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57)庄王府遂设总坛挂号，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未挂号者，为私团，则无“奉旨”字样。(58)无论为官团、私团，慈禧等都视如神明，宠若骄子。与其说义和团是时代的产婴，不如说是中国数千年神权传统思想的麟儿。
第三节 围攻使馆及北堂
当拳变初起时，各公使即一再对清廷使用压力。及涿州一带拆铁路、砍电线的消息传至北京，外交团一致决议，立刻召集卫兵进京。五月四日（5月31日）总署照会英法意俄四国公使，对于派兵进京的请求，表示同意，各国第一次派遣的军队，计有美英法意日俄六国，共三百三十七人，于是日下午七时，乘专车安然抵京。三天后德奥又增派海军七十五人，乘火车进京。此举引起拳民的激愤，京津铁路遂被拆毁，北京至海口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各公使于五月八日（6月4日）得此消息，分电本国政府，允许他们在电线被割时，可以用任何必要手段，来保卫使馆。其后，使馆卫兵屡有枪杀拳民事件发生，有时竟把中国军队看作拳众，也加以枪击。局势险恶，外人不得不在使馆街（即东交民巷）布署防御工事。时使馆中除原有男妇五百余人外，尚有逃难之教士教民两千余人。及克林德被杀，众皆聚集粮食，坚守不出。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下午四时，清军及拳民奉慈禧之命，开始围攻使馆。
时防守使馆的卫兵仅四百余人，皆各自独立，不相联络，各国官员互相嫉视，几无防御之可言。(59)其使用之武器，总共不过四百五十枝枪(60)，及一二威力极小的炮，然竟固守将近两月之久。中外人氏多以使馆久攻不下，足见中国兵力之弱，实属大误。盖使馆之所以未破，乃荣禄暗中左右之力，非使馆防守之功。参与防守使馆的朴笛南姆威尔 (B. L. Putnam Weale)说：“欧人皆谓观于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国以大军围攻区区之使馆，而不能克，可见兵力之弱；众口一辞，其意坚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误，观于此书即可知之。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制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极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而使凶暴者自败，此亦不可不知者也。”(61)所谓主持和平者，犹暗中竭力挽回，即指荣禄而言。按荣禄为人虽极奸险，然聪明机智，识力过人，拳变中，始终反对开战及围攻使馆，惜慈禧胸有成竹，不纳其谏。(62)当其奉命围攻使馆时，虽不敢抗旨，但阳奉阴违，暗中实左右之，致隆隆者皆空炮。(63)在荣禄极力维持之下，使馆才得保全，并非中国兵力不足。当时围攻使馆的甘军及武卫中军确实数目虽不详，但通常最少都在数千人以上，炮九尊或十尊。(64)以数千之众，围攻面积大而守军少的使馆，诚如朴笛南姆威尔所说：“如有勇猛之敌，只十分钟，便可攻破也。”又说：“予等之防御线，缺口甚大，如有勇猛之敌，不过五分钟，即可冲入，无能阻止。”(65)华军所以未攻入，不是不勇猛，而是无意攻破之故，所以他又说：“中国军队所以来攻，不过受政府特别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围困监禁予等，非定有杀戮之意。彼等以砖石建筑防线，环绕于四周，有时以九尊或十尊之炮来攻，但时断时续，未尝接连攻击，虽或有一炮攻击甚猛，而全体不相连络，似无决意攻破之志者。若有一事使敌人急起决心，但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66)当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停战时，外人跨过防线，到中国防线上去参观，据朴笛南姆威尔记载：“中国兵力之厚，真令人惊恐不已。彼等不独以前面砖工及壕沟，将予等圈围于中，其旁翼亦有平行之防线，专备予等袭击时自旁面抄攻者。沿防线与临时之炮台，总计不下数千人……予等见其内部之详情，愈增恐惧之意。”(67)足见荣禄包围使馆兵力的雄厚。
荣禄曾对外人说他的部下士兵，可以保护使馆，朴笛南姆威尔记载称：“有一法国志愿兵，胆量甚大，忽跨过防线，欲至中国军中一视，众皆阻之，然彼略一迟疑，仍决意前进，愈行愈远，渐渐不见其影，无一人谓其可以生还者，或谓此人真疯癫矣。二点钟之后，忽自此志愿兵处来一通告，言彼在荣禄军中，待遇甚好，至晚间遂归。……此青年法志愿兵至中国军中后，中国人出糕点食之，并饮以佳茗，又引之至荣禄处，荣禄详问予等现在之情形何如？粮食足否？死伤之人几何？此人答言予等甚好，但在此炎热之时，所缺者冰果之类耳。荣禄即取桃子置于此人之袋中，又送西瓜令其带回，并言其部下之兵，可以保护使馆，但此事甚难，因人人皆顾惜自己之性命，不敢十分照顾洋人也。”(68)荣禄虽不敢十分照顾洋人，但暗中多方调护，与其说荣禄围攻使馆，不如说荣禄保卫使馆，以免拳民及他军攻入，来得恰当。所以围攻使馆时，董福祥军其西，武卫中军（荣禄军）军其东，四面扎住，不许义和团帮打，遇义和团亦用枪打(69)，义和团东城遂少。同时荣禄极力给外人方便，并准许为外人传递消息的间谍平安出入。(70)荣虽极力保护使馆，但因围攻使馆的甘军董福祥不听节制(71)，恐使馆破，尽杀外人，因此严令诸将，攻破使馆之后，不准杀戮洋人。王彦威说：“一日旨令派武卫军攻使馆，荣召统兵官到军机处，命之曰：‘奉旨攻东交民巷，诚不敢违旨。但攻破使馆之后，万万不可杀戮洋人，违我令者军法从事。’盖调护之心甚苦，各使亦略闻之。”(72)由于荣禄苦心调护，致使馆终未攻下，及联军抵达京师城外，亦即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清晨，荣禄以使馆已无被攻破的危险，武卫中军乃撤围。(73)是日下午三时，联军未遇任何抵抗进入使馆。
北堂即西什库教堂，为天主教在北京最大最堂皇的教堂，也是主教樊国梁的住堂。拳变起，逃至北堂避难的教士教民三千余人，法公使派水兵三十人，意公使派水兵十人，前往保护，在围攻使馆的前五天，拳民已猛攻北堂。及对外开战，清军及拳民数以万计，竟日猛攻，炮弹火箭齐飞，隧道地雷并作。总共四十水兵防守的北堂，弹药不继，粮食不足，竟坚守两月不下，如此奇迹，非上帝“显灵助战”之力，乃荣禄“暗中保护”之功。攻打北堂竟以圆木充炮弹(74)，致五月二十七（6月23日），一日之间，“放炮五六百响，堂中未伤一人。”(75)所以洪寿山说：“昼夜炮打洋楼，一月有余无功，奸臣用计不实行，可惜国帑枉用！”(76)朴笛南姆威尔也说：“然尚有人较予境遇更坏者，城中极北有樊国梁君之教堂，住有教民千余，所恃以为守者，只有水手四五十人。远闻隆隆之炮声，有时顺风，亦可闻其枪声。闻人言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77)直至七月二十二日（8月16）北堂始解围。因荣禄保护使馆教堂，时人目为汉奸。(78)由于荣禄之保全，各国公使始免于难，否则，如公使被杀，后果将益不堪设想，所以荣氏对国家的贡献实不可没。而一般史家不察，多惑于李剑农氏荣禄“依违取巧”之说，认荣“是最不可恕的一人”(79)。实则，李氏为伪《董福祥上荣中堂禀》所愚(80)，致产生如此错误观念，使荣禄蒙受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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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
(2) 见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总理衙门翻译官联芳与俄国使臣格尔思问答。
(3) 同上。
(4)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御史吴鸿甲折。
(5) 请参看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7) 仲芳氏：《庚子记事》。
(8) 高枬：《高枬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
(9)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10) 《德宗实录》五月十七、十八、十九日上谕。
(11) 柴蕚：《庚辛纪事》。
(12) 《西巡回銮始末纪》，卷二，“兵匪焚掠京师记”。
(14) 胡思敬：《驴背集》。
(15)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巡视中城御史文瑮等折。
(1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17) 《清史稿》，列传二五三“徐用仪传”。
(18)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19) 《清史稿》，列传二五三“联元传”。
(20)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21) 同上。
(2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23) 《清史稿》，列传二五三“徐景澄传”。
(24)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25) 见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折。
(26) 刘孟扬《拳匪变乱纪事》卷上说：“刚毅信匪特甚，其闻杨云峰副戎被害之信，乃曰：‘不合先伤义士’，盖称拳匪为义士也。”又胡思敬《驴背集》说：“乃莹受刚毅指驰抵涿州，传集贼中渠魁言：‘尔等皆义民，当努力自爱，毋伤害百姓。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皆抚掌大笑而散。”
(27) 胡思敬：《驴背集》。
(28) 恒谦《恒谦手札残稿》第二信说：“总理衙门设坛，有八百余人，吃一回切面，须八百余斤，终久将京中吃穷为止。”
(29)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卷，第十三章。
(30) 胡思敬：《驴背集》。
(31)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3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33) 仲芳氏：《庚子记事》。
(34)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3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
(36)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37)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38)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贝勒载濂折。
(39)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40)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41)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42) 陆树德：《救济日记》说：“（十月）初二日……午后汪兰楣来，谈及许袁被害时，同人往求崇宫保、徐中堂保救，因二公圣眷甚隆，尊为国老，或能挽回天心。祟宫保尚允为商议，徐中堂云：‘此等二毛子，多杀几个甚好……’”
(43)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十五。
(44)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45) 柴蕚：《庚辛纪事》。
(4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47)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
(48)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直隶总督裕禄折。
(49)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照会。
(50)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卷第十四章。
(51) 同前书，第十五章。
(52) 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上谕。
(53)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4) 侨析生：《拳匪纪略》，卷上前编（文出军机章京连文冲之笔）。
(55)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6)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谕旨。（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7) 见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见“夏季档”，实录未载。）
(58)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六段义和团挂号）
(59)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一章。
(60) 同前书，中卷第十四章。
(61) 同前书，原序。
(62) 详附录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63)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64)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章。
(65) 同前书，中卷第一章。
(66)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一章。
(67) 同前书，中卷第十五章。
(68) 同上。
(69)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70)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八章。
(71) 详附录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
(72)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73)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三十章。
(74)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七段“炮打西什库”注说：“西什库之南惜薪司口内，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北而击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南而击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设炝向西而击之。西安门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设抬枪向内而击之。然四面攻击，月余而未溃。余风闻之，乃药力未足数耳。余复询之，亦有用圆木而充炮丸者。”
(75) 李杕：《拳祸记》，页十二。
(76) 洪寿山：《时事志略》。
(77) 《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四章。
(78) 柴萼《庚辛纪事》说：“荣相声名甚劣，新者目为逆臣，旧者指为汉奸。”
(7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页二〇八。
(80) 详附录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