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西堤土石工，已蒙宪允奏办，下河民生，同深庆幸。惟是河工议论，有谓所估石方之价，止系碎石而非条石。永安汛居下五湖之腰，水宽浪巨，自必补砌条石，加桩灌汁，方期保固，需银将六十万。加以木桩灰浆工费不赀，断非汛前所能蒇事，且灰浆非经年不能老固者。
查运河之有西土堤，始于明代潘印川，而西堤之有石工，近日则始于道光十余年间，钦差朱、敬二公奏办，全系碎石坦铺，从无里面条石灌浆施桩之事，现在水落堤出，数十百里中，一望森然，准是砌石，不得以高堰石工之方价概诸西堤也。西堤石工，自道光十八年办竣后，将运河向日蓄水丈二尺开坝之例，改为蓄水丈四尺以上至丈六尺不等。麟、潘二帅十载中只有二年灾潦，较之从前年年未秋开坝，以下河为壑者，已大相悬绝，是石工之明效。但当日承办工员，或即取河泥筑堤，又未将土堤一律高宽，而即先铺碎石，是以间断高低不齐，一遇盛涨，其水从低处冒过，又历年风浪坍卸，并未捞摸补还，以致伏汛湖河一片，东堤仍受其冲。又下游扬运厅所辖露筋祠至邵伯数十里中，如荷花塘、昭关坝等处，亦系次险，不知当日何以独不估办？
①选自《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385—388页、
今当别为绸缪之计，不当仅虑及高邮汛之西堤也。
又有谓此但治标，非釜底抽薪之计，何如别改清口以筹出清刷黄之路，使湖水北出畅宣四五分，则上坝可不启，而下坝可同虚设者。查出清刷黄，果有此上计，固所祀祷而求。但即有此上计，亦止能泄湖水于清、黄高下略等之时，而不能泄于清、黄高下丈许之时。考清水畅出，宜莫若国初康熙之日，而靳文襄即以下河灾潦为忧，奏长堤束水归海之策，可见国初清口亦止能宣泄于伏汛未涨之时，若遇大汛，则上五坝仍不得不开，而下五坝不得不守。而谓清口一通，下游五坝即同虚设，谈何容易！况此次估办西堤石工，原请于票盐经费垫支，由下河州县摊征归款，不敢请帑以分河工之经费。是下游治标与上游之治源，自可并行不悖，非若河工另案请帑之事。下游多一项石工，即少上游一项经费。急则治标，请先准行以塞下河百姓之望，免致明夏保坝时，致百姓又以堤工不固藉口也。
再有请者，从来河工议论多而成功少，平日沿习开坝，则年年以下河为邻壑；及一旦讲求保坝，则又必欲使上游之水涓滴不入下河。如所谓开禹王河泄湖归江，所谓筑长堤束水归海，所谓仿高堰工程条石砌缝灌老灰浆，皆由求效太侈，欲秋成之后，下河田亦不受淹。殊不知西水之于下河，能为害亦能为利，如使终年西水不入下河，亦非民田之福也。不但东台、盐城、阜宁海卤地咸，全恃西水泡淡，始便种植，即高邮、泰州、兴化、宝应、甘泉等县，亦赖西水肥田，始得膏沃而省粪本。凡西水所过之地，次年必亩收加倍，如年年全不开坝，则下河田日瘠，收日歉。故开坝于立秋以前，则有害无利；开坝于立秋后处暑前，则利害参半；如开于处暑以后，则不惟无害而且有大利。缘立秋大节，天气更变，必有风暴以应之。历年小风暴皆在立秋前后，大风暴皆在处暑前后。天既变东风为西风，则东岸河堤止能御平水，不能御风浪，自不能不开坝以泄水。故保坝者，非求其不开，而但求其缓开也。如求其终年不开，自非西堤石工所能操券。如仅求立秋后开车罗坝，处暑节开中坝，则江潮未必年年顶托。既有归江各路以畅之于下，有归海各闸以泄之于旁，又有西堤石工高厚坚固以横障于前，纵有全湖风浪，不能冒过西堤。而东堤所当者，不过运河数丈之风浪，岂犹不可守延旬日以俟收成乎？知下河水利止求夏秋间缓开旬日而止，则求效不必过侈，经费不必过大，议论不必过创，止求补完西堤以作东堤之保障。而前此种种策画，皆题目过大，旷日无成，均可束之高阁矣。
又自邵伯至清江，运河东岸，设有二十四闸，原为未开坝以前预筹宣泄之地。乃近年厅汛每于五月初湖河盛涨时，反将诸闸全行堵闭，似为蓄水增涨挟制开坝之地。若谓恐妨农田，何故不启闸而反议启坝？无是情理。若使每年于未启坝时，先启二十四闸，每闸过水一丈，合计可减一坝之水。使湖涨减得一分，即减一分之险，五坝能缓开一日，即下河低田受一日之赐，然后以节令风暴之期，为开坝之期。此皆当于善后章程内奏请施行，实可谓亿万姓无穷之赐！谨状。