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派属于儒家体系，因此有关本学派之形成必须从孔子谈起。《史记·孔子世家》记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后，子曰：“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存，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春秋》为中国古代史籍之共名，《左传》昭公二年记晋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鲁有《春秋》，《国语·晋语》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曰“教之以春秋”。晋楚当时本以《乘》及《梼杌》，名史，而《墨子·明鬼》又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史记汇注考证》作者说，“岂列国之史，皆曰春秋乎？或曰，春秋者，史记大共之名，故《释名》云，春秋立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见《史记·孔子世家》注）
“春秋”本为史书之共名，故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诗》指史诗，世界各国多有史诗，为巫史之专职，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后，巫变为史，而诗变为春秋。孔子之《春秋》则因鲁史而重修，此后各国春秋亡，《春秋》遂为孔子书之专称。史诗与春秋之大别有二：
1. 史诗神人不分，神话与史实无别。
2. 史诗无义法，而春秋别善恶。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记西狩获麟后，孔子修《春秋》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亡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春秋》而可以拨乱反正，是《春秋》为王者立法，为后王立法。为王者立法乃圣王事，而孔子圣而非王，故有“素王”说，诸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自此起矣。
公羊学实际是继承孟、荀两家学说而有所发展，孟、荀两家虽然历史学说与孔子不同，但他们同倡一统，比如“孟子见梁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朱注曰，“必合于一，然后定也”。在夷夏的问题上，孟子的理论也为公羊之可变体系建立下建筑，比如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用夏变夷”是夷可变为夏，虽然他不承认夏可变为夷。荀子更多谈“一天下”，如《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一天下，财万物”，《荀子·仲尼》篇说“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公羊发展了“一天下”的说法，而倡大一统。但公羊与孟子最大不同处，是公羊盛道齐桓而孟子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当公孙丑问曰：
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其实仲尼本人道桓文之事，尤其是桓公与管仲，更是他称许的人物，时当春秋，王纲已坠，而齐桓公因管仲之力得以一匡天下，使中国免于被发左衽，因之许管仲以“仁”。时至战国，周王已沦为附庸，七国并立，昔日夷狄已成华夏，故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夷已变夏，但新夷又出；此时此地，以周天子为中心，而提倡霸主事业，已不可能，必须有新王出，一统天下，而不是恢复宗周之旧传统，是以有“公羊学派”出，新王出，一天下，非复宗周之“文一统而实不一统”，故号为大一统。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遂为后来废封建建立郡县之大一统，建立了思想基础。法家与公羊本相近，公羊为齐学；齐学、鲁学同属儒家，鲁学遵传统，而齐学贵创新，新的儒家遂多法家气息，公羊如此，荀子如此，故云公羊虽继承孟、荀，在政治思想上则以荀子为主，汉代公羊大师董仲舒亦复如此。
《公羊传》在开宗明义中首创大一统，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是“实不一统而文一统”，春秋初绝对不是一个一统天下，相对一统，西周式的一统，已不存在，何况大一统。何休《公羊解诂》，于“大一统也”下云：
统者始也，揔系之辞，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诂“一统”虽然与今人诂“一统”之义有别，但其大一统实真正之大一统，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昆虫草木，莫不系于“正月”，也就是系于“王纲”之政令，正月为政教之始，统一于王朝者必奉王朝正月颁布之正朔法令，故《公羊》云：
王者孰谓，谓文王也。
何休《解诂》云，“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于天”。以周文王为一统之象征，实行一统，当别求新王。依后来公羊家说，公羊学说是孔子为新王立法，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实际以《春秋》当新王，《春秋》何以当新王？《春秋》为新王立法，亦“法王”也。后来西汉形成大一统，于是“法王”落实为汉代立法。立法为王职，孔子非王，故孔子有“素王”之称。西汉盛时的确是大一统的天下，公羊的理想实现了，尤其是武帝时代，内实统一而外攘匈奴，完成了大一统事业，但如何充实这大一统的局面，使之灿烂辉煌，如儒家之所以鼓吹，于是有公羊学家董仲舒之对策。
虽然公羊学者以《公羊》为汉立法而一统于新王，在《公羊传》中大一统，仍然是统一于周，文公十三年传云：
然则周公之鲁乎？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为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是假托周公之欲统一于周，在《公羊》则为一种理想。
理想的一统是“王者无外”。（《公羊》隐公元年传）但当时表现在《公羊》中者，仍然是“中国”与“诸夏”有别，“诸夏”与“夷狄”有别。这是三个层次的种属，《公羊》成公十五年传云：
曷为殊吴会？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何休《解诂》云：“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诸夏外土诸侯也，谓之夏者，大总下土言之辞也。不殊楚者，楚始见，所传闻世，尚外诸夏，未得殊也。至于所闻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吴似夷狄差醇，而适见于可殊之时，故独殊吴。”《公羊》张三世，所传闻世内中国而外诸夏，夷狄尚不在殊外之内，故不殊楚，况其有君子之行；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吴适见于可殊之内，虽吴似夷狄而差醇。至所见世则天下无外矣。《公羊》义实不俗，夷狄而有君子行，是夷狄可变为中国，于是在所见世，遂有天下无外之大一统。
《公羊》三世，以传闻世为据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而所见世为太平世。在据乱世，“中国”、诸夏、夷狄有别，在太平世才是“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公羊》产生的时代尚是战国晚年的乱世，而《公羊》却说所见世为“太平”，似为理想而非现实。但以吴楚为夷狄，乃传闻时事，故《公羊》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时至战国，吴楚皆为中国进于爵，已属王者无外，距秦之统一亦在咫尺间，故《公羊》有大一统之预言。《公羊》多道桓文之事，继承孔子而不同于孟子，亦以其志在一统，而“欲天下之一乎周”，孟子则有待于新王。三世有别，所传闻世，虽主一统而实不一统，夷夏有别，保卫中国乃是大一统的先决条件，以“中国”为中心，而诸夏而夷狄，然后完成大一统的事业，层次是清楚的，这是机械的历史发展学说。所以《公羊》僖公四年有云：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王室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时无王者，则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而齐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是行王者事，能行王者事即大一统的事业，以此《公羊》于桓公北伐山戎虽有微词，但实际予以肯定评价，亦“文不与而实与之”。《公羊》庄公三十年云：
齐人伐山戎。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耳。
桓公之与山戎，不必言战，直言驱之可也，这是在“大”桓公之驱山戎，虽因操之过急而贬称为人，亦“文不与而实与”。此时凡能抵御戎狄入侵，《公羊》都与之，如庄公十八年云：
夏，公追戎于济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
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
当夷狄未进于爵时，只能是严夷夏之别，不能用夷变夏，故《公羊》云：
大其为中国追。
“中国”是庄严的称号，但是可变的称号，所传闻世，以王室为中国，诸夏为外；所闻世以诸夏为中国而外夷狄；所见世则夷狄进于爵而王者无外，无外为大，是为“大中国”，亦即大一统。
《公羊》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午归。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献午则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时楚为“夷”，蔡为“中国”，楚获蔡侯，是“夷狄之获中国”，这是《公羊》所不许，于是获者，被获者都遭贬绝。“不与夷狄之获中国”是反对“夷狄”之侵略中国；但“不与夷狄之主中国”有时却是“文不与而实与”，因为《公羊》中的夷夏之分是可变的，不是种族上的区别，而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分野，在政治与文化接近“中国”时，夷狄也就接近华夏，夷狄而入主“中国”，如有利于大一统也会加以肯定，如《公羊》哀公十二年云：
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
“不与夷狄之主中国”而重吴，吴当时为夷狄，曷为重夷狄之主中国？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这是虚拟的一统，实不一统而文一统，一统则夷狄进于爵，大一统则天下无外，这是《公羊》书法中之最可取处。
我们多处强调，在《公羊》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所以在《公羊》中多处称许夷狄，如昭公二十三年有云：
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
于此，何休有最适当的《解诂》说：“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乱，莫肯救，君臣上下败坏，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尊尊是伦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时王室已乱，而左右上下莫能正，败坏无行，是“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这是《公羊》之最胜义，而何休发挥得当，两千年来，何休为《公羊》之第一解人，其功在董仲舒上。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之一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无比的作用。
夷狄而安于夷狄，永远是儒家排斥的对象，自孔子起，即严夷夏之防，孟子、荀子莫不如此，所以孔子盛道齐桓、管仲，而许管仲以仁，以其能解救“中国不绝若线”的危险局面，但孔子的立场是维护一统，维护周天子之一统，是为“尊尊”。孟子时代，王室沦为附庸，遂主张以新王而一统天下；荀子时代，大一统的局面更加成熟，韩非、李斯，出于荀门，一统局面由他们促成，但法家思想不同于儒家，秦的一统非儒家理想中的一统，汉继秦立，汉高、文、景，都非儒家，于是儒家之大一统有待汉武帝之完成，而董仲舒出。
一统而排斥“夷狄”，只能是“小一统”，《公羊》的理想是大一统，所以在《公羊》中称许“夷狄”者，随处可见，贬“中国”的亦有多处，不存在狭隘的民族思想，华夏族及汉族的形成以及其所代表的灿烂文明，都是综合群体而不单纯。但《公羊》的主张只是理想，因为当时不存在“一统”，更没有大一统，于是《公羊》只能为后王立法，为后王立法是寄希望于将来，《公羊》哀公十四年有云：
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
于此节何休引纬书作证曰：“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趍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立法”本来为现在和以后，“现在”既不可行，只好俟诸异日，但落实为汉立法，必须孔子先知，于是纬书在这方面有充分发挥。纬书内容复杂，但不乏有用处，未可厚非也。的确《公羊》大一统的思想没有落空，汉武帝时代真正出现了大一统，《公羊》理想实现了。但实现了的理想并不等于一个理想的现实。这个现实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公羊大师董仲舒曾经想用儒术粉饰这个现实，但粉饰的儒术只是一种鼓吹而无当于现实，于是武帝失望，董仲舒无术，汉代始终是儒法并用的天下。
《公羊》产生于新旧交替之间，矛盾重重，反映在公羊学的理论上也是前后不一。它一方面不能忘记诸侯割据的现实，一方面又在规划大一统，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任何一位改革者都会遭遇到的现实。《公羊》于此遂调停于两者之间，倡为“实与而文不与”的义法。社会的发展，封建割据逐渐萎缩，天下趋向一统，新兴的地主阶级要建立大一统的天下取代诸侯之割据，《公羊》代表了这种倾向，充分肯定了这种理想；但现实是封建诸侯，现实的影响并不示弱于未来的理想，有时《公羊》也首鼠两端，在义法上遂有“实与而文不与”，如《公羊》僖公元年云：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曷为不言狄灭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僖公二年也有类似记载，狄灭卫，齐桓公城楚丘，封卫，而《春秋》讳言之。《公羊》发挥道：“桓公城之，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此类事尚见于僖公十四年，文公十四年，宣公十一年，定公元年等《传》。我们比较《春秋》三传的记载。《左传》于诸侯救邢迁于夷仪也是肯定的，说：
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僖公元年）
这是“实与而文亦与”，“凡”是五十凡，乃《左传》中的主要义例。“文”是原则，“实”是当时的实际，《公羊》之“文不与”，是依传统原则表示反对，但按实际情况说，亦只能如此。《左传》则原则、实际两可之。是《公羊》与《左传》之原则有别，《公羊》原则是传统，而《左传》则迁就实际。《谷梁》也完全肯定，“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是向之师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齐侯之功也。”这里不存在“实与而文不与”，而美桓公。于僖公二年事，则《谷梁》部分同于《公羊》而措辞不同，原文云：
其不言卫之迁焉，何也？不与齐侯专封也。……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虽通其仁，以义而不与也，故曰，“仁不胜道”。（《谷梁》僖公二年）
《谷梁》与其仁而不与有义，我们很难理解《谷梁》关于“仁”、“义”的定义，无法估价，但不完全肯定可知。为什么《公羊》有这种“文”、“实”之间的矛盾，当然还是过渡期间的新旧交错，理想与事实之别。《公羊》的理想是建立大一统，在这种大一统的局面下，虽然建立诸侯，但诸侯上统于天子，而不得割据专封，不得相互吞并，夷狄而灭诸夏，尤为不许。但发生了诸侯兼并，夷狄入侵的事实，齐桓公出，能够北伐山戎南伐楚，代行天子方伯的职权，“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公羊》实际赞成这种举动，也就是说希望维持一个表面一统的局面，因之诸侯有能行方伯职权者，实与之，但诸侯不得专封，而文不能与。但这种局面不仅发生于诸侯间，而在侯国大夫间亦曾发生，《公羊》文公十四年传云：
晋人纳接菑于邾娄，弗克纳。纳者何？入辞也。其言弗克纳何？大其弗克纳也。何大乎其弗克纳？晋郤缺帅师革车八百乘以接纳菑于邾娄，力沛若有余而纳之。……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纳也，义实不尔克也。”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纳也。此晋郤缺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大夫专废置君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大夫之义不得专废置君也。
诸侯已不得专废置，何况大夫。但大夫有实力可以专废置，可以专废置却引师去，于是《公羊》有：
大其弗克纳。
是赞赏其“弗克纳”，赞赏其“弗克纳”，而贬之称“人”，究竟是“大夫不得专废置”，不得专废置而文与。全篇共有三个层次：其一，大其弗克纳；其二，贬其为大夫而专废置；其三，大夫可专废置而不专，故实与而文不与。曲折婉转，是《公羊》之多姿，但亦未免深文周纳，《春秋》果如是乎？文不与是经，实与是权，《公羊》义法是可以行权的，虽然权有悖于经，《公羊》桓公十一年许祭仲以知权。祭仲为保存郑国，能自贬损以行权，《公羊》称赞道：
古之人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权反于经，经是最高原则，但可以有条件地行权，因之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既反于经，又不合于权，君子所不为。儒家经典，《公羊》外无道行权者，因为它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规范：经。但在社会发展中，经偏保守而权应现实，不能违背现实而行权，行之既久，权可变为经，“文不与而实与”，文即经，而实即权，《公羊》是肯定现实也掌握现实的。
现实与传统的矛盾有时是复杂多端，比如定公十二年鲁“隳三都”，《左传》、《谷梁》于此无评，《公羊》则颇有议论：
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曷为帅师堕，帅师堕费？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
以上“孔子曰”，不见它书，仅见《公羊》，正好代表了公羊学派的观点。邑有百雉之城，是新兴力量在膨胀，也就是说，新过程在酝酿中。当时是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表面看起来新兴者是分裂因素，是和大一统的要求不相容的。其实大一统要求新王，而不是统一于旧王周，新王是建筑在新生力量基础上的，旧贵族是当时的割据者，新王则是铲平旧割据的力量，新兴力量才是大一统的负荷者。
《公羊》主张大一统，反对分裂，因之主张“隳三都”，但新的一统不能建筑在旧过程的基础上，对旧的分裂，正好是新统一的基础，没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一系列新生事物的发生，不会有田齐、三晋后来的强大及秦汉的大一统。对鲁国的“禄去公室，政在大夫”也应作如是观。《公羊》和《周礼》虽然在经学上分为今、古，也只是经学上的问题，在政治主张上，两书都有大一统的要求，《公羊》在理论上阐述，而《周礼》在制度上说明，一文一质，正好是相辅相成，两者也同为齐学。但他们都是在不清算旧基础上建立新的一统，以致有时自相矛盾，而无法解脱。比如《公羊》“讥三军”云：
作三军何以书？讥。何讥乎？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襄公十一年传）
因鲁为次国，本无中军，只有上、下二军。又昭公五年《公羊》云：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舍中军者何？复古也。
“作三军”非古，故讥；“舍中军”复古，故褒；公然“复古”，何有于新王之大一统？在“立子”的问题上，《公羊》理论也是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讥世卿，一方面主张立子为立嫡立贵；立嫡立贵与世卿制密切相关，讥世卿则应当尚贤，否则，卿何自而来？总之，《公羊》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公羊派的理解是新王的一统，但它并没有清算已经存在的旧基础，在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诸侯林立的基础上建立新一统，新王而旧基础，是没法建立大一统的。秦始皇出，以万钧之力，打破封建，建立一统！项羽出，以更大的雷霆之力，打破一统，恢复割据，而刘邦出，遂使天下复定于一。几次反复，新旧相争，新生力量终于胜利，但历史的发展曲折多变，此后事实，并非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