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传义和团事起，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曾会衔上奏三疏，即一“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二“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三“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上呈日期为五月二十二（六月十八），六月十六（七月十二），六月二十七（七月二十三）。第一疏即“请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云：
奏为密陈目前局势危迫，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将来巨患，披沥直陈，仰祈圣鉴事。窃见自本月十六七日，拳匪倡乱京师，连日召见王、贝勒、内外廷臣工，圣躬焦劳，为宗庙社稷深维至计，广谘下问，臣等不能弭患事先，纾君父之忧劳，负罪无状，内愧且愤。
伏查嘉庆十三年七月上谕，即有山东河南一带匪徒，设立八卦教、义和拳等名目之事，此项实系白莲教余孽，曾奉仁宗睿皇帝严旨密拏惩办。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说帖考之最详。前月，东抚袁世凯遵旨覆陈一折，言万无招抚编为营伍之理，言之最为切实明白。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县邪匪一案，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妖言煽乱，各处响应，幸被官兵掩捕擒获，就地正法，绝无能避枪炮、刀斧之妖术，此其明证。上年臣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以火枪利刀、试其技俩，立时见血伤毙，是妖术全不可信，确凿无疑。而其匪首广树党羽，久蓄逆谋，妄称明裔煽乱，其为邪教乱民，实已明白昭著。
臣于上年十月十三日，蒙恩召见，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名滋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乱，应预为扑灭各情，旋经东抚袁世凯实力禁止，扑灭十余巨股，东省晏然。始而山东士绅，误信左道腾谤，谓该抚不应用剿，此皆不学无识之徒，以邪为正，近舆论亦渐帖服，以该抚办理为是，臣去年冬曾以劳乃宣说帖，商之总署诸臣，奏明请旨饬下东抚办理，旋因东抚办有头绪，遂寝未奏。不意东省渐次肃清，流入直隶，直隶督臣观望迁延，养痈贻患，听其蔓延，始谋不臧，咎实难辞。及涞水戕官，督臣裕禄见该邪匪借仇教为名，叛迹昭著，乃电奏力请剿办。而内外议有异同，迟延未决，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覇州各处。涞水戕官，尚未痛办，遂致匪胆愈张，甚且焚毁芦保铁路，京津铁路、电杆，又毁京津至张家口电线。此皆国家派员，出内帑、借洋款、集数十年之物力所经营，一旦焚毁，千数百万巨资，深堪惋惜。又焚杀教民数百处，将来议偿亦不赀。
伏以民教互仇，积成愤毒，地方官禀承国家律令，自有平心谳狱办法，但凭案情曲直，不分是民是教，断不容匪徒自行报复。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甚至灾及正阳门城楼，拳匪喝禁水会，不准救火。北城乃财产精华所聚，焚掠一空，官民搬徙，十室九逃，商贾尽行闭歇失业，饷项亦艰于汇兑给发。京都为万国所瞻仰，气象萧索，一至于此，自有乱民不治，任其焚杀叫喊，实贻邻国之耻笑。
各洋公使因匪仇教，畏其凶锋，情急自卫，现兵只有四百十余人，各保性命，是其实情。十五日，臣偕许景澄晤俄、英、法、美四公使。十六日，枢臣启秀等，传懿旨慰问各公使馆，并及公使之妻，该公使等，感戴圣慈，沦肌入体，口称调洋兵为卫馆保命起见，绝不敢干预中国国家公事，匪平无事，即行撤回，指天誓日，其词决非虚伪。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
臣伏思兵事最忌多立统帅，意见参差，事权不一，以致互相观望，转误事机。现在历奉严旨，饬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与神机营、虎神营，严拏首要各犯，刻即解散胁从，将城内外设立坛棚，尽行拆去。等因钦此。乃官兵观望，拳匪横行如故，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前遵旨所拟十条章程，实止虚文搪塞，何曾实力做到。且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如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
拳匪麕聚京城，现闻城外添设无数拳坛，久且煽惑愈多，致生巨变。伏乞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恭行天讨，上安九庙，下靖兆民。宜专责成大学士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得以便宜从事，俾一事权。先肃清内城地面，遵旨立即出示，遍谕军民人等，凡遇头扎红巾，身系红带，持刀放火杀人之匪，准其格杀勿论。并悬重赏之格，缚献匪首，所谓老祖师、大师兄者，赏银二万两，立即超擢官阶，擒斩该匪团长一名，赏银五百两，余匪计首一级，赏银一百两，均准报名候予奏奖。该大学士忠勇性成，见几明决，为国重臣，应扼要坐镇，不宜过劳细事，尤须差委得人襄助，乃可分理机宜。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素有谋略，内阁学士桂春，忠勇明决，编修王廷相，御史黄桂鋆，皆素有清操，通达事理，府丞兼署府尹陈夔龙，勇于任事，请旨交大学士荣禄差遣，专办此事，参赞方略。遴派武卫中军得力将弁，挑选劲兵，分为十余队，队长如得力，每队止枪手刀斧手二三百人已足。请旨暂闭前三门，严禁游民，只准出不准进，分路搜捕匪徒，务令各空庙废祠根株净尽。官兵有退缩不前者，立即正法。命提督衙门刑部遴派明干司员多人，分驻各汛段官厅，随将所拏匪徒略讯口供，禀明统帅即行就地正法，以儆凶顽，余者悉行解散，驱逐出外城之外，递解回籍。事平再行将正法若干匪，造册奏报。
或谓该匪人多势众，不可轻剿。不知只匪首倡乱，余多愚蠢村农，幼壮不一，随声附和，斩一悍匪，懦者必悔惧立散。或谓匪有邪术。臣愚以为汉末张角黄巾，元末破头潘关先生，皆有妖术，卒归擒斩。该匪昼伏夜动，动言请神，口出妖言，面带阴气，此乃假托符咒，扶鸾请仙，五鬼搬运之邪术，一遇声光并见之物，阳气炽烈如枪炮等物，立即破法轰毙。若云匪术能避枪炮，何以十七八等日，该匪连攻东交民巷使馆，洋兵放枪，立毙数匪。昨又击毙帅府胡同拳匪四十余名，拆毁其坛，毫无能避之验。
或谓民心因旱饥骤变。臣料京师军民数百万，受朝廷深仁厚泽，实无一谋叛者，叛逆只拳匪首要数人耳。一经擒斩，申国法，儆人心，匪胆即寒，民志亦大定。外五城御史街道厅，督同绿营、练勇、水会，一体归荣禄节制办理，不使稍有掣肘；御营则专宿卫禁城，以防不虞。各办各事，城匪既清，各公使馆蒙天恩保护，感激再生之恩，则续调之洋兵，自可阻其来京。即来，亦可以城匪既清，无庸自行保护折之，令其撤回，我有词矣。总之，周礼称治乱国用重典，康浩称用其义刑义杀，内匪事在必剿，无可游移。若因循不剿，招抚之亦必不受命，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祸败不可胜言。与其外兵干预，代行剿办，必至拳匪洋兵，互相斗哄，喋血辇毂之下，转致玉石不分，杀害无数良民，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不如我自行剿办，尚可示以形势，杜彼族之口实，以维持大局，庙社不惊，万民幸甚。大学士荣禄公忠体国，如特奉明旨，责成既专，收效乃速。至交涉之艰，亦可审机因应。所有密筹目前急图补救之法，务一事权以弭巨患缘由，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裁断，谨奏。
第二疏即“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云：
奏为密陈内讧外侮，祸乱日亟，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披沥愚忱，仰祈圣鉴事。窃自上月二十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途遇枪毙之后，该匪遂攻击各国使舘，提督董福样所统甘军，尤与之声势相倚，狼狈为虐。使馆附近居民，遭池鱼之殃者不可胜计，东城一带，京官私宅，劫掠殆尽。该匪既以仇教为名，波及使馆，复以攻使馆之故，波及官民，辇毂之下，任令乱军乱民，纵横荡决，伊古伊今，实为罕见。
当匪徒初攻使馆时，莫不谓旦夕间便可铲除，董福祥且屡以使馆尽毁告矣。今已二十余日，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于东交民巷口，平日妖言惑众，自飘能避枪炮之术，而今安在。夫以数万匪徒，攻四百余洋兵所守之使馆，至二十余日之久，犹未能破，则其伎俩，亦可概见。倚得恃血气之勇，收御侮之效哉。若云真义和团确能为国宣力，其寻衅焚杀皆依附其间之伪义和团所为。一类之中，既分真伪，扰乱已极，且既容附入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况历奉严旨禁止，持械寻仇，焚毁劫掠，并令解散出城，该匪竟置若罔闻，横行如故，无论真伪，总之藐视王法，均为冥顽不灵，罪在不赦，愈抚则愈众，愈纵则愈骄。臣等前次奏讲专责成大学土荣禄，用且剿且抚之法，未蒙俞允施行。今祸乱日亟，愚妄之见，尤不敢不冒死渎陈于圣明之前。
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我国家与泰西各国通商垂六十年，准其各省传教，平日教民倚势鱼肉乡里，以洋教士为护符。地方官或者希图了事，抑制平民，亦所不免。民心怨忿，仇视教民，是皆臣等办理不善，贻害至今，负罪实甚。臣等何敢谓民教相仇，其曲全在于民，特任令自相报复，殊失国体。譬如乡里之间，两家有隙，而子弟憧仆，肆行斗狠，毁邻居之室，而杀其阍人，为家主者不能禁止，而邻居之诘问，必不向子弟憧仆，而向家主。为家主者，又安得以子弟憧仆不守约束而置身事外，以小喻大，其理相同。
且泰西各国之教，有宗天主者，有宗耶稣者，传天主教者曰神父，传耶稣教者曰牧师，该匪亦不辨所传何教，统以洋教呼之。而俄国向宗希腊，日本向宗佛教，该国从无入内地传教之事。该匪更不知何国有传教之人，何国无传教之人，见异服异言，统呼之为毛子，锐以狝薙为快。无论势有所不能，理有所不直，且我出洋各使臣，非衔命而出者乎！若各国以我杀其使臣而不胜忿忿，先杀我使臣以偿之，是直易刃而自杀其使臣也。朝廷方赐各使馆蔬果米麦，以示怀柔，该匪乃倚骄将为护符，肆行攻击，外人转疑朝廷阳款阴袒，谓非纵令恣意凌轹，其谁信之。
夫使馆无恙，将来与各国复归于好，各使臣受皇太后皇上厚恩，自当激发天良，剖言祸之肇自拳匪，碎不及防，非朝廷姑息所致，释其本国疑忌之心，事半功倍，转圜较易。若使馆尽毁，使臣尽戮，则我皇太后皇上此时怀柔之恩，外人乌从而知之，欲释于各国，虽百喙亦无从解免。今各国纷纷调兵，以代剿匪为词，疑之者谓乘机窥窃，信之者谓其心无他，臣愚莫测其究竟，而拳匪种种无法，早当痛剿，已不待外人谆请，更何待外人代庖。臣愚请保全使馆，为将来转圜地步。一面严旨切责董福祥，饬令甘军悉行退扎城外，不许重至东交民巷，比暱匪徒，向各使馆攻击，违者即行正法。使兵匪相离，匪势较弱，则剿除亦较易。一面仍请责成大学士荣禄，克期将拳匪一律驱逐出城，以救燃眉之急，再图剿洗，永杜后患。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第三疏即“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云：
奏为密陈大臣信崇邪术，误国殃民，请旨严惩祸首，以遏乱源而救危局，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掣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捻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三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揭竿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群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抚臣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夫“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谓我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载覆之德，斯可矣。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
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中之易与者，一震威稜，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概。今朝庭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谓横挑边衅，以天下为儿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灭五洲各国之洋人，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灭与否，不待智者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吏，识不及此。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千百人，持义和拳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庭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
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覇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官长，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土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罔君上，莫此为甚。
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随处截堵，义和团分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来京避难之人，金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属并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诳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如出一辙。
黄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来身自爱，仰答高厚鸿慈。乃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屡任疆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此，而竟愦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我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锢蔽有以召之也。
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谬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甫入京师之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询剿抚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之前，面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欲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
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勒令跪香，语多诬罔。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员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告示数百纸，含糊了事，以业经解散覆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狝薙，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盖一诘责之乎。
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进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日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廷臣佥为拳匪所惑，疆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家数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敢持械焚刦，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众愈众。使去岁毓贤能力剿，该匪断不致蔓延直隶。使今春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致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以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样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三疏《太常袁公行略》（袁允橚等编）、《许文肃公遗集》皆载之，学者多引证而据为信史。有谓疏虽草而实未上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或云疏虽草，为侪辈所阻，实未上。”沈惟贤撰《记袁磢秋先生轶事》亦云：“许袁联衔三疏，因仓猝俱未及上”（见《人文月刊》三卷九期）。亦有疑其伪者，程明洲氏著所谓“景善日记”者，力称三疏之伪，如何伪法，语焉不详。以上诸说皆与史实不符，其实三疏有真有伪，兹分辨于后。
二
细读三疏，知其思想不同，笔调迥异，语气悬殊，再参照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及公私记载，可立辨三疏真伪。我以为第一疏为真，其证如下。
一、此疏建议责成荣禄，“兼用且剿且抚之法”，“先清城内之匪”，“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日记残稿》也是此种思想，如：
五月十八日晨，诣筼老，同函致身云主人（樊云兄），速请荣相举办，先清城匪再图外匪，急救之法，不识能俯采刍未否。
（五月）二十日……冒暑（偕筼兄）往西苑。申初，随班召见，慈圣再三谕示尔等各抒所见。臣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
此疏又说“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若因循不剿”，“各国势大怨深，并举报复”，“必至拳匪洋兵，互相斗哄，喋血辇毂之下”，“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日记残稿》也是这种思想与看法，其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的日记说：
臣复奏：“变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毂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佛不纳。
此疏与日记思想相同，主张一致，其笔调辞句也处处吻合，可证第一疏为真。
二、《日记残稿》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的日记说：
昨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即约竹筼于今晨同上之。
可知此疏出于袁昶手笔，会同许景澄于五月二十二日同上，与世传上呈日期吻合，则第一疏为真，当毫无可疑。
三、袁京卿请剿拳匪奏疏遗墨，为袁昶第一疏奏稿之原稿墨迹，是石印本，文辞的修润与删改处皆可看出。其时，袁昶诸友无疑其伪者，也可证明第一疏确系真品。
四、三疏真伪，当时士大夫已引为谈话资料，如高枬在十一月初七日（12月28日）日记里说：
……夜茂来……石生知茂在，赶来。讲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窃好事人之笔墨，博览者零杂，清真者浅快，求所谓拗折绉透者，未尝多见，至于文法更不讲求，况持论通达正大乎。石生又以为徐氏言，袁一日曾在伊门求见九次，既求见之，必不刻之，今年徐生期，袁又亲往。余以为一日晷刻无多，焉有一连九次之理，或去二三次，欲为讲说分明耳。生期亲往，礼之常仪。子谦常曰：“京城应酬，苟非大混账之人，皆可来往。”况近数月，所闻徐氏言语多矣，他言皆不可信，独一日九次之言，可据为典要乎？石生又谓叫大起（五月二十一起），徐皆未上，只末后一次乃上（七月二十），余记不清。以理论，有崇必有徐，且同叫之人尚多，可一一考证也。上海说京城事多影响（予见五六两月中外日报），即以南城而说，东江（交）民巷一带，亦断不能清切，况董土匪谁报铲平使馆，与覇昌道、口北道、察哈尔都统之言全相似何也。伊等采于庄府，凯歌即报于庄府，此岂上海能知者。
按石生（荪）即黄曾源是汉军正黄旗人，任职翰林院编修，仅称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可知当时人谈论三疏，未称第一疏之伪，亦可证其为真。
三
第二、三疏与《乱中日记残稿》则大异其趣，其思想语气不类一人，实系痛恨徐、刚者流，托名许袁，借兹发泄积愤，以快宿怨、并非出于许袁手笔，其证如下。
一、设第二、三疏为真，则许袁久已置生死于度外，绝不再顾忌“人言可畏”。但当荣禄命袁昶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国公使时，袁昶竟以“人言可畏”辞谢，另派章京文瑞前往。其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日记里说：
（六月）二十二日，六钟入景运门，晤荣相，命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公使。予辞以战乍停，初次宣慰，问答关系甚重，此如州县初供为后来张本，非奉旨不敢独任。且恐主战诸公，目为受洋人赂出与议和，私贷各使一死，弹射丛至，人言可畏，恐致害事。相亦谓然，商榷久之，乃派文章京瑞往。
时使馆被围行将一月，政府政策转变，派员前往慰问各国公使，实乃危局一大转机，关系大局至重，处此紧要关头，袁氏果以身许国，如此重任，当义不容辞，岂能以“人言可畏”辞谢？既有“恐主战诸公，目为受洋人赂出与议和，私贷各使一死，弹射丛至，人言可畏”之言，必无奏请“保护使馆”、“严办祸首”自取杀头之疏。由此来看，可证二、三疏之伪。
二、第二、三疏思想积极，言辞激烈，力主和议。果为许袁手笔，则二人绝不主战主守，而主战最力的端王载漪，也不会征询二人意见。但日记残稿竟有端王问袁昶“计将安出？”及袁昶主张“守为主，战为奇，和为辅”的记载，日记云：
见端邸，问计将安出，予力赞现公使无权，且无电邮可通，不若从各疆臣之议，以合肥为全权大臣（驻沪亦可），电商各外部，或面商各水师提督较灵活，一面厚集兵力，防守由津（已失陷）通犯京之路，张春发、陈泽霖初成军，未必得力，侯李监老旦夕至议之。津榆节节防务吃紧，勿稍松懈。津军锋挫，宜持重坚守，所谓守为主，战为奇，和为辅也。邸颇谓然，又与荣相夔老言之。
这段日记未注明日期，内载“俟李监老旦夕至议之”。按李监老即李秉衡（字监堂）。李于七月一日（7月26日）抵京，由此推算，可知这段日记当为六月底所记无疑，实在世传上第三疏（六月二十七）之后，但其语气、思想、主张与二三疏有天壤之别，可证二、三疏实系赝品。
三、许同萃辑《庚辛史料》载许、袁致张之洞一电，文曰：
卦电敬悉。荣相足疾已愈，董军尚在都中，团就抚，不甚受约束，现奉明谕，除战事外，被害洋人教士及损失物产，查明核办。土匪乱民，督抚统兵大员相机剿办等因，各使均尚存，闻现筹保护使出京，未悉办法。赫德消息不知。澄、昶叩。
许、袁皆香涛门人，关系亲密，此电系二人电覆其师，报告京中情形，无须顾忌，非普通应酬函电可此。电于六月二十八日（7月24日）发出，亦即世传上第三疏的第二天，然语气和平，与二、三疏之激烈恰成对比，也可证二、三疏之伪。
四、第三疏说：
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按慈禧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上谕已称拳民为“义民”（见“夏季档”，实录未载），其后“义民”二字，屡见诸上谕，是慈禧早已公布天下，称拳民为“义民”矣！许、袁忠谨，岂敢犯上？影射辱骂太后“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是不可能的，仅这一点就可证明此疏之伪。
五、第三疏又说：
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
按端王府设团甚早，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说：“自去年秋开始，京师无赖子弟，传染不少，即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遍是，而无巾带形迹。端王府所统虎神营兵，有设团于端府空地练者，庄府澜府等皆有练者，亦无巾带形迹。自铁路烧，而洋兵至，顺属遂无不巾带者。”烧铁路始于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也就是说，最早在二十五年秋，最迟在二十六年四月底以前端王府已经设团。及对外宣战，慈禧于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谕令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京师及天津一带义和团，义和团大本营就设在庄王府，不但庄王府、端王府设有拳坛，就是慈禧也在“宫中立过团”（见《高枬日记》八月初八日记）。此京城士民尽人皆知者，袁昶日记中有记述，许景澄身为大臣，办理交涉，焉有不知之理？“甚至王公府第，闻亦设有拳坛”之说，绝非出于许袁之口。仅一“闻”字，足证其伪。显系不明京师情形者所为，高枬日记称“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当有所据。
六、第三疏称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启秀“谬执己见，愚而自用”，赵舒翘“居心狡猞，工于逢迎”，董福祥“本系甘肃士匪，比匪为奸，形同寇贼，迹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请诛诸人以谢各国。对诸人攻击之烈，责骂之深，实出情理之外，是疏奏所不可能有者，与袁昶思想尤相背而驰。按袁昶日记所载凡有关诸人，多礼敬之。记徐桐、刚毅都尊称其官衔，从无攻讦、辱骂字句，如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日记说：“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相书，称夷人要挟四条，致触宫闱之怒，端邸、徐相、刚相、启秀等，又力主惩治外人，推抨之几遂决。”
记启秀除上面所引直书其名外，则称之为启宗伯。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日记说：
西圣昨拟西巡，派怀塔布护送，先幸颐和园，乃西发，幸仗荣相三次召见，谏止挽回。刚相近亦逡巡无计，惟启宗伯秀，尚拟延五台山僧人，运甚深法力与洋人接仗。
记赵舒翘称之为赵尚书，日记：
自铁路烧，而洋兵至，顺属遂无不巾带者，上命刚相、赵尚书、何府尹往解散之。
记董福祥仅有“董骄蹇已极，不受节制，素持联拳灭洋为说，近端邸极袒右之”的记载（见五月二十日日记），并无称之为土匪的字眼。按日记系私藏，记事论人，皆可畅所欲言，毋庸顾忌，所载乃真情之流露，最能代表个人思想言论的真实性，与公开的奏折文件诸多顾忌言不由衷者异撰。如高枬日记凡称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等皆直书其名。对董福祥则称之为“董土匪”（见十一月初七日记）。反观袁昶日记所载，凡有关徐、刚、启、赵诸人，皆礼敬之，尊称其官衔而不名，从无攻讦、谩骂字句。二、三疏洋洋数千言，忠愤激发，欲以死报国，其思想的酝酿、疏稿的润修，绝非一日一时之功，何以日记中只字未提？且毫无线索可寻？如称为真，其谁能信？
七、二、三疏言辞激烈，为当道所不容，言出祸随，皆在意中，如第二疏谓：“臣亦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顾念存亡呼吸，区区蝼蚁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第三疏谓：“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疏果为真，则二人久已置生死于度外，深知随时皆有杀头之祸。但许景澄被捕时竟大出意料之外？濮兰德《清室外纪》载许被捕时的情形说：
许景澄有一最亲密之友，当许尚未通籍前，即相友善，曾随许至欧洲，直至许死，未尝一日相离。据其友言许被执之日，其先毫无风声，是日午饭后许在书房中闲谈，命下人套车，将至总理衙门，甫更衣竟，见管门者持一名片入，言有人来拜。许视其名片，并不认识，吩咐挡驾。管门者出而又入，言来者为一军官，云系庆王吩咐来请者，谓庆王端王皆在总理衙门坐候，有要紧事相商。许出见后，转身谓其友曰：“予昨日在衙门，未闻有何要紧之事，何以今日二王皆在衙门，此事甚怪。”其友曰：“一定是有事，予亦欲往南城探问消息。”其友甫出，又归，谓许曰：“来人尚在门首，其神气甚为可疑，衙门中人予皆认识，此人从未见过，汝今日多带数人去，如有何事，可叫一人回来送信。”许微笑，亦不以为意，径上车而去。至胡同口，见有步军统领衙门中数人，至车旁与前来之人打话，命车赶至步军衙门，许问其故。答曰：“今日会议在步军衙门。”既至，来人扶许下车，即吩咐许之下人曰：“你们先回去，此处有人招呼。”即引许至一小房内，随手将门反锁，闻隔室有叹息之声，乃袁昶也。
许景澄曾出使德、法、俄、奥、荷、比诸国多年，阅历颇广，对诱捕时的种种可疑情形，何以竟毫无所觉？至于袁昶，在其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日记里说：
或怪我言太激，仆升沉祸福，久置度外，亦不过为甲申年三月十八日之张篑斋耳。
按张篑斋即张佩纶，甲申（光绪十年）三月五日（1884年3月31日）有旨令军机大臣勿兼总署大臣，另委总署大臣。时张佩纶方在总署任事，乃于三月十八日（4月13日）上奏“枢臣不兼总署窒碍难行”疏。此疏甚触当局之忌，但张佩纶并未因此获罪，后受命为海防大臣，督办闽防，乃有马江之败。袁昶虽言辞太激，自认亦不过像张佩纶奏疏遭当局之忌而已。及被捕后对许景澄说：“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记其事说：
……盖李公（端棻）在戊戌政变，以赞成新政入狱，庚子拳乱时，尚未出狱也。公言许袁两公入狱，即指定分系南北所，当在狱中分道时，袁忠节执文肃手曰：“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何以致死耳？”文肃笑曰：“死后自当知之，爽秋何不达也。”忠节固亦负气磊落男子，然文肃益旷达矣。
当许、袁被杀时，袁曾问监斩官徐承煜，究竟所获何罪而受大辟？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三“忠良受戮记”说：
袁爽秋京卿，许竹筼侍郎，于七月初三日奉旨处斩于菜市口……是日，监斩官为徐荫轩相国桐之公子徐承煜侍郎……袁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况君要臣死，不死则不忠，然究竟所获何罪而受大辟？请即见告！”徐怒叱之曰：“此岂容尔分辩之地，尚敢哓哓耶！尔所获罪，尔当自知，何烦吾言。”……于是二人遂从容就刑。
由许景澄的被捕大出意外，袁昶的被杀不知何罪来看，也足以证明二、三疏之伪。
八、许袁三疏分载于庚子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的《直报》及《北京新闻汇报》，清廷斥为报馆捏造蜚语，耸人听闻，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二（1902年3月2日）上谕：
徐用仪等五员亦并无力驳攻使馆之奏，何从钞发？近来各处报馆往往捏造蜚语，耸人听闻。（清《德宗实录》）
此上谕只说徐用仪五员无力驳攻使馆之奏，未言许袁无疏请兼用剿抚以弭巨患之疏，可见清廷有则默认，无则否认，亦可证二、三疏之伪。
四
许袁被杀，一般的解释是种因三疏痛诋执政诸臣，致犯端刚之忌，矫旨杀之，实属大误。按二人被杀的罪名是“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七月四日（7月29日）上谕：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多存私心，每逢召对，任意妄奏，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从严惩办，何以整饬群僚，许景澄、袁昶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
所谓“语多离间”，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说：“袁太常诋拳匪最力，致书庆亲王奕劻，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有云：‘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此说不足信。按许、袁被杀是由于慈禧误会二人与光绪结为一团所致。及慈禧逃抵西安，痛定思痛，对其祸国殃民之责，深为自咎，但提及许、袁二人，竟仍怒不可遏。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上述其事说：
一日入见，奏事毕，太后与皇上同坐倚窗匟上，予见太后意尚闲暇，因乘闲奏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实为国，当时身罗法典，当然必有应得之罪，顾论其心迹，似在可原，据臣所闻外间舆论，颇皆为之痛惜，可否谅予昭雪？”方言至此处，意尚未尽，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进突，额间筋脉悉偾起，露齿作噤断状，厉声曰：“吴永，连你也这样说耶？”予从来未见太后发怒，猝见此态，惶悚万状，当即叩头谢曰：“臣冒昧不知轻重。”太后神色略定，忽将怒容尽敛，仍从容霁颜曰：“想你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在此，你但问皇帝，当日叫大起，王公大臣，都在廷上，尚未说着话，他数人叨叨切切，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至赚得皇帝下位，牵着许景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结着一团，放声纵哭，你想还有一毫体统么？你且问皇帝，是否实在？”皇上默无一语，予只得叩头，谓：“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太后复霁语曰：“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间那里知道？你当日尚是外官，自然益发不明白了。”予见太后意解，始逡巡起立。
至于“语多离间”，吴永解释得最真切，同前书说：
后有耆旧某公，为述当时真状，谓此番叫起情形，实误于上下隔膜。先是有浙人罗某，常奔走荣文忠门下，一日不知从何处捕得风影，急投荣处密报，谓：“各国已分头调兵来华，决定攻打北京，与中国宣战云云。”荣素持重，此次竟为所惑，迳自缮密折，入宫呈奏，太后得奏，当然着慌，既惧且愤，端庄正喜师出有名，益乘间极力蛊煽，且哄且激，太后遂亦主张开战，因此乃宣叫大起。故太后一到场莅坐时，开首即言：“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故无论如何，不得不为背城借一之图。今当宣告大众，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云云。”当时似有数人发言，不甚清晰……皇上望见许文肃，即下坐执其手曰：“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通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许奏言：“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都有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即国际交涉上，亦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等语。皇上固知万不能战，而劫于端庄，不敢迳宣己意，以文肃久习洋务，特欲倚以为重，闻徐言，深中其意，因持其手而泣，文肃亦泣，袁忠节班次与文肃相近，亦从旁矢口陈奏，一时忠义奋发，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态度，许奏语本极平正，太后似亦未甚注听，第见皇上与之相持，三人团聚共泣，疑二公必有何等密语，刺激皇上，不觉大触其怒，即注目厉声曰：“这算什么体统？”德宗乃始释手，故上谕中有“语多离间”之词，当时颇疑此谕，出于端刚矫旨，其实二公之死，即由于此云云。证以太后所言，谓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则其致怒之由，可以揣想，殆以疑心而生误听也。究其症结，盖太后已入荣言，以为各国业经决定宣战，故开此会议以谋应战之方略，是战与不战，已无复拟议之余地，而廷臣中多半不知就里，或以为尚是片面商议和战问题，或则以为政府已得有宣战实据，因之彼此陈奏，针锋均不相对，以至愈激愈偏……盖荣相上此密折，外间固决无人知道也。若当时明白内容，只须将洋人并无宣战事实，委曲开释，未尝不可消解，乃彼此均走入岔道中，夫洋人已决战而尚主张不战，则惟有降之一法，宜其不能相入也。
自戊戌政变，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被杀，新党充军、监禁、削职者累累，帝党剪除净尽，慈禧对光绪犹严加监视，处处防闲，惟恐新党秘密活动，死灰复燃。拳变起，新派思想主张与光绪一致，已使慈禧大为不悦，及见许袁与帝携手痛哭，疑忌二人与光绪结做一团，此乃慈禧所最不能容忍者，必杀之而后快。适李秉衡抵京，有“不诛一二统兵大臣，不足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见《高枬日记》九月初九日记）的奏言。时值天津失陷，猛攻区区使馆月余不下，威严扫地，慈禧恼羞成怒，无处发泄，惑于李秉衡之谗言，于是乃选定其素所痛恨的许、袁二人开刀，借泄私愤，以快宿怨，并儆外臣。故李于七月一日抵京，次日许、袁被捕，三日弃市。及事过境迁，偶一提及二人，慈禧还咬牙切齿，怒不可遏，可见慈禧对二人印象之劣，痛恨之深。是二公之死，种因于廷争，慈禧疑二人与皇帝相结，触杀机于李秉衡的谗言。《西巡回銮始末记》载李秉衡语：“许与袁违背廷意，擅改电谕，致南北异局，非斩之不足以震惕疆臣，尽其罪戾。”虽不足信，但二人之死与李秉衡确有密切关系，并非由于二三疏痛诋执政诸臣所致。“端刚矫旨”之说，也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