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春秋论上①
嘉定钱詹事②论《春秋》曰：“《春秋》之法，直书其事，使善恶无所隐而已。鲁之桓、宣，皆与闻乎弑，其生也书公，其死也书葬，无异词；文姜淫而与乎弑，其生也书夫人，其死也书葬，无异词；公子遂弑其君，季孙意如逐其君，亦书卒，无异词。”
应之曰：钱氏以《春秋》无书法也，则隐之不葬，恒之不王，宣之篡先书子、卒不日，胡为者？公夫人姜氏如齐，去，“及”。夫人孙于齐，去“姜氏”。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去“姜”。胡为者？仲遂在所闻世，有罪不日；意如在所见世，有罪无罪例日；皆当诛而书卒，以见宣、定之失刑而奖贼也。
钱氏又曰：“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不父也。许止以不尝药书弑，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以责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灵王用蔡世子，皆特书之，以恶其不仁，且明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潜研堂答问》
①选自《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132页。
②指钱大昕，清学者。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治学面广，在音韵训话方面颇多创见；在史学上长于校勘考订。
正之曰：《春秋》之义，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未闻有责君不正家者。许止本未尝弑，故书葬以赦之。吴、楚狄夷之君，从无书葬之例。至蔡景公实书葬，《三传》①经文所同，而谓其不书葬，不知所见何经也。僖十九年夏，宋人、曹人、邾娄人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娄。己酉，邾娄人执鄫子用之。经文瞭然，故公、谷均指邾、鄫以季姬事相仇为说。如果宋襄用，而经归狱邾娄，则《春秋》其诬罔之书欤！左氏经文亦同公谷，而钱氏谓经特书之以著宋襄之罪，又不知其所见何经也。辨详《左氏广膏育》。
且钱氏不过欲以破《纲目》于夷狄贼臣书死之例，此例亦非《纲目》特创也。《史记》、《汉书·匈奴传》曰：冒顿单于死，老上单于死，军臣单于死，伊稚斜单于死，乌维单于死，儿单于死，句黎胡单于死，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死，壶衍鞮单于死，虚间权渠单于死，握衍朐鞮单于死，呼韩邪单于死；乃至匈奴之臣，则左右谷蠡王死，左、右贤王死，休屠王死；其汉臣降于匈奴之卫律等亦书死；盖本《春秋》吴、楚君卒不书葬之义而变其词。《纲目》沿袭，又广之于贼臣，亦本《春秋》“君弑，贼不讨，以为无臣子，皆当诛绝”之义，而变其词。史家各自为例，不必效《春秋》，亦无倍《春秋》也。
①指《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专为解释《春秋》而作。
钱氏又不过欲破《纲目》季汉、中唐正统之书法。夫《纲目》所书正统，其悉当与否，吾不敢知。若史家正统之例，则实本《春秋》通三统之义。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①论三统，《蕃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盖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②论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郯子所论，识殊霄壤③。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征，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
钱氏又曰：“左氏之胜公羊，宜乎夫人知之，而范升抗议于前，何休申辩于后，汉儒专已党同如此。”亦见（答问》。吾调此非公羊之不及左氏，乃《春秋》之不及左氏也。左氏详于事，而《春秋》重义不重事；左氏不言例，而《春秋》有例无达例。惟其不重事，故存什一于千百，所不书多于所书；惟其无达例，故有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词，以为待贬绝不待贬绝之分，以寓一见不累见之义。如第以事求《春秋》，则尚不足左氏之目录，何渭游、夏之莫赞也？如第执一例以绳《春秋》，则且不如画一〔之〕良史，何必非断烂之朝报也？”
——据（古微堂文稿）
①即董仲舒。
②即司马迁。
③指天地，常用以形容差别很大。
公羊春秋论下①
《春秋》之有公羊氏也。岂第异于左氏而已，亦异于谷梁②。《史记》言《春秋》上记隐，下至哀③，以制义法，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故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汉书》言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夫使无口受之微言大义，则人人可以属词比事而得之，赵访、崔子方何必不与游、夏同识；惟无其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诎，是故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谷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谷梁非卜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此江公与董生齐名，而董生之业卒显欤！
清兴百有余年，而曲阜孔先生广森始以《公羊春秋》为家法，于以扩清诸儒据赴告、据左氏、据《周官》之积蔀，箴砭众说无日月、无名字，无褒贬之陈羹。讵不谓素王之哲孙，《麟经》之绝学？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
①选自（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132—134页。
②公羊氏：相传齐人公羊高口述《春秋》微言大义，四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寿与其学生胡母生若录成书即今本《公羊传》；左氏即左丘明，撰《左传》；谷梁作《谷梁传》。三书解释《春秋》的方式不同，或详或略。
③《春秋）上起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终于公元前481年即鲁哀公十四年，计二百四十二年。
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
推其意，不过以据鲁、新周、故宋之文疑于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继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为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颜渊；吾其为东周，复见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观，吾舍鲁何适，复见于《礼运》①之告子游。故曰：“我欲见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忧天悯人不得已之心，百世如将见之。后世杜预、范宁之徒，饶饶訾议，皆夫子所谓罪我者也。必如其说《春秋》，功则有之，何罪之有！
又其意以为通三统之义不见于传文，止见何氏《解诂》，疑非公羊本义。无论《经》、《传》有元年文王、成周宣榭之明文，且何氏叙明言依胡母生条例，又有董生、太史公之书，皆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特非何氏臆造，亦非董、胡特创也。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
且孔君之书，避《春秋》当新王之名，而未尝废其实也。其言曰：“《春秋》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卫之君七等，大夫不氏，小国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娄仪父，贱谷、邓而贵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
①《礼记》篇名，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
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非天子之尊内重本耶？避王鲁之名而用王鲁之实，吾未见其不倍上也。
《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犹六书之假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故虽以齐襄、楚灵之无道，祭仲、石曼姑、叔术之嫌疑，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行权让国之义，实不予而文予。《春秋》立百王之法，岂为一事一人而设哉？故曰：于所见微其词，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此一义也，谷梁氏所不及知也。于所传闻之世见拨乱致治，于闻世见治升平，于所见世见太平，此又一义也。即治公羊者亦或未之信也。孟子述孔子成《春秋》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之后，为第三治，请引之以告世之以《春秋》罪孔子者。
——据《古微堂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