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记

《陈布雷回忆录》一书为陈布雷于1936年及1940年所写之回忆录合辑。书中讲述了陈布雷的家世、求学教书以及工作生活的一系列经历，再现了一个真实的陈布雷。陈布雷是民国历史上一位传奇人物，作为典型的旧文人，具有浓厚的传统思想。其屡屡位列高位，显赫一时，却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自杀身亡，给世人留下深深迷惑和遗憾。

研究秦史专著。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林剑鸣,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秦史研究,另著有《秦国发展史》。 本书分14章,约34万字,记述了秦国自传说时代开始,至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为止的历史发展过程。第1章“绪论”分别就秦史的对象和分期,秦史的年代问题以及研究秦史的主要资料作了概述。第2章记述由传说时代至西周末年的秦人早期历史。并针对秦人来自西方的传统论点,从图腾崇拜、经济生产,墓葬等方面进行详细考察,提出了秦人来自东方的观点,并认为秦的祖先同夏、商、周的祖先一样,都是属于华夏族的一部分。第3—6章论述了秦的奴隶制政权由产生、发展至衰落的全过程。论证了秦国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的特点,政治统治形式的特点,宗法制的特点以及对秦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第7—12章论述封建制在秦国的产生、确立及其飞跃发展。第13、14章叙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至公元前206年秦王朝灭亡为止凡15年的历史。书后有“结束语”1篇,《秦世系表》《秦史大事年表》两个附录。本书是比较系统、全面、深入研究秦史的专著。不仅博引历史文献,而且十分注意利用云梦秦简、秦陵兵马俑、马王堆帛书等考古新成果。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作者并将秦史研究中有分歧的问题详细写成小注置于每章之末,有助于全面了解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而为更深入地探索秦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战国中晚期竹简，汉文珍贵古籍，存藏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全篇共七十五支竹简，经释读共有十一章（有分章符号），同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比，内容性质相似，皆属于记录勾践灭吴故事的“语”类文献，并且首尾部分几乎雷同，可能有共同的史料来源。清华简七《越公其事》提供了新的吴越争霸史事材料，与此前的记载存在一些不同，表现为：（1）越使者至吴求和之记载，与《左传》同，异于《国语•吴语》。（2）吴国主和者不同。（3）无越王至吴服事及卧薪尝胆、西施至吴的情节。（4）越国图强之策不同。（5）越国灭吴的记载有独特处。《越公其事》关于吴越争霸事件记载的整体时间序列、地理背景不明显，叙事风格与清华简《系年》等不同，而更近似于《韩诗外传》、《说苑》。但其中的一些记载，对探讨春秋末期吴都所在，也有一定文献价值。

二十卷。南宋徐自明撰。徐自明,字诚甫,号慥堂,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官富阳主簿,除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终永州知州。除此书外,尚编著有《零陵志》十卷,《浮光图志》三卷。全书以皇朝世系划分卷帙,上起太祖建隆元年(960),下迄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对两宋十三朝二百五十余年间宰相、副宰相,枢密院长官、副长官的任命、罢免情况,以及这些大臣的籍贯、行状,都作了介绍。全书除太宗朝为三卷、仁宗、神宗、哲宗、徽宗、孝宗诸朝为二卷外,其余诸朝皆为一卷。其史料来源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大诏令集》及《东都事略》、《丁未录》等五十余种宋人所著史书、笔记。其体例是以年月日为经,以人物事迹为纬。在每位宰辅之下,首列拜罢时间,次列拜罢制词,再次记载人物的字号籍贯、拜罢因由,事迹行状。全书体例严谨、眉目清楚,便于阅读。此书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有些已经缺佚,有些已经遗散,幸被此书摘引,才得以保存。例如现存的宋代最重要史料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早已严重散佚,后人从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是为今本,共计五百二十卷,而原书实为一千零六十三卷。《长编》的缺佚,是书则多有记载,可补其不足。对其他缺佚之书,本书同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此书对研究宋史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此书在现今残存之《永乐大典》中尚有最早刻本之部分内容。现存最早刻本有明万历年间吕邦耀本,其次有《四库全书》本、《敬乡楼丛书》本。今人王瑞来先生博采群书,著成《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一本,对此书漏误多加订正。王氏之书已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印行。

一卷。清缪彤撰。缪彤,字歌起,吴县人。康熙进士,殿试第一,官侍讲。后归家不予时事,立三畏书院、刊 《曹月川家规》、《蔡虚齐密箴》,并有《双泉堂集》。是书专纪殿试以后各典礼情况。康熙六年三月乙亥,赐缪彤等一百五十五名及第出身有差,缪彤即将本人擢第、胪唱、随榜、簪花、赴宴、谢恩、与礼部恩荣宴、赐袍帽 (四月初二,午门外赐彤袍帽)、谢恩 (初六著赐袍,捧表谢恩)、释褐、授职、谢恩、进衙门、迎老师……等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并对各式赐宴、礼仪的形式、人数、站列位置等等都有介绍。这些记载,有的不如《清会典》、《东华录》详细,如恩荣宴礼,有的如是科教习庶吉士为帅颜保、范录谟,学长为该达、多奇、那思泰三人却为他书未载。还有的记载,可与他书参照。是书有《学海类编》丛书本。

本书主题为“国史课”。中国通史为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必修课。本书以时间为轴，由远及近，收录张荫麟、陈寅恪、吴晗、雷海宗四位教授的代表著作，以多个维度探寻中国历史的发展，如汉代的经济政策、唐代的政治制度、明教与明朝的关系，等等，全面展现各位先生博采众长的学术成果，以及西南联大兼容并包的氛围。

清朱右曾撰。二卷。《古本竹书纪年》大致亡于宋,朱氏据清代尚能见到的各本引文加以辑录,并一一注其所出,考其异同,以见今本之可疑,真古本之可信。书末附《周年表》,自周武王十一年伐殷,迄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灭东周,简列八百零九年间列国重要史事。是书辑文有据所引诸书文字合并芟定的,其后进行校补和辑证的主要有王国维等。

郭沫若1944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撰写的论文。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1645年陷于失败。文章写道:“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2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文章于3月10日脱稿,作者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于19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4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则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全书分从民族起源开始，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 一本书读懂五千年中国史！大视野、通识感，不拘泥于局部细节，学习历史顶好的入门书。兼具权威性和可读性，钱钟书、李敖、易中天、柏杨等大师学界推崇。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中国通史》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全书“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

郎廷极撰。郎廷极字紫衡、又字紫垣,号北轩,汉军镶黄旗广宁 (今辽宁北镇)人,是山东巡抚郎永清之子,自幼聪颖,十九岁时开始步入宦途,初任江苏江宁府同知,1705年授江西巡抚,任期达七年之多。他长期任江西巡抚并十分关注景德镇瓷业,致使制成一种被人称之为“郎窑”的瓷器。由十他十分热心于瓷业,遂将自己的文集定名为《陶人心语》。著有《集唐要法》一卷、《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一卷、《师友诗传录》、《北轩集》等。《胜饮编》是一部杂纂之作,是杂辑有关经史书籍中以酒为内容的语句,汇辑成编,取“不饮而胜于饮”之意,以定书名。书凡十八卷,依次为“良时”、“胜地”、“名人”、“韵事”、“德量”、“功效”、“著撰”、“政令”、“制造”、“出产”、“名号”、“器具”、“箴规”、“疵累”、“雅言”、“杂记”、“正喻”、“借喻”。每卷内各有子目。杂录历代有关酒的人物、故事、物品、习俗、著作等,内容颇丰。有《粤雅堂丛书》及《笔记小说大观》本。

本书以散文化的语言，为读者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欧阳修的仕宦与治学生涯。 作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影响力举世瞩目。欧阳修一生仕途坎坷，屡遭政敌指控，在庆历新政、朋党之争与王安石变法中直言相谏；在史学、文学、经学等领域成就卓越，求才、爱才、识才、举才，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欧阳修是北宋中后期集学者、文人与官员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的典范，经由他提携举荐的士人群体继承他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人格，在相互呼应、共同扶持中屡黜而不悔，历经磨难而始终不渝，影响了北宋政局的演变。

诗人评传。近人钱基博著。本书写成于1929年,1935年初版。后经著者复勘增订,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著者分举六题考论韩愈。首篇《古文渊源篇第一》,考述汉魏六朝以来文风之变化发展,于萧颖士、李华、贾至、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论述颇详。《韩愈行实录第二》考辨韩愈家世、生平行迹。《韩愈佚事状第三》,记述韩愈佚事二十事,采摭无馀。《韩友四子传第四》考述韩愈之友李观、欧阳詹、柳宗元、樊宗师的生平及文学活动,揭示四友对韩愈文学创作之影响。《韩门弟子记第五》主要记述韩愈弟子张籍、李翱、皇甫湜、沈亚之、孙樵、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人之文学经历及与韩愈之交谊。《韩愈籀读录第六》综论韩愈文学主张及其诗文创作之成就。本书前有叙目,概述韩集之流传、整理情况及本书成书缘起。书后附录有“韩愈论汇录写目”。

十卷，《隋志》失载，两《唐志》史部传记类著录，后佚。前人尚无辑本。今从《三国志》袭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辑得36条，勒为一卷。荀伯子，颍川颍阴人，事迹具《宋书》、《南史》本传。据《三国志·荀彧传》注及《宋书·荀伯子传》，知伯子乃荀彧之七世孙。荀彧，祖父荀淑，《后汉书》本传称淑乃荀子十一世孙，然则荀伯子乃荀子第十二世孙。《荀氏家传》所记，最早者为荀淑，最晚者为荀伯子。荀淑至荀伯子，凡十世。原书次序不可知，今依家传之体，将作者荀伯子直系父祖排列于前，伯子旁系父祖排列于后，概以昭穆先后为序。荀氏为颖川大族，在历史上曾经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当时的社会。《史通·採撰》云“至如江东五隽，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錄。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从这段话里可以得到两点认识。第一，伯子对其父祖多有一溢美（这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修《后汉书》、《晋书》者，曾经取材于《荀氏家传》。

一卷,为三国吴人所作,具体撰者不详。《旧唐书·经籍志上·史部》、《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传记类”均有著录。

秦腔论著。清代严长明等著。成书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7篇。记述乾隆年间西安地区的秦腔活动。其中有14位艺人的传记,也有西安班社活动情况,更有艺人从艺经历和他们在艺术创造方面的不少宝贵经验。对花部的兴起及清中叶“花雅之争”中秦腔之所以能够战胜雅部昆曲,进而成为剧坛盟主,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涉及地方戏曲特别是秦腔艺术的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如秦腔四大声腔流派的形成与艺术特色,三十六班中剧团与艺人之间的流派争妍,秦腔历史,秦腔与昆曲的异同等。有叶德辉《双梅景音丛书》本。

一卷。清刘锡鸿撰。刘锡鸿,字云生,广东番禺(今广州)人。举人出身,官至通政司参议。光绪七年(1881),因弹劾李鸿章而被革职。曾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撰有《英轺日记》。是书即为《英轺日记》的姊妹篇,分别介绍英国国王临上议院之仪式,上下议院、地方官制、讯按规模、野士凌敦(乡名)养老院、税课之重、民数、选练兵士之法、民兵、监狱等各方面的情况,并有总论英国政治、杂论英国人的讲求教养、伦敦多善举以及英国人的舞会、茶会、游憩、种树、美亚嫁女、丧葬礼仪、西方人不重视子嗣、西方人不愿受家庭拘束等内容。以东方人的眼光看西方,对英国的政治、议会民主、官制以及社会生活都有见解,并且因为是实地考察得来,多有可借鉴之处。《英轺日记》中有褒中抑西之词,而是书则对西方政事推崇备至。如《日记》中论格致书院,曰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所以将格致书院之名改为艺林堂。而是书则赞扬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是书有湖南刻本,《丛书集成初编》 本。

陈恭禄著，写于1935年，近百年来，中国受外影响，政治、社会、经济、思想之剧变，开从古未有之巨石，非有信史，讲不能明了其造成之原因，国内之问题，及国际上所处至低位。此为国民应有之常识，近百年史当足以此需要。全书共二十一章。第一章到第六章，叙述鸦片战争及善后问题、太平天国兴起到灭亡、咸丰朝的外交形势。第七章到第十章，叙述同治朝之内政外交、光绪初年之内政外交。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叙述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内政及外交。第十七章到第二十一章，叙述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民国以来的内政外交等。

《胡惟庸党案考》是著名史学家吴晗学术方面的扛鼎之作。正是1932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的这篇独具创见的学术论文，令很多学问大家对吴晗刮目相看，也由此奠定了吴晗在明史界的学术地位。《胡惟庸党案考》通过挖掘丰富的史料，条分缕析，经由缜密的考证和推论，揭示了明朝著名大案——“胡惟庸党案”的真相，首次还该案以历史本来面目。本书除《胡惟庸党案考》外，还收入了吴晗18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其中既有他在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他在元史领域的研究所得；既有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明朝政治史的考察文章，也有吴晗对明朝社会史和经济史方面的学术观察。

22卷。作者赖山阳。讲述自源平之乱以来至德川幕府末期的日本历史。叙事简赅、议论明通、褒贬微显、文笔生动，足以透视作者的史学思想和学术风格。是书出版以后，后人有众多编纂，及至在中国的翻刻和流传。这一由日本人所撰写的汉文著作及其流布中土，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史书，可称中日文化交流的“标本”。

中国近代史学理论著作。朱希祖著。是著者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讲稿,编写于1919至1920年间。原名《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正式出版,改署今名。全书共三编,一为“中国史学之起源”,包括史学之本义、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再论书记官之史、未有文字以前之纪载、再论追记伪托之史、论历史之萌芽;二为“中国史学之流别”,包括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与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未;三是“附录”,包括《太史公解》、《汉十二世著纪考》两文。全书“叙述中国各种史体发展之大概,而略论其利弊。”主要内容如下:驳正《史通》数十条见解;“区分书记官之史与历史官之史性质不同,破数千年历史官起于黄帝之旧说”;“以科学方法治史,视人类之发展与动植物之发展相同”;认为“史学家应高自标置,不为政治家之仆隶,方是以称史职。”;提出“今后之史学,不应专重国史,而须提倡民史,盖国史决不能发露真情。”史学在发端上有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发端为谱系,进步为年代纪;后者发端为英雄诗,进步为纪传。

《桓檀古记》是一部关于朝鲜半岛传说时代的伪历史书。据传，此书于1911年由太白教教徒桂延寿编撰，李沂校阅，现存最早的版本为1979年版。有人认为此书是以《揆园史话》为基础写成的，据称很多内容与《揆园史话》非常相似。《桓檀古记》由据称撰于不同时期的《三圣记（上）》、《三圣记（下）》、《檀君世纪》、《北扶余记》、《太白遗史》五卷（四种）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 《三圣记》记载了桓国和倍达国的历史。 《檀君世纪》记载了47代檀君（此书中，檀君不是具体的人名，而是像“王”一样，表示君主的称号）治理古朝鲜国的历史。 《北夫余纪》北扶余6代国王治理国家的历史。 《太白逸史》讲述桓国、倍达国、三韩、高句丽、渤海国、高丽的历史。

《揆园史话》是一部有关古代朝鲜的书籍。《揆园史话》在1925年出版的《檀典要义》中首次提及并引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存放着一部朝鲜王国时期的《揆园史话》副本。 《揆园史话》的作者是“北崖子”或“北崖老人”。北崖子自称其书是以李茗的《震域遗记》（此书已失传）为基础写成的。 全书由“揆园史话序”、“肇判记”、“太始记”、“檀君记”和“漫说”五部分组成。 韩国有部分激进分子观点认为《揆园史话》是对檀君朝鲜的真实记录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该书是"伪书"，或是认为记述的只是朝鲜的古代神话故事。主要反映了当时一股"反尊华"、反事大主义，走出恋明情节的道仙家历史思潮。

二十卷，清黄俊著。《弈人传》依据时间顺序，搜罗古代众多史籍中的各类围棋人物，将其分为先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明、清、仙异、烈女等二十卷。“传中事实，采自各种弈谱，历代史书，私家传志，郡邑志乘，旁及说部。”《弈人传》脱稿于民国之初，成书较晚，却收录了中国古代围棋的绝多本事，同时注明典籍出处，或正或奇，少有遗漏，人物涉及神话传说、棋人国手、帝王将相、文人名士，其中出现了一些中国古代围棋文化发展的标志性人物;对市井弈风、棋品棋技亦多有述评。

王国维著，司马迁年龄考证，现当代学者中，王国维最早对司马迁生年进行系统考证。1917年，王国维编制《太史公年谱》，开始系统考证司马迁的行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所引材料相同，之所以有十年之差，是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讹误。王国维运用数字分书写法的“鲁魚豕亥”常理：“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推论《索隐》“年二十八”为“年三十八”之误。王国维还从司马迁的行年、师从与交游三个方面，为公元前145年说找到了许多有力证据，系统论证了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为之后司马迁生年研究指引了方向，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广泛影响。

《唐代社会概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3月发行初版，1937年2月再版。全书分四章二十节，“风俗”一章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历史文献虽有记载，而长期无人加以研究。黄现璠开拓以研究下层劳动阶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生活史来与传统史家习惯记述帝王将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旧史学彻底告别，这是他撰写此书的初衷。由于该书有关唐代社会的历史资料非常丰富和黄现璠“史眼向下”的新史观与众不同，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首肯，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成为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先声之作，至今仍然受到唐史研究学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